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博雅教育的传统及其演变_博雅教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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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6)08-0125-07

       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①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西方教育传统,它肇始于古希腊,起初是一种通过人文学科的知识内容培养学生心智能力,促进学生发展的非功利性教育。博雅教育自古希腊产生后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但直至今日,它依然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领域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认真梳理博雅教育的演变过程,会对我国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古希腊博雅教育的肇始:休闲的取向

       博雅教育起源于古希腊,公元前5世纪-6世纪,古希腊经济高度发达,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繁荣,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希腊文化。古希腊教育是古希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西方古代教育完整而典型的代表,代表了西方古代教育发展的高峰。古希腊有两个最具代表性的城邦国家——斯巴达和雅典,其教育类型截然不同。斯巴达教育重视军事和体育,目的是培养军人;雅典教育注重全面和谐教育,目的是培养身心和谐发展能履行公民职责的人。博雅教育体现了雅典人的文化性格,他们重视理智、德性和审美修养,鄙视知识的实用价值。

       在古希腊,自由人和奴隶是有区别的,当时的教育具有等级性。博雅教育针对自由民或贵族子弟,因为他们属于统治阶级,衣食无忧,所以才有条件接受那种主要内容为“博雅学科”,不注重功利训练和功利目的,旨在发展一个人的心智能力的博雅教育。这种教育对下层阶级子女则是一种奢侈品,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接受。自由人有责任从事博雅学科的学习,掌握一些关于他生活的世界、人性和宇宙运行方式的知识,能够理智地阅读、思考和讲演。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是一个自由人。古希腊的博雅教育有一个明显的非功利性特点,即通过休闲活动培育一个人的心智能力,它与功利或世俗化的追求是绝缘的。

       (一)柏拉图奠定了“七艺”的基本框架

       柏拉图在其著名的《第七封信》中指出,有理智的人只有在“自由的教育”(eleuther as paideias)中才能取得自信。“自由的教育”使志同道合者结成友谊,而且是一种高贵的友谊。柏拉图所说的eleuther as paideias,也就是英文所谓的liberal education,这是博雅教育概念在西方历史上的首次现身。

