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文评价合法性研究——基于引文功能和引用动机研究的综合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引文论文,动机论文,合法性论文,评价论文,功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我国的各种学术评价体系中，从北大、南大等评价机构生产的中文核心期刊或CSSCI来源期刊，到政府组织的期刊出版质量评估，引文数据都是量化评价体系的核心依据。①在一定程度上，引文指标得分的高低被默认等同于学术质量或影响力的高低。但是，自从引文分析应用到学术评价、学术资源分配之后，对引文评价的批评之声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不断涌现。随意检索任一数据库，反馈的引文分析和引文评价的相关文献都数以千计。如此浩繁的文献不仅说明引文评价是一个重要的热门主题，同时也隐含着一条重要的潜在信息——学术界对引文评价远远没有形成普遍性的共识。
在引文分析的发源地，引文评价长期以来也为学术界所诟病，其原因在于，施引者的引用动机和引用情境非常复杂。例如，有时候学者可能会引用糟糕的文章以此与自己的观点构成反差，烘托自己研究的价值，因而被引并不能直接表现出论文的学术质量。②与此类似，很多学者都有一个相似的经历，即自己最为得意的作品往往不是被引次数最多的作品。学术界对引文评价问题的争论不休，根本原因在于对引用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论基础，对引文在学术传播中所承担的功能和作者的引用动机没有形成统一的认知。然而，这一共识却是引文评价合法性的基础。因此，即便是引文分析的创始人Garfield也不得不强调，在学术评价时要慎重使用引文数据。③
作者引用某篇文献是否表示对该文献学术质量的认可，引文究竟能否准确地反映知识传承的轨迹，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检验的问题。本文试图以科学社会学的相关理论为基础，从作为行为结果的引文现象和作为行为动因的引用动机两个角度，对涉及引文评价合法性问题的实证文献进行一次比较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剖析引用行为的认识论基础。引文功能和引用动机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地理解引用行为和引文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它决定着引文分析究竟能否担当起学术评价的重任，也决定着现今盛行的引文评价是否具有合法性。
一、理论路线
一位学者在其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他所撰写的和所引用的文本都深深地打上了各种烙印，这些烙印源自于他身处的社会文化传统、社会认知网络和社会时空结构④。对研究人员在科研写作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引用行为，学术界存在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解释⑤：认可论(Normative School、Normative Theory或Universalism)和说服论(Micro-sociological School、Constructivist Theory或Particularism)⑥。
认可论认为，引文是施引文献的作者，承认被引文献对自己的研究工作具有知识启迪作用的一种符号表示；因此，一篇文献的知识贡献度越大，它被其他文献引用的次数就会越多。因此，使用被引次数评价一篇文献的学术价值是一种恰当的方法，进而引文分析也是学术评价的合法工具。⑦认可论思想起源甚早，1927年Gross使用被引次数来评价化学文献的重要性⑧，被视为认可论的发端。Gross的评价方法隐含了认可论的基本逻辑假设，然而直到20世纪中期，这一理论才在以普赖斯和默顿为首的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中得到系统的构建和阐释。普赖斯认为参考文献展现出科学研究是一种类似砌墙(Bricklaying)的过程。⑨作者通过引文向读者提供研究主题的背景知识和发展脉络，同时向外界展示自己的研究受到哪些文献的启发，并以此向被引文献的作者表示承认和认可。⑩因此，引文被比作学术成就图谱中凝固的足迹(11)，有学者甚至将引文提升到“社会控制机制”(Social Control Mechanism)的高度(12)，将引文视为科学社会系统中的一种独立的社会实体，作者的知识产权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通过引文机制才得到尊重和保护。
说服论植根于建构主义科学社会学。建构主义者认为，科学知识是社会通过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操控和修辞工具而建构的，科学知识的生产不是基于默顿学派所说的普遍主义规范。与其说科学知识是真理的客观反映，不如说它是政治和财力资源的运作以及特殊风格的语言系统作用的结果(13)。引文作为科学话语系统的一部分，并不是施引者“给予同行的工资”(14)，而是一种为了说服读者、增加自己作品可信度和权威性的工具。
