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批判：二十年代乡土小说的一个视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视点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批判是一种评判社会的手段。文化，广义理解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狭义理解则“是指人们的精神生活领域”〔1〕。 文化批判是指对某种文化所作的定性描述与评价，是在对历时文化形态（即某种程度上所指的传统文化）作深入了解之后，对其病端、缺失的审视。从内涵上看，它包括了政治、经济、风俗、精神风貌、情感状态等诸多方面的主观价值判定。
作家特别是乡土作家运用文化批判武器考察分析社会——尤其是作为创作对象的乡村社会——的时候，他必然会追问构成此种社会形态的历史背景、现实社会状况、乡村群体构成，以及它的发展流向。20年代的乡村社会大体上是复杂而多变的。一方面，五四运动虽落潮，但其对农村的影响则刚开始不久，长期以来的封建统治结构已有些颤微的变化，复苏人性，争取身心自由等趋向已更明显。另一方面则是军阀混战和长期经济形态不平衡发展的影响，农村经济凋敝，农人命运多舛，民风习性的耐力坚固，外界变化冲击在乡村显得极为迟滞。这也促使乡土小说作家更为主动、积极地思索乡村变革的文化力量，因为“他们先后拥有并共存的都市现代文明价值观念和乡村传统价值观念……形成反差与对照，甚至冲突”〔2〕，甚至更为径捷地进行文化批判。
如果从更广范围，从文化进程角度去考察，可以看到五四文化运动在大量接受西方文化思潮，重新整合、构成中国现代文化的过程中，一方面加深了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乃至死结的认识，比如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就是显例；另一方面也使他们在西学东渐中拓宽了知识界视域，以民主、科学、新伦理等观念渗透进中国民族文化中，并使之发生结构性变化，如文化界以白话取代文言，平民意识的兴起（胡适、得半农等不惮掇取引车卖浆者言语而关注下层群落状况，以及周作人倡导“平民文学”等均可实证）。这些变化在“五四”落潮后，“显着寂寞荒凉的古战场的情景”〔3〕的中国文坛还是有较大影响的，20 年代乡土小说便是受此影响而产生的。鲁迅“五四”前后创作的以农村题材反映大变化的时代特征的小说，文学研究会“人生派”作家“为人生”而摹写“血和泪”的文学，等等都直接影响、推动乡土作家对20年代乡村社会作出从个性释放到社会解放的整体观照。乡土小说所呈现的表现广阔的现实社会，描写卑微社会人生的文学意识，已成为作家创作中自觉的、潜在的无意识追求。
20年代乡土小说表层呈现出的乡土特色、奇异的风土人情，如水葬、冥婚、典妻、鬼节等远离现代文明的存在方式，实质上是乡土作家不自觉的真实描写，但又溶入了作家惊人的文化思考，这便是乡恋与忧患、文明与蒙昧，社会因袭力量与文化批判刀锋的矛盾对比，在这个过程中隐藏乡土作家的哲理思考与价值趋向。特别是那些因“生活的驱使”而奔走于都市与乡村间的青年作家，他们继“问题小说”、“自我抒情小说”之后，借鉴小说“观念化倾向”与“情感外化色彩”的得失，拿起笔来描写他们所生活过的乡村生活，如许钦文写古老而沉闷的江南乡镇，许杰写民风强悍的原始性山区，蹇先艾写闭塞而偏远的贵州，王鲁彦写受近代工业文明冲击的海滨村镇，等等。乡土小说家写自己熟悉、洞察过的乡村底层生活，以其鲜明的同情与批判笔锋呈现着对“问题小说”和“自我抒情小说”的纠偏与发展。其标志性内涵可以从国民性抨击、人道主义的情感支持、险恶命运背后的思考三个方面、三个角度来体现。