       古希腊人不仅创造了博雅教育思想,而且还创造了适合博雅教育的教育内容。在柏拉图之前,智者派建立了三个学科,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称为“三艺”。柏拉图一贯重视“三艺”的学习,他还按照“以体操锻炼身体,以音乐陶冶心灵”的原则,把学科区分为初级和高级两类,其中初级科目有体操、音乐练习和识字,高级科目有算术、几何、音乐理论和天文学,此为“四艺”之雏形。这些学科虽然也有一些实际的功用,比如前三个学科可以用于政治辩论,算术可以用于家庭经济,几何可以应用于各种工艺,但柏拉图宁愿更多地用它们训练人们的才智、审美和德性。教育史家一般认为,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由“七艺”组成,它实际上是“三艺”和“四艺”的相加,柏拉图奠定了“七艺”的基本框架,对之后西方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柏拉图创设的阿加德米学园的课程,即以“七艺”为基本内容。阿加德米学园开设的课程有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四门课程在教育史上称为“四艺”。按照柏拉图的哲学理念,学园开设这些课程,是为了通过知识学习塑造学生的心智,使学生从注重感觉经验的虚幻不定的现象世界,转变为强调理性思维的永恒不变的理念世界。柏拉图认为,数学学科在学生认识转变过程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数学学习不是为了单纯提高运算技能,而是为了发展人的理性思维,使人到达理念世界。算术学习可以激发学生的思维,“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数的本质”,“迫使灵魂使用纯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从而引导心灵面向善的理念。②柏拉图对几何学尤其重视,学园门前有“不懂几何者免入”的告示。“几何学的对象乃是永恒事物”,几何学的学习,“能帮助人们较为容易地把握善的理念”,“迫使灵魂转向真实”,“迫使灵魂看到实在”。天文学学习也是为了激发学生的心灵,训练学生善于进行抽象思考,研究天文学要“正确地使用灵魂中的天赋理智”,“使灵魂的视力向上”,以探求理念世界。③在柏拉图看来,音乐教育包括三种功能:娱乐、陶冶性情和涵养理智。现在人们一般认为,音乐教育主要着重于技能训练,它的实用特征比较明显。但是古希腊的音乐教育与现在的音乐教育大不一样。首先,“音乐”内涵与现在不同,那时的“音乐”实际上是文学、诗歌、艺术和声学等人文学科的总称;其次,即便是有关声学的教育,柏拉图也强调要通过对声音本身的感受,寻找其中的和谐关系,从而把握声音本身的性质,探究声音的美本身和善本身,即“寻求美者和善者”。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应该摒弃专业训练的方式,音乐教育不是为了培养职业乐工,不是为了公开演奏,而是为了培养德性,涵养心灵。总之,音乐教育的重心在于塑造学生的心智能力,提高学生的德性修养。柏拉图也非常注重文法、修辞、辩证法等科目的学习,他认为辩证法学习是为了找出事物之间的关系,探究事物本质,使人的智慧和能力更趋于完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柏拉图奠定了“七艺”的基本框架,十分重视博雅学科的学习对于一个人塑造心智和提升德性修养的价值,而轻视知识学习的实用价值。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的一段话语,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了柏拉图的教育价值取向:“当数学和其他合理的科学在古希腊人中发达起来的时候,科学的真理未曾反应到日常经验中去。它们只孤立着,隔离着,而且是高高在上的。医药得到了最大量的实际知识,但是攀不上科学的尊严地位,只是一种方术。而且其他的实用技术里,也没有甚么有心的发明和改善。”④据史书记载,古希腊人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浓厚,对未知领域的好奇心也很强,只是当他们在研究中发明了一些“技能”时,尽管它们具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他们也不屑于推广这些“技能”,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纯粹的知识研究一旦与实用、功利挂钩,就成为一些低而下之的不上台面的活动了。

       (二)亚里士多德追求“高尚而文雅”的博雅教育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系统地阐述了博雅教育,他认为教育功能有文雅和实用两种。在学习科目中,有的是高尚而文雅的,专供休闲和享受;有的是低贱和不文雅的,为实利所驱使。他主张对于具有高尚灵魂的人和自由民,只追求效用和功用是不相宜的,而学习高尚文雅的学科,能够形成高尚的心灵,使人的灵魂的各个方面都得到自由发展。

       亚里士多德所谓的“博雅”,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自由”有很大的不同。他的“博雅”就是不“鄙贱”、不“卑陋”。亚里士多德认为,“显然应有这样一种教育,为父母的用其训练子者,不是因为它有用或必需,而是因为它是自由的和高贵的。”⑤“任何职业、艺术、科学,凡是足以使自由民的身体、灵魂、心理不适应于实践或无法运用其德行者,即为鄙俗的”⑥。所以,工作有“自由”与“褊狭”之分。一项工作,如果“是为自己或为朋友或为事业本身之完美,则其行动显然便不是褊狭的。但是如果是为他人而工作,则同样的行动,将被认为是下贱的和奴役的”⑦。教育也有“自由”与“褊狭”之分。职业教育是鄙贱、褊狭的,而博雅教育则是高尚而文雅的,博雅教育当然应该是贵族子女教育的首选。

       与此对应,教育中所设的科目的性质,同样“一部分是自由的,一部分是褊狭的”。如果某一科目只是针对受教育者未来要从事的职业的要求而提供训练,那么,这一科目就是“褊狭”的;另一些科目则是为了对受教育者提供普通的心智熏陶,使他们适应闲暇的生活,它们就是“自由”的。“自由的”科目包括:“(一)阅读、书写,(二)体育锻炼,(三)音乐,有时还增加(四)绘画”。⑧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这些科目的研习也须有一定的限度。从事体育锻炼,不能只追求达到专业水平,那些受训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孩子的健康,就受到了损害。学习绘画,是为了欣赏人体的美,学习唱歌和演奏乐器,是为了能品评地享受音乐,不必成为职业的美术家和音乐家,否则,这些学科的学习就成为谋生的手段,自由学科也变成了“粗鄙”的艺术。

