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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7.2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1999)02 0137-06
袁枚（1716—1797），清中叶文坛最有影响的文学家之一，居“乾隆三大家”之首，执诗坛牛耳近50年。他在考据成风的乾嘉时期，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其性灵诗说，突破了当时诗坛上流行的格调说、肌理说的樊篱，促进了文学观念上的解放，使诗歌创作向表现人之感情的轴心回归。同时，以他为首的性灵诗派，是清代最有影响的诗派之一。袁枚在诗、文、小说等方面均有建树。他的充满创造精神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不仅在当时文坛，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有很大影响。
两百多年来，对袁枚及其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评论，走过了一段曲折的历程。人们的观点分歧很大，正如郭沫若先生在《读随园诗话札记》中所说：“宠之者奉之为‘诗佛’，恨之者欲火焚其书。”简直到了水火不容的程度。回顾袁枚的评论与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袁枚生前至五四运动前夕
这一时期有关袁枚的评论较为零散，多见于一些诗话作品及其他著作，《清诗纪事》多有收录。
袁枚生前，曾经名重一代，“从游者若鹜若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四），影响很大。“随园之享盛名，在清代除阮亭之外，可说无与比并。”（沈其光《瓶粟斋诗话》）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去，他是继王士禛之后独领文坛风骚的人物。在他的生前，尽管也有非议者，但大致说来人们对袁枚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与袁枚同为“乾隆三大家”的蒋士铨、赵翼对袁枚甚为服膺。蒋士铨《读随园诗题辞》云：“古今只此笔数枝，怪哉公以一手持。意所欲到笔注之，笔所未到意孳孳。……难达之情息息吹，难状之景历历追。”赵翼称赞其“不拘格律破空行，绝世奇才语必惊。”（《偶读小仓山房诗再题》）孙星衍的《随园随笔·序》称：“（先生）以才名倾动当路，……凡所言皆非寻章摘句之儒所能几及者，岂非旷世之才，必有过人之识欤？”对其成就和影响也给予充分的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袁枚只言片语的评论中，有的能够直入袁枚文学创作的核心，评价极为贴切、准确。如袁枚的女弟子金纤纤曰：“余读袁公诗，取《左传》三字以蔽之，曰：‘必以情。’”（《随园诗话补遗》卷十）这个见解抓住了袁枚诗歌的灵魂，深得袁枚之心。
对袁枚的盖棺之评可以说誉多毁少。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中称，袁枚“年甫四十，遂绝意仕宦，尽其才以为文辞诗歌，足迹造东南山水佳处，皆其瑰奇幽邈，一发于文章，以自喜其意。……君古文，四六体，皆能自发其思，通乎古法。于为诗尤纵才力所至。世人心所欲出不能达者，悉为达之。”《清史·文苑传》中的评价是，“所为诗文，天才横逸，不可方物。然名盛而胆放，才多而手滑，后进之士未学其才能，先学其放荡，不无流弊焉。其神道碑、墓志铭诸文纪事亦多失实。惟骈体最工，论者谓抑扬迭宕，深得六朝体格云。”叶衍兰所辑录的《清代学者像传》谓，袁枚“著作以骈体文为最工，诗文皆专写性情，无不达之意”。就连沈归愚的弟子王昶也对其评价较高。他在《湖海诗传·薄褐山房诗话》云：袁枚诗“才华既盛，信手拈来，矜新斗捷，不必尽遵轨范。且清灵隽妙，笔舌互用，能解人意中蕴结”。这些评论大都肯定了袁枚创作上的主要成就，同时也指出了“才多手滑”过于率意的不足。文学评价与人格评价合而为一。
张维屏《听松庐诗话》对袁枚整个文学创作作出以下评价：
随园之文，骈体尤工。诗则以七律为最，七绝次之，五古又次之，七古才华富赡，奔放有余，然好为可惊可喜，遂或涉于粗浮，近于游戏者有之。盖名盛而心放，才多而手滑，诸体皆有游戏，而七古尤纵恣。惟七律中酬赠言情之作无词不达，无意不宣，以才运情，使笔如舌，此其专长独擅者也。
袁枚身后，非议渐多。“谢世未久，如吴嵩梁辈颇多指摘，且有议欲毁其板者。”（沈其光《瓶粟斋诗话》）“同、光朝士大夫谈诗者，厌薄随园，久成习尚。”（袁祖光《绿天香雪
