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与马汉：文明冲突论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汉论文,冲突论文,亨廷顿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亨廷顿的新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对理解后冷战世界的基本特征，作了极令人深思的尝试。通过大量的统计数据和对世界宗教与文明的深刻洞察，亨廷顿强调，国际关系越来越受制于文明的冲突，并且他认为这种情况有可能一直持续到21世纪。
西方一般认为，世界正日益形成一个统一的、共同的、受西方理想和价值观支配的文化。与此说完全对立，亨廷顿却预言世界各国正日益走向分野和“本土化”，因为文化因素（即宗教、语言、教育、历史和价值观）在国家之间塑造了联盟或敌对的集团，并决定着国际政治的未来，亨廷顿认为，亚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正在提高各自文化的实力和生命力。在这样的全球背景下，西方若想继续作为世界强权存在下去，就必须保持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的统一。就此而言，美国作为最具实力和活力的西方国家，肩负着首要职责。
阅读该书，令人回想起马汉（A.T.Mahan ）正好在一个世纪前所写的一篇文章。马汉是位著名的海洋战略理论家，他对国际政治在19世纪所经历的变革兴趣甚浓，并苦苦思索新世纪国际政治的可能情景。马汉的文章《世纪展望》，于1897年9月发表在《哈珀月刊》上。 他写道：“通讯系统的繁荣发展”将世界的各个地区越来越拉近了，“物质繁荣与进步程度不同、精神理念各异、政治能力迥别的诸文明，也在迅速接近”。“起源不同，具有不同种族特性的文明”之间的相互接触，正在为潜在的冲突提供舞台。因此，依照马汉的观点，文明间关系正作为世界进入20世纪后面临的关键问题而显现。
马汉对非西方文明的转型特别感兴趣。非西方文明的转型作为西方商业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的结果，正在进行。尽管马汉没有明确地使用“现代化”这一术语，但他却描述了现代化的过程：迄今为止的传统、少变（对西方观察者而言）的社会转变为充满活力，致力于经济发展、政治改革和军力扩充的实体。他说：“本世纪的历史是我们西方文明连续不断地对其他古老文明施加越来越强大的压力的历史。现在，我们放眼世界，就会发现世界的绝大部分正在从沉睡中惊醒。这是事实。”他对他所谓的“东方”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说：“东方正迅速认识到他们自己的物质优势和政治传统，二者的结合已经对西方构成了影响。”不仅东方与西方正在缩短将它们分开，使得只有少数几个“缓冲国”介于期间的距离；而且东方也在搬用西方的现代技术，并由此对西方的势力提出挑战。所谓“东方”，在马汉看来，似乎包括日本、中国（马汉特别关注中国的“巨大潜力”），以及东南亚、南亚和西亚的全部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性在于，它们属于非西方，并处在“我们种族所从属的人民共和政体”之外。人民共和政体起源于古典传统和基督教，是由根本性的“精神原罪”维持的。东方的现代化并不会导致东方接受西方的精神文明。东方不仅不会西方化，而且仍旧与西方相异。因此，新世纪的关键问题是：“究竟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将主宰整个地球，并决定世界的未来”。
以此为背景，马汉对于西方能否肯定取胜并不十分乐观。现代化的、非基督教的东方，将对现代化的、基督教的西方提出极为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将不得不准备以武力迎接挑战。他说：“必须准备以武力制止任何威胁性的骚乱，以在思想文化迥然不同、缺乏共同规范的国家之间，维持适当的平衡。”马汉认为，在这种文明冲突中值得慰籍的是，拉丁美洲国家显然正在变为欧洲文明的一部分，然而，竞争将最终有损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精神活力与物质能量。他强调：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美国承担着更大的责任”。美国必须作好准备，领导西方的“大部队”，以确保基督教文明避难所的所有保护屏障在几代时间内不被破坏”。
世纪不同，担忧一致
马汉的文章与亨廷顿的著作，尽管发表的时间相距100年， 但却包含着实质上别无二致的见解。首先，二者都强调文明的冲突是国际事务中亟待解决的首要课题。他们都认为西方文明作为一种独特的精神与宗教传统，不同于其他所有文明。人们认为这些文明都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却从未被西方化。马汉和亨廷顿都觉得中国将是对西方的主要挑战者，同时他们又都相信拉丁美洲国家将继续（或转而）属于西方。他们把美国看作西方文明的救世主，但却担心美国精神活力的丧失可能损害美国的权力。只要非西方文明仍旧保留传统，发展不充分，与西方疏远，西方就没有理由担忧。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现代技术，发展了军事力量，他们就会构成对世界秩序和西方利益的严峻挑战。那时，西方将不得不考虑全球地缘政治，尽管西方习惯于从文明的角度界定自己的任务。冲突可能要在“缓冲国”（亨廷顿称之为“断裂带”）之间发生，冲突的结果则可能决定哪种文明占上风。
