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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3)05-0005-09
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形成的一门新兴的综合性、整体性、边缘性、应用性很强的经济学科，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研究不发达条件下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及发展战略。发展经济学自形成以来，经历了几十年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由于发展中国家问题丛生，困难重重，从而使发展经济学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非难和否定。为摆脱西方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困境，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也推动了发展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
一、传统发展经济学对发展问题解释的局限性
1.早期发展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解释与不足
早期的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比较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特点，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统一体系，提出了不少特殊理论。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落后的原因在于人均收入低下、经济发展缓慢，其根源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严重不足。如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纳尔逊的“低水平陷阱论”、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论”等。由于这些理论都将资本的匮乏看作是经济落后的最重要原因，也被称为“唯资本论”。
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出版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论”，论证了资本形成对于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作用。他认为，正是由于资本形成的供求两方面的约束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资本形成不足是导致“贫困恶性循环”的主要障碍。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就必须实行“平衡增长”战略，即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大规模投资，使各部门形成相互需求，全面发展，以此摆脱穷困，实现经济发展。继纳克斯之后，纳尔逊于1956年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论证了由于低下的人均收入使得储蓄能力过低、投资较小和资本形成不足，加之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难于自拔，因而，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这一理论也成为“大推进”、“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重要依据。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他分析了“低收入的循环累积因果运动”：在欠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们生活水平低，营养不良，健康受损，受教育水平低，从而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产出低下。而低产出必然导致低收入，低收入强化了贫困。他指出，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资本稀缺，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
早期发展经济学对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重要性的过度强调使二战后从殖民地状态下独立起来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纷纷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加快资本形成、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经济发展战略，如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战略、经济计划化战略等。但是，发展中国家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过度强调资本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没有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取得普遍的成功，除少数国家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旨在促进资本形成的经济发展战略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工业化的进程也非常缓慢。
2.新古典主义复兴对经济发展的诠释与局限
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在对早期“唯资本论”提出批评的同时，大都认识到物质资本积累不是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最重要因素，认为价格机制是经济调节的基本机制，也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机制，新古典经济学是适合于任何经济的一般原理，这种情况的出现被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概括起来就是：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的积累，转而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而重视农业进步；从片面强调政府计划，转而重视市场机制；从片面强调保护性的内向发展，转而主张开放性的外向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一些经济学家如希克斯、丹尼森、纳迪里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表明：在大多数国家资本形成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20世纪60、70年代，舒尔茨、贝克尔进一步提出了“人力资本”理论，论证了教育、营养、卫生等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改变了早期靠牺牲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的片面工业化主张，转而重视对农业问题的研究。拉尼斯、费景汉提出的拉尼斯-费模式对农业剩余的详细分析被看作是对忽视农业发展的刘易斯模式的重大修正，而乔根森模式则是建立在农业剩余基础上，更加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重视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的托达罗模式中，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则具有了同等重要的意义。他认为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是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最终使二元性完全消失。舒尔茨更认为，在上世纪50年代的经济发展理论影响之下，农业成为“糟糕经济学的很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崇到损害农业的地步，当务之急是把传统农业转化为现代农业。
“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改变了早期过分强调政府干预在资本积累和工业化中的作用的倾向，转而重视发挥市场机制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作用的分析，认为市场是有效的管理工具，主张政府的作用体现在培育、增进和利用价格-市场机制。这一时期，以“自由主义”自称的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主张实行完全“自由化”。20世纪80年末到90年代初，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时，在主流经济学家几乎达成一种共识：快速的经济自由化和确立私有产权制度是落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华盛顿共识”就是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理念的集中体现。在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发展中国家结合自己的现实，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坚持对外开放，特别是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中取得长足进步。但是，许多国家遵循“华盛顿共识”并未在短期内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反而遇到重重困难。发展经济学家意识到，对市场机制的简单推崇并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所有问题，新古典主义对经济问题的纯经济分析存在缺陷，除经济因素外，一国历史、制度、文化等因素对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二、新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展问题的比较分析
1.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解释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中日益呈现出二者的有机融合，其中，以阿罗、奥尔森、布坎南、诺思、加尔布雷思、科斯等人为代表，他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政治过程，强调政治及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个领域被称为新政治经济学。起初，这类分析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为研究对象的，后来转向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或不发达根源及其政策建议等的分析。20世纪90年代之后，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越来越多地引起了传统发展经济学家的关注，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新方向，被看作“发展经济学的一场革命”。[1]
目前，新政治经济学正处于成长过程中，其体系结构尚未成型和统一，西方学者对于它的对象、范围、研究主题的界定也不一致。莱尔和明特认为，新政治经济学的要旨是把经济学原理应用于政治科学所研究的领域，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社会选择、公共选择以及制度和组织经济学。布坎南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是指那些力图突破正统新古典经济学狭隘领域的经济学流派，也可以称之为政治学的经济学或政治学的经济理论。它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六个方面：公共选择、产权经济学、法和经济学或法律的经济分析、规制的政治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新经济史学。《新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96年3月创刊号上的社论中，把新政治经济学的内容界定为四个方面：比较政治经济学、环境的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它试图创立一种综合分析，藉此把按照理性选择来分析经济当事人的过度简化的理论和从制度和历史方面来分析结构的因果推断的理论结合起来。
