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锋论文,线索论文,话语论文,时空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的话：口述史作为一门学科在社会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相当成熟，近几年来它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兴起，是当代文学学科话语发展的内容之一，既受西学之影响，也承接了中国古代“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传统。这样一种文学史的写作方法，包含了对常见的文学史模式、文学史观和文学史话语权的质疑。其意义显然不止于突出亲历性、原生态和保存史料。这样的工作对主持这一栏目的吴俊兄和我都是极具诱惑力的。
2001年上半年，我在台湾讲学期间参加过几次田野调查活动，接触了一些港台的口述史著作，此前曾经关注过的一些关于西方口述史学科的信息又在我的思想中活跃起来，并且萌生了以口述史方式收集、整理当代文学的口传记忆及具有历史价值的观点的想法。我意识到，以这样的方法研究当代文学史，将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学史形态；由此开始的《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工作是这一想法的具体化。这两年我主持“小说家讲坛”活动，为这项工作带来了便利，有机会访问部分作家、学者、编辑家、出版家及文学活动家。没有他们的叙述，就没有《新时期文学口述史》。在这个意义上，我或许只是一段历史的记录者，而不是叙述者，“口述史”是带有个人特征的“集体项目”。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李陀和蔡翔两位先生的支持，并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获益良多。
本期发表的拙作《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是即将出版的书稿《新时期文学口述史》的部分内容。考虑到篇幅和文体等因素，在以论文的形式发表时，我作了删节和技术处理。原来体例中的具有研究性的概述部分、作为参考的附录部分均删除，作家的口述内容也作了压缩，我非常重视的用来进行互证和辨析的注释文字也有删节，这是需要说明的。
在通常的叙述中，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有这样一个序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等。这样的叙述正反映了“现代性”的特征。但是，以“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为例，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因此在强调时间性的同时，不能忽略文学史的空间性，需要在由时空构成的场所中，尽可能叙述和记录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在不同主体的叙述中，在对同一对象的相同叙述和不同叙述中，我们会发现这种复杂性，会发现同一性之外的差异性，会发现文学话语和其他话语(如哲学话语、政治话语等)的互动。这样，在文学口述史中，在突出了作家、文本时，也将批评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的活动突显出来。我不知道这样的企图能否做到。
王尧
1.1980年《文艺报》座谈会：“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
口述者：李陀，作家、学者，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由于想拍电影，我研究电影技巧，进而研究电影语言，从而提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注：我是由李陀与张暖忻《谈电影语言的现代化》及他在1980年在《文艺报》座谈会上提出“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开始访谈的。我觉得这是一条线索，而且顾及了小说的形式革命与其他艺术样式的关系。)。我写小说受《带星星的火车票》、《在路上》这批书的影响，所以我那个第一个得奖的小说(注：指《愿你听到这支歌》，曾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别人很不一样的。小说写得都不好，但叙述语言和别人不一样。我是试图学《在路上》，很口语的语言。所以小说写作时，我对小说形式并没有很自觉的要求，但在研究电影的过程中，自觉就产生了。1980年《文艺报》的座谈会，我就放了一炮。我当时一个小伙子，那会我没有资格参加，王蒙也参加了，张洁也在，是《文艺报》的一个何什么的，他让我去的，他好像说是冯牧让我来的，我就去了。但我不是第一次参加会，是第二次还是第三次参加《文艺报》的会，我就放了一炮，就是创新的焦点是形式(注：李陀1982年5月20日致刘心武的信中说：“那个会开得不错。大家对文学创新问题各抒己见，讨论很热烈。其实那样的讨论应该坚持下来，可惜后来难以为继。记得那个会上，我谈了文学形式的变革在文学发展中的重大作用问题。我有那样一句话，意思是当前文学创新的焦点是形式问题。结果这观点后来被许多文章‘不点名’地进行批评，意思是不能把形式的创新说成是什么‘焦点’。当时我没有写文章进行‘反批评’但是也没有进行‘自我批评’。因为当时开的那个会，所讨论的问题乃是‘艺术创新’。而批评我的人差不多都没有注意这个大前提。这令人有些烦恼。”《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会场上没有什么，出了文章了，我也没看过，他们就整理了发了，发了以后就出了事了。1981年在北京政协礼堂，开新春晚会，我到那去玩，当时作协有这个活动，贺敬之就把我叫过去了，说你过来，我说什么事，他说你那个文章，什么文艺创新的焦点是形式，你这是小众化。他批评我是“小众化”，说得很严重，我就不服，你说我这人能服吗?后来就在会上不断听到小众化，我一听到小众化就笑。所以我对形式的关注是直接的。
