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哲学（笔谈）（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笔谈论文,之二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发展研究方法论批判
在当代，不仅由于发展中国家自然条件、经济条件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的不同，而且还由于发达国家在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出现越来越多的弊端，人们不仅在社会发展过程如何启动，如何实现经济起飞等问题上出现分歧，在社会发展目标问题上出现困惑，而且在使用怎样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上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以说，当代人类社会在发展的进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与人们长期以来所使用的社会历史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综观社会发展研究方法的历史演进，可以看到，6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是经验的、实证的方法。人们主要以决定论的立场来理解社会发展历程。这就意味着世界各国都将以不同的方式逼近西方现代化。在70年代，虽然经验的、实证的方法仍然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说明社会发展进程的合理性，评价社会发展进程对人的价值意义等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一种价值评价的方法受到人们的关注。如果说前者侧重于社会整体的结构、功能和特点的研究的话，那么后者则更倾向于对个人的心理过程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个体因素的关注和对个人行为的价值和意义的关怀，从个人行为入手来解释社会现象。而80年代以来社会发展研究方法论表现出多元化和不断综合的新趋势。我们很难找出某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发展研究方法论，也没有任何思想家能够像60、70年代那些代表人物那样确立自己在方法论上的权威地位。这种方法论上的多元化和综合化的新趋势尤其值得我们重视。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用某种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研究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进程，只看到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某些方面，而忽视社会发展过程中其他许多重要的方面。这不仅在理论上产生了诸多难题，而且在实践上产生了许多严重的后果。在这里我们主要就我们在社会历史发展研究方法论上所存在的某些缺陷，来说明为什么孤立地运用实证的和宏观的研究方法是不够的？为什么我们需要进一步强化运用价值评价和微观分析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
实证主义方法批判
启蒙运动把人类历史推进到一个崭新的时代——理性的时代。理性的实证的思维方法成为主宰学术研究的唯一方法。一切被冠以科学名称的学科都必须以理性和实证的原则建立起来。牛顿力学是科学的典范，是实证科学的唯一形象。启蒙运动以来的许多思想家们也试图把理性的实证的方法用于研究社会问题。自然科学在实践上所取得的成果使自然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方法以势不可挡的力量向社会科学领域渗透。圣西门希望政治学成为一门生产的科学以追求最有利于一切生产事务秩序的科学目标。康德在以牛顿物理学为范式提出数学是何以可能的，物理学是何以可能的问题之后，他的后继者齐美尔又提出了社会科学是何以可能的。用实证的方法来探讨社会发展问题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就是在这样一种宏观背景下发生的。为此，胡塞尔指出：“在十九世纪后半叶，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1 〕人们将实证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给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造成许多不良后果。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单线论和欧洲中心主义流行起来，并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产生影响。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用因果决定论的方式来解释社会现象。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进步就是理性的进步，西方文明是理性主义文化扩张的产物。西方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成就。因此任何社会都要从原始社会开始经过若干阶段之后达到西方文明。科学家的任务就是要阐述人类社会的这一宏观发展现象，这就是要揭示人类需要经过哪些必要环节，如何从类人猿发展到欧洲文明阶段。他们相信，世界各民族的发展必然会逐步接近于诸如法兰西人、盎格鲁人这些最开化、最自由、最无偏见的民族所达到的文明状况。孔德就认为社会是单线发展的，即按照一条朝西方化的方向发展。可以说，理性主义、单线论是与欧洲中心主义密切联系的。既然人类必然会发展到西方文明，那么殖民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统治便是向他们输出文明。美国社会学家罗伯逊十分公正地指出：“达尔文的进化论也被那些殖民者用来证明非白人是低于人类的。”对低于人类的动物输出文明自然是必要的。这种观点甚至也会被殖民地人们所接受，“殖民地的民族毫不怀疑地接受殖民者把他们看作是下贱的观点”〔2〕。 这种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色彩的单线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指责。当代社会发展理论的奠基人迪尔凯姆告诫人们，不要像已往的历史哲学那样按照一种直线图形来寻找人类文明进化的原因和结果。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人类社会的发展并没有像实证主义者所预言的那样依次经过几个阶段之后最终达到西方文明的状况。有些落后国家甚至能够跨越实证主义所说的多个发展“阶段”而直接进入工业化水平。毫无疑问，社会总是从小规模的、简单的结构向着大规模的和复杂的结构进化。这一进化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特点。不同民族、不同的社会群体完全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达到这种较高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实践上，单线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对发展中国家产生许多恶劣的影响。一些人盲目地追求和模仿西方的生活方式。这不仅造成了民族文化的衰落，而且引起民族矛盾的激化。这种影响直到今天还留下许多痕迹。
第二，把实证的方法用于社会历史发展问题的研究，实际上是把人抽象化和概念化了，人的价值问题被忽视了。例如，在经济学中，人就是指那些把买和卖以及消费都建立在精细的、有目的的、会理性计算的人的基础上的。心理学中的人是一种有看不见的却始终相互矛盾的心理动机的人。社会学所设定的人是各种预定角色的承担者，就如同物理学上的原子一样。所有这些都是对人的概念构造。而不是对人的现实描述。人在这里实际上变成了唯科学主义的牺牲品，成为彻底的被肢解了的人。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人实际上是把人物化。自然科学是通过对对象的研究来控制和改造对象。社会科学中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实际上也是要通过对人的研究来改造人和控制人。人的自由和权利被忽视了，他的价值被否定了。