说服论起源晚于认可论。20世纪60年代末，有学者指出作者选择引文时受到科学、政治和个人目的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很难清晰地界定引用行为是缘自被引文献的知识内容还是受到其他外部因素的影响。(15)1977年，社会学家Gilbert对认可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提出“引文是说服的工具”这一经典假说。(16)引用行为就是科学家为自己的论文提供支撑，并让读者对其所公布内容的可靠性深信不疑的一种写作行为。为了达到说服的目的，作者在写作时倾向于引用那些可能会被读者认为具有权威性的文献。(17)因此，引用行为是一种社会心理过程的反映，难以摆脱个人偏见和社会压力的影响。文献是否被引用受到被引文献作者个人学术地位和声望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不仅仅取决于文献本身对科学知识的贡献。引用率塑造了学术系统内部的等级结构和“科学界的社会分层”(18)，反过来，这种等级结构又进一步影响或强化了个体成果的被引用。影响引用的因素更多地与被引作者在学术系统内部等级结构中的地位有关，而不是论文本身包含的内容。(19)因此，说服论从根本上否定了认可论的理论假设，进而也否认了引文评价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两种截然相对的认识论对引用行为和引文本质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为了检验理论的有效性、证明引文评价的合法性，学术界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实证路径：第一条是从引文现象出发，通过内容分析法对引文在文本中的功能进行分类编码，进而挖掘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的关系，达到间接地解释作者的引用行为和引文本质之目的；第二条是从引用心理出发，通过问卷调查法直接挖掘作者的引用动机，剖析作者的引用行为和引文本质。
二、基于引文现象的引文功能研究
引文功能研究的核心是从已经出版的文献出发检验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之间的关系。如果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的关系大都建立在实质性的内容联系之上，认可论的理论假设就得到了验证；如果实质的内容联系只在引用关系中占据较小的比重，说服论便得到了证实，进而现有基于引文分析的学术评价都将失去合法性。
引文功能的开创性研究是引文分析法的创始人Garfield于1962年进行的，他通过观测被引文献在正文中出现的位置、上下文的语义、反复出现的频次等要素，将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之间的关系分为15种类型；最后两种引用关系具有明显的“反认同论”色彩，即“否认被引作者的贡献或观点”和“对被引作者的知识发现优先权提出质疑”。(20)这为引文分析作为学术评价工具的合法性问题埋下了伏笔。1965年，Lipetz以物理学文献为样本，从原创性、推进度、认同度和贡献类型四个维度构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综合性引文功能分类体系，类目多达29个。(21)由于类目体系庞大、归类复杂等问题，早期研究都没有展开具体的实证。然而，此类研究使人们注意到引用动机和引文功能的复杂性，引发了后续的大量实证研究。实证方法主要是采用两种策略：引文情境分析(22)(Citation Context Studies)和引文内容分析(Citation Content Analysis)。
(一)引文情境分析——基于引用性质研究
引文情境分析首先从宏观角度建立一个文献之间引用关系性质的分类体系(如正面引用和负面引用等)，研究人员通过阅读被引文献在施引文献正文中出现的位置及其上下文，判断引用关系所属的类目，然后比较各个类目在数量分布上的差异。因此，引文情境分析从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的关系性质验证引文评价是否具有合法性。
美国俄勒冈大学物理学教授Moravcsik的研究奠定了引文情境分析的基本范式。他们采用二分法从四个维度建立了一个引用性质分类表，并且从1968-1972年的Physical Review上随机抽取了30篇理论高能物理学论文作为样本，对文后的575条引文进行了分类统计分析(见表1)，研究发现引文中存在大量的机械引用和少量的负面引用。(23)机械引用的大量存在，意味着一些论文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科学贡献，仅仅是因为论文的主题比较时髦，其作者遂“搭便车”成为高被引作者，在引文评价中获得较高的认同度。这无疑违背了认可论的理论假设。之后，Moravcsik扩大了刊物的种类和刊物分布的地域范围，进一步验证了自己研究结论的普适性。(24)
注：由于有时同一条引文可能同时承担多种功能，所以每一种维度中各类的总和不等于100%
为了更直接地检验引用关系是否产生于知识认同，Chubin和Moitra对正面引用和负面引用进行了细化，将其分为6类：(1)必要性引用(Basic Essential Citation，被引文献的研究结果是施引文献的研究基础)；(2)附属性引用(Subsidiary Essential Citation，被引文献与施引文献的主题无直接关系，但是对施引文献却是必需的)；(3)额外补充性引用(Additional Supplementary Citation，被引文献包含施引文献赞同的内容)；(4)机械补充性引用(Perfunctory Supplementary Citation，施引文献没有对被引文献做任何评论)；(5)部分负面引用(Partial Negational Citation)；(6)全盘负面引用(Total Negational Citation)。(25)作者对物理学的33篇通讯类论文的引文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发现必要性引用仅占所有引文的27%，负面引用也仅占2%。显然，必要性引用所占比例不高使得认可论的理论假设并没有直接得到有力支持。该研究还发现，引文中属于部分负面引用的文献，会在其发表后不久的一个短暂时间段内立即成为高被引论文，之后被引次数会急剧下降；但被正面引用的引文都没有这一特征。这一结论向影响因子的评价合法性提出了直接挑战，因为影响因子恰恰是以期刊论文发表之后2年内的被引次数为分子、以期刊的载文量为分母计算得来。沿着同一思路，Garzone和Mercer将引用性质简化为3类：完全正面引用、部分正面引用和完全负面引用；在对生物化学和物理学的引文进行归类统计后发现，完全负面引用高达29.2%(26)，远远高于Moravcsik和Chubin的研究结果。