尽管目前西方学者对于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界定存在差别，但是，大多数学者认为，新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社会与个人、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在此基础上研究政策选择、发展、环境、经济转轨、国际组织、经济一体化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新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表明，新古典主义单纯的经济学分析无法说明和解释市场经济发展中普遍存在的政治与经济、国家与市场、社会与个人的矛盾。研究经济问题无法脱离政治或制度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政治经济学增强了经济学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解释力度，大大拓宽了传统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增强了解释问题的现实性。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发展的阐释及其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生活，并批判地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有两大发现，第一个发现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二个发现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2]
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之一，就是任何具体的生产都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进行的，根本不存在脱离生产关系的生产发展，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曲折前进的。马克思揭示了生产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而且把生产关系作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始的关系。“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3]344生产关系的概念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诺斯认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马克思强调在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中产权的重要作用，以及在现有的产权制度与新技术的生产潜力之间产生的不适应性。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贡献。”[4]因此，当代新政治经济学的对政治与经济关系的分析和强调再次说明正是马克思揭示了生产关系，并将其作为一切社会的物质基础，才使社会科学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使政治经济学成为科学。
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是马克思第二个伟大发现。在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他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本质和矛盾及其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曾经促进生产力高速发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还要多、还要大。”[3]256但是，他们认为进入生产社会化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碍，只有推翻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他们指出：“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3]256“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3]257“……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3]263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说：“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5]267等等。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它与生产力之间的关系，也有一个从促进到阻碍的变化过程。政治经济学必须关注这种不断变化的实践，因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经济发展的实践紧密结合，并随实践的变化不断深化和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6]
因此，开展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就是要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为基础的这种分析范式、理论框架或方法论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品格，同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导地位的同时，批判地吸收西方经济学的合理成分，构建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其核心内容应是，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方法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另一方面，分析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尤其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实现研究方法的规范化和现代化。
三、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基本内容
1.发展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
经济发展的过程是社会变革和政策调整的过程，而任何社会变革和社会政策的调整都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随着利益格局的变化，各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博弈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与此相适应的制度安排也需要做出调整，并通过制定激励机制来规范主体行为，这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思维，由此建立起：利益格局变化——主体行为博弈——调整制度安排——设计激励结构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
第一层次，经济发展中物质利益格局变化研究。
利益关系是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新政治经济学认为政治活动的本质是一种公共选择，与经济活动一样，个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也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目的；促进公共利益只是政治家个人众多目标中的一种，而且，其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有可能会损害公共利益。因此，需要通过设立制度以及有效的激励结构来约束权力，以防范权力者因追求个人私利而侵犯公共利益。
马克思主义对人的社会行为及其本质的剖析是建立在客观利益基础之上的。“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7]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来看，它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一门社会科学。生产关系是指人们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结成的物质利益关系，而物质利益关系是人们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相互关系中最直接最根本、最具体的关系，所以，恩格斯说“每一个社会生产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5]53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科学。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目的来看，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及其规律，而不断增进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所以物质利益理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从政治经济学产生演变过程来看，利益不一致性构成了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基础，因此，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由于代表不同阶级利益而具有鲜明阶级性。他指出：“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人，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人。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8]12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此必然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方式的转型以及政策调整必然引起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基于利益的变化而做出的行为必然会成为发展的动力或阻力，因此，研究各种物质利益关系是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
第二层次，各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博弈研究。
“理性经济人”假说一直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基本，所有经济学的问题是建立在理性人的考虑范围，就是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自己的利益。新政治经济学各家学说秉承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说的传统，认为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每一个活动于经济过程中的个人都以追求自身利益为动机，面临选择时总是倾向于选择能给自己带来最大收益的机会。每一个参与者都依据自己的偏好，用最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活动。
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强调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人的社会性，主张在特定经济关系下分析人的行为和目标模式的特殊性，他认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24但是这个个人“当然是在一定历史条件和关系中的个人，而不是思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9]在阶级社会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经济主体看作是他所属阶级的代表，“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5]102因此，经济主体的行为和动机是由其一般存在条件，即阶级属性所决定的。比如资本家的动机是尽可能多地占有剩余价值，积累是资本家特有的行为，他说：“作为资本家，他只是人格化的资本。他的灵魂就是资本的灵魂。而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获取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8]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发展着，由于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改变着、发展着，人的本性和本质也总是随着整个人类历史的向前发展而不断地变化发展。