第三，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历史毕竟不同于自然界，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历史必定会碰到某些障碍，并产生许多理论错误。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使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可以观察和检验的对象上，富有意义的价值世界被排斥在科学研究之外。可以说，对于实证主义者来说，社会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被看作是大量独立变项的混合，它们既能够被识别和测量，又能够彼此分开或相互结合。丰富的和复杂的社会生活被分解为各种简单的可被测量的各种变项。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这种转变中消失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试图把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贯彻到社会生活领域之中，甚至用计量的方法研究人的需求。毫无疑问，社会科学之中是可以运用定量化的研究方法的。但是这种方法在自然科学中的运用与在社会科学之中的运用是不同的。在自然科学领域之中无论事物多么复杂都不存在运用数学工具的障碍的问题，而只存在数学工具是否完备，初始条件是否被掌握的问题。然而对于社会领域中的许多问题，我们必须考察数学工具运用的可能性问题。事实上，在人的情感、意志和需求等问题上运用数学的方法来研究恐怕只能是徒劳的。
把生物有机体与社会相类比所得出的结构功能主义实际上是把实证的方法运用于社会领域的又一个典型形式。这一理论经久不衰，只不过后来的发展更加精制，更加完善而已。但是运用生物有机体理论来解释社会发展具有如下的理论困难。首先，生物有机体的运动和人类社会的运动分别属于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后者属于较高的运动形式。把两种不同的运动形式等同起来，用一种运动形式解释另一种运动形式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里也不常见。正如我们不能直接用物理学来解释化学运动一样，我们也不能直接用自然科学原理来解释社会现象。用生物进化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还原论。恩格斯指出，终有一天我们可以用实验的方法把思维归结为脑子中的分子和化学的运动，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把思维的本质概括无遗了吗？其次用生物进化论来解释社会现象，可以比较圆满地说明社会的均衡，却难于说明社会的发展。即使对于社会有机论的现代形态——帕森斯的功能主义，达伦多夫早就指出它“仅仅展示出维持现状的机制”〔3〕。 谢尔曼也强调“新古典经济学分析的核心是达到最佳均衡市场作用的机制。这与社会学里的功能主义很相似，该理论强调能使现状维持稳定的那些体制”〔4〕。在生物领域， 有机系统的各部分的功能是相互协调和适应的，一旦出现不适应有机体就会死亡。生物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进化过程是相当缓慢的，生物有机体的代际之间几乎不出现任何变化。无怪乎人们把自然界说成是受“再现规则”支配的。然而社会领域却不是如此。社会中除了整合协调之外，还存在着矛盾。当社会的“功能需要”得不到满足的话，社会系统的内部结构就会迅速作出调整，使社会得到进化和发展。再次，运用生物有机体的进化来说明社会的发展必然陷入单线论。由于进化理论无法解释社会发展的现实动力，无法说明社会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内在根据，他们只能借助于“文化传播”，通过文化传播，处在较低阶段的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对于他们来说，西方文明是现代文明的唯一形态。他们所说的文化传播实际上是把西方文化扩展到全世界，是用西方文化改造世界文化。最后，不同民族、不同的社会群体，由于他们之间的广泛交往会出现某种程度上的趋同现象。然而生物有机体的不同种群之间无论怎样交往也不会出现趋同进化的情况。因此运用社会有机体理论无法说明由社会交往而产生的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
虽然我们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也曾关注实证的方法在社会发展研究中的限度问题，但是我们却主要倾向于用实证方法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努力探索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各种社会发展的共同模式，而不是关注社会发展对于实现人的价值的意义。社会历史研究中的价值评价的方法被不同程度地忽视了。然而在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中，他对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解之中包含着对人活动的价值规律的评价和理解。今天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应当更国关注社会发展对人的价值意义。例如，在经济增长中，我们不仅要关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且更要注意人均实际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看到，近年来虽然我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有了很大的提高，经济增长的速度很快，但是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得到提高。忽视对社会发展中的价值问题的关注最终将产生不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恶果，使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以人的自由的丧失为代价，财富的增长以人自身的片面发展为代价。后现代主义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忽视对人的活动的价值规律的理解所产生的不良后果。
宏观分析方法批判
社会发展研究是以宏观的社会整体为研究对象的，它研究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模式等。人们自然而然地把社会作为整体来研究，运用宏观的、整体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倾向于把社会看作是有机整体。事实上社会不是个人相加之和，由个人结合而形成的整体必然具有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具有的宏观特征。或者说，整体大于各部分相加之和。因此，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我们无疑可以把社会作为有机整体来加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强调，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并提出了社会有机体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仅强调把社会作为有机体，而且更注重对社会整体的基本因素——人的微观分析。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应当尽量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人对立起来”〔5〕， 并提出离开了个人的集体是“虚幻的集体”〔6〕。如果我们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忽视了个人， 忽视了对社会发展过程的某些因素的微观分析。那么我们的研究必然缺乏根基，它所导致的结果必然是：