总体上看，在自然科学中，正面引用未能占据绝对的优势比例，加之“搭便车”现象的广泛存在，认可论的理论假设未能获得有效的实证支持。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对于引文功能和引用性质的研究则先后采用了两种路径。第一种是直接采用自然科学领域内已有的引用性质分类体系，将其应用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并展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但是，毕竟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和科技领域的学者在文献使用行为上存在巨大差异(27)，因此，第二种是针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特点，构建了新的引用性质分类体系并展开实证研究。
在Moravcsik和Chubin等人的研究基础上，Hurt检验了概念性引用和操作性引用在物理学、工程技术和社会学三个不同学科中的适用性及其特征。研究发现物理学的引文多属于操作性引用(方法借鉴导致引用关系产生)，社会学的引文多属于概念性引用(概念借鉴导致引用关系产生)，而且社会学更倾向于引用发表年限较长文献。(28)通常来说，自然科学的发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和累积性；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先前成果的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正如黑格尔对哲学史的描述。然而，Hurt的结论却颠覆了人们的这一常识，虽然说方法借鉴是知识借鉴的一种形式，但是作为认知工具的方法并不能取代知识本身。Hurt的研究无疑否定了认可论的知识发展观。在教育学领域，Sliverman研究发现教育学的引用性质存在多种模式，正面引用只是多种模式中的一种，无法得出引用行为完全建立在知识认同基础上的结论。(29)1988年，为了纪念自己于1975发表的论文成为经典被引论文，Moravcsik根据自己提出的引文性质分类体系对引用1975年论文的施引文献进行分类，研究发现总体上说社会科学中的引文主要是为了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论证，而且源自于物理学的引用性质分类体系并不完全适用于社会科学。(30)例如，后续研究对先驱研究大多采取部分批判、部分吸收的态度，这使得引用性质归类非常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选择了第二条研究路径，构建新的引文功能分类体系再展开实证。
Frost从三个维度对引文功能进行了分类(31)：(1)被引文献是一手文献还是二手文献，(2)被引文献支持施引文献所涉及的事实还是支持施引文献所提出的观点，(3)正面引用还是负面引用。通过对德国文学期刊论文进行调研，作者发现施引作者主要使用被引文献证明自己的观点，引文明显地承担了说服工具的功能。众所周知，专著在人文学科占据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专著的引文和期刊论文的引文相比是否具有特殊性？Cullars的系列论文强有力的回答了这一问题，其研究结论与Frost的研究基本吻合，即文科专著中的引文基本上承担了说服的功能。(32)此外，Cullars发现人文学者更喜欢引用一手资料或图书以证明自己研究结论的权威性和真实性，而且大多数引文都属于中性引用(Neutral Citation，不对被引内容进行实质性评价，与Moravcsik提出的机械引用类似)。这说明在人文社会科学引文中，“搭便车”的现象也同样大量存在。
引文情境分析是间接分析引用行为的两大研究路径之一，虽然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引文情境存在着巨大差异，但是总体来看各学科的引文情境有共性可循：(1)机械引用较多，很多文献都是因为“搭便车”而被引甚至高被引，这意味着很多作者在引用某些文献时候可能根本没有真正阅读过被引文献(33)，因此才会产生很多断章取义的引用(34)；(2)负面引用较少，除了Garzone的研究以外，其他所有实证研究中负面引用都没有超过20%。有学者指出可能由于担心负面引用会得罪人，影响自己的事业发展和论文发表，因此作者通常会用三种方法掩饰自己的负面引用(35)：(1)称赞被负面引用的文献以达到明褒实贬的效果，在提及被负面引用的文献时使用一些极佳的赞美词(如Classic，Seminal，Pioneering等)；(2)使用机械引用对被引文献不做任何评论来表示作者的批评；(3)避免评论重要人物的研究以免产生正面冲突。虽然这三种掩饰的手法从分类的角度看不够科学，后两种掩饰手法之间存在明显交叉，但是却具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即引文中大量机械引用极有可能是负面引用的伪装面具。因此，引文分析作为评价研究成果科学价值的合法性被进一步削弱。
(二)引文内容分析——基于知识累积性的研究
引文情境分析是从宏观角度分析文献之间引用关系的性质，而引文内容分析则是从微观角度探索各种性质的引用关系是通过何种具体的引用方式而建立的。因此，引文内容分析的重点是发掘施引文献与被引文献之间在知识内容上以何种具体的方式建立实质性的知识联系。引文内容分析研究主要有两种实施方式：一是个案性研究，从某一特定文献或作者出发，挖掘施引文献的具体引用方式；二是整体性研究，从某一角度选取若干篇文献作为样本，综合考察施引文献的具体引用方式。根据认同论的理论假设，引用关系应该是建立在施引文献对被引文献的知识借鉴之基础上，引文体现了知识生产的累积性；如果事实并非如此，那么说服论就得到了验证。