       博雅教育的内容,对于生活来说,“既非必需亦无实用”,所以,这种教育只适合于自由民。自由民不仅要工作,还要享受闲暇。亚里士多德说:“我们曾经屡次申述,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为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⑨不能只以游嬉消遣闲暇,休闲活动应有“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在休闲活动中,人们发展自己的理性,操修“善德”,以造就“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需要有专门教育教会人们享受闲暇。博雅教育正是这样的休闲取向的教育。

       概括而言,古希腊的博雅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具有休闲性质的教育活动,之所以强调休闲,是为了进行理性的沉思,培育一个人的心智能力和高尚的素养。

       古希腊时期所产生的博雅教育,对西方之后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罗马人继承了古希腊人的自由学科,把它们用于培养雄辩家的教育中。公元4世纪时,“七艺”已被确定为罗马帝国学校的主要课程。在5世纪-6世纪,“七艺”被基督教接受并加以改造,为神学教育服务。文艺复兴是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的复兴,“七艺”作为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属于复兴的对象,它们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意大利人文教育家韦杰里乌斯写过“论绅士风度和自由教育”,荷兰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也写过“论童蒙的自由教育”。韦杰里乌斯认为,博雅教育“是一种符合于自由人的价值的教育;是一种能唤起、训练与发展那些使人趋于高贵的身心的最高才能的教育。”⑩“七艺”作为教育内容,支配了之后西方基础教育达1500年之久。

       二、近代维多利亚时期博雅教育的转向:科学登上大雅之堂

       西方悠久的博雅教育传统,到了近代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向。

       维多利亚时代即维多利亚女王的统治时期,时限为1837年-1901年,这一时期被认为是英国工业革命和大英帝国的峰端。19世纪30年代以后,最早实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它依仗强大的经济力量,在国际市场占有垄断地位。它不断地扩展殖民地,控制的地区之广已超过了古代罗马帝国。在国势强盛、科学昌明、经济繁荣、社会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维多利亚人表现出自满、乐观、正统等精神气象。

       著名散文家麦考莱在他的《英国史》里,把维多利亚时代看作是最富庶、文明、伟大的时代。这一时期英国的科学技术得到快速的发展,支撑着英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在哲学思想方面,这一时期却是“思辨兴趣衰退”的时期,功利主义思想开始产生并占据重要地位。(11)与经济高度发达不匹配,教育领域却相当落后,基本上是传统的古典教育占统治地位,科学技术知识很难进入学校的课程体系。而所谓传统的古典教育,恰恰就是古希腊博雅教育的翻版。当时的教育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制约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一原因,生活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两位杰出思想家和教育家斯宾塞和赫胥黎,对传统的博雅教育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他们关于博雅教育的全新理解。

       (一)斯宾塞崇尚“科学知识最有价值”