2.北戴河“现代派”讲座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由对形式的注意，开始注意现代派。我在《1985》的那篇文章里，谈到1982年在北戴河，作协组织休养的时候，我、苏叔阳、刘心武、叶文福、白桦、高行健，我记得的这些作家，还有一批，在北戴河住了一星期(注：“1982年”系口误，根据《1985》所记，应为“1980年”。)。天天晚上有一个节目，就是高行健在那讲现代派，天天讲，大伙缠着他讲，特别好玩的事是，叶文福他写了一首现代派的诗，模仿现代派的诗，大伙当时都背这首诗。从高行健那儿，印象最深刻的是，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马雅可夫斯基是现代派，第一次听说，原来不知道，未来主义。而且听说阿拉贡是现代派，革命的。高行健写作也很怪，那时他正在人艺当编剧，他写作就是对着录音机说，我当时是看不上高写作，到现在也一样。他写作特点很有意思，他无论写戏剧写小说，先对着录音机说，说了以后，对着录音机整理。这给我很深印象，而且好玩。他的《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与北戴河讲现代派有关。
3.关于“现代派”通信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我记得好像最早是我和刘心武商量，说这个咱们得支持一下高行健，找冯骥才，我们仨是不是搞一个通信，支持一下。冯骥才先写的，好像是然后我写，最后是刘心武写的，就是这个顺序。我写这封信，思想上有一个小变化，到现在我坚持的是，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中国要创作一种现代小说，但是不能搞西方现代派，这么做的一个主要想法不是一个理论上的认识，而是不能模仿，不能跟着别人走。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冯骥才是全面肯定，更出乎意料的是，刘心武出来说一些反面的话(注：这三封信包括《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载《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我心想，平常不是这么说的啊，底下聊天都不是这样，后来想也许是这样留点差别，三个人的信发了不久，就听到很多批评。我们就不服。刘心武和胡乔木的儿子比较熟，我就跟刘说肯定咱们没错，说跟胡乔木说说去啊。有一天晚上，我和刘把我们的观点一说，高行健的书怎么重要，我还是那个观点，焦点是形式啊，因此我们可以从现代派的很多技巧里吸取东西，但我们不是搞现代派小说。心武做了些批评，但还是说现代派是可以借鉴的。胡乔木就是静静的听，不太插话，几句话印象比较深：“现代派的东西并不是新东西，我们年轻的时候也都迷过，也都读过。我读过《尤利西斯》。”从他嘴里说尤利西斯，有意思。我当时只知道尤利西斯这个名字，并没有看到过小说。胡并没有直接批评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回来还特别兴奋，说胡乔木有点支持我们。过了几天，越来越不对，说我们的“现代派”是个大错误，说要开会，传出来说我们必须做检讨。高行健顿时就没影了，说是有肺病就跑了，到南方转了一年才回来。他的《灵山》啊，就是在外面转了一年，采集的素材。我和刘开完这个会。我是不记得这个会是怎么开的了，反正我是没检讨，还坚持了几句，那时也容不得你多说了。
4.关于阿城《棋王》
口述者一：蔡翔，批评家、学者，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现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口述时间：2003年8月。
“寻根文学”是这样，先有了阿城的《棋王》，编辑肖元敏现在是《收获》的副主编。好像是在1984年上半年到北京组稿，李陀推荐的，李陀是很重要的一个人。说北京有个阿城最近在写，非常好，是很难归类的小说。八十年代对作品的评价最高的就是“很难归类”，不管作品，评论，发出来，大家说不好归类，可能就会是影响最大的。强调文章的独特性，个人化。当时好多小说都很难归类，后来才发展成理论上创作上一个潮流。然后到阿城那里拿稿子，印象很深的是，李子云老师很兴奋，说非常好。我们看了都觉得非常好。发表在1984年第八期上。编辑部也讨论过，当时知青小说也很多了，可你说它是伤痕，它也是，新的创作特征出现了，对文化问题的关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当时汪曾祺和何立伟的小说使我进一步考虑我们的本土资源，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到底有什么资源可以用到我们小说里头。这时，发生一件事。1983年冬天(注：李陀在《1985》中说，时间可能是1983年底或者1984年初。)，几个朋友在我们家吃涮羊肉，那时和阿城已经很熟了，我是电影美学小组的，我和他爸爸特别熟。他爸爸、妈妈特别关照说，我们这儿子特别喜欢写东西，后来就和他熟了。开头他给了我几篇他写的东西看，我觉得写得特别好，不是《遍地风流》，但已经是《遍地风流》那种写法了。当时我还犯了一个错误，事后想起来的。当时说：“阿城，你这东西写得挺好的，可这句子老别扭，你看你好多句子没主语。”这是他的特点。他最早给我看东西的时候，大概是1982年，我说你句子怎么都没主语，老别扭。