早在1975年，Cole研究了默顿纪念文集中的123篇引用了默顿研究成果的纪念性论文，研究发现这些论文的施引方式具有强烈的仪式性色彩，即作者们引用默顿的文献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理论权威，并非自己的研究需要借鉴默顿提出的某一具体理论。(36)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得主Watson于1953年发表了一篇发现DNA双螺旋结构的论文，自1961之后该文被引了2 000多次。Ahmed等人随机抽取了100篇引用Watson这篇论文的文献，考察它们的施引方式，研究发现有48篇施引文献是为了给自己的研究提供历史背景而引用该文，只有4篇施引文献是因为借鉴该文的内容而引用该文。(37)如果说Cole和Ahmed的研究对象是杰出的学术权威，可能会因为尊崇效应导致引文内容分析的结果产生偏差；那么，Garfield和Kochan对科学史上极具争议的论文展开的引文内容分析恰恰和Cole和Ahmed的研究形成鲜明的对照。
Arthur Jensen于1969年发表在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上的论文是一篇内容上较有争议的高被引论文。Garfield发现在60篇引用该文献的论文中，仅有15篇文献的立场和观点与Jensen的论文一致，超过一半的施引文献是负面引用，把它当作一个论战的对象。(38)无独有偶，在心理学也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存在。心理学家Stephen E.Breuning于1988年被美国联邦法院判定犯有科学欺诈罪，在学术界引起轩然大波。Garfield利用1980-1988年的SCI和SSCI数据研究Breuning发表的20篇论文的被引情况；研究发现排除自引后的101篇施引文献中，正面引用10篇、负面引用33篇、中性引用58篇。(39)在自然学科领域，类似案例也不鲜见。生物医学家John Darsee于1981年被发现其发表的数篇论文中存在伪造数据的情况。在对引用了Darsee造假论文的文献进行内容分析时，Kochan发现298次的引用中正面引用却高达256次。(40)这一研究结论虽然和Garfield的研究出入较大，但是却恰恰证明了虚假引用的广泛性，即很多作者没有真正阅读过他们所引用的文献(41)，引用这些文献仅仅是为了表明自己熟稔本领域的经典文献。这些个案研究表明，争议性的论著和科学造假都可能成为高被引文献，弄虚作假的学者和对知识具有重要贡献的学者同样能够成为高被引作者，这无疑和认可论的理论假设是背道而驰的。
由于开展整体性研究的难度较大，整体性的引文内容分析研究略晚于个案性研究。1977年Spiegel-Rosing对发表在Science Studies上的66篇论文的2 309条引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80%的被引文献被作者用于证明自己观点、研究假设或提供相关背景信息，只有2.4%的被引文献得到施引作者的正面评价。(42)Oppenheim以物理学和物理化学领域23篇高被引文献为样本，这些文献在1974-1975年总共被978篇文献引用；通过内容分析发现，提供研究背景(436篇)和相关研究信息(206篇)的非实质性引用占施引文献总数的65.64%，将自己的研究结果与被引文献对比(141篇)、借鉴被引文献的理论(174篇)或研究方法(121篇)的实质性引用仅占施引文献总数的44.58%。(43)这一研究结论在后续研究中得到了进一步证实。McCain通过对分子遗传学文献的实证研究发现，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的实质性内容联系主要通过研究方法的借鉴而建立，但大量的引文出现在引言而不是在研究方法部分，因此大部分的引文不能体现知识增长的累积性。(44)Maricic采用了相同的研究方式进行了一次跨学科的验证，证实了McCain的研究结论具有跨学科的普适性。(45)在最近的一次研究中，Hanney从引用次数和引文出现的位置、被引的原因、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的影响程度三个维度系统研究了心脏病和糖尿病领域29篇文献的被引方式，研究发现所有引用关系中只有9%的被引文献对施引文献在内容上产生了重要影响。(46)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大致相似的研究结论。Peritz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开展了一次跨学科的研究，他从不同学科选择了5种期刊为样本(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Epidemiology、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Demography、Library Research)，对期刊中实证论文的引文进行内容分析，研究发现承担情境铺垫和提供背景信息的引文占总数的43.48%；将近半数的引文出现在引言部分，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之间并没有实质性的知识借鉴产生。(47)
与引文情境分析相比，引文内容分析的实施难度更大：首先，研究者必须熟悉施引文献和被引文献的内容，才能发现文献之间的内容联系；其次，文献之间建立内容联系的方式比较复杂(如通过概念、方法、研究发现的对比等)，因此编码的难度比引文情境分析明显更高。虽然文献之间的具体引用方式千差万别，但是通过对相关实证研究的梳理，不难发现引文内容分析存在两大共性：(1)大部分的引文主要是为了向读者提供研究背景信息，或罗列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2)基于内容的实质性引用关系(通过概念借鉴和方法借鉴建立的引用关系)占总引用关系的比例一直未能超过50%，故至少有一半的引用关系不是建立在知识借鉴基础之上的，无法体现知识生产的累积性。因此，基于认可论的知识生产具有累积性的假说也没有得到有效的证实。
三、基于引用心理的引用动机研究(48)
