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业化：升级转换的瓶颈与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瓶颈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工业化所处阶段的判断
自19世纪40～60年代起，由于近代工业在中国的产生，使古老的农业大国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如果以“信息社会”作为工业社会的后续社会，那么这里所分析的经济发展阶段的时间跨度，应当是中国处于农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之间的工业化时期。
国内外经济学家们依据不同标准将工业化划分为不同阶段，以便对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加以区分。但他们的划分方法大多是从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工业化道路中概括出来的，体现了工业化的一般进程。对于后起的不发达国家来说，由于所处的时代不同，国际分工格局不同，资源禀赋和制度不同，其工业化具体进程和实现方式就不能不存在着重大差别。
我认为，中国工业化进程可分为三大阶段六个时期。这三个大的阶段即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中级阶段与高级阶段。如果从经济生命成长周期来看，这三大阶段可相应地称之为起步阶段、成长阶段和成熟阶段；从速度增长方式来看，这三大阶段可相应地称之为被动增长阶段，持续增长阶段和稳定增长阶段；从要素密集部门结构变化来划分，三大阶段基本上可分为劳动密集为主，资本密集为主，技术和知识密集为主的三大发展阶段；从人民生活水平变化来看，三大阶段可相应地称之为由贫困走向温饱阶段、小康阶段和丰裕阶段。当然还可以根据不同标志作相应的阶段划分。
以上三大阶段的大体时间跨度，可认为1845～2000年为第一阶段，2000～2050年为第二阶段，2050～2100年为第三阶段。在第一阶段的一个半世纪内，可分为两个时期，即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年左右为第一时期，本世纪50年代至本世纪末为第二时期。第二阶段也可分为两个时期，即21世纪的前20年左右为第三时期，而后30年左右为第四时期。第三阶段的下世纪中叶前20年左右为第五个时期，从21世纪的70年代至世纪末为第六个时期（见表1）。
表1 中国工业化阶段时期划分
阶段 时期时间跨度
Ⅰ 119世纪中叶～20世纪中叶
220世纪中叶～20世纪末
Ⅱ 321世纪初～21世纪20年代
421世纪20年代～21世纪中叶
Ⅲ 521世纪50年代～60年代
621世纪70年代～21世纪末
作出以上阶段大体划分，我们主要依据的是以下六条标准：(1)产业结构构成；(2)进出口结构；(3)城市化水平；(4)科技发展水平；(5)国民教育水平；(6)人均收入水平。其中最为直接的指标是(1)、(6)两项。笔者在参考部分发展经济学文献的基础上，列出了Ⅰ、Ⅱ两大阶段的基本特征（见表2）。
表2 初、中级阶段工业化分项指标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前两项指标基本上达到初级工业化完成水平，后四项指标有所滞后。
产业结构中，制造业产值占GNP的比重是最主要的标志。1993年我国第二产业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7%，到2000年完全能达到40%的水平；进出口结构方面，1993年我国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包占出口总额的77.3%，说明我国已经成为工业制造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国家。
另外，我国一些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如原煤、水泥、发电量、钢、原油等产量已居世界前几位，一个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已经形成。近年来，微电子、宇航、激光、光导纤维等新兴工业正在兴起，所有这些都已经表明，中国目前已基本完成初级工业化的任务，并开始向中级工业化转换。
二、中国工业化升级转换的瓶颈
由于不同国家的经济结构、布局、体制各有差异，因此，工业化的升级转换在不同的国家所遇到的问题各有不同。就我国而言，由于初级工业化的城市化率的不足和某些方面的滞后，使得转换升级面临着一些无法绕开的矛盾与掣肘。
为分析方便，笔者将标志工业化程度的六项指标大体归为三类：第一类为产业水平指标，它包括产值结构、就业结构、进出口结构、城市化率等；第二类为科技水平指标，它包括国民教育水平，技术进步程度等；第三类为富裕水平指标，它以人均收入为主要标志。一般而论，产业水平指标是工业化程度的基本标志，后两类指标应大体与之相协调。然而，在我国初级工业化中，后两类指标明显滞后，而且产业水平中也存在就业结构转换滞后和城市化率滞后的困扰。
在1956～1993年的37年中，我国农业产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下降了40%，而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重仅下降了30%，到1993年，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仍占总就业人口的54.7%。