诗话》）陈廷焯认为，“小仓山房诗，诗中异端也。”（《白雨斋诗话》）对其大加指斥。章学诚对其可谓深恶痛绝：“近有倾邪小人，专以纤佻浮薄诗词倡导未俗，造然饰事，陷误少年，蛊惑闺壶，自知罪不容诛，而曲引古说，文其奸邪。”（《文史通义·书坊刻诗话后》）从道德的意义上予以全面否定。梁启超对其也不留情面：“乾隆全盛时，所谓袁（枚）、蒋（士铨）、赵（翼）三大家者，臭腐殆不可向迩。”（《清代学术概论》）梁氏文学理论常常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在此他主要是从道德和学术的角度来观照乾隆三大家的。袁枚的非议者认为，袁枚“蔑弃儒先，乖僻悖道，诗文卑陋，亦无足观。少年子弟一阅是集，必将坏其心术，日趋浮薄”（邱炜萲《五百石洞天挥麈》）。可见，这些观点是从道德教化出发而生的。
应该看到，袁枚在清代后期遭到非议，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袁枚生活在所谓“乾嘉盛世”，他的作品更多关注诗人之自我，表现个性，追求“适我”，较少厚重社会内容。而清代后期，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清廷腐败，世道动荡，民族矛盾激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强化，只关心个人痛痒的文学作品受到人们的冷遇甚至摒弃。袁枚被认为“气骨全抛但说情”（林庆铨《题简斋诗后》），在此时期受到非议是有一定理由的。
在厌薄随园成为风尚的情况下，对袁枚的中肯之见还是存在的。邱炜萲认为，袁枚“磊落使才，猖狂肆志，所在不免平日于嫌疑二字自信太过，便看得轻。此是其纯乎天趣处，而所以招谤亦在此。然其践履真挚，不假外为。骨肉友朋之间，可感可钦可歌可泣，岂浮薄者所能伪托？……至其全集诗文，百世而下，宜有定论。目为卑陋，微特先生不受，即读先生之文亦不能忍与须臾也……《诗集》一片灵光，动人魂魄……”（《五百石洞天挥麈》）。徐世昌《晚晴簃诗汇》认为，“简斋诗本清超，特好市天资使其笔力，往往戃荡不自衿练。能状难显之境，写难喻之情，又好以通俗语入诗，以古今事供其玩弄。成如脱口，实亦由酝酿而来。晚节之受诟病，尤在诗话一编，所采诚多猥滥。论诗雅有深识，后来流为末派，自是学者之过。”这些观点公平持论，颇为中肯。
同治年间，方濬师先生《随园年谱》问世。这是第一部袁枚年谱。
晚清时期，由于受西方观念和方法的影响，中国文学史的编纂蔚然成风。清光绪三十年（1904）出版的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重点在于探讨文体的演进变化，对具体作家、作品涉及较少，对袁枚仅在第十六篇之十八“国朝骈文之盛”中有所提及，认为“钱塘袁简斋氏枚，能于骈体中独抒所见，辨论是非。”仅此而已。1918年出版的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基本沿用传统的观点，认为“其诗文甚富，兼长四六，而诗体有时流于谐谑。不无轻佻之弊”。
在这一时期，袁枚研究的范式基本上是传统的点评式、随感式、领悟式、考证式。这种批评方法，使得袁枚研究呈现一种片言只语、过于直观、不成体系的状态。而且，道德评判占据较大的比重。但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一些观点一直影响至今。
2.五四运动至建国前
五四运动开辟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纪元。人们举起科学、民主的旗帜，高呼着“砸烂孔家店”的口号，向传统的封建思想宣战。由于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西方的思想及研究方法输入中国，袁枚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打上了现代思想的烙印，研究范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袁枚思想中反抗道德的方面受到了格外的关注。1927年出版的杨鸿烈先生的《袁枚评传》，便集中体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