无论是引文情境分析还是引文内容分析，引文功能分析都是通过研究者或专家对文献进行审读，以判断作者在写作时的引用动机。这种间接性的判断带有一定的主观性，极有可能与作者写作时的真实引用动机存在出入。因此，学者指出，“任何依赖个人判断而不是作者本人做出的引文功能分类都存在可信度问题。”(49)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更为直接的方法是通过对学术共同体成员进行的调查或访谈，从作者自身获得最原始的数据，从而避免研究人员的主观判断偏离作者真实的引用意图。调查的基本方式有两种：一是与引文内容分析的思路一致，直接询问论文作者被引文献与自己论文在内容上的关联方式和程度，这种方法没有预先设定的动机框架；二是与引文情境分析的思路一致，首先预设好一个既定的引用动机框架，让施引作者自己对其论文中的引文进行动机归类。
引用动机的开创性研究肇始于Prabha对工商管理领域学者展开的调查。通过向近两年内发表过期刊论文的19位学者发放自填式问卷，收集作者的引用动机数据。Prabha研究发现，93%的参考文献作者都曾经阅读过，有63%的参考文献是作者为写作该篇论文时特别查阅过的；但是，被调查的学者认为参考文献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文献对自己的研究和写作来说是不可或缺的。(50)沿着同样的研究思路，Liu对415名中国科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研究发现只有少数科学家认为他们所引用的参考文献中有80%对自己的研究来说是必需的，绝大多数的参考文献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51)。马凤和武夷山对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界的调查显示，64.9%的作者认为即使不引用某些文献，仍然不影响原文的完整性、可靠性和论证的充分性。(52)
在引文情境分析的思路指导下，Brook首先将引用动机分为七种类型(53)，然后再让作者自己指出其发表论文中的每一条引文的引用动机属于哪一类或哪几类。通过对爱荷华大学(University of Iowa)教学科研人员开展跨学科的调查，研究发现尽管作者在引用某一条文献同时存在多种动机，但总体上来说，为了说服读者相信自己陈述内容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是作者最为主要的引用动机。在欧洲，相似的研究几乎同时在进行，布达佩斯大学的Vinkler将作者的多种引用动机归为两大类：专业动机(Professional Motivations)和关系动机(Connectional Motivations)。专业动机主要是指由于理论或实践上的内容联系导致作者的引用行为，关系动机是指作者为了和学术共同体建立起社会联系而进行的引用。通过让20位化学家将其发表的20篇论文中的484篇引文进行归类，Vinkler发现为了显示自己文献占有的完整性和研究具有前期基础是最为重要的专业动机，而为了增加自己作品的“曝光度”是最为主要的关系动机。(54)与之类似，Cano完全采用了Moravcsik的引用性质分类来表示作者的引用动机，通过让42位结构工程领域的科学家对他们自己引用过的344条引文进行归类，研究发现机械引用达26%之多。(55)Tang和Safer对49位生物学家和50位心理学家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大量的引文是为了提供研究的背景信息，即使在实质性内容联系较多的研究方法部分，提供背景性信息的参考文献仍然占据了16.6%之多。(56)
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在引文情境分析的思路下，专门针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引文动机调查还比较鲜见。如前所述，引用性质分类在引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存在着适用性问题。因此，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的复杂性，设计出一个满意度较高、具有通用性的引用动机分类框架比较困难。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同类实证研究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开展，反观之，这也是今后研究的突破点之一。
在早期心理动机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1990年代引用动机测量量表逐渐发展成型，成为引用动机实证研究的主流。1995年，Shadish等学者通过对已有文献的调研和总结，将引用动机归纳为28种。通过向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发放问卷，研究发现引用行为主要出于四种动机：(1)被引文献支持文章中某一句陈述(18%)；(2)借鉴了被引文献中研究方法和研究设计(16%)；(3)被引文献是该领域的经典文献(9%)；(4)被引文献首次提出了某个概念，代表了一种研究范式(8%)。(57)在此基础上，Shadish等开发了一份包括28个问题项的引用动机研究量表，试图发现影响研究人员选择引文的普适性因素。研究发现尽管创新性是论文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具有较高创新性的论文不一定会高被引。特别是那些与现行概念系统和研究方法体系有冲突的创新性论文，尤其会被忽视，只有那些已经被视为经典的论文才能持续地被引用。这充分说明作者在科研写作中，知识借鉴和社会性因素都会左右作者选择引文。在对Shadish的量表进行改进后，Case在传播学和文献计量学两个领域展开实证研究，发现传播学学者倾向于引用综述和熟人的文章，引用动机来自三个方面：(1)被引文献有新意、知名度较高或提出了新的概念；(2)引用该文献有利于增强作者自己研究成果的权威性；(3)对被引文献进行批判。(58)与传播学相对，在文献计量学中，作者引用文献的最主要原因是被引文献提出了某一概念(59)，社会性因素对引用行为的影响略小于传播学。