在城市化方面，1993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27.2%，但要在本世纪末超过30%并接近40%的水平却相当困难。另外，由于80年代的农村工业化是以分散化为特点的，农村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农村工业化，到90年代初期，已成为工业化、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再者，人口过度城市化所引起的“城市病”和人口过度城市化所染上的“农村病”都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不协调的病症，我国在后一方面表现得相当剧烈。由于城市化进程过慢，一种“农村病”在80年代以后的中国明显生成并得以蔓延：(1)农村工业布局过于离散化，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传统产业的特征明显；(2)从农业中转移的农业劳动力仍大量滞留在农村，享受不到现代城市文明；(3)农业成为务工经商者的副业和妇女、儿童、老人从事的主业；(4)乡镇工业环境成本日趋加大，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在科技水平方面，直到现在，我国尚未普及初等教育，平均每5个人中还有一名文盲。工业技术水平也是两极分化，一方面某些高新技术位居世界前列，另一方面在工农业生产中还有大量的半机械化乃至手工劳动的存在。
富裕水平方面的差距则更大。钱纳里多国模型表明，初级工业化实现时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000美元。而1993年，按当年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NP仅为375.4美元。如果按1980年人民币实际购买力水平和1980年汇率计算，1993年也仅达到575.4美元。
以上四个方面，说到底是资金、人力和技术这三种资源禀赋不均衡和配置不当，并且，这种配置不当将形成四个缺口，成为扼制中级工业化进程的主要瓶颈。
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知道，与初级工业化相比，中级工业化的主要任务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产业高度化。它既要求加快第二、三产业的发展，还要求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二是人口城市化，它既要求增强、中城市对农村人口的吸纳功能，又要积极发展农村小城镇；三是技术成熟化，它要求传统工农业产业技术趋于成熟，高新技术长足发展；四要社会富裕化，它要求迅速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居民生活富足。然而，由于我国初级工业化几方面的滞后和不足，势必妨碍中级工业化的进程。一则富裕水平滞后反映了人均产出水平低下，它最终将限制积累能力，形成资金缺口；二则就业转换滞后反映了就业吸收能力不足，即职业缺口；三则城市化滞后反映了城市吸纳就业人员功能的脆弱，即岗位缺口；四则科技水平滞后，成为技术升级的技术缺口。不仅如此，这四种缺口还相互牵制，形成连环套式的恶性循环，大大增加了工业化升级转换的难度。
首先，人均产出滞后或资金缺口，是发展中国家的老问题，作为人口大国，我国的储蓄和外汇缺口就更大，这一缺口既扼制了产业技术升级速度，又迟滞了就业转换的步伐。在我国，中级工业化既要求为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提供积累，又要求为吸收剩余劳动力补充投资，为此，中级工业化较初级工业化需要更大规模的资金投入。然而，就现阶段国家财政收支状况来看，显然难以承受。从1978年到1993年的15年中，几乎年年有赤字，而进入90年代后，我国也将进入还债高峰期，1990年我国还本付息尚为80.34亿元人民币，1993年就猛增到198.06亿元人民币。而我们也知道目前全国4亿多劳动力中，有1.8亿人属于过剩人口，要吸收这部分人口就业，需要6.4亿元人民币投资。预计到2000年，农村还将新生出2亿剩余劳动力，届时还需7亿元资金。
其次，就业转换滞后或职业缺口，既降低了人均产出水平又限制了技术进步速度。我们知道，由于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零值边际产出的过剩劳动力和边际产出虽大于零但低于最低生存费用的潜在过剩劳动力，使得整个社会平均产出水平降低，最终使可供积累的资源减少。与此同时，迫于就业压力，有机构成高的产业发展将受到制约。
再次，城市化滞后或岗位缺口，将对通盘工业化带来许多负面影响；(1)我国分散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导致基础设施利用不经济，规模不经济和土地利用不经济，这种社会成本是巨大的，若农村城市化滞后的条件不改变，农村工业的进一步扩张，则会造成更大的浪费这无疑又加剧了社会资源与资金的紧缺程度；(2)我国第三次产业的十分不发展和基础设施的过分落后，实际上是城市化进程滞后的结果。没有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也就不能使第三产业得到正常发展，基础设施条件也很难改善，产业的高度化将很难实现；(3)城市化的减缓直接削弱了农村就业结构的转换，在农村剩余劳力大量滋生而城市化萎缩的情况下，就业缺口势必剧烈扩张；(4)人口城市化过程滞后，难免影响人口素质和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阻止技术升级。