       斯宾塞于1859年发表《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文,其中猛烈批判古典教育的空疏无用,而他所批判的古典教育恰恰打着博雅教育的旗号。斯宾塞认为,当时流行的古典教育做法,究其实质而言,只是徒有其表的装饰,与实际生活需要脱离。“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装饰先于实用。那些受人称赞的知识总放在第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知识倒放在第二位”(12),“古典教育的真正动机只是为了顺从社会舆论。同给儿童装饰身体一样,人们也随着风尚装饰儿童的心智”(13)。斯宾塞深刻地指出,古典教育迎合了社会的虚荣风尚,却完全忽视了个人的实际需要,“我们每个人都不满足于安静地在各个方面充分发展我们的个性,而是很焦急地渴望使我们的个性深深地打动别人,并且多少支配他们”,但是古典教育所考虑的“不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而是什么能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什么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得最神气”。(14)这种空疏无用的教育反映在课程上就是教育科目与生活相分离,古典教育的课程大多都是徒然粉饰生活、点缀人生的装璜,毫无实用价值。学生费了许多年学习的东西,对他在实际工作和生活中帮助甚微。斯宾塞决心把这种教育上的本末倒置重新颠倒过来,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自己的教育目的观——“教育为完满生活作准备”。斯宾塞认为,生活应当是教育价值的核心,教育目的应当围绕“完满生活”展开。“怎样去完满地生活?这既是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就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生活作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这里的“完满生活”在内涵上是指“在各方面,各种情况下正确地指导行为使之合乎准则”,外延则包括“怎样对待身体,怎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做一个公民,怎样利用自然界所供给的资源增进人类幸福”。斯宾塞按照人类生活的重要程度把“完满生活”具体化为五个方面:“(1)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2)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3)抚养教育子女的活动;(4)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5)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各种活动。”(15)通过严密系统的分析,斯宾塞最终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判断,他认为博雅教育应当扩展其内容,把科学技术知识纳入课程体系,这对近代博雅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赫胥黎强调科学和艺术在博雅教育中的重要性

       无独有偶,同时期的另一位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赫胥黎,也反对将博雅教育等同于古典教育,他认为古典教育“不仅是极端贫乏的,而且几乎是一文不值的”(16)。赫胥黎积极地参与斯宾塞发起的科学教育与古典教育的论战,他尖锐地指出:英国“现行中小学教育体制阻碍科学教育的严重性是不能低估的。学生养成只会通过书本学习知识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使他们不懂得如何观察,而且导致学生厌恶对事实的观察。迷信书本的学生宁可相信他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而不愿相信自己亲眼目睹的东西。”(17)

       1868年,在一次题为“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的演讲中,赫胥黎说,真正的博雅教育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18)。他进一步指出:“首先,从广度来说,这种教育不受限制,它涉及所有领域中必须认识的事物,锻炼人的全部官能,而且对人类全部活动的两大方面——艺术和科学给予同样的重视。其次,这种教育适宜于全体自由公民,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职业,国家要求他们能够胜任各种职务。”(19)他对博雅教育的内容提出了自己全新的理解。赫胥黎认为:“一切知识学科可以分为两类:科学与艺术。对于所有的东西来说,单凭推理能力进行研究的东西就归入科学的领域。……所有可以感知的、激起我们情绪的和属于审美能力的东西就归入艺术的领域。”因而博雅教育的职责“首先是为青年提供观察事物的方法,并养成他们观察事物的习惯,其次是分别以科学或艺术的形式,或者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给青年提供学科知识。”(20)可以看出,赫胥黎对当时学校教育的一些做法深感不满,这些学校的教育内容拘泥于一些古典学科,尤其是中小学学生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法的各种规则上,毫无实用价值可言,他明确提出要把科学纳入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之中,从此以后,科学开始登上“大雅之堂”,这是博雅教育思想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转向。

       斯宾塞和赫胥黎的博雅教育思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1)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把科学和艺术知识纳入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虽然传统的“七艺”中有数学(算术、几何)和自然科学(天文)学科,但“七艺”中“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法)的重要性高于“四艺”,古希腊时期的“四艺”大多带有思辨的性质,因而传统博雅教育主要是人文学科的教育,而斯宾塞和赫胥黎提出要对自然科学和艺术给予同等的重视。(2)扩大了博雅教育的对象。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博雅教育完全是为了人们高尚而有品位地享受闲暇生活,针对贵族子弟而带有等级性的教育,这种教育拒斥任何功利性的目标,为受教育者传授带有功利性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卑俗”的,因而也是不能接受的,这种教育的对象针对上层阶级的子女,受众相当有限。但斯宾塞和赫胥黎将博雅教育的对象下移到普通公民,并且明确把功利性的目标作为博雅教育的重要追求,这种教育既要发展个人的理性、德性,提高他的修养,也要培养国家和社会公民,还要符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斯宾塞和赫胥黎对博雅教育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亚里士多德博雅教育思想的颠覆。