虽然引用动机的调查研究同样没有获得有力的证据能够充分支持认可论的理论假设，但是被引文献在概念和方法上的知识贡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成为作者引用行为的重要心理动机之一。然而，学术界对这一积极的研究结论不能过于乐观。由于社会期望效应(Social Desirability)的影响，作者在填写问卷的时候可能会隐藏自己的真实动机，以社会对学术界的规范性期待为准填写问卷，从而使得数据呈现出支持认可论的倾向；此外，由于调查时间相对写作时间的滞后性，作者在回答引用动机时，回忆的准确性和全面性可能都无法得到有效保证。因此，一些学者指出应该采用引用行为观察法(Citation Behavior Interview)更为可靠，即深入到写作过程中以观察、揭示作者写作时的真实动机。(60)但是，由于参与式的引用行为观察法实施难度巨大，实际施行的研究比较鲜见。2012年，Harwood和Petric对两名商学院研究生的课程论文写作过程进行了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不管任课教师开出的阅读清单上的文献对自己论文的内容有没有参考价值，学生都会引用这些清单上的文献。因为，他们认为这种引用可以向任课教师显示他们已经认真学习过所布置的阅读材料；此外，为了显示自己是阅读广泛的勤奋学生，每个学生都倾向于引用大量的参考文献，尽管他们并没有真正细读过这些文献。(61)由此可见，研究生的引用行为不仅是以知识借鉴为基础，同样受到了社会性因素的重要影响。因此，就目前而言，虽然引用行为观察研究的案例并不多见，但是已有的实证结果验证了说服论的理论假设，并不支持认可论的理论假设。
我国学者对引文评价合法性的理论反思起步较晚，直到2世纪90年代才开始有零星论述出现。(62)早期涉及引文评价合法性问题的多是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但是，由于学科视角的限制，图书情报学的主流研究焦点是完善引文分析的方法，并非反思引文评价的合法性。如崔红将我国科技人员的引用动机归为四类：主题性引用、背景性引用、尊重性引用和方法性引用。(63)虽然尊重性引用涉及了引用关系建立的社会性要素问题，但是作者并没有展开具体实证，检验不同性质的引用关系在整体引文中的实际比例，一定程度上回避了引文评价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会出现对引文评价合法性的集体失声，原因主要出自两个方面：(1)非图书情报领域的学者对引文分析不了解。因此，虽然学术界对以引文评价为基础的量化学术评价政策诟病连连，但是批判的视角多限于宏观论述，无法深入到微观层次对引用关系的内在理路进行深入分析。在量化数据面前，传统的话语争鸣式批判略显苍白无力。(2)图书情报学领域学者对引文评价合法性问题的集体回避。由于种种历史、社会和学科自身的原因，图书情报学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弱势边缘学科，学科地位不高，社会和学术界对图书情报学的认同度较低。引文分析及引文评价使得图书情报学找到了一个可以进行知识输出、对整个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突破口。因此，图书情报学的主流研究范式是完善引文评价，而不是系统地对引文评价的合法性进行深入的理论反思。在行政部门急缺有效的科研管理工具进行学术资源分配的宏观社会背景下，我国便形成了“行政部门不便作为、学术共同体不能作为、评价机构勇于作为”的量化评价机制。(64)于是，反思引文评价合法性的微弱之声湮没于定量评价的洪流之中。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从引文分析开始作为学术评价工具起，学术界对它的质疑和批判就从未间断。一些具有反思精神的学者发现，引文著录经常不正确、联合署名导致的作者被引次数的计算问题、同名作者的区分等(65)，都影响了引文数据的准确性，因而大大削弱了引文分析作为学术评价工具的权威性和可信度。然而，数据的准确性问题是可以通过技术手段的改进予以解决的，对引用行为和引文本质的认识论争议才是决定引文分析能否作为学术评价工具的最终判断依据。虽然引文功能分析和引文动机研究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如引文功能的分类体系众多、引用动机研究中难以避免社会期望效应的影响等；但是，从目前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量化评价制度的赞成派还是反对派，对引文功能和引用动机至少可以取得两项基本的共识：(1)引用主要是为了向读者说明研究主题的背景；(2)引用是为了向评审人和读者展示作者熟知该领域的重要相关文献。因此，目前学界对引用关系的认识论共识是：引用关系体现的是文献之间的相关关系(66)，而不是认可论所支持的建立在智识承认和奖励的基础之上。引文分析在学术评价中的广泛使用，使得我们容易倾向于认为引文的主要功能是向同行表示承认和认可；但是，这种认识不仅忽视了引文在科学交流系统中的修辞学功能，而且也没有得到普遍事实的支持。“我们应当首先把引文视为一种修辞工具，然后才是一种表示学术承认的工具。”(67)在这种意义上，引文评价无法真正测量被引文献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68)因此，引文评价的合法性问题是值得商榷的，对目前学术评价机制过度依赖以引文分析为基础的量化评价机制应该持谨慎的态度，同行评议在学术评价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69)
①参见朱剑：《量化指标：学术期刊不能承受之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②Gerhard Sonnert,"What Makes a Good Scientist?:Determinants of Peer Evaluation among Biologist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25,No.1,1995,pp.35-55.