最后，科技水平滞后或技术缺口，一方面使我国中级工业化面临着一个很低的科学文化起点，另一方面又可能成为重复低较率、低产出、粗放式扩张的基础。建国40多年，我们虽然建成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然而现有工业设备水平普遍不高，能耗高、效益差、产品质量低。据世界银行对我国工业设备情况调查，其中20%的设备属于60～70年代水平，25～30%已陈旧但可用，55～60%则应淘汰。全部工业品抽样合格率仅为25%，单位产品能耗甚至比印度还高出一倍①。1978～1993年，我国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4.63倍，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71倍，财政收入增长了2.04倍，投入产出比分别为1.34:1和1.78:1，这种状况与我国科技水平滞后不能说是没有关联的。
三、打破瓶颈：中国工业化升级转换的应对方略
推进中国工业化的升级转换，加速中级工业化的进展速度，必须选择能够突破上述瓶颈连环套，兼顾资金、人力和技术三种资源禀赋优化配置的战略举措。这种举措包括：重构储蓄——投资机制；进行城乡产业再分工；实行城市化与工业化同步；选择有区别性的技术升级战略。
（一）重构储蓄——投资机制
打破资金瓶颈，实现积累——人均高产出——再积累的良性循环，关键不在于提高积累率，而在于转变积累模式，重构储蓄——投资机制。
事实上，我国国民收入积累率并不低。建国以来，年平均都在30%左右，近几年一直在35%以上。然而，这种积累模式并未带来高产出。原因在于：(1)服从赶超战略的需要，高积累以低消费为代价，从而使需求结构中最终需求小、中间需求大，加工业和重工业脱离初级产品生产超前发展，形成制造业生产制造业的自我循环。目前，我国霍夫曼比已达到发达国家本世纪70年代的水平。这种超加工过度化导致与初级产业和基础产业的不平衡，使整个社会生产发生结构性病变，也就限制了积累速度；(2)1978年以前实行的高度集中的积累体制，以企业利税全部上缴为前提，企业自身缺少积累动力，最终也限制了工业自身积累；近几年来深化的企业改革，虽然强化了企业的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机制，但由于产权关系改革的滞后，又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的投资预算意识和预算能力；(3)由于资金积累缺少利益约束，投资方式粗放，积累形成的资产存量技术进步缓慢。基本建设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由“一五”时期的83.6%落至“七五”时期的75.4%，物耗占总产值比重由44.3%升至60.9%，“八五”头四年，由于经济过热症的持续存在，这种面貌没有得到大的改观。投资效果差反过来又迫使国家长期保持高积累和高投资系数。不难看出，积累方式是影响积累效果，积累潜力的正相关因素。
东邻日本也是一个高积累国家。1956年，当时人均GNP仅为115美元时，投资即占GDP的32%，直到80年代初，日本的国内投资占GDP仍为31%。但日本的高积累并未挤压消费，相反却迅速提高了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1960-1982年，日本人均GNP年均递增6.1%，私人消费60年代年均增长9%，70年代为5.1%。其奥秘就在于日本特殊的积累流程：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首先由个人和企业获得绝大部分，然后通过很高的个人储蓄率使居民存款和充裕的企业自有资金借助发达的银行系统和各种投资主体，最终推动社会高积累的形成。
尽管中国与日本的体制有所区别，但在调动储蓄及形成多元投资渠道等方面，却是可以借鉴的。尤其是改革15年来，我国积累流程发生了三方面的显著变化：(1)国家财政拨款占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迅速下降，而由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我筹款部分逐渐上升。投资来源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不仅开辟了新的资金来源，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硬化了投资约束机制；(2)民间储蓄构成积累资金的重要来源。在居民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情况下，城乡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迅速提升。1980年为0.96，1993年上升为15.2；1993年城乡储蓄存款年末余额已是1978年的35.7倍，其中居民定期存款在整个城乡存款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76.3%上升为86.3%。(3)证券市场成为新的融资渠道。随着证券市场的开放，居民金融资产交易活动在迅速扩展。到1993年底，全国有金融资产15600亿人民币，其中证券资产占13%，国民生产总值证券率达12.6%，居民手持金融资产证券率为9%。(4)外商直接投资成为一条稳定的投资渠道。1993年，外商直接投资257.6美元，比1978年增长11.7%。
与以上变化相适应，我们有必要在以下几方面继续作出努力：(1)在金融活动规范化、制度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包括发展直接融资，减少筹资成本；在以银行存款为主的情况下，鼓励发展股票、企业债券等各种有价证券；建立和完善国有和私营性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基金，发展各种信托、信用融资机构，实现合理的必要的金融竞争，以提高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效率，降低成本。(2)深化企业发展改革，尤其要深化企业产权改革，理顺产权关系，使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现代公司实体；强化企业的财产风险约束，强化其投资预算，扭转投资效果下滑的态势；可通过提高企业折旧的办法，增加企业自有资金量，并通过产权市场盘活企业存量资产。(3)对基础部门和技术改造项目，应成为国拨资金的重点扶持对象，并设立专项基金（建设基金、技改基金等）制度，保证基金按时到位；(4)大力鼓励引进外资，特别要注重外来股本投资。
