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的“恶兆政治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恶兆论文,政治学论文,亨廷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在的世界上，有一个人，只要他一开口，大家就害怕。这个人就是目前仍在美国哈佛任教的亨廷顿教授。
法西斯的学术帮凶
1997年9及10月份的《美国外交事务双月刊》上， 亨廷顿就发表了一篇令人看了以后毛骨悚然的文章。这一期是该刊的75周年纪念专号，美国各派大老均执笔撰写专文，探讨美国的重大问题。亨廷顿的文章长逾 20 余页， 题目是“美国国家利益的蚀坏”（ The Eros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s）。
这篇文章的恐怖，由其引文即可看出：“一个国家的利益源自其认同，但目前美国由于缺乏一个敌人来定义美国反对什么，因而美国的认同遂告解体。这种认同的瓦解，由于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美国同化的不振而更被强化。由于美国缺乏了国家认同，美国的外交政策遂只能追求商业或种族的利益。为了取代这种将国家资源用到次国家层次，美国必须减少对世界事务的介入，俾让一种威胁出现来唤醒我们之国家目的。”
亨廷顿这篇论文，乃是继他的《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再造》一书出版后，再次令人惊惧的主张。由于这篇论文的法西斯威权主义更甚，因而它遂更加的令人毛骨悚然。美国学者特朗普尔在《哈佛如何统治——帝国事业之理性》一书里，提到过亨廷顿在越战期间曾经替美国军事及情报系统献策，他主张美军对印支三邦进行大轰炸，这种大轰炸一方面可以让越共失去打游击的藏身空间，另方面也可籍着对农村的轰炸而使农民移往都市，加速其现代化，这种“强制的都市化”歪理论，合理化了美军对越柬老的血腥轰炸。1986年美国的德欣格写作了《重访越南》一书，以“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会长穆勒所获之资料为证据，显示出由于亨廷顿合理化了军方的侵略意志，遂使得美国在越柬老掷下1400万吨炸弹， 而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美国所投掷的炸弹也只不过250万吨而已，单单越南人即死了300万以上，柬埔寨人则约60万。亨廷顿一开口，全世界就害怕，搞学问的人当起帮凶来，真是比什么都可怕。
多元化削减国家认同
《美国国家利益的蚀坏》这篇文章极长，全文的每个论点都有如纳粹法西斯般的令人恐惧。
——他认为，今日美国日益混乱，主要在于失去了敌人，没有敌人即无法塑造国家认同，而没有国家认同当然也就找不到国家利益。“如果没有一个邪恶的帝国在威胁着美国的原则，那么所谓的美国人代表什么意思？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又是什么？”“冷战孕育出美国人民及政府的只有认同，冷战结束可能减弱或改变认同，一种可能的结果则是反联邦政府将会兴起。”他认为近年来美国右翼民兵组织日增，并发生俄克拉荷马大爆炸案，“它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少了敌人。”
——他认为“由于美国国内力量日益分歧、异质、多元文化，而种族分化也日盛，因而美国比更多其他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面的敌人来维持住统一。”他认为美国自1965年移民法改变之后，各种不再接受同化的移民大量进入，形成各种少数者的拒绝同化。但没有了共产主义，中国仍会是中国，英法日德及其他国家也都曾经缺乏主流意识形态而能存续。但美国没有了政治意识形态后还能苟存吗？苏联提供了例证，美苏均非古典意义的民族国家，它们都靠意识形态来定义自己，若多元文化盛行而自由民主共识瓦解，则美国将可能步上苏联之后尘，而成为历史上的一团灰烬。”他指出，目前美国移民日增，各效忠于其母国，并企图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已造成“美国外交的内政化”，加速了国家利益的混淆和无法一致，移民俨然已成了美国的问题来源。