偶尔的没有主语，来调节句子结构变化是可以的，连着的没有主语，这句子就别扭。事后想起来，是我错了。我习惯了主谓宾下来，后来他发了《遍地风流》的时候，我才明白他是有意识这么做的。当时给我看的时候，我是有点不同意他的，还和他商榷。谁都不知道他写小说，只知道他画画，只有我看过他几篇东西，知道他想写小说。1983年冬天在我们家吃羊肉，是暖忻张罗的，有陈建功、郑万隆、何志云，当时阿城讲故事已经很有名了。大家说，给讲故事吧。我在《1985》里写得挺生动的，阿城不理我们，闷头吃涮羊肉，他的吃相特别狼狈，说吃完再说。吃完了，他把烟斗点燃了，讲《棋王》的故事。刚讲完，我就说这是很好的小说，而且是个中篇小说。建功和万隆也说这肯定是个好小说，你写吧。他戴眼镜，当时灯也没那么亮，眼镜闪着光，用特别怀疑的眼睛看着我说，这能弄成一篇小说吗?我们说保证成，都鼓励他写。然后我就到西安给滕文骥写剧本，我走之前就和他们说，阿城你小说写完一定要让我看，那时候我就像大哥似的，我比他们大几岁。后来我给他们打电话，具体记不清了。问建功和万隆，说已经给《上海文学》了，我说你急什么呢?我和肖元敏说有这么个小说，但不是说马上给，我说经过我看了再给，我是告诉肖了，当时大伙来往特别多。等我回来了，我说既然给了，这个小说给我看一看，这时小说的清样已经出来了，一看结尾和阿城讲的不一样。我说你太可惜了，阿城讲，“我”从陕西回到云南，刚进云南棋院的时候，看王一生一嘴的油，从棋院走出来。“我”就和王一生说，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还下棋不下棋?王一生说，下什么棋啊，这儿天天吃肉，走，我带你吃饭去，吃肉。小说故事这么结束的。我回来一看这结局，比原来差远了，后面一个光明的尾巴，问谁让你改的?他说，《上海文学》说那调太低。我说你赶紧给《上海文学》写信，你一定把那结局还原回来。后来阿城告诉我说，《上海文学》说了，最后这一段就这么多字，你要改的话，就在这段字数里改，按原来讲故事里那结局，那字数多。我说那也没办法，我就说发吧(注：李陀在《1985》中写道：我以为小说《棋王》许多地方远不如阿城讲的关于“棋王”的故事，前者不如后者丰富——熟悉他的朋友其实不妨请他再讲一次这个故事，只是恐怕他再不肯了。)。没想到小说一下子会这么红(注：参与筹备杭州会议的批评家蔡翔著文说：“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
。我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
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
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
对中国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且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
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像李陀，曾是‘现代
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而此时亦是他们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作出有力批评。”
蔡翔进一步说，“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
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然后
才有1984年拉阿城到上海开会的事。杭州会议，是我们把阿城拽来的。
5.1984年“杭州会议”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社会科学界也在讨论文化，对文化问题有些兴趣，这就谈到1984年杭州会议了。十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那时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茹志鹃老师很欣赏。最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八十年代编辑部非常好，发现好作品大家都会看。我和他的哥哥李庆西很熟，所以第一次与杭育见面，很亲切。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当时有很多的新东西出来，韩少功在写，阿城的《棋王》刚出来，到底有怎么样的说法和新的可能。正好十一月份我们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杭州东道主，受到他们支持，《上海文学》也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主持了大会工作。当时住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地方不错，价钱也便宜。赶紧打电话给李子云老师。定好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好。会应该是在十二月开的，几号记不清楚了。周介人老师那里查得到，集子里应该有。会议上请来了北京的有李陀，阿城，陈建功，郑万隆，评论家有黄子平，季红真。湖南的有韩少功，浙江的李杭育，李庆西；上海人多，作家陈村，评论家吴亮，陈思和，南帆，许子东，还有鲁枢元，宋耀良。那时包了两栋将军楼，很简陋的，不过卧室很好，三个人一个房间。随便住，不像现在安排好的，大家都抢着住三人间的，把好的让给其他的人住，当时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时是值得留恋的时代。当时的会议也没有明确的主题，就叫神仙会，面向未来的文学。