首先，乡土小说家致力于广大乡村群落集体的国民性探讨，从长期以来的精神蒙昧角度寻求农民思想落后、人性麻木的根源。这也是20年代乡土小说揭示的最基本主题。对乡土小说家来说，对国民性的思考也自有它的根源与特色。稍稍回顾“五四”文学便可知道，新文化运动时期所倡导的个性解放作为一种思潮，已深深地烙印在作家主体的思想意识中，再加上“五四”落潮后，人们追求的时代激情已消蚀，从而陷入苦闷和徘徊的境地，20年代的作家们便从追求个性解放转向为社会解放，去抨击深潜于社会的封建思想病根，把焦急而恳切的目光投向了对黑暗现实的诅咒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在这之前，鲁迅就为批判国民劣根性作出了示范性功绩，他创作的小说《狂人日记》、《阿Q 正传》等将剑锋指对国民性弱点和封建思想病灶，认为“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4〕，主张作家要正视人生现象，揭露社会黑暗的真相， 特别是揭露落后的国民性，以“揭起疾苦，引起疗救的注意”〔5〕。 文学研究会作家叶绍钧也主张文学要“写出全民族的普遍黑暗，使酣睡不醒的大众也会跳将起来”〔6〕。 在这样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的启示下，乡土作家找到了创作需求的出发点：拿起笔来改良这人生，执着描写乡村社会不幸的人们，塑造具有不同国民性特征的群像，以揭示出愚昧、麻木的精神病态，这是他们进行文化批判的最初出发点。第一类是受鲁迅影响，在20年代乡土小说中构造了懦弱、随遇而安的阿Q 式人的画廊，如彭家煌的《陈四爹的牛》中的猪三哈，王鲁彦的《阿长贼骨头》中的阿长，台静农的《天二哥》中的天二哥，等等，都有阿Q 式的病态精神风貌。但这些作品在反封建礼教中，缺少了鲁迅式的思想深度和洞察力度。第二类是怨天忧人、单独而艰苦挣扎着活下去的农民形象，他们谨守“命中注定”的格言，无意进取，精神落泊。如失了业只怪天公不作好、整天靠典当家产而仍然酗酒度日的精神失守者（潘漠华《晚上》），遇荒年忍痛卖了妻子、却认命运的降临聊以自慰的李小（台静农《蚯蚓行》），这些人已经做稳了奴隶，沉弱于浊酒而消蚀残年，甚至有的弃绝人世而求得解脱。第三类是那些冷漠、麻木而自私的看客，王鲁彦《柚子》写浏阳门外可以看到那些看杀头如落柚子的看客们蜂拥的身影，蹇先艾的《水葬》中村里男女盛妆看水葬的热闹笑声，正是其内心冷漠的鲜明对比。作家展示了长期封建宗法思想、伦理思想对人们头脑禁锢、毒害所扭曲的心灵空间，这也是难以拂去的民族悲剧心理。乡土小说家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笔触直面国民性病态，从思想深度批判了盲目屈从、冷漠自私的残缺心灵，不能不令人深思其根源。
除了国民性批判外，乡土小说家文化批判的视点中还鲜明地溶入了人道主义的思想态度和情感支持。在进行文化批判过程中，乡土作家通常采用人道主义立场对广大农民群众的不幸遭遇寄以同情。茅盾曾评价乡土小说家是“具有一定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作者”〔7〕， 认为乡土作家是以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创作原则的。乡土作家非常关注被压迫、被凌辱的“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他们都是善良的普通人。被茅盾称为慈心家的蹇先艾在1928年秋取道回贵州在遵义住了三个月，“到处都遇见陷落在泥潦中的老人、女人、穷人，他们的苦脸深刻地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了”。这便是一种悲凉而恒久的人道主义同情。乡土作家在揭示他们不幸的精神病态时，便也隐含了对这不幸命运根源的指向，作者在此基础上寄予同情，全力关注这些不同命运的青年老少，对这些卑微人物给以道义上、情感上的支持，实质上也是对不公平社会的抗议。如王鲁彦在《小小的心》中对阿品的纯洁可爱的赞誉与对他苦难幼年的深沉理喻，便是一种人道主义情感，同时也毫无疑义地否定了造成这个儿童的悲剧的社会合理性。乡土作家在给予卑微的农民以人道主义情感支持的同时，还进一步地担负了对他们的启蒙教育，以强烈的理性精神喻示农民该走的道路。如蹇先艾的《因为山羊的一段故事》写一个叫草包的农民因为它的山羊夜间偷吃了阿斗家的谷苗，而引起了草包和阿斗两人的冲突，闹得不可开交，结果一场官司使两人都没得到好处，反而让县衙老爷占了便宜。小说把农民的忠厚与愚昧、官衙的贪婪与冷酷和盘托出，让读者让民众去思索其中的奥义，乡土作家的启蒙目的也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