③E.Garfield,"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Vol.295,No.1,2006,pp.90-93; E.Garfield,"The Evolution of the Science Citation Index," International Microbiology,Vol.10,No.1,2007,pp.65-69.
④B.Cronin,"The Sociological Turn in Information Science," Journal of Information.Science,Vol.34,No.4,2008,pp.465-475.
⑤M.Liu,"Progress in Documentation the Complexities of Citation Practice:A Review of Citation Studie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Vol.49,No.4,1993,pp.370-408; L.Bornmann,and H.D.Daniel,"What Do Citation Counts Measure?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i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Vol.64,No.1,2008,pp.45-80.
⑥作者没有按照字面意思直译为“规范理论(学派)”、“微观社会学学派”、“建构理论”或“普世论”等，意译更符合理论的本义和汉语的语义习惯。
⑦李正风、梁永霞：《引文动机的生态学解释》，《科学学研究》2012年第4期。
⑧Gross,P.L.K.,and E.M.Gross,"College Libraries and Chemical Education," Science,Vol.66,No.1713,1927,pp.385-389.
⑨D.J.de Solla Price,Little Science,Big Scie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3,pp.64-65.
⑩R.K.Merton,"The Matthew Effect in Science," Science,Vol.159,No.3810,1968,pp.56; R.K.Merton,"The Matthew Effectin Science,Ii:Cumulative Advantage and the Symbolism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is,Vol.79,No.4,1988,pp.606-623.
(11)B.Cronin,"The Need for a Theory of Citing,"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Vol.37,No.1,1981,pp.16-24.
(12)Norman Kaplan,"The Norms of Citation Behavior:Prolegomena to the Footnote," American Documentation,Vol.16,No.3,1965,pp.179-184.
(13)阎光才：《学术认可与学术系统内部的运行规则》，《高等教育研究》2007年第4期；Stephane Baldi,"Normative Versus Social Constructivist Processes in the Allocation of Citations:A Network-Analytic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Vol.63,No.6,1998,pp.829-846.
(14)参见叶继元：《引文法既是定量又是定性的评价法》，《图书馆》2005年第1期。
(15)Kenneth O.May,"Abuses of Citation Indexing," Science,Vol.156,No.3777,1967,pp.890-892; R.D.Whitley,"Communication Nets in Science:Status and Citation Patterns in Animal Physiology,"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17,No.2,1969,pp.219-223.
(16)G.Nigel Gilbert,"Referencing as Persuasio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7,No.1,1977,pp.113-122.
(17)Henk Moed,and Eugene Garfield,"In Basic Science the Percentage of 'Authoritative' References Decreases as Bibliographies Become Shorter," Scientometrics,Vol.60,No.3,2004,pp.295-303.
(18)J.科尔、S.科尔：《科学界的社会分层》，赵佳苓、顾昕、黄绍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19)Tai-Quan Peng,and Jonathan J.H.Zhu,"Where You Publish Matters Most: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Factors Affecting Citations of Internet Stud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3,No.9,2012,pp.1789-1803.
(20)E.Garfield,"Can Citation Indexing Be Automated," Essays of an information scientist,Vol.1,No.1,1962,pp.84-90.
(21)Ben-Ami Lipetz,"Improvement of the Selectivity of Citation Indexes to Science Literature through Inclusion of Citation Relationship Indicators," American Documentation,Vol.16,No.2,1965,pp.81-90.
(22)崔雷将Citation Contex Studies译为“引文情析”(参见：为什么要引用[OL].[2012-03-07].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82196&do=blog&id=317575)。
(23)Michael J.Moravcsik,and Poovanalingam Murugesan,"Some Results on the Function and Quality of Citation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5,No.1,1975,pp.86-92.
(24)P.Murugesan and M.J.Moravcsik,"Variation of the nature of citation measures with journals and scientific specialti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Vol.29,No.3,1978,pp.141-147; Michael J.Moravcsik,"Citation Context Classification of a Citation Classic Concerning Citation Context Classificatio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8,No.3,1988,pp.515-521.
(25)Daryl E.Chubin,and Soumyo D.Moitra,"Content Analysis of References:Adjunct or Alternative to Citation Counting?"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5,No.4,1975,pp.423-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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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Anton J.Nederhof,"Bibliometric Monitoring of Research Performance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the Humanities:A Review," Scientometrics,Vol.66,No.1,2006,pp.81-100.