杨鸿烈对袁枚“五体投地钦佩无极”，他在《袁枚评传·导言》开头一句即称“袁子才是一位中国罕有的大思想家”。他认为袁枚思想的根本就是打破道统，其人生哲学是情欲主义，用科学家求知求理的态度作为应付人生问题的方法。在第十一章《结论》里称“假使先生迟生一二百年”，“那么首揭叛旗反抗传统的思想的人，恐怕当今天下，真是舍先生其谁与归？至于文学革命，提倡抒写性灵具有真实的生命的新诗，和大胆的揭破那般层层积累而上，披着神圣不可侵犯的符纂的一些假古董，先生将不待招会，要说：‘老夫行之有素矣，岂待后人？’……若以子才先生而论，则一般常人几乎追赶了百多年，到现在还不曾看到先生的影子哩！清代的大学者真不在少数，只是有点思想的人，可就难找了。”杨先生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道统的反叛，对假古董的揭露，对文学革命的提倡。该书的体例呈现一种中西结合的特色，既有年谱这种中国典型的传统形式，又有“袁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律学”、“袁先生的教育学”、“袁先生的民俗学”等西方学科的分类方法。
日本学者铃木虎雄的《中国古代文艺论史》第五章《论性灵之说》，论及袁枚的性灵说，但不甚详细，有些地方对袁枚的评价失之偏颇。
顾远芗先生的《随园诗说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是第一部对袁枚诗说进行系统探讨的专著。该书对性灵诗说的意义、源流和性灵说的内容论、形式论、创作论、鉴赏论等分别予以探讨，认为性灵是“浓厚的感情和灵敏的感觉”，亦即“内性的灵感”，成一家之言。
另外，20年代至40年代出版的几部中国文学批评史著作，对袁枚的文学理论大都作了较系统的阐述。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论集》，收有朱东润先生的《袁枚文学批评论述》一文；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亦多处涉及袁枚。
这一时期，袁枚研究的范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已由传统的感悟式、考证式变为对袁枚整个思想体系的梳理与审视，对其文学主张性灵说的深入的理论性的探讨，融入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应该指出的是，这一时期对袁枚思想的叛逆性与进步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对袁枚的文学见解和主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挖掘，但对袁枚的文学文本的阐释却是一个薄弱环节。因此，这一时期与上一时期相比，人们的视点由主要关注袁枚的文学创作转向关注袁枚的思想和文学理论。
3.建国后至70年代末
建国之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体系的确立，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研究范式再度发生变化。
在一个时期里面，我们重视的是文学的阶级性、人民性，对袁枚这样的具有某些为文学而文学的倾向的作家给予了一种观念上的人为的遮蔽与忽略。60年代最有影响的关于袁枚的研究著作，当属郭沫若先生的《读随园诗话札记》。
《读随园诗话札记》最初分别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后由作家出版社于1962年出版单行本。郭老在《序》中说：“余少时尝阅读之（指《随园诗话》），喜其标榜性情，不峻立门户；使人易受启发，能摆脱羁绊。尔来五十稍有余年矣。近见人民文学出版社铅印出版（1960 年5月），殊便携带。旅中作伴，随读随记。其新颖之见已觉无多，而陈腐之谈却为不少。”也就是说，郭老少时曾很喜爱《随园诗话》，五十多年后则改变了观点，原来“易受启发”的“新颖之见”，大多成为“陈腐之谈”。郭老的观点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他自己也认为，这些以“今之意识”所贯串的札记，“如果青胜于蓝，时代所赐。”（《读随园诗话札记·序》）譬如说，第二则中谈到金圣叹时，郭老写道：“金圣叹固然有可鄙薄的地方，但不是由于‘好批小说’而可鄙，而是由于好以封建意识擅改所批的小说而可鄙。……忠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袁枚，当然不能作这样的阶级分析。”第三十五则对《随园诗话》中有关王安石的评论极为不满，他认为，“地主阶级之遗忿，七百年后犹汇萃于袁枚之笔端。”这样一些话，让我们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时代感。
同时，郭老毕竟是个大诗人、大学者，在批判袁枚的同时，也时有精到的心得和见解。譬如他对性情说的评价还是十分中肯的，“袁枚于诗主性情说。所谓性情者，谓抒写胸臆，辞贵自然。这较王渔洋神韵说之不着边际、沈德潜格调说之流于空套，自然较胜一筹。”类似的中肯见解还是不少的。