（二）城乡产业再分工
一般说来，通过城市吸收从土地转移出来的农业人口是世界通行的一条农业剩余劳力转移道路，但在我国，这种方法却十分有限，因此，近10多年来，乡镇企业已成为吸收农业劳力的主渠道。然而，近两年乡镇企业出现了“进入困难”，即乡镇企业吸纳能力萎缩，有时甚至绝对萎缩。1978～1987年9年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长14.1%，而1987～1993年的6年中，这个年均增长率降为5.9%。这种情况表明，作为人口大国，通过乡村建立一般性的非农业来实现就业转移的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
为什么乡村非农产业吸纳乡村劳力的能力减弱？笔者认为关键在于乡村非农产业结构与整个国民经济非农产业结构具有相当大的同构性（见表3）。
表3中国乡村与全社会非农产业构成(199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3)
我国乡村非农产业与全社会非农产业的同构性特征表明，我国乡村非农产业的发展还比较粗糙，尚未进入资源优化选择阶段。目前，这种同构性加剧了工业化升级转换时期的总量矛盾和结构矛盾，具体表现如乡办矿业的过度开采，导致矿产资源的破坏和浪费；高能耗、物耗的加工工业加剧了资源的短缺；由于乡村机动车辆的增长出现道路堵塞和拥挤；一些素质不高的乡村建筑施工队伍挤占了城市建筑市场，也降低了工程质量。这一切不仅使社会资源利用率下降，也给农民进入非农产业带来了困难。可见，为了疏通劳动力转移瓶颈，引导乡村产业有选择的发展，有必要对城乡产业分工作出合理的调整。
实行城乡产业的再分工，就是在乡村非农产业发展的基础上，对乡村产业进行优化配置，形成城市“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与乡村“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水平分工。具体说来就是，在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引导的前提下，以充分发挥乡村资源优势为基础，发展以农副产品为原料，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以零配件加工为起点的工、建、交、商各业。由于长期以来二元经济结构所形成的产业布局的城市偏好，使本应该布局在农村的农副产品加工业布局在了城市，适应产业再分工的需要，应逐步将适合农村加工的农副产品转移到农村②，放大农村初级产品加工的潜能。通过城乡产业的再分工，一方面可以缓释乡村就业进入的难题，另一方面还可以实现大规模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促进乡村资源的优化、高效配置，同时可以确保城市产业技术升级和提高资本有机构成。
（三）农村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
城市化与工业化协调推进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国际经验。处于升级转换阶段的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调，不可偏离由以下若干要素编织的发展逻辑而推进：
1、结构调整与结构转换。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一场结构性的剧烈变革。制造业的结构转变、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中国目前的现实是，产业结构严重偏差，第三次产业严重滞后。在工业结构中，能源、原材料等基础工业发展不足；加工工业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盲目发展；中间需求产品的生产部门过渡膨胀；在产业结构中，第一次产业的就业份额过高。因此，在工业化，城市化的协调推进中，必须把建立合理的工业结构和产业结构放在重要位置。主要是：(1)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市场形成工业品价格，用价格信号引导结构转变；同时，政府全力支持基础工业的发展；(2)实行进口替代工业向出口替代工业的转变，充分利用国际市场以发挥本国的资源优势；(3)抓住机遇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升级转换阶段，中国应着重发展三个新兴产业；电子信息工程、生物工程技术产业和新材料工业。(4)采取特殊措施推动第三次产业的发展。如加大第三次产业的资金投入、发育与第三次产业有关的要素市场，土地的商品化和住房商品化等。