       三、当代博雅教育的发展趋势: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通

       虽然20世纪初因为进步主义教育的冲击,博雅教育的光彩一度暗淡。但是在整个20世纪直至今日,许多一流的教育家和思想家都介入了有关博雅教育的讨论,博雅教育在西方教育理论领域再度活跃,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教育思潮。当今博雅教育的发展,呈现了一种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的趋势,其中典型的代表性人物是美国的教育家杜威和艾德勒。

       (一)杜威的博雅教育主张:克服劳作与休闲的对立

       众所周知,杜威一向反对“二元论”的线性思维方法。他认为,教育上存在种种的对立,如劳动与闲暇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身体与精神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等,究其本质是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对立。20世纪初的美国教育,就存在着明显的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对立”:“在教育史上出现的根深蒂固的对立,也许就是为有用劳动作准备的教育和为闲暇生活作准备的教育。”(21)这种对立反映了社会生活内部的分裂,社会上分成有学问的阶级和未受教育的阶级,闲暇阶级和劳动阶级,前者能够过理性的生活,因而有他自己的目的,而后者只能过欲望和劳作的生活,因而需要他人给他们提供目的。在杜威看来,这种“分裂”乃是由历史和社会造成的,因为长期以来社会上存在着两种人,两种生活方式,体现在教育理论上就是造成博雅教育和有用的、实际的训练之间的区分,用杜威的话来描述就是:“一方面是自由教育,和致力于为认知而认知的自给自足的闲暇的生活有关;另一方面是为机械的职业而进行的有用的和实际的训练,缺乏理智的和审美的内容。”(22)这就是当时教育中“二元论”的重要表现。

       杜威认为,如果容许这种情况一直存在,就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不民主现象。因而杜威主张新时期的博雅教育,必须打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关系。他反对当时狭隘的职业教育观,他说:“任何教育如果只是为了传授技能,这种教育就是不自由的、不道德的。”(23)同时,这种教育也是不民主的,因为狭隘的职业教育观主张应把职业学科教给一般民众,这些民众不能提高到理智的境界,只能做一般民众必须做的实用工作,而他们之所以要接受职业教育,只是其他人希望一般民众把这种实用工作做得更加有效而已。杜威尖锐地指出:“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真正的文化修养或自由教育和工业的事务至少没有任何直接共同的东西,认为适合于群众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有用的或实际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把有用的和实际的教育与培养欣赏能力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24)

       针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融通,杜威认为首先对职业要有正确的认识,职业是一个表示有连续性的具体名词,既包括专业性的和事务性的职业,也包括任何一种艺术能力、特殊的科学能力以及有效的公民品德的发展,甚至于包括机械劳动或从事有收益的工作,“职业的对立面既不是闲暇,也不是文化修养。它的对立面,在个人方面,是盲目性、反复无常和缺乏经验的积累;在社会方面,是无根据的炫耀自己和依赖他人过寄生生活。”(25)其次要摒弃闲暇与劳作之间的对立,消除“二元论”的影响:“民主社会的教育问题在于消除教育上的二元论,制订一种课程,使思想成为每个人自由实践的指导,并使闲暇成为接受服务责任的报偿,而不是豁免服务的状态。”(26)在具体做法上,杜威提出,“比较直接地以闲暇为目标的教育,应该尽可能间接地加强效率和爱好劳动,而以效率和爱好劳动为目标的教育,应该培养情感和理智的习惯,促进崇高的闲暇生活。”(27)

       (二)艾德勒的博雅教育主张:融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主张博雅教育要强调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融通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艾德勒(M.J.Adler),西方永恒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