第一，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体，仅从宏观的、系统的角度来研究社会发展进程。把一般生物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发展进程的研究之中。于是人们或者把社会发展过程看作是适应环境的过程。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原则，便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既然如此，那么发展中国家或者只能依附于发达国家，永远作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上的奴仆（国际依附论），或者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最终归于消亡。运用这种社会发展方法论所得出的最终结论是否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的可能性。有些人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社会的发展，把社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与外界进行信息、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过程。这一理论从表面上来看似乎强调了国际交往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但是由于它缺乏对社会发展的微观机制的分析，这一理论完全可以被用来说明国际依附论的正确性。这种抽象的探讨忽视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在与外界进行能量、信息和物质交换过程中对能量、信息和物质的交换能力和接受能力。而这种能力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拉美国家的沉重的债务负担正是表明缺乏这种能力在国际交往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当前东亚某些国家的金融动荡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这种抽象的宏观的探讨还忽视了社会整体的内部矛盾的存在。把社会看作是一个在功能上相互协调的整体。因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原理被人们不加分析地用于社会发展的研究之中。如果社会系统是功能协调、组织完善的整体的话，那么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所发挥的功能可能会大于个人单独行动所发挥的作用。然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恰恰相反。它们的法制体系不完善，社会的功能结构不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个人和组织行为不规范现象普遍发生，社会矛盾广泛存在。这使它们不仅不能实现“整体的功能大于部分之和”的目标，却反而产生了“整体功能小于部分之和”的结果。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是解决了这种“整体功能小于部分之和”的问题。这一问题恰恰根源于中国农村的社会功能不分化，个人利益和需求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等重要的微观因素。对于这些微观因素的分析是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发展问题的重要途径。今天，整体功能小于部分之和的问题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已经越来越突出。加强社会生活的微观领域分析是我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又一个重要方面。
第二，从宏观角度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常常忽视对社会生活的微观领域特别是个人心理因素和社会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分析。人们简单地把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区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发展中国家往往被看作是二元结构的社会，它既包括传统的产业部门，又包括现代化的大工业。这种二分的研究方法显然是把社会组织作为一个功能性整体来加以研究的，而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的社会矛盾。实际上他们所说的现代化大工业却可能包含着传统的管理方式。西装革履的“现代人”却可能满脑子装着陈词烂调或缺乏任何民主精神。用宏观的方法来研究社会发展过程，往往仅仅关注社会整体的发展，而忽视微观的、具体的社会生活部门的变化，特别是人自身的变化。人们常常习惯于为社会整体的发展确立一系列宏观的社会发展指标，如人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等，却从来不考虑社会文化如何发生变革，人的精神文化素质如何提高等问题。对于社会生活微观因素的忽视常常造成社会整体发展计划的破产。在社会有机论看来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相互关联的。社会生活中某个领域的发展必须要有其他领域的相应的发展来维持。或者说社会发展只能是整体推进的。他们否定社会生活中各个领域的相对独立性，并推出一个又一个整体推进的发展方案。这实际上是要把西方社会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步实现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同时实现。这种乌托邦式的发展方案甚至在今天仍然有广泛的市场。波普尔认为，只研究社会的宏观方面的整体主义，勾画了一幅幅改造社会整体的蓝图，实际上不过是“乌托邦工程”，它“不是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按照这种整体主义方法所确立的社会发展计划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无计划的计划”〔7〕。 虽然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和整体论的批判是我们不能完全接受的，但是他确实揭示了整体主义的宏观的社会发展研究方法所存在的某些缺陷。这是我们在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中应当密切关注和努力加以避免的。