为什么相隔一个世纪，相似甚至完全一样的观点会重复出现呢？一种解释是，每个世纪末都是人们沉思未来的时期，并且历史上这种沉思多半倾向于采取寻找新兴力量的形式。马汉和亨廷顿都在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过程中发现了这些力量。这种现象之所以被认为是新鲜的，就是因为它对迄今为止一直盛行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体系提出了挑战。20世纪，与19世纪一样，被看作是西方主宰的时代，以致于世界事务中的任何一个新因素都只能以挑战者的面目出现。因此，挑战就不可避免地被认为来自西方外部。今天，恰如100年前， 中国仍被当作世界事务中所谓崛起奇迹的最佳实例，这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中国现代化但非西方化的形象，在20世纪的转折时期是尽人皆知的。它在某些方面引起了某种歇斯底里式的反应；极其明显的是，类似中国威胁的论调充斥于今日的美国和欧洲评论界。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马汉的一些可怕预言并没有被20世纪的历史事件所证实。西方基督教国家远未在美国的领导下获得统一，以维持他们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是在非西方国家继续现代化的同时，西方内部相互开战。马汉预想的东西方冲突没有出现，相反，西方发达国家内部归属西方或东方基督教传统的意识形态斗争却得到了发展。中国不仅没有与西方对抗，而且在反对其他亚洲国家的斗争中，同西方结盟，并随后集中精力于国家建设——中国进行国家建设的努力在台湾回归大陆之前或许不会停止。因此，问题在于：何以证明亨廷顿对当前趋势的分析和未来可能性的预见， 相比马汉更具说服力和先见性？100年后，另一位马汉或亨廷顿还可以发表文章， 信心十足地预言文明间的冲突。这种现象、这种情形仍具有某种令人着迷的吸引力。事实上，非西方文明有关文明间对抗的著述同西方一样多。有鉴于此，亨廷顿的著作是否属于同样的文明宿命论的范畴？是否属于因基普林（R.Kipling）（也是100年前）而出名的“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观念的变体？
可以说，亨廷顿新著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在这种宿命论面前突然止步，并试图对其进行修正的地方。他写道，“社会和文化的确会发生变化”，虽然在同一段落他还指出，美日贸易事务方面的分歧“深深地植根于两国社会的文化”。但是如果“社会和文化的确会发生变化”，那么“深深植根于文化”的那些分歧也应该可以改变。例如，如果这两个国家的社会和文化沿着平行线发生变革，那么它们就有可能相交或汇集。倘若果真如此，那么就很难将贸易分歧归根于文化差异，双方实现和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
马汉也认识到文化变迁的可能性，但对于他来说，变迁的过程仅限于非基督教社会的基督教化。他尽管承认了这一点，但他却认为发生这种变迁的可能性极小。出于同样原因，亨廷顿甚至没有假定这种变迁的存在。在讨论社会和文化变迁时，亨廷顿认为，非西方人正向淡化军国主义、增强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方向转变。当讨论当代西方社会时，他认为变迁的可能性来自于非西方难民和移民的拥入。他说，这并不是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因为改变了的人口将导致西方国家丧失凝聚力和认同感。因此，文化变迁并不一定是一种福音。但不变的文化特征也会招惹麻烦，尤其是一种带有截然不同的文化特征的文明，如果变得愈来具有愈挑衅性，就会更加如此。
在这一讨论之外，仍存在着一个最首要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假定社会和文化的转型可以使不同的国家和人民相互之间变得更加宽容？亨廷顿在著作的结尾部分指出，在“多元文明”的世界上，“建设性的方针是抛弃大同主义，接受多样性，寻求共性。”然而文化若保持不变，又怎么能找得到共性呢？难道强调所有社会的文化都具有变迁的可能性，对于更方便地加强相互沟通和宽容，远离宿命论和冲突，不是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吗？这一点如何才能做到呢？亨廷顿在他最具鼓动性的一段陈述中写道：未来“并不是由无法改变的命运决定的；任何人的未来都不是永久性的”。那么除了文明之间相互开战的梦魇之外，我们还能设想什么样的未来呢？回归过去——回归由主权国家上演的地缘政治的传统游戏——是一种可以想象的未来。如若以上每种预想都不近合理和不近人意，那么另一种可以想象的未来或许就是统一实体而不是文明和国家，将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
由于马汉和亨廷顿的论述，把国家或文明当作主要分析框架，因此都没有过多地涉猎对国家间、非国家和非政府组织的讨论。然而，甚至在19世纪90年代，这样的机构就达数以百计，包括红十字会、万国邮政联盟、国际法学会、世界语素食主义者国际联盟等等。今天则已增加到数千多个，还有无数反映不同商业利益的“治外法权”企业。它们通过电子函件、传真机和因特网相互连接。这种跨国组织和非官方（或半官方）机构的增长，正在形成一个相互依赖的网络、一种使国际关系变得极端复杂的非国家接触体系。无论文明是否分割世界，或国家是否卷入传统的地缘政治，世界环境都一直在变化。或许，这种新的环境需要新的范式，即一种包括所有新的行为者，以文化变迁可能性为前提的范式。
摘自美国《哈佛国际评论》1997年春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