此外，除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教科书上对袁枚有所提及外，有关袁枚的研究几乎一片空白。袁枚的文学创作仍被冷落，搁置一边。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少，几乎成了袁枚研究的断裂层。
4.80年代以后
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给思想界、文学界带来了无限的生机。眼界打开，思想日趋活跃，各种国外的理论、观点、思潮潮水般涌来，为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参照。袁枚研究步入了一个新的活跃时期。人们摒弃了单纯用阶级的观点、唯心与唯物的标准去衡量作家作品的做法，对袁枚的审视趋于全面与客观。人们从尘封中再次发现了袁枚，研究成果增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袁枚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对《随园诗话》、《续诗品》以及袁枚整个文学思想体系的研究。主要文章有松下忠《袁枚“性灵说”的特色》、王英志《袁枚性灵说探源》、陆海明《袁枚的文学批评论》、凌云的《袁枚〈续诗品〉简论》、横田辉俊《袁枚的文学观》等等。章培恒先生等的《中国文学史》对袁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评介。袁枚文艺理论的核心“性灵说”的研究逐步深入。
同时，对袁枚文学创作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使袁枚研究趋于全面。应该说，对袁枚作品文本的解读、阐释和评论一直是袁枚研究的薄弱之处，在这一时期情况大有改观。主要研究文章有王英志《袁枚“性灵诗”的特色》、胡明《袁枚诗歌初论》、陈少松《袁枚和赵翼的诗和诗论》、周舸岷《独树一帜的袁枚游记文》、刘世南《论袁枚思想及其性灵诗》等等。这些文章或就袁枚的某一类作品进行探讨分析，或结合诗论或思想来探讨作品，角度虽然不同，但都对袁枚的文学作品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探讨，取得了新的进展。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袁枚的研究不是就袁枚而袁枚的，有的学者从文学史的角度，对袁枚其人、其观点以及袁枚对性灵诗派乃至对清代文坛所发生的作用和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这方面的文章以钱仲联先生等的《袁枚新论》为代表。此外还有王英志《随园“闺中三大知己”论略》等，新近出版的王英志专著《性灵派研究》对性灵诗派进行了全面独到的探索。
同时，对袁枚生平事迹的研究亦有新的成果，1986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傅毓衡先生的《袁枚年谱》。
近几年，袁枚著作的出版刊行，也为袁枚研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周本淳先生标校的《小仓山房诗文集》；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王英志主编的《袁枚全集》。其他诸种，在此不一一罗列。
纵观这一时期，袁枚及其理论与创作的研究是建国以后最受重视的时期。研究的深度与广度都有新的拓展，研究范式也呈现了一种当代性特征。袁枚文学巨子的地位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尽管学术界对袁枚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认为，目前对袁枚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对袁枚的文学创作的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
袁枚在文学理论上的成就的确是十分突出的，尤其是他的《随园诗话》，可以说是划时代的，近人林钧将它与《红楼梦》、《聊斋志异》同视为有清一代的扛鼎之作。但是，我们知道，《随园诗话》是袁枚晚年写成的，是袁枚文学创作经验和体会的结晶。而袁枚从9 岁开始作诗，历78年之久。因此，袁枚首先是一位诗人。长期以来，人们对袁枚的诗歌的评价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实际上，袁枚当日得名在很大程度上靠其文学创作。