因此，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基于不同物质利益关系的各社会经济主体的行为是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但这种研究不能够简单地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还需考虑人的社会性以及随着历史条件变革而呈现的不断变化的属性。对此，我国学术界也进行了理论探讨，如程恩富教授(2003)[10]提出的“新经济人”假说，认为经济活动中的人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孟捷教授(2007)[11]探讨了经济制度的多样性与人的行为模式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在对人的行为模式的解释中接纳来自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
第三层次，相应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的研究。
新政治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经济学的无制度分析，强调制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诺思对不同国家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制度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制度在社会中具有更为基础性的作用，它们是决定长期经济绩效的根本因素”。[12]同时，制度也可能阻碍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落后和不发达，可以归结为制度因素，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发展，则可以归结为制度改革[13]。
马克思认为在人们改造物质世界的实践活动中，人与人之间必定结成一定的关系，并交换其劳动成果。随着交往的发展，由于人们的分工不同，不同领域的人必然形成一定的社会利益主体，不同的利益主体只有用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同别人交换，在这种交换和交往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为了缓解人们交往过程中产生的冲突，就需要一些强制性的规则和秩序，这就需要制度。马克思指出制度出现的表现形式就是国家的诞生，国家建立的任何制度都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并使之固定化与合法化。所以说国家就是利益集团的代表。
马克思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法，强调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和历史性。认为适合生产力的制度必然能够大大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一个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制度，却又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马克思在对奴隶制度、封建社会以及资本主义制度曾经所起的积极作用给予评价的同时，又说明，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它们已经不能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转化成为经济发展的桎梏，所以任何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资本论》就是一部专门描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或者称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形成、发展、成长，最后必然要被推翻的历史演变过程的巨著。
因此，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对制度变迁与制度安排的研究构成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四层次，激励结构的构建及政策含义研究。
在新政治经济学家看来，现实的世界是正交易成本的世界，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组织与行为准则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结构与组织安排会以不同的方式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相应带来不同的交易成本，影响人们的选择，进而影响经济绩效。要提高经济绩效就必须降低交易成本，而使制度的激励正确就会节约交易成本。激励结构的设计就是要使制度的激励正确，在经济发展中规范秩序并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合理的激励结构不仅能够提高制度安排的效率，而且能够使制度安排的方向正确，使各类先进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发挥最大作用。
在一个制度安排有效并且资源能够自由流动的经济中，其总的产出可能并没有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这里就存在激励问题；同时，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可能出现激励不相容问题。因此，在制度安排的基础上设计出有效的激励结构，才能形成制度的正确激励，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调节相对价格之比变化等方法刺激各要素，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机制设计达到经济发展各主体之间利益均衡和激励相容。激励相容能够有效地解决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冲突，使行为人的行为方式、结果符合整体价值最大化的目标，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两个目标函数的一致化，从而促进发展，可见，激励结构的构建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构建有效激励结构的关键是政府采取能促进自由竞争和健全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因此，激励结构的构建及政策含义研究是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四层次内容。
2.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内容
依据上述基本分析框架，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面对的基本问题，发展政治经济学研究应包括以下10部分内容。
(1)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二元经济结构转变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重大战略性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是从这种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一元经济过渡的过程。本部分沿着从一般到具体的思路，先研究二元经济一般理论，再从二元经济转变中的物质利益关系、二元经济转变中的主体行为、二元经济转变中的制度安排、二元经济转变中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具体研究中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路径及政策含义。
(2)工业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实现工业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工业化发展一般理论，然后从工业化发展中的物质利益关系、工业化发展中的主体行为、工业化发展中的制度安排、工业化发展中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具体研究中国工业化发展中的路径及政策含义。
(3)城市化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工业化的过程必然伴随城市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城市化发展一般理论，然后从城市化发展中的物质利益关系、城市化发展中的主体行为、城市化发展中的制度安排、城市化发展中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具体研究中国城市化发展中的路径及政策含义。
(4)农业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农业是一国经济发展的起点和基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关系到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实现。本部分先研究传统农业及向现代农业转变的一般理论，然后从农业转变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关系、农业转变过程中的主体行为、农业转变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农业转变过程中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具体研究中国农业转变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含义。
(5)劳动力转移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劳动力转移是伴随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一种现象。本部分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劳动力转移的一般理论，然后从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物质利益关系、主体行为、制度安排、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具体研究中国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含义。
(6)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收入不平等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本部分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一般理论，然后对收入分配中的物质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的主体行为、收入分配的制度安排、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等方面开展研究，最后具体研究中国缩小收入差距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含义。
(7)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转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本部分运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研究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利益关系、主体行为、制度安排以及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激励机制，并具体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政府职能转变的政策含义。
(8)对外贸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对外贸易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条件。本部分首先从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贸易理论，继而分析对外贸易中的利益关系、主体行为及制度安排，并论述中国对外贸易战略及政策建议。
(9)利用外资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利用国外资源是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本部分首先研究利用外资的一般理论，然后研究利用外资过程中的利益关系、主体行为、制度安排，并具体研究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含义。
(10)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可持续发展意味着投入要素、发展动力、经济体制等多方面变化。在研究思路上，先研究可持续发展的一般理论，然后从可持续发展涉及到的物质利益关系变化、主体行为博弈、制度安排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设计等方面研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逻辑，最后具体研究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及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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