(28)C.D.Hurt,"Methodological Citation Differences in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s," Library &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Vol.7,No.4,1985,pp.345-355; C.D.Hurt,"Conceptual Citation Differences in Science,Technology,and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 Management,Vol.23,No.1,1987,p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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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M.J.Moravcsik,"Citation Context Classification of a Citation Classic Concerning Citation Context Classification,"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18,No.3,1988,pp.515-521.
(31)C.O.Frost,"The Use of Citations in Literary Research:A Preliminary Classification of Citation Functions," The Library Quarterly,Vol.49,No.4,1979,pp.399-414; C.O.Frost,"The Literature of Online Public Access Catalogs,1980-85:An Analysis of Citation Patterns," Library Resources and Technical Services,Vol.33,No.4,1989,pp.34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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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Britta Stordal,"Citations,Citations Everywhere but Did Anyone Read the Paper?" Colloids and Surfaces B:Biointerfaces,Vol.72,No.2,2009,pp.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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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Robert N.Broadus,"An Investigation of the Validity of Bibliographic Cit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Vol.34,No.2,1983,pp.132-135.
(42)1.Spiegel-Rosing,"Science Studies:Bibliometric and Content Analysis,"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Vol.7,No.1,1977,pp.97-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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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Bluma Peritz,"A Classification of Citation Role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Related Fields," Scientometrics.Vol.5,No.5,1983,pp.303-312.
(48)很多学者使用“引文动机”这一术语，但是笔者认为，“动机”问题涉及人的行为，“引文”只是一种行为产生的文本形式的结果，因此本文选用“引用动机”这一术语。
(49)L.Bornmann,and H.D.Daniel,"What Do Citation Counts Measure? A Review of Studies on Citing Behavior,"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Vol.64,No.1,2008,pp.45-80.
(50)Chandra G.Prabha,"Some Aspects of Citation Behavior:A Pilot Study in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Vol.34,No.3,1983,pp.202-206.
(51)Mengxiong Liu,"A Study of Citing Motivation of Chinese Scientists," Journal of Information Science,Vol.19,No.1,1993,pp.13-23.
(52)马凤、武夷山：《关于论文引用动机的问卷调查研究——以中国期刊研究界和情报学界为例》，《情报科学》2009年第6期。
(53)T.A.Brooks,"Private Acts and Public Objects:An Investigation of Citer Motiv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Vol.36,No.4,1985,pp.223-229; Terrence A.Brooks,"Evidence of Complex Citer Motivat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Vol.37,No.1,1986,pp.34-36.Currency Scale(显示作者紧跟最新的文献进展)，Negative Credit(批评现有研究成果)，Operational Information(研究方法的借鉴)，Persuasiveness(说服读者相信自己的陈述)，Positive Credit(赞同现有研究成果)，Reader Alert(提醒读者其他的相关文献)，Social Consensus(表明自己熟知那些被公认为经典的文献)。
(54)P.Vinkler,"A Quasi-Quantitative Citation Model," Scientometrics,Vol.12,No.1,1987,pp.47-72.
(55)V.Cano,"Citation Behavior:Classification,Utility,and Loca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Vol.40,No.4,1989,pp.284-290.
(56)R.Tang,and M.A.Safer,"Author-Rated Importance of Cited References in Biology and Psychology Publication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Vol.64,No.2,2008,pp.246-272; Martin A.Safer,and Rong Tang,"The Psychology of Referencing in Psychology Journal Article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Vol.4,No.1,2009,pp.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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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D.O.Case and J.B.Miller,"Do bibliometricians cite differently from other scholar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Vol.62,No.3,2011,pp.421-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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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Nigel Harwood,and Bojana Petric,"Performance in the Citing Behavior of Two Student Writers," Written Communication,Vol.29,No.1,2012,pp.55-103.
(62)何佳讯：《引用行为的新模型——对评价性引证分析和引文检索有效性的讨论》，《情报科学》1992年第2期；何荣利：《作者引文活动管窥》，《中国科技期刊研究》1995年第1期。
(63)崔红：《我国科技人员引文动机聚类分析》，《情报杂志》1998年第2期。
(64)朱剑：《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学术国际化——对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化热潮的冷思考》，《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5)L.C.Smith,"Citation Analysis," Library Trends,Vol.30,No.1,1981,pp.8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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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Susan Cozzens,"What Do Citations Count? The Rhetoric-First Model," Scientometrics,Vol.15,No.5,1989,pp.437-447.
(68)J.B.Bavelas,"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Citations," Canadian Psychological Review/Psychologie Canadienne,Vol.19,No.21978,pp.158-163.
(69)叶继元：《有益遏制学术评价形式化数量化》，《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28日第3版；朱剑：《学术风气、学术评价与学术期刊》，《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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