学界普遍认为袁枚的诗作有显著特色，但难称大家，“不以厚重壮大、激情奔放为特色，而以新颖灵巧见长”（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的确，袁枚诗作更多关注人的个性存在，自我指向十分鲜明，大多取材于身边的琐事、一己的情感，缺少广阔的社会内容。但应该辩证地看到，这是袁枚诗歌的单细之处，也是其厚重之所在。勃兰兑斯认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文学创作，归根到底是人类灵魂的表现，是生命的个体体验的结晶。
纵观袁枚的诗歌创作，虽然没有杜甫史诗式的博大雄厚，但它也是个性生命活生生的灵魂的历程。在袁枚的笔下，有受人赏识的感激，有被山水之美激起的心灵震撼，有博学鸿词科报罢的失落，有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无比喜悦，有痛失胞妹的悲恸，有与女儿生离死别的嘶叫，有对祖国的深沉怀念，有久别重逢的唏嘘，有故地重游的怀旧，有光阴流逝的感伤，有对生的依恋、对死的恐惧……凡此种种，无不表现了人的七情六欲，表现了丰富的人生内容。在袁枚的笔下，“我”被重笔涂写。从表现个体生命的意义上说，袁枚的诗作是厚重的。这一个层面值得我们重视。
袁枚对杜甫“沉郁顿挫”的独到理解，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他认为，“人必先有芬芳悱恻之怀，而后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朋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不一往情深耶？”这种观点是很有见地的，这也正是我们对杜甫较为忽略的方面。我们较为重视的是杜甫诗歌的史诗性以及忧国忧民的深沉内容，可是对其生命体验的其他方面却相对忽视。我们认为，诗歌可以表现形形色色的内容，并非以表现社会生活为最上乘。
除此之外，袁枚的一些诗作尤其是古体诗激情澎湃，富有创造性和天才性。袁枚诗歌中的天才特色也是我们所重视不够的。
其次，袁枚的散文创作也很有建树。“他的文章，以思想开明、感情真挚为基本特色。”（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这一评价十分中肯。袁枚的散文，有灵魂的独白，如《青山招主人赋》、《山问》等，在去与留中辗转徘徊；有自己的人生宣言，如《所好轩记》，坦言自己“好味、好色、好葺屋、好游、好友、好花竹泉石”；有人生哲学的流露，如《随园记》，表现的是自己顺应自然的态度；有翻案语，如14岁所作《郭巨论》，对残酷的“孝道”通加讨伐；有心灵的创伤，如《祭妹文》，回忆琐事，追忆亡妹，肝肠寸断，催人泪下；有漫游的足迹，如《游武夷山记》等等。当然，毋庸讳言，也有不少应酬之和。由于信奉“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笞蕺园论诗书》），袁枚所作多率直、真挚，富有生活气息，与当时流行的桐城派散文形成鲜明的对比。
袁枚还是一位笔记小说作家，其《新齐谐》（又名《子不语》）在中国小说发展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袁枚的小说观念与其诗歌观念有显著的不同。诗歌创作要独抒性灵，真挚动人。而于笔记小说，作者取一种自娱的态度。袁枚在该书序言中云：“余平生寡嗜好，凡饮酒、度曲、樗蒲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能焉。文史之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骇耳之事，妄言妄听，记而存之，非有所惑也，……以妄驱庸，以骇起惰，不有博奕者乎？”如果说小说创作也体现了袁枚整个文学创作的共性，那就是自然天成的风格。“其文屏去雕饰，反近自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即使是自娱的产物，《新齐谐》也在经意不经意中流露着作者主观的判断，于是就有对“烦证转引”、“以琐琐为工”的汉学考据人士的讽刺（《麒麟喊冤》）；对“以他人皮肉，博自己声名”的理学家的抨击（《全姑》）；有对神佛的不恭（《凡肉身仙佛俱非真体》、《观音作别》）……所有这些，都与袁枚的一贯思想相一致。当然其污秽之处也不在少数。
同时，袁枚是个颇具现代意识的人。他的个性解放的思想，他对浅显、晓畅的文风的提倡，都与五四运动不谋而合，其继往开来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承认，袁枚远远不是一个完人，人性的诸多弱点在他的身上还相当明显，对此，毋须讳言。
收稿日期：1998—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