       艾德勒一方面强调,通过永恒学科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乃是博雅教育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他也强调博雅教育要重视劳动与休闲之间的融通。他写过一篇含意隽永的短文——《劳动、休闲与博雅教育》,分析劳动、休闲与博雅教育的关系。在艾德勒看来,要了解博雅教育,首要的和唯一的途径是明确了解它的目的。从博雅教育的源头分析,它的目的与一个人的休闲生活和休闲活动相关。而当今社会要把握博雅教育,必须注意以下三点:(1)对博雅教育的理解必须最大限度地与休闲生活与休闲活动联系在一起;(2)要深刻地理解博雅教育的重要性,必须搞清楚休闲与劳动或工作之间的关系;(3)必须在工业社会民主的大背景下分析博雅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教育活动是一种实践活动,既包括教育目的也包括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艾德勒认为,教育活动是一种旨在提升和改善人的过程,人们在教育目的领域存在的所有争议,主要是对美好生活持有不同的看法。人的发展和提升有两种方式:首先与一般能力有关,其次与特殊能力有关。教育活动相应地也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即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普通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基本素质的教育,努力培养“人之为人”的精神和素养,博雅教育属于普通教育。而专门教育则是培养某一领域专业人才的教育,涉及劳动分工或职业差异,职业教育属于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和博雅教育与休闲有关,是为了内在目的的教育;而专门教育与职业教育和劳动有关,则是为了外在目的的教育。艾德勒认为,过去人们通常把博雅教育狭隘地理解为通过“自由学科”而进行的训练,而且对自由学科加以严格限定,即“七艺”——文法、修辞、辩证法和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这是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教育传统。而在民主工业社会的今天,博雅教育的内容有了很大的拓展,现在的博雅教育既不应该局限于自由学科的训练,也不应当局限于心智的培养。现在的“博雅教育”应当包括三项内容:(1)身体训练或体育,如果其目的是培养一个人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则归属于博雅教育;(2)道德训练或道德教育,如果其目的是促进道德的完善,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或美德,也属于博雅教育;(3)理智训练或智育,如果它旨在培养良好的思维习惯和理智习惯的话,当然也属于博雅教育。艾德勒认为,在现代工业社会,休闲与劳动纠缠在一起,要搞清楚二者之间的差异几乎不可能。例如木工活动,如果它出于休闲的需要属于博雅教育,如果它出于谋生的需要则属于职业教育,很难搞清楚它到底属于普通教育还是职业教育。正因为如此,现代工业社会的博雅教育,应当打破狭隘的二分法,融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28)艾德勒的分析,丰富了博雅教育的内涵,拓展了博雅教育的内容,对现代工业社会如何开展博雅教育有着重要的启发。

       注释:

       ①"liberal education"过去常译为“自由教育”,有些学者据此想当然地认为,这种教育是一种自由教育,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自由能力的教育。尽管它在培养心智能力上与一般意义的自由教育(education for freedom)有关,我们也不能把它等同于“自由教育”,正因为如此,把它译为“博雅教育”更为妥当。本文引用的一些文献就把它译为“自由教育”,考虑文献引用的规范性,不加以改动,特此说明。

       ②③柏拉图:《理想国》,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88-289、289-295页。

       ④杜威:《哲学的改造》,许崇清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0页。

       ⑤⑥⑦⑧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412、408、409、409、410页。

       ⑩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76页。

       (11)索利:《英国哲学史》,段德智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44页。

       (12)(13)(14)(15)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7、9、11页。

       (16)(17)(18)(19)(20)赫胥黎:《科学与教育》,单中惠、平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25、169、62、162、122页。

       (21)(22)(23)(24)(25)(26)(27)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8、279、278、275、325-326、279、268页。

       (28)Mortimer Jerome Adler.Labor,Leisure and Liberal Education.The Journal of General Education,1951,6(1):3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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