乡土小说家进行创作时的文化批判视角还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们对农民险恶命运的善意同情，并揭示这险恶命运背后的深层原因，如军阀混战、地主阶级的贪婪、乡村土豪的权势泛滥等。这在另一方面也可理解为乡土小说的主题，然而在实际创作中是倾注了作者的主体意识的。如彭家煌《陈四爹的牛》写了一个懦弱的农民，受着主人和周围人的欺压，因丢失了陈四爹的牛而投湖自杀，然而陈四爹所关注的、只痛惜的是自己丢失的牛，而不是走投无路的人。王任叔《疲惫者》也描写了一个农民因生活所迫而运秧导致驼背的遭遇。这些都非常清晰地演示了农民的不幸而可悲的命运，对农村的剥削制度给予尖锐抨击。这种主观创作意图包含了作家的抉择态度，即文化批判的目的，正如蹇先艾所说：“我既有所闻又有目睹，我在小说里总是想通过一些平凡的人物和生活的某个侧面来揭露统治阶级的反动本质和滔天罪行，以发泄我的愤。”〔8〕可以说， 这种功利性的“发泄我的愤”正是乡土作家的普遍情感尺度，尤其是下层妇女的悲渗命运背后的宗法制度，造成农民生活不安定、经济状况得不到改善的军阀制度、地主劣绅剥削制度，在乡土作家的“愤”的情感中得到尖锐显现。宗法伦理制度和变态的乡风民俗造成妇女地位异常低下，许钦文《疯妇》中的乡村青年媳妇双喜大娘，台静农《红灯》中的寡妇等，都受到来自夫权宗法社会的压力与迫害，她们面临的结局是异常残忍与揪心的——或狂或死，这结局暗示着封建势力的危害，也同时引导理智的读者对中国礼教制度和固有文化进行义无反顾的变革的思索。
此外，乡土小说家在关注下层人民险恶命运时，还将触角延伸到整个社会背景的阴暗面，即通过描写军阀战争、土匪侵扰，豪绅暴敛等高压下的乡村悲剧故事，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乡土作家进行文化批判时所作的共同性宏观审视，这也是乡土作家对社会政治所作的深情思考，并且呈现出激进批判的态势。例如彭家煌的《一只破鞋》便以原始而粗犷的笔调描写善良、憨厚的农民海叔叔进城来看望正在求学的侄儿“我”，归途中遭土匪骚扰不幸负伤于乱枪之下，并死于雨夜的荒郊外，最后尸体被野狗啃吃只剩下一只破鞋。作家笔下的故事是冰凉的，而兵匪造成的后患却又是残酷的，在这种叙事方式里，突出地体现着罪恶制度下的社会哀伤与个体愤怒！可以说乡土小说家对民众险恶命运的冷静描述与对这命运悲剧背后广泛的根源性症结的剖析是互为映照的，既有逻辑上的联系，又有各自鲜明的震慑力量，于读者颇有启迪作用。
综上所述，20年代乡土小说家创作时在特定氛围中对乡村社会作文化批判，这一独特视角的运用有其必然性，也有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乡土小说继五四文学运动后所作的国民性批判，对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关注和情感支持，对广大农民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以及对悲剧命运背后的社会政治根源所作的抨击，这既是乡土作家文化批判过程中所操持的手段，同时也是乡土小说的最初成果和基本主题，它极大地丰富了现代小说的创作观念，拓展了小说的题材内涵，对于当今小说创作也不无某些值得借鉴的地方。
注释：
〔1〕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说》第6—7页。
〔2〕万直纯：《乡土文学的整体视界》， 《淮北三煤师院学报》1992年第2期。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
〔4〕鲁迅：《呐喊·自序》。
〔5〕鲁迅：《我是怎样做起小说来》。
〔6〕叶绍钧：《创作要求》，《小说月报》12卷7号。
〔7〕茅盾：《关于“乡土文学”》，《文学》1936年2月6卷2期。
〔8〕蹇先艾：《乡间的悲剧·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