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哲学视域下《共产党宣言》中的历史逻辑与阶级意识
马 超
摘 要：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融合在一起。以唯物史观剖析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揭示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并阐明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互相作用。《共产党宣言》也是一部城市哲学经典文献，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一种具有聚集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尽管城市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有产物，但城市确实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才得以迅速发展。现代城市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和典型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从事的资本主义批判，本质上根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的切入点，可以从资本主义城市的哲学维度中找到其内在逻辑。本文将逐一阐明《共产党宣言》中所包含的城乡分离、城乡对立、以及阶级对立等城市哲学论题。
关键字： 城乡分离；城乡对立；阶级意识
城市，作为一种具有聚集性特征的生产方式，就其内在逻辑而言，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它在历史的进程中产生、发展、变迁乃至消亡。追溯城市的历史，会发现它并非伴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与生俱来。按照马克思历史哲学的观点：城市是私有制的产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就城市的历史进行了系统考察，他们把城市的历史和形态大致划分为古代城市、封建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等类型。这些城市，分别以文化（或者宗教）、农业、贸易、工业为依托而发展起来。尽管类型不同，但催生城市形态变迁的内在逻辑则是一致的。归根到底，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本动力来自于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迁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进一步，直接展开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和乡村内在逻辑关系的系统考察。多年以来，国内外学界将《共产党宣言》视为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之作，事实上，《共产党宣言》中的城市哲学理论，更值得进一步挖掘和梳理，以回应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全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和城市化问题。
一、城乡分离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城乡对立”“城乡差别”“城市统治乡村”等术语，来表述城乡之间的二元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些论述中将“城乡分离”等同于“城乡对立”，用以指称那种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分工状况所带来的不同生产方式，即城市的生产方式和乡村的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异。但在另一些论述中，“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概念。“城乡分离”表达的是一个普通的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仅仅指城市因不同于乡村的生产方式而从乡村独立出来，并形成自身独特的产生、发展和变迁轨迹。“城乡对立”则更具有批判意义，它更多地用以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而对农村进行“侵蚀”“统治”甚至“掠夺”的不合理状态，这种状态因其价值立场上的不合理而必须受到批判。可以说，“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两个概念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共同统一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历史哲学话语体系之中。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人类历史上就宏观层面而言大致经历过两次重大的城乡分离过程，第一次城乡分离发生于封建社会早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全部文明的历史并一直延续到现在”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通俗地讲，事实上便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社会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分离。这些分离出现于欧洲社会从部落制度向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时期，这一过程，意味着城市逐渐从乡村独立出来，并形成自己的生产方式发展轨迹。这种城乡之间的分离过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就客观历史意义而言，它是落后向文明的过渡、简单社会向复杂社会的过渡，以及家庭性、地方性向民族性、国家性的过渡。这一历史过程，自它发生开始，便始终贯穿于整个人类文明历史并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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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历史第一次城乡分离的内在动力，来自于由社会分工发展引起的社会生产方式变迁。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古代社会一个民族内部，由于分工的产生和发展，一部分劳动人口从农业劳动中脱离出来，开始专门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活动，这就引起了工商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逐步分离。接下来，农业劳动者继续生活于农村，而手工业和商业劳动者逐步聚集于城市，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就此拉开序幕。恩格斯将这次城市与乡村的分离称为“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生产活动而言，这次手工业和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历史过程，直接催生了古代城市的诞生和繁荣。而反过来，城市相较于农村所独具的资源聚集性特征，恰恰又为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繁荣提供了各种适宜的条件和环境。城市由此走上独立于乡村的发展之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市本身反映了人口、生产资料、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4页。 在此意义上，城市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封建生产关系格格不入，资本主义城市在历史发展中取得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绝对优势，但它并未改变农村的面貌，农业依然难逃孤立、分散、甚至落后、愚昧的命运。