第三，从社会系统的角度研究人是建立在人已经被社会同化的前提上的，人是被当作社会化了的人，当作同化于社会系统的因素来研究的。换句话来说，把社会作为起点来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实际上是把社会作为无矛盾的整体来研究的。人的个性、需求的因素在不同程度上被忽视了。诚然人们也可以一再声称他们所研究的人是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甚至可以把人的个性和需求等纳入实践活动之中来研究。但是这却掩盖不了这一命题与系统的整体的研究方法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既然个人是有个性和需求方面的差异的，这些差异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整体与个人之间存在着矛盾，那么整体主义研究方法决不可能把这种差异和矛盾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决不可能把这种差异和矛盾包含在社会整体之中。用系统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必定会否定个人按照自己愿望行动的权利。人不过是社会系统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组织中的一个角色，他的个性、情感和意志等因素是不会被包含在宏观的社会系统的研究视野之中的，它所导致的结果是对个人的自由和权利的忽视。在一定意义上说，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是这种仅仅运用系统的整体的方法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必然产物。
应该说，长期以来，我们在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对微观领域的考察，没有把个人的社会经济活动作为社会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虽然我们也强调个人是社会历史的主体，但是对于如何从个人入手，通过对个人行为的心理机制和文化背景等微观因素的研究来揭示社会整体的发展轨迹和基本特点，我们缺乏必要的研究。例如对于通过个人社会经济活动的心理机制和文化背景的分析来揭示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取向与经济行为特别是市场经济行为的关系，个人对政府行为的认同与他们的社会文化背景、经济利益等个体因素的相互关系等。这就导致我们常常在研究中用宏观的分析来代替微观的探讨，把一切社会形态都简单地划分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把社会发展过程理解为整体转化的过程等错误做法。诚然，对社会发展的研究确实要从宏观的高度来把握，但是这种宏观的研究不应当脱离微观分析的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我们的社会发展研究往往是粗浅的，不切实际的。
我们强调社会发展研究应当更加重视对个体因素的微观研究，从个体的方面入手来进一步扩展到对宏观的社会整体的研究。这是一种社会发展研究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上强调对个人行为的微观分析并不意味个人利益的实现是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也不意味着个人利益和权利是全部社会活动的核心。个人主义的世界观并不是这种微观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我们强调对个人行为的微观分析的方法论的意义，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个人主义世界观的价值认同。虽然方法论和世界观是密切相关的，但是我们却不能把两者等同起来。把两者等同起来，把对个人行为进行微观分析的方法等同于世界观上的个人主义，是阻碍我们从个人的行为入手对社会发展进程进行微观分析的重要原因。今天，我们必须在社会发展研究的方法论上进行一次变革，从微观方面入手，从个人的行为入手更加深入地研究社会发展过程的一般特点。这样的研究才能使我们把人的权利和价值的关怀落到实处，才能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发展过程的矛盾和冲突，才能把变革社会发展进程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落到实处。
哲学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
当前人们谈论的“发展理论”即“社会发展理论”， 多指本世纪60年代以来由西方学者提出的种种社会发展理论。这种“社会发展理论”不能仅从字面上去理解其含义，即不能把这种理论理解为是关于一般社会（或任何社会，或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的理论，这种“社会发展理论”有其特殊的含义。开始，这种社会发展理论仅指关于第三世界或处于所谓“传统社会”的国家如何走上西方国家那样的现代化道路的理论。后来，为了给这些不发达国家提供一种榜样和借鉴，“社会发展理论”也扩大到研究西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研究这些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虽然这种社会发展理论也必然要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历史观、表现历史观，但在这种“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中，一般历史观例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不作为社会发展理论看待的。从解释学的角度来看，这里出现了语词的“能指”和“所指”的矛盾：从“能指”来看，“社会发展理论”能指称所有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唯物史观是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理论或哲学理论，它也是社会发展理论；从实际所指来看，“社会发展理论”仅指关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的理论，关于社会发展一般理论的唯物史观，不是“社会发展理论”。
表达概念的语词所存在的“能指”和“所指”的矛盾，表现了概念的灵活性、流动性、历史变易性，推动着理论视野的扩大和发展。我们今天来研究社会发展理论，就不能局限于西方学者提出“社会发展理论”时的理论视野，我们完全有理由，也完全应当把唯物史观纳入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之中。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哲学。如果说，在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上，我们过去的理论思维视野的狭窄性表现在只注重哲学层次的研究，亦即抽象的一般层次的研究，而不注意社会发展的具体科学层次的研究，不注意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吸收，那么，如果我们今天在研究社会发展理论时，只注意具体科学层次的研究，只注意对西方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把唯物史观排除在社会发展理论的视野之外，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唯物史观的指导，这同样是偏颇狭隘的。
我们提出“扩大”“社会发展理论”的含义，把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不简单地是一个概念变化的问题，不简单地是一个占领理论阵地的问题。我们这样做，有其重要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意义。
社会发展理论，不论其处于何种理论层次，都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科学，因此，都离不开一定的历史观的指导。历史观是否科学，必定会影响到具体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科学性，影响到其理论的深度和广度。因此，我们在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在研究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时，应当有一个科学的历史观基础。