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很热闹。记得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反对对西方主题的简单的模仿，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能主题的横移，不能把西方文学中的主题直接移到中国来。同时还在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进行反思。认为文学性不足，太简单化了。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在1984年杭州会议上，我当时还有一段话引起很大影响，后来人们都不提，就是对地方文化的强调，因为考虑中国文化资源问题，中国文化有一特点，就是它的差别性，它的丰富性，并不像欧洲那样，每一个国家是在民族国家建立起来之前，有一个统一的民族文化，像德国、法国、英国。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文化有非常大的差异性，既表现在民族上，又表现在地域上。我在杭州会议上，特别强调讲这个地域文化，我最早跟李杭育就说到江浙文化的问题，我记得特别清楚。
6.“寻根”的文化背景
口述者一：韩少功，作家、学者，现任海南省文联主席；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当时大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的模仿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做创造，用我当时的话来说，叫“移植外国样板戏”，这就很让人担心了，其实也失去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可贵的创造性精神。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革”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作者笔下只有政治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只有政治坐标系，没有文化坐标系。“寻根”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八十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中、西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创造，走出独特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我想说的是，尽管当时的文章并不成熟，缺乏理论深度，但这一主旨在时隔十多年以后我觉得依然有效。因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缠绕依然存在，模仿与复制依然是创造的大敌，特别是当中国处境越来越显出特殊性以后，更是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大敌。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把握。当然，有些人批评，你们的“寻根”本身就是模仿，来身就是舶来品，不就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吗?在这里，我不想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正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孤立地发展，从来不认为一种创造、即便是最高明的创造，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这不是我对“寻根”的看法。我记得，在1984年杭州会议之前，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消息，看到了有些新闻中对他的评介。不过，当时他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我想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谈论马尔克斯的并不多，更没有什么人提到美国小说《根》。参与者当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海明威啊，萨特啊。《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有一个杭州会议纪要，发表在几年后的《文学自由谈》上，大体上是准确的。人们可以从那个纪要看出，“寻根”在会上是一个很次要的话题，会上更没有什么“拉美”热。周介人是当时的主持人之一，他的纪录是可以相信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几条消息能够引发一个新的文学浪潮，那也只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动力。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在中国已经车载斗量，为什么没有引发什么运动?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我当时对地域文化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地域文化在杭州会议上，形成了讨论，好像大家都不太记得了。