不良的饮食习惯：偏食或挑食会导致人体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缺乏，会导致口腔黏膜的破溃，形成慢性溃疡，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发生癌变。而均衡的饮食有利于摄入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降低口腔癌和口咽癌的风险。
显然，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社会分工是导致城乡分离的第一因素，但是，这并不是唯一因素。历史上导致城市出现和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文化、宗教、自然条件甚至军事活动等等，都会催生城市与乡村的分离。这些因素往往同时交错发生作用，共同促进城市发展。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就曾提到，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外贸易的地方才能形成，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费的地方才能形成。可见，城市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它以生产方式变迁为核心，汇集大量的社会历史条件而逐渐展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过程阐明了生产方式的重要意义。社会的变迁，因社会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因生产方式、经营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当旧有的生产方式已经无法适应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时，新的生产方式便应运而生。城市作为一种崭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提供了极大便利，相较于农村而言，它更好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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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城市内部，以资本为核心的城市和乡村的对立，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二者的矛盾始终贯穿于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之中。只要有城市的地方，就有阶级对立。而阶级对立，为城市的健康发展埋下了深重的隐患。从工业革命爆发、资本主义大城市形成，直至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城市内部公共资源以资本为导向而进行配置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阶级对立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始终制约着城市的发展。
在工业化生产方式的促进之下，过去那种泾渭分明的，农业、工业、商业、贸易壁垒森严的旧有生产方式，被全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打破和取代。城市不再以行业壁垒为界限，它的地理范围成倍地扩大，它的社会功能成倍地丰富，只要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关的要素，都被纳入到了城市的范围当中来。可以说，在大工业生产方式的统摄下，资本主义城市第一次成为了人类文明最为重要的聚集载体，人类城市的历史第一次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形态。总而言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首先高度肯定了城乡分离现象作为劳动分工发展逻辑的内在合理性，“城乡分离”具有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可以说，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所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生产方式，正是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而成的。当封建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无法满足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时，那它就走到了其内在发展逻辑的尽头，必然被全新的所有制形式和生产方式所取代。
二、城乡对立
早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恩格斯就表达了对于资本主义大城市中阶级问题的高度关注。在恩格斯看来，阶级并非天然的存在，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和变迁的历史产物。它体现着人们因为特定生产关系而分化为不同群体的历史现象。私有制的出现，直接导致了阶级的产生。但阶级问题成为最为“黑暗”的社会问题，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形成之后的欧洲，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以后的英国大城市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成为所有城市最为严重的问题。更进一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形成，同样是在西欧资本主义城市之中完成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国内外学界普遍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认为阶级意识是历史的产物，它伴随阶级的固化而形成；另一种认为阶级意识无法自发形成，它需要一定的“建构”。事实上，阶级意识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它一方面以社会生产方式变迁为物质基础，但同时也根源于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阶级组织的形成。
首先，“城乡对立”意味着个人劳动方式的彻底异化。
其次，“城乡对立”意味着社会生产方式的对立，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等要素的多重对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现象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产生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③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8页。 。恩格斯也曾指出，“第一次大分工”，即城市和乡村的分离，使农村人口陷入数千年的愚昧状况，使城市居民受到各自的专门手艺的奴役。它破坏了农村居民的精神发展的基础，也破坏了城市居民生产发展的基础。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劳动方式的孤立和对立，构成了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深重桎梏，而城乡分离更是严重加深了人类劳动方式的鼓励和对立，城市人屈从于城市生产方式，农村人屈从于农村生产方式，其结果则是个体劳动的“异化”，以及由劳动对立而产生出的生产方式对立和经济利益对立。因此，想要实现每个个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就必须要消除“城乡对立”，从而消除由“城乡对立”带来的劳动活动本身的孤立和异化。消除城乡对立，成为消灭整个旧有分工体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城乡对立，就其最本质的特征而言，事实上正是传统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立，是传统生活与现代生活的对立，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对立，当然，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内含的一切矛盾，都可以在城乡的对立中找到其真实的呈现。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经济和政治的集中。过去那种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地区，最后都会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然而，正是这种表面的统一性，掩盖了城市和乡村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社会结构、不同政治组织之间的重重矛盾，表面的统一掩盖了事实的矛盾。城乡之间的差别和对立，最终为资本所左右。