当我们一般地提出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观基础问题的时候，具有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人们都不会否认，研究社会发展问题应当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其历史观基础，因为唯有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历史观。这并不是一种宗派主义的狭隘观念。事实上，时至今日，还没有人能提出一种能与历史唯物主义（这里所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当然是指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的历史观，而不是指马克思主义运动史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种理解、解释）相抗衡的历史观，更不要说超越历史唯物主义了。不要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这样的看法，就连某些西方学者也有这样的看法。例如卢卡奇就说：“到目前为止，历史唯物主义无可怀疑地是最锐利的武器。”〔8 〕另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萨特也说过：“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9〕
因此，我们必须坚定地把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社会发展理论的哲学基础，把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的发展哲学。
唯物史观对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意义在于：
（一）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和基本规律。任何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自身的矛盾，在于人的生活方式自身的矛盾。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一基本矛盾的运动成为社会发展的基本的动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基本规律。
把握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对于自觉地科学地确立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选择适当的发展模式、制定正确的发展政策等等有重要的意义。发展战略等等一旦付诸行动，就都要受到社会发展基本规律的制约，不能违反基本规律而起作用。人们追求社会发展目标而作的努力，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当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但基本的原因是社会基本规律的制约作用。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有着丰富的经验教训，它们从正反两个方面表明了认识社会基本矛盾、基本规律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的实践意义。
（二）它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或基本形态。由于社会基本矛盾、基本规律的作用，人类社会的发展会经历一些基本的社会发展阶段或形态。由于历史条件的复杂多样性，这些社会发展阶段或形态会发生这样那样的变形，但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历史条件来说，这些社会发展阶段是必须经历的。马克思主义曾从不同的角度揭示过社会发展的基本阶段。例如，从社会发展的主体（人）的发展程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两个社会发展阶段，一是以人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二是以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的个体的独立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将来会进入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特征的社会形态。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四个社会形态，由资本主义形态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在这之间，将有一个社会主义的过渡形态。无论从那个角度来看，社会形态的发展和转变，都是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为基础的，是由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决定的。
把握社会发展基本阶段或形态对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发展模式的选择、发展政策的制定等等同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推动我国社会进步，首先要明确我国社会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从人的发展程度来看，我国正处在由人的依赖性向以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的个体的独立性转变的时期。我国所选择的市场经济体制，正是为了完成这个转变。这充分表明，我们对市场经济战略目标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的个体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是不可能进入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阶段的。从社会制度的角度来看，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发展阶段一方面规定了我国必须发展市场经济，同时又规定了我们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我国当前基本的社会发展战略目标和模式。
（三）它提供了社会发展程度的评价尺度。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就是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或人的解放，因而，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根本尺度就是人的自由发展的程度，或人的主体性发展的程度。人的自由与解放表现在许多方面，基本的是三个方面：人对自然关系的自由与解放，人对社会关系的自由与解放，人作为思维主体对客观世界（存在）关系的自由与解放。其中，人对自然关系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的最基本的自由与解放，是人的其它自由与解放的基础，因而，人对自然关系的自由与解放（生产力水平）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最基本的尺度。