但不管怎样，就我个人而言，地域文化开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被我们现代小说，或者创作新的小说利用，始终是我思考的一部分。这种考虑受什么刺激呢?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和比较早期的拉丁美洲小说。读了以后，就想中国作家怎么办?好像是1984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讲课，我就讲了两个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当时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没听说过马尔克斯。我就说我们要重视南美的作家，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新的视野，把现代主义和他们本土的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形成拉丁美洲既是现代小说——符合我对现代小说的想象——又不是现代派小说的再版，不是欧洲现代派小说的再版，是拉丁美洲自己的小说。据他们说，后来对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都产生了影响。总而言之，这一段我一直在考虑中国的文化资源，如何跟中国的小说结合起来，可我的苦恼是我自己找不到合适的结合点。
口述者三：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我觉得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是有误。提到这个话题，我有这个印象，不管大家完全的还是片段的看过，那是另外的事。《百年孤独》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足本土文化。这一点就又谈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文化，我觉得当时的作家可能蛮敏锐的，记得陈建功、郑万隆谈的胡同文化，韩少功谈了楚文化。我记得李杭育在会议上讲的是吴越文化。文化这个概念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但不能说杭州会议就直接酝酿了寻根文学，不好这样说。韩少功也这样认为。但是后来寻根文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有了一些共识，这次会上算是把大家平时想的问题明朗化，所以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有内在的联系。不能说直接的酝酿“寻根文学”，但是它有一个内在的瓜葛。
7.《文学的“根”》与《爸爸爸》
口述者：韩少功；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一“寻根”跟我一篇文章大概有点关系。实际上当时有这种思想苗头的人远不是我一个。像阿城，写过比较大的一篇文章，反思“五四”以后文化激进主义的态度，反思中国文化传承的断裂。贾平凹，李杭育，郑万隆，李庆西等等当时也写过一些文章。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且是仅仅写了《文学的“根”》这一篇，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后来很多报刊约我再写，我比较谨慎，没有答应。弄出一个流派来，在我的意料之外。我觉得所谓流派是不存在的，就像以前的“荷花淀派”、“山药蛋派”等等，也都十分可疑。大家的想法各种各样，内部距离非常之大。“寻根”这个简化了的提法，浓缩了很多意识也掩盖了很多分歧。从归之于“寻根”旗下的大量作品来看，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护之”，即继承中国文化传统；有的更倾向于“寻而斩之”，即批判中国文化传统。介于这两者的兼容状态也有。这恐怕就是不同点。从当时的一些有关言论来看，有的认为“寻根”的意义是抵抗西方现代文化的侵入，有的则认为“寻根”刚好只能靠西方现代文化才能激发出来，而且本身又是对全球现代文化进程积极的推动和参与。这里面也有深刻的分歧。但当时这些问题都没有充分展开。从我个人兴趣来说，1985年的“寻根”只是我关注本土文化资源的开始，但这种关注并不一定直接表现于作品，更不一定直接表现为对本土素材的囤积居奇。我想，任何一个有全球眼光的人，任何一个对现实社会与现实文化有关切之心的人，都不会对自己身边的文化遗产视而不见。
二、那时我到湘西的一个自治州挂职锻炼深入生活，在那里待了一年。跑了一些县乡基层，在山里面转了大概半年多，后来有些作品多少受了一些影响。后来一些批评说不容易看懂啦过于神秘主义啦等等。我想有些批评可能也是有道理的。像《爸爸爸》写得像一个寓言似的，包括我很多朋友看了也说写的啥呀，也看不懂。当然我觉得这个小说是一种样式，也不是天经地义的，应该尝试多种多样的写法。要允许一些探索，我觉得应该允许，八十年代的许多作品打开了中国读者和作者的眼界，而且为中国现代文学贡献出了许多技巧很多新的观念。这都是一些很可喜的东西。大众文学是一种文学，其实小众文学也不能排斥。尽管读者少一些，但那也是人民中的一部分吧。以读者的多少来衡量其实也没有多少道理。这样的情况延续到八十年代后期，兴趣发生了一些转移。但有些朋友说《爸爸爸》就好，接着写十个或者写个长篇。有时候自己也想接受他们的建议，但又觉得老那样写没劲。自我重复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有多少价值也值得怀疑。八十年代后期基本上停止了这样一种写作。
8.莫言《透明的红萝卜》
口述者一：莫言，作家，现供职于《中国检察报》；口述时间：2002年12月。