最后，“城乡对立”意味着整个社会矛盾重重。
在头颈部神经内分泌癌内Glut-1阳性表达率为81.82%(54/66)，声带息肉组织其阳性表达率为6.67(4/60)，HIF-1α表达率为54.44%(36/66)，声带息肉其表达率为0%，PI3K阳性表达率为45.45%(30/66)，声带息肉其表达率为0，p-Akt表达率为36.36%(24/66)，声带息肉其表达率为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0.984、9.387、12.063、11.338，P<0.05)。
“米多，如果你爸妈看见你这么能干，一定会很自豪。”颜姨上前拥抱了一下米多，“之前你说去见一个异想天开的读者，见到了吗？”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同样分析了当时法国工人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对立。在法国，就像在绝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一样，在城市的生产者与农村生产者之间，亦即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大规模的有组织的劳动，生产资料的集中，这是无产阶级追求的希望，也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物质基础。而另一方面，农民的劳动是孤立的，他们的生产资料是零星分散的。在这些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建立起来了一整套迥然不同的社会政治观点。不同的财产形式和劳动方式，造成城市生产者和乡村个体农民之间的利益“隔阂”。在人身关系上，商品货币形式与封建宗法关系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显然，这里所论及的“城乡对立”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生产、交往、政治、社会之间的差异，它更为直接的后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同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甚至工人与农民，也难逃对立的命运。
总之，传统社会那种自发的、分散的、粗放的、随意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现代社会中都被资本进行了整合。人口、资源、资本、甚至政治、政府、法律等上层建筑，都被整合到资本的周围，依照资本的运行轨迹而运转。这种整合过程，在欧洲大城市的发展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过去社会中那些以民族、国家、行业为壁垒的种种界限，都被统一的市场所取代，这个统一的市场，乃至统一的利益、统一的民族，用一个名字命名，它就叫做资本主义。
人类社会第二次大规模城乡分离出现于产业革命时期，这也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城市化”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市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显然，资本主义城市与市民，都蜕变于封建社会城市与市民。或者说，资本主义城市的出现，事实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扬弃。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与生俱来的时代特征。“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5页。 在这样一次次城乡分离浪潮中，世界市场不断扩大，社会需求不断增加。过去那种基于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不再能够满足社会需要。于是，蒸汽机和大机器应运而生，引起了工业革命的发生。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统治代替了工场主的统治。这一系列时代特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使得资本彻底战胜了传统，城市彻底战胜了乡村，乡村彻底屈服于城市。人类历史的第二次城乡分离，与资本主义工业化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三、资本主义城市的阶级问题
阶级问题是《共产党宣言》探讨的核心问题之一。城市，作为无产阶级产生和发展的发源地，自然离不开阶级问题的宿命。城市，就其本质而言，其从诞生之日起就意味着阶级对立。
如果说“城乡分离”是一个客观历史现象的话，那么“城乡对立”这一术语在历史之外则更多包含了价值立场的批判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深入地论述了阶级问题。“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古代社会，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完全被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多种多样的层次。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主、臣仆、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一些特殊的阶层。然而，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之后，所有这些丰富的社会阶级和阶层都直接简化为资产阶级和按阶级的对立。显然，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社会，它不但没有改变阶级对立的本质，反而用一种“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传统社会的阶级形态。在传统社会中，阶级对立伴随人类社会私有制的产生而产生。无论自由民、奴隶、贵族、平民、领主、农奴、师傅、帮工，他们之间的关系都由其所处的生产方式之中的位置所决定。总体而言，他们的阶级关系，由其是否占有生产资料而确立，大致可以分为占有和不占有生产资料两大类型，但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各阶级之间的界限和对立还不那么尖锐，或者说，传统社会的阶级关系存在转化的可能。然而，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与传统社会的最本质区别，就在于阶级对立因为资本的占有与否而变得尖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大阵营的矛盾和对立因此变得不可调和。
在传统社会中，由于地理因素的限制，市场往往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社会的生产、需求、分工、消费等等，都可以在一定的较小范围内得以实现，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足以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城市规模也并非那么迫切地需要扩大，城市往往以一种自发的形态而存在。然而，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来临，社会生产力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加之美洲大陆等新兴市场的开拓，欧洲社会旧有的生产方式无法继续维系，那种以工场手工业为核心建立起来的传统城市更是无法满足整个社会的发展需求。取而代之的，是工业城市的兴起。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4页。