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社会发展程度的评价尺度是一个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尺度。这个尺度与社会中人们活动的实际目的无关。在存在根本利益冲突的社会中，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中，统治阶级活动的实际目的是他们的私利，而不是为了“人”。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中，发展的实际目的和评价尺度才可能保持一致。但是不管人们活动的实际目的是什么，人们社会活动的客观结果，从总的历史发展来看，总是社会的进步，即人的自由与解放的发展。人并不是抽象的不变的存在，人的具体的历史的本质总是由一定社会历史条件规定的。所以，对人的自由与解放这个尺度也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它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尺度，特别是不应将处于较高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由解放程度作为尺度去衡量评价处于较低发展阶段上的人的自由与解放，不能用将来来衡量现在，不能用理想来剪裁现实。
正确把握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对于我们社会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有自觉指导的意义。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应当而且可以与社会发展的评价尺度相一致，也就是说，我们社会发展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的自由与解放，为了人的主体性的提高。同时，如上所说，我们也不应当离开我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去理解我们的发展目的。在现实中，为了人这个目的常常要通过一系列中介才能实现。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活动的自觉目的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利润，发展的目的表现为是为了物而不是为了人。只是在客观上，市场经济的发展是有利于人的发展的。另一方面，我们的市场经济又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因此我们的企业的活动的自觉目的，就不能完全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那样，只有利润这个唯一的方面，而应当把利润目的和有利于人的目的结合起来。
（四）它为我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既是关于社会发展的哲学观点，同时也是研究社会发展的哲学方法。从现实历史条件出发的方法（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方法），社会矛盾分析的方法，阶级分析的方法，整体思维的方法，两点论和重点论结合的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等等，对于我们研究社会发展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当我们提出要把唯物史观作为我们的社会发展哲学时，我们并不是要以唯物史观代替整个社会发展理论研究，而只是要求把唯物史观作为哲学层次的社会发展理论而给予应有的重视。社会发展理论不是一门单独的学科，而是以研究社会发展为共同任务的学科群，在这个学科群中，历史观应有它自己的地位与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结束了用哲学代替具体科学研究的时代，任何再用哲学思维去代替具体科学的研究都是一种倒退。另一方面，哲学作为一般理论思维并没有失去它的意义，任何忽视理论思维而只注意“实证”研究的作法，也不能推进科学的进步。
传统文化与发展哲学
当今人类面临严重的资源危机、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等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人类正在思考和探索继续发展自己文明的道路。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丰富的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技术。
人类文明常被区分为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西方文明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为代表；东方文明则以古代中国文明为源头，为代表。对古希腊人来说，水、火、土、气或原子等都是质料，是僵死的被动的东西，是人们改造利用的对象。在古希腊人的世界中，只有人是积极的主动的，人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世界改造和干预的程度越大，就表明人类的力量越大，人类社会就越进步。古希腊文化是近代欧洲文明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开采了地下的石油和煤碳，铜矿和铁矿，把它们尽可能多地投入到生产系统之中，从而极大地改变了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度是以对自然控制和改造的程度来衡量的。人们过分陶醉于自己的力量，乐于去表现自己的力量，因而不是在做应该做的事，而是在做能够做的事。尽管石油和煤碳的使用，已经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导致温室效应，人们仍在努力扩大石油和煤碳的开采和使用。尽管化肥和农药的大量使用，已经破坏了农业生产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仍在盲目地增加化肥和农药用量。尽管汽车的发展导致人类宝贵的耕地资源被公路占用，导致交通阻塞和严重的空气污染等，人们仍在不顾一切地发展各自的汽车工业。在这样的社会中，为了追求利润和物质利益，即使所有这些发展已经对人类文明的前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人们也难以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自己传统的行为方式。
与来源于古代希腊的欧洲传统不同，中国古代以气为世界的本原，认为气本身具有运动的动力，正是由于气自身的运动，导致了万事万物包括人类的产生和发展。由于认识到气的运动本性，我国传统相信自然界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在气的运动变化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联系，彼此贯通的。有机整体论的自然观既是我国人民认识自然界的基本成果，也是我国人民考察自然的基本角度。
在传统的中国人的世界中，天地也即自然界，是强大的，至高无上的。人们要尊重它，顺应它。“圣人之为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10〕只有“顺天之时，约地之宜”才能“风雨时，五谷实，草木美多，六畜蕃息，国富兵强。”〔11〕如果人们的活动不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而是任意地干预自然，违反自然，则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例如“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秀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12〕