《透明的红萝卜》这篇小说实际上使我信心大增，野心大增。一天早晨，天刚亮的时候，我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眼前出现了一片很广阔的红萝卜地，北方的大红萝卜，上面缨子都是绿的，萝卜是很红的，很鲜艳的，太阳初升，一轮红日，很大的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的升起，萝卜地中央有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出来一个红衣少女，很丰满穿红衣的姑娘，手里拿了柄鱼叉，叉起一个萝卜来，举着朝太阳走过去。这时起床号子想了，我醒了，当时在军艺。起床后，我对同学说，我刚才做了个梦，能不能写小说啊?我同学说，好啊，写啊。然后我就写，就把我少年时代在水利工地上当小工，帮人家打铁的一段事情写进去了，故事自然的放到了“文革”背景。这个写完以后，我自己也拿不准，这个小说能发表吗?而且里边很多是通感的东西，像小男孩奇异的感受，超出常人的嗅觉、听觉，以及在铁匠炉看到的萝卜的变换啊，红萝卜在他眼睛里变成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后来，拿给我们老师看，当时徐怀中是我们系主任，他很快看完了，第二天很高兴的告诉我，很好很好。这篇小说最早的题目是《金色的红萝卜》，我们主任用两个大字钩掉了，改成《透明的红萝卜》。我当时还感觉有点不太好，透明的还不如金色的好，多少年以后我才感受到改得太巧妙了，意境一下子就出来了，这种灵气、这种空灵感，透明要比金色好得多。然后，很快第二年就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的《中国作家》，《中国作家》刚创刊，冯牧老先生主编的。发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在华侨大厦开了个讨论会，冯牧主持。当时开讨论会和现在也不一样，很少有，冯牧先生是作协的领导人，德高望重，他亲自主持。尽管会上也形成了一些争论，还是对把我推上文坛起到了重要作用，紧接着很多报纸、杂志有讨论会的消息。这篇小说的成功增强了我的信心，使我意识到原来这就是好小说。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寻根文学”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透明的红萝卜》出来以后，有很多反对意见。我觉得冯牧他们不错，专门开了一个会，讨论《透明的红萝卜》。当时特别说好，邀我一人，所以我很心虚，我就找史铁生去，我说咱们一块开会去，你得帮帮我，说点话。我们在会上一定要支持莫言。他说好的，去。在会上，果然有很多人批评这《透明的红萝卜》，我说“红萝卜”怎么怎么好。我就着急啊，铁生你倒是说话啊。铁生老不说话，后来冯牧沉不住气了，你怎么老不说话。铁生一发言，就说宗教感，他只讲了几句“红萝卜”，重点不是“红萝卜”。在八十年代讲宗教是异端，说什么宗教对文学的重要，我急的哦。他在正式会议上谈宗教，那是第一次。我万万没想到，后来铁生的宗教情结越来越深。
9.《苍老的浮云》/《你别无选择》
口述者：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一、讲先锋小说，一个是残雪，和我关系很大的。她的《苍老的浮云》到了我手里，我看了就说好。当时刚反了“现代派”没多久，气氛不合适，这小说在我手里整整压了一年。谁在北京给我的，记不起来了。后来，《中国》的王中忱他们就找我，说丁玲说要发先锋派的小说，我非常吃惊，我很烦丁玲。听说丁玲要发先锋小说，就觉得不可思议，我想丁玲牌子大，她能顶得住，我就拿出《苍老的浮云》来了，我说这小说特别好，如果你们真想发先锋小说，你们就发这篇。我说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么写的还没有过，后来在《中国》发了。这件事我觉得我是做得比较好的，沉住气，老等机会，下了决心，非要把这个小说发出去。
二、认识了刘索拉和她丈夫后，我们两家就结成好朋友，经常一块玩。那时索拉挺可爱的，在我看来就一新人类。有一次，她就闹，我说你别闹了，她就讲《你别无选择》。刘索拉认识我不久，就给我一篇小说，我就说了一顿，你瞎写，你根本不会写。索拉特别不高兴，说你懂什么呀，和我瞎吵一通，我也不理她，据说后来给她打击很大。她跟我讲完故事以后，我说，索拉你不是想写小说吗，你把你刚才说的事，别加夸张，原原本本的写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中篇。索拉说，这哪像小说。我说，你写吧，这肯定是小说。索拉说，真的啊。写完之后，你给我找地方发。我说，我给你找地方发。她就开始写起来了。写到一半的时候，给我看，说行不行，我说行，你就写完吧。后来我给他提了点意见，做了些修改，就交给朱伟了。其中有一个细节，开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宣布文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正好元旦，会上朱伟说，王蒙(《人民文学》主编)说这小说好要发，而且评语里有一句“横空出世”。小说发了以后，王蒙让我写评论，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和马原的差不多，虽然我推荐了那小说，我觉得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好，比如我觉得她模仿《第22条军规》，痕迹太浓，我就没写，是王蒙写的。刘索拉一夜成名(注：《你别无选择》，发表于《人民文学》1985年第3期。)。
10.马原《冈底斯的诱惑》
口述者一：蔡翔；口述时间：2003年8月。