2、农村剩余劳力就业空间扩张。推进农村剩余劳力向城市转移和乡—城人口迁移的进展，是中国城市化的主要命题。但是现存城乡隔离的一整套制度框架却阻碍着这一命题的实现，从而也是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根本症结所在。为此，一是要改革农民身份管理体制，使农民有足够的择业自由和迁居自由；二是培育城乡劳动力的统一市场，为农民和市民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在农民身份管理体制方面：(1)拆除各种阻止落户的禁令，除了对那些人口已过度膨胀的部分大城市应实行比较严格的限制措施外，一般不设置行政禁令，主要通过经济措施调节人口迁移；(2)进行与户籍制度相关的财产制度、分配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城市制度的配套改革，实行劳动收入货币化、生产资料和产权商品化以及福利保险社会化，使户口与特权和利益剥离；(3)允许户口关系随人身一致流动。随走随迁随落，同时依法接受管理。这样，新型户籍管理制度与城乡劳动力统一市场组建相配合，可以开拓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广阔空间；可以为农业技术变革和组织创新提供条件，为农业现代化铺平道路。
3、农村发展和城市发展同步。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主旨。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村发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农村发展主要是农业发展和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进展，农业发展要以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发展来支撑。在现阶段，必须彻底打破农村工业极其分散的格局，大力发展小城镇和工业园区，促进乡镇工业打破社区的局限性，向小城镇和工业园区适当集中。
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同步，就是要把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纳入国家整体工业化、城市化的轨道，促进整体发展。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就可以使城乡交流由一般商品或最终消费品的相互买卖，走向以生产力诸要素在城乡之间重组为特征，实现城乡生产过程的高度交融，通过城乡之间的密切交流，就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四）区别性的技术升级
从目前来看，实现中级工业化的技术升级，可行性途径只能是区别性的技术进步和投入结构的调整。这里必须兼顾劳动力的吸收和突破资金瓶颈因素。
首先，在保证整体产业技术水平的不断上升的同时，要广辟就业渠道。一般说来，一方面，公共基础部门和制度业属于资金和技术双密集型行业，在这些部门，总体上应加快资本扩大型的技术进步，而不应过多考虑吸收过剩劳力问题；另一方面，某些相对意义上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不是所有服务业），尤其是乡村初级产品加工业，则应诱导过剩农业劳力进入。这既符合多国模型，又符合我国实际。据测算，我国三次产业的就业／资本增长比例弹性③，1981年至1993年12年中平均为0.19%，其中第二产业为0.263%，第三产业为047%。这说明我国已出现就业转向第三产业的倾向。
其次，为了突破技术升级的资金瓶颈，除了提高国民经济积累水平和积累效率外，很关键的途径就是调整投入结构。
在我国投入结构中，除逐渐加大科技投入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投入外，吸收境外投资应提高技术等级。近年来，我国一些利用外资项目，一则重复，二则引进了一些本可替代进口的技术设备。因此，在中级工业化阶段，利用外资所引进的技术，先进技术应侧重于中间性技术。
在国家投入结构中，主要是增大市场对企业投入行为的引导力度，用市场竞争压力推动企业增加科技投入。目前，全国有90%的企业技改资金来源于贷款和自筹，但真正用于技改项目很少，70%的企业对技术落后无动于衷④，根本原因是缺乏一种技改的激励机制。为鼓励和敦促企业科技移入，一方面要强化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另一方面应通过国家科技政策引导企业建立技术创新机制。
在居民消费投入结构中，近几年来，智力消费支出并没有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上升，反而还出现下降的态势。这是一种值得忧虑的现象。据笔者估算，1993年度，全国城镇居民年均生活费支出中，书报杂志和学杂费两项合计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平均仅为3.1%，其中按每户全年生活费收入分组，比重最高的6000元～6500元组，达3.62%，最低的竟是1000元以上组，为 2.29%。与之相对照，文娱用品和娱乐费两项支出合计平均占总支出的5.72%，并且随收入水平上升而上升，最高的达11.3%。这就昭示我们，我国的工业化尚未形成高智力投入的机制，至少是在目前，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此全社会有必要强化人才竞争，优化用人制度，从居民消费行为开始，促进全民族科技文化水平的提升，这也许是中级工业化阶段所要完成的一项根本大业。
注释：
①《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经出版社，1994年版。
②参见张锐：《农业增长与劳力转移：二元经济结构时期的双重分析》，载《当代经济科学》1991年第3期。
③产业就业／资本增长比例弹性＝某产业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均增长率。
④资料来源：《管理世界》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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