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主义制度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的社会历史进程，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其中的工业、商业、贸易、交通、城市、资本等等要素缺一不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以阶级立场和阶级意识论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在阶级产生、发展、分化、斗争、演变的历史过程中，人类社会由分散走向集中、由简单走向复杂，由农村走向城市，由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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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正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方式的变迁，催生了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对立。阶级历史因此成为世界历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性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 显然，以农村为核心的传统社会，其特征为简单的、闭塞的、单一的生产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滞后。这远远无法满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于是，在资本主义城市中，不但生产方式更加复杂和开放，就连陈规陋习、甚至传统的国家、民族、政治等关系，都必须打破。都必须以资本主义工商业关系进行“重构”。而资本主义工商业关系的载体，恰恰就是资本主义城市。正是资本主义城市，造就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
其次，资本主义城市中的阶级对立不可调和，其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在商业危机发生的时候，资本主义社会总是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的现象，即生产过剩。而它一旦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8页。 事实上，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一切生产活动，都是以资本利润为唯一前提，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那么社会生产的过剩就不可避免，这种周而复始的由“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导致的危机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的经济危机。由于经济上的或者说生产方式上的内在危机，会在第一时间最为直接最为敏感地传导到社会各阶级之中，资产阶级日益追求利润最大化，无产阶级日益变得一无所有。阶级对立在周而复始的经济周期中变得不可调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样在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中得以觉醒。
最后，城市中的无产阶级注定成为天生的革命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值；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结社而达到的革命联合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详细论述了无产阶级成为革命主力军的历史必然性。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而且它日益结合成为更大的集体，日益成为整个社会中最为庞大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机器的普遍使用使劳动的差别变得越来越小，工资几乎降到无法再低的水平。无产阶级内部的物质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日益趋于一致，即降低到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因此，工人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反资产阶级同盟，保卫自己的利益。正是在此背景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不再仅仅停留于“自我意识”或者“集体意识”层面，它上升为一种组织和一种实践——为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实践活动。并且，只有城市无产阶级由于其历史宿命，才能够成为这一实践的真正载体。
面对城乡问题和阶级问题的困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只有在消除城乡对立后才能从他们以往历史所铸造的枷锁中完全解放出来。《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在最先进国家里所采取的“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措施中，就包括“把农业与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灭”。恩格斯此后甚至认为：只有使人口尽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国，只有使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发生密切的内部联系，并使交通工具随着由此产生的需要扩充起来——当然是以废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才能使农村人口从他们数千年来几乎一成不变地栖息在里面的那种孤立和愚昧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当然，在《共产党宣言》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逻辑的批判还没有达到后来《资本论》时期的高度，因此，当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城市问题，还没有形成完整体系，我们只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才能通过“资本”这个核心概念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
从2007年全省开展溯源工作以来，目前全州溯源工作进展正常，对免疫工作的数据管理、流通监督工作有一个可追溯的平台，提高了工作效率，方便了数据分析。在挂了二维码耳标的猪、牛、羊等动物，能通过识读器在出栏后的市场、运输、仓储等环节能准确的识读出动物的产地、免疫时间、疫苗种类、检疫记录等各种信息。在发生疫病时能及追溯到这个动物的来源，做到“早、快、严、小”控制疫情。对保证动物源性食品安全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主要生活于柏林、巴黎、布鲁塞尔、伦敦等西欧大城市。这些城市都是各自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理论思考与城市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可以这样来理解和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达的城市哲学思想：任何城市现象——无论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生态的，抑或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都应从社会生产方式变迁或者用马克思、恩格斯的话说“市民社会”本身之中去寻找其内在逻辑线索。尤其在资本主义城市之中，任何城市问题的根本解决——城乡分离、城乡对立、阶级对立等等，都应从扬弃旧有生产方式的实践活动中去寻找答案。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691（2019）03—0018—06
基金项目：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城市和城市化思想研究”（项目号：14CZX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马 超，男，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
[责任编辑：谢雨佟]
标签：城乡分离论文; 城乡对立论文; 阶级意识论文;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