《上海文学》有好的传统，就是好的作品会在编辑部展开讨论。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情况也是一样的，马原的稿子是1984年到这里，七八月份，秋天吧。也讨论，文章我也看过，大家意见完全不一样。很难有个说法，讨论很激烈。发表《棋王》之后有一点寻根文学的趋向，突然有马原的现代主义色彩很浓的作品，后来一直讨论到杭州会议，请李陀，韩少功看，李陀，韩少功都很肯定。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上。编辑部有这样一个好的传统。文学批评也一样，有一批青年批评家集合在《上海文学》周围，吴亮，陈思和，王晓明，南帆，很多人。八十年代杂志对文学的介入是重视文本。有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觉得不错，有意思，发表了，其实到底是什么大家也说不清。发了《冈底斯的诱惑》以后有一串连锁反应，出现了格非，残雪的小说，然后就搞了先锋小说的专号，是这样一个过程。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还有一个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杭州会议”推荐马原的小说。开会的时候，周介人说，我们有一篇小说，拿不准，李子云想让你看看。我说行啊，后来就拿来了，是《冈底斯的诱惑》。我一看，我说挺棒的。我为了说服李子云，拿不准就给了韩少功，我说你看看，我觉得这小说特别好。韩看了也说好。我和韩同时向李子云、周介人说这小说很重要，一定要发，大概这样决定发了。
口述者三：马原，作家、学者，现任同济大学教授；口述时间：2003年4月。
1984年，我去灌县，本来是去青城山玩，到那以后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太奇特了，当时可能是一月份吧，我本来是从沈阳返回拉萨，在返回的途中我在重庆等飞机停留，下大雪的时候我就觉得奇怪。我住在一个县里的招待所，一个人一个房间，当时很冷，我就奇怪我怎么就那么想写东西，把枕头放在腿上，太冷了。南方的冬天比较难过，我们北方有暖气。写小说之后我也奇怪，怎么写出这么一个奇怪的小说，原来想都没有想过，没有头没有尾。当时我是1982年到西藏的嘛，1984年元旦以后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就把去西藏以后很多重合的印象放到小说里，糊里糊涂的。后来《冈底斯的诱惑》发表之后，实际上还有一篇小说《叠纸鹞的三种方法》也应该是这个小说的一部分。《上海文学》是个影响力很大的刊物，影响力太大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上海文学》的作者，我把我特别看重的小说，寄给了我特别尊重的刊物。当时，《上海文学》回一封信，说马原你的小说我看了也很激动但是好像没有把握，还是过一段时间吧，眼前暂时没法发表，退了回来。我也没有多想。后来，一位朋友看了我的小说激动坏了，他说马原，我都看不懂，但是这小说太好了，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他给李陀说。后来我到北京，打电话给李陀，说我是西藏的，马原，我有一个小说的手稿在你那儿。他说我还没看那，对不起。我说我是来取我的小说。李陀说对不起，你明天来。当晚他就把小说看完了，也很激动，他说你就把小说留在我这。因为李陀当时在文坛上有一定影响，后来辗转到杭州会议上。韩少功、李陀他们一块拿给李子云老师说，你发吧，发了你那儿有影响。可能因为有那么多值得信赖的成名作家推荐，就发了。这就是发这个小说的过程，这也是一段佳话嘛。
11.《收获》“先锋小说”专号与余华
口述者一：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北京文学》的编辑老和我说，李陀，浙江有一个小伙子叫余华，写得特别好，你要重视。我说，拿东西来看看，给我看的是《看海去》，我说这没什么，这《看海去》看不出好来。当时编辑真是好，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老说服我。我当时是真管事的，说服我让我重视他。后来在改稿会上，我就同意，既然你们说余华这么好，那你们就把他请来。请来是1986年冬天，余华你跟他谈话，他老眯着小眼笑，你不知道他心里想什么。后来，一天晚上，又拿了一篇文章，说特别好。我一看就特别激动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当时我就觉得这才是我期待很久很久的现代小说。某种意义上，寻根小说对我来说，不是特别满足。后来，我就说这个小说太好了，我就找余华，我说你这个小说很重要。可能当时话说的太重，说可能是中国一种新的写作样式的开始。后来余华老说，我记不清原话了。
口述者二：程永新，编辑家，现任《收获》副主编；口述时间：2003年9月。
余华的小说倒是由李陀转给我的。当时我们还不是很熟，打电话的，他是把他的两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给了我们。当时要编一个专号嘛。说李陀推荐一个人评价很高，写《十八岁出门远行》的那个，当时我就抽了一篇。当时我要看很多稿子嘛，当时一看觉得这个不错啊，我说我要这篇《四月三日事件》。后来他的另外一篇也发了。我又约了另外几个作家像扎西达娃、洪峰、马原等。在1987年的第五期，后来因为印刷的原因推到第六期。推出了以后我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那么集中的，这是《收获》从来没有做过的，当时李陀就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你这个策划是划时代的，他当时用了一个词叫像炸弹一样集束而发。发出后也有一些意见，包括一些作协的领导，他们说写的什么东西看不懂，这些领导有一些想法，但也是很开明的，没有正面说，只有私下里议论时说这做的有些太过了，全是一些看不懂。第二年的时候因为有第一年这样的影响，就有很多作者主动说愿意参加我们的这样一个阵容。