我国道家认为：“汝身非汝有也……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顺也；子孙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蜕也。”〔13〕世间万物都不过是气及其运动。人体也不例外，它不过是气的一种特殊形态，是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一个具体环节。“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14〕世间万物各有自己的特点，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没有贵贱优劣之分。各种昆虫，包括其中对人类有害的种类也一样。它们都是自然界发展演变的产物，都具有在自然界生存的权利。事物“相反而不可相无”，人类不应排斥他所不喜欢的事物的存在。《淮南子·主术训》主张，“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烧田。”这一规定清楚地反映了我国保障昆虫存在和正常繁殖的态度。当某人从自己的立场来考察世界的时候，就会自以为尊贵，而鄙视其它的事物。当今的人类，自封为万物之灵，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这显然是以“我”观物的结果，是要不得的。“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礧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车之所通。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15〕宇宙是广阔的，人类只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人类在自然界中有特定的角色，与其它事物相比，并不处于一种特殊优越的地位。人类只能做自然赋予人类该做的事情，并不能任意妄为。
与道家相比，我国儒家比较强调人的特殊性。“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6〕“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17〕尽管如此，我国儒家仍把人看成是自然界的一个部分，强调人要适应自然。“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18〕人是自然界发展演变的结果。人存在于自然之中，随着自然界的发展而发展，人当然要尊重自然和顺应自然。“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19〕但人类并不是只能消极地适应自然。“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20〕人类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以调节和利用自然，为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但这种对自然的调节和利用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周易·系辞上》说：“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人类对自然的利用应该仿照天地之化育万物而不使有所偏差，曲尽细密地助成万物而不使有所遗漏。这种利用自然的态度和近现代资本主义无节制地利用自然和破坏自然是大不相同的。这种利用是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为前提的。
在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上，存在着两种绝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竭泽而渔；一种是细水长流。起源于欧洲的近现代工业文明，枯竭自然资源，破坏环境，可以说采取的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利用方式。我国传统与此不同，它强调保护资源，保护资源持续不断的供给能力。《吕氏春秋·义赏》指出：“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焚薮而田”，虽然能够一时取得可观的收获，但从长远看，由于损害了鱼和兽生长发育的环境，必然会弄到没有鱼和兽可以捕获的地步，因而是不足取的。我国传统反对“竭泽而渔”，主张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要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畋不掩群（打猎时不赶尽杀绝），不取麛夭，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孕育不得杀，鷇卵不得探，鱼不长尺不得取，彘不斯年不得食。”〔21〕保护资源的再生能力，保证对资源的持续利用。“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22〕通过对资源的保护和有节制的利用，不仅能够保护资源持续不断的供给能力，而且还有利于实现使百姓有余食，有余用，有余材的目的。竭泽而渔，焚薮而田的利用资源的结果，是资源的衰竭，是明年无鱼，明年无兽。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其结果是资源的持续利用，是民有余食，民有余用，民有余材。两相比较，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近现代的工业文明难道不是可以从我国传统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吗？
农业是古代社会有决定作用的生产部门，我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大都在农业中集中地体现出来。传统农学认为，作物本身是气，作物主要感受环境中气的阴阳状况而生长发育。而环境中的阴阳状况主要是由于日月的运动所决定的。冬至一阳生，“冬至之后，阳渐长。立春，阳之出也。春分，阳气之中也。立夏得阳三之二，至夏至而极矣。”夏至一阴生，“夏至之后，阴渐长。立秋，阴之出也。秋分，阴气之中也。立冬得阴三之二，至冬至而极矣。”〔23〕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由于太阳照射时间长短的不同，导致地球上阴阳的不同状况，从而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发育。“春者，阳气始上，故万物生。夏者，阳气毕上，故万物长。秋者，阴气始下，故万物收。冬者，阴气毕下，故万物藏。”〔24〕与由于日月运动所导致的四季变化相对应，作物生长发育表现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命周期。只要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从事耕耘收藏的活动，农业生产就必然丰收；并且只有顺应天地阴阳的变化，从事生产，农业才能够丰收。而如果违背天地阴阳的变化，则必然是事倍功半，甚或劳而无获。
“黄帝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至道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25〕在农业生产中，我国人民主张严格地顺应自然，反对盲目地干预自然。认为违反自然的本性，人为地摄起天地的精华，操纵自然界的阴阳变化，干预自然，将会导致云气还没有聚在一起就下雨，草木不等叶黄就凋落，日月之光越来越不正常的后果。
在今天的农业生产中，人们大量使用化学肥料，化学激素的行为，是不是某种“取至道之精以佐五谷”的行为呢？今天普遍发展的某些类型的温室栽培，是不是某种“官阴阳，以遂群生”的行为呢？据《汉书·召信臣传》的记载，我国汉代时就有了温室栽培，通过人工增温，可在中原地区的隆冬季节，生产葱韭菜菇等。但这样一些蔬菜，被我国传统社会看成是违反自然的，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因此禁止食用，禁止栽培。由于这一禁止措施，以至后来这一技术都失传了。显然，我国传统对化肥、激素和温室栽培中的某些类型等持否定的态度。
我国传统虽然反对盲目地干预自然，但并不是要反对对自然的一切干预。我国农业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活动，不能不说也是对自然的一种干预。但我国传统认为，“天之生人，必赋以资生之物，稼穑是也。”〔26〕根据天地间阴阳变化进行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是自然界赋予人类的恰当的和合理的活动。因此它不是违反自然的，而是合于自然的。