后来希望把1988年的编得更好，格非也参与了，《青黄》、《迷舟》都是我们发的。包括1989年有王朔的东西。王朔也是我们发得比较早的作家，他原来的小说叫《五花肉》，我觉得这个名字不大好，当时他给了六个名字，后来我挑了一个叫“顽主”。我这边一发，李陀在北京说王朔写了《顽主》才是王朔。比较遗憾的是有两个。我当时作为一个编辑，希望把这样一批作家一网打尽，疏漏了两个人，一个是残雪一个是莫言。当时我就想找残雪，找她也很困难。她的小说大多是在《中国作家》上发的，我当时就想约她，老是碰不到时间。我觉得当时残雪没能收入很遗憾。当时把这些小说编了一个新潮作家小说选，做了一个说明，把残雪疏漏了，其实也不是疏漏，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因为联系不上没有她的地址。当时她在湖南长沙做裁缝。另外是莫言，1987年的没有莫言，后来连续发了几个，所以我们就觉得可以了就算了，他的作品在这个中间也是一个占一个地位。还有苏童，这几起奠定了他的地位。
口述者三：余华，作家；口述时间：2002年4月。
现在我非常怀念八十年代，我觉得那是一个最好的年代，那么多人那么真诚地要冲破什么；到九十年代已经冲破了，起码在人的思维上已经没有禁区了，这时候你突然又感觉到整个有点不对了。所以我觉得八十年代的一些事件，给我们的心理带来的冲击，把我们“文革”的经验全部调动起来了。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很绝望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是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还有《一九八六》等一些中篇小说，也是给《北京文学》的。突然间，整个形势一下子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去了，就是那么差不多一年时间，就在这不到一年时间，我所有要发的稿子都被退稿。这意味着什么呢?当一个作家感觉到他自己可能慢慢的终于要出来的时候，突然被人踩了一脚；当你真正出来以后，谁踩你也踩不下去了。但这个时候一脚就把你踩没了，你知道吗?那种压抑，我记得完全就是“文革”的那种感受，全部回来了。好在后来一下子又扭过来了。就在扭的过程中，李陀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别的杂志不敢发的稿子，《收获》有可能敢发。他就把别的地方退的稿子全弄到《收获》去了，《收获》全发。
12.“寻根”与“先锋”及其他
口述者一：余华；口述时间：2002年4月。
以一个公正的态度来对待往事，我认为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又跨了一大步。然后接下去又有寻根文学，寻根文学整个地就去寻我们的根去了，这个又不得了。再后面一个是先锋文学出现了。当然还有另一些作家的功劳是不能抹杀的，比如像王蒙。王蒙从八十年代初一直以一种非常激进的态度进行写作。应该说王蒙在整个八十年代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而且是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些人写文章也不太负责任了，我觉得王蒙的作用是绝对不能抹杀的。我记得，我那个时候读王蒙的小说《夜的眼》，我吓一跳，二三十个字一个句子，他的句子之长，但又写得非常清晰，这一点不得了。所以我可以说在那代作家中，有两个作家语言感觉是最好的，一个是汪老汪曾祺，另一个是王蒙。我记得当时我读他的《夜的眼》，读他的《春之声》，对他的语言着迷，他对我们起到了很多的像《红灯记》里的那盏灯一样的作用。像这两个作家，你很难把他们归到伤痕、先锋里面。汪老写的语言是干净。我觉得他们起码对我们这一代的作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口述者二：李陀；口述时间：2003年9月。
我1986年到德国开会，他们还在那说“伤痕文学”呢，我说1985年的“寻根文学”，他们都不知道，一个个大傻瓜。为了这个，他们对我特别感兴趣，刘绍铭编了一个中国什么什么大系，大陆这部分小说是我选的，写了篇序。我写的序主要是写先锋小说和寻根小说在中国是互为表里的，寻根小说里有先锋小说的成分，先锋小说里有寻根的成分。后来从维熙和我说，李陀你不是“现代派”吗，怎么也写起这些文章来了。
口述者三：韩少功；口述时间：2002年11月。
我说过我也受到马原等非“寻根”作家的影响。所以我反对有些批评家喜欢在文学上编排团体对抗赛，把“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看成保守和进步的“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八十年代中期掀起了先锋文学的浪潮，这个浪潮后人可以作各式各样的总结。这个浪潮中有现在我们还经常提起的莫言、余华等，余华后一点；也有一些讨论把《爸爸爸》这些“寻根文学”作品的部分放进去。这批与传统小说写法不一样、差异非常大的作品，坦白地说确实受到西方现代派思潮和作品的影响。现在看来，我觉得当时的一些探索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马原、残雪的一些作品。介绍引进新的文学样式风格，经过作家的自我创造，是一种本土性的文学的自我更新，一种自我发展，都是有意义的。
标签：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先锋文学论文; 小说论文; 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透明的红萝卜论文; 棋王论文; 阿城论文; 百年孤独论文; 文艺报论文; 爸爸爸论文; 遍地风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