我国社会有崇尚节俭的优良传统。我国道家认为：“治人事天，莫若啬。”〔27〕主张“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8〕反对过分的物质享受。“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29〕过分的物质享受不仅对人无益，反而对人有害。它不利于人的健康，妨碍人们的品德修养等。物质享受应该以人体基本的生理需要为满足。
我国儒家也是主张节俭的。孔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30〕又说：“政在节财”〔31〕。把节约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策略之一。《荀子·天论》主张“强本而节用”；《荀子·成相》主张“务本节用”；《荀子·富国》主张“节用裕民”，反复申说要以节俭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
诚然，在传统社会中，我国的封建统治者是相当奢侈的。但在我国儒家看来，统治者的奢侈并不是他们对物质享受的追求，而主要是他们维护统治的一种需要，一种策略。“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雕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梁、五味芬芳，以塞其口……”〔32〕统治者的奢侈浪费并不能否定我国儒家主张节俭的本质。在儒家思想长期的统治下，不仅我国广大的农民有节俭的传统，而且许多的中小地主也有节俭的品德。他们实行废物利用，尽量延长物品使用寿命，蓄积备荒，反对挥金如土等。
与我国少私寡欲，主张节俭的精神相反，近现代的欧洲文明崇尚高消费。他们把无节制的物质享受作为追求的目标，作为生活成功的标志。
现代人对高消费的追求，不是为了满足生理的需要，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为了追求过分的感官刺激。其结果是消费了许多本不该消费的东西，并因此而引发了各种疾病。当今世界有那么多人患心血管疾病，又有那么多人受肥胖的困扰等就是证明。由于只是追求感官刺激，为了维持这种高消费，人们往往不顾生产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顾不当的消费对健康的影响等。例如尽管化肥和农药的使用导致农产品的污染，导致水源的污染等，人们并没有减少化肥和农药的使用，相反，为了维持和提高产量，人们还在盲目地增加化肥和农药的用量。似乎人们对它所造成的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损害并不关心。
但是“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33〕人们应该改变那种轻身以徇名利，贪得而不顾危亡的倾向，毕竟只有人类的幸福和人类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应该有利于实现人类的幸福，而不是相反。《吕氏春秋·审为》说：“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如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于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当今人类的活动导致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基础受到威胁，人类的这些活动不也是一种危身伤生的活动吗？因此，我们应该改变那种枯竭自然资源，破坏环境，不利于人类文明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还在上个世纪，世界著名的德国化学家李必希曾特别指出：“观察和经验使中国和日本的农民在农业上具有独特的经营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使国家长期保持土壤肥力，并不断地提高土壤的生产力以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34〕本世纪初，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F·H·King在考察了中国、日本、朝鲜的农业和农村后，称中国农业为持久的农业（permanent agriculture）， 并充分认识到了学习和借见东方文明在保持土壤持续不断的生产力方面的经验和技术的重要性〔35〕。农业是古代社会的基础和主要经济部门。我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利于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自然观上，我国传统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反对肆意干预自然，破坏自然。在生产上，主张适应自然的变化，根据自然提供的条件，因地制宜地从事生产活动。在对资源的利用上，主张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维持资源持续不断的供给能力，反对“竭泽而渔”。在消费上，主张“为腹不为目”，反对不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过分的物质享受。显然，我国传统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和尊重自然的态度，有利于克服西方文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对人类未来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注释：
〔1〕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2〕罗伯逊：《现代西方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第401页，第403页。
〔3〕引自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03页。
〔4〕谢尔曼：《激进政治经济学基础》，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第24页。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79页。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2页。
〔7〕波普：《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第58页，第54页。
〔8〕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 第239页。
〔9〕萨特：《对于一种方法的探究》，纽约1963年版，第30页。 转引自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01页。
〔10〕《黄帝内经·灵枢·逆顺肥瘦篇》。
〔11〕《管子·禁藏》。
〔12〕《礼记·月令》。
〔13〕《庄子·知北游》。
〔14〕〔15〕《庄子·秋水》。
〔16〕〔22〕《荀子·王制》。
〔17〕周敦颐：《太极图说》。
〔18〕《周易·序卦》。
〔19〕周易·系辞上》。
〔20〕周易·象传》。
〔23〕《淮南子·主术训》
〔23〕〔26〕马一龙：《农说》。
〔24〕《管子·形势解》。
〔25〕《庄子·在宥》。
〔27〕《老子·五十九章》。
〔28〕《老子·十九章》。
〔29〕《老子·十二章》。
〔30〕《论语·学而》。
〔31〕《史记·孔子世家》。
〔32〕《荀子·富国》。
〔33〕《老子·四十四章》。
〔34〕尤·李必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上的应用》，农业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35〕F·H·King,Farnmers of Forty Centuries, RodalePress,Inc,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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