仇恨的政治学
——他又指出，目前的美国虽然形象上仍是世界第一强权，但实质影响力却日减，不再能主宰一切，“崩溃而孤立的古巴成功地改变了美国的移民政策。波兰拒绝美国的施压，而和伊朗进行军火交易。约旦不理会美国的施压而和伊拉克商业来往，中国也对美国的人权压力嗤之以鼻。”他认为这有许多原因，没有一个敌人的存在乃是主因之一。这显示出美国已成一个“软弱的强权”而非强硬的强权。以前美国以巨大财力影响世界，而现在则被外国财力所影响。
在分析了上述问题之后，亨廷顿认为外在结构的改变不可能在短期发生，“想当然，中国可能变成新的敌人，事实上，中国的重要团体也视美国为新的敌人。中国的威胁足以让美国产生新的国家认同及新的国家目标，但它的威胁并不巨大，而其威胁有多严重，则看美国对中国在东亚的霸权伤害到美国利益有多广而定。要让更强的美国国家认同复活，也必须对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及分殊主义的崇拜加以反击。”这包括限制移民，对移民社会的效忠问题加以改变，加速同化等。在现阶段的国际事务上，美国则应暂时少介入，“俾在未来某个时日，让安全威胁及道德挑战合而为之，使美国人以其巨大资源来保卫国家利益。……现在的角色愈自制，愈有助于当时间来到时让美国采取积极作法来更新国家认同，以追求他们愿意付出生命、财富及国家荣誉而追求的国家目标。”
这篇文章，是近年来美国主流刊物上出现的最可怕的文章。因为他等于公开地表示，美国是个找不到敌人就不能自己好好过日子的国家，于是它必须寻找外敌俾团结内部，除了寻找外敌之外，他还将美国自己的问题都推给了外来的移民。亨廷顿以外敌和仇外来塑造认同的思考模式，乃是一种“仇恨政治学”，但只不过是用冠冕堂皇的话来说而已。他和法西斯的距离已愈来愈接近。
出身名门右翼健将
而亨廷顿会公开地表达这样的见解，其实也不算例外。近年来，美国日益右倾，仇外思想在这些右派大老的鼓吹下已日益猖盛。就在1997年9月10日，“全美亚裔法律顾问组织”公布了一份资料，1995 年美国对亚裔的“恨的犯罪”为458起，1996年增至534起，增幅达17%。当亨廷顿继续为这种仇恨加温，谁知道将来还会有什么更严重的问题。亨廷顿愈来愈成为一个可怕的人。
在美国政策圈而非学术界，亨廷顿一向是个受到争议的人。这种争议不难由他历年来的表现看出。
亨廷顿教授出身美国的名门世家“亨廷顿家族”，由于豪门背景，当他从哈佛毕业后，即留校任教，他和后来出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同班，早期都属于“民主党的右派”。由于世家的背景，他从一教书起，就政学两栖，进入了当时主流支配阶级所办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并参与《外交事务季刊》的编务。美国统治阶级一向重视门第，例如哈佛历史系的小施莱辛格乃是肯尼迪家族的家臣，因而一生政学两栖，成为意见领袖，而费正清与他为姻亲，因而掌控汉学及东亚研究。亨廷顿则因出身“亨廷顿家族”，一出道即进入了外交事务的决策圈，并逐渐成为主要的意识形态制造人。但因他的思想基底是代表了军方的右派，因而他与代表了美国东部当权派的“自由派”遂恒常处于一种敌对状态中。50年代美国右派意图复兴，成立“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重组右派在学术界的势力，他即是主要成员之一。1957年他首次发表一篇重要的讲话文章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他指出，近代的保守主义已和古典的封建主义和贵族政治无关， 而成为一种“情境保守主义”（Situational Conservativism），“它是一种情境造成的意识形态，起源于一种独特且不断发生的历史情势，对既有体制造成基本性质的挑战”，在冷战时代，由于苏联的威胁，“今日的自由派必须变成保守派”，他的论文当时颇受争论，因为他宣称的其实并非保守主义，而是以外敌威胁为前提的反动主义。但由这篇论文已显示出了他终生不变的政治逻辑：保守主义在外敌的前提下始能成长，想要保守及维持旧秩序，就必须有外敌！
好战鹰派绰号疯狗
亨廷顿在越战期间接受“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从事研究，他以“强制的都市化”这种歪理论合理化及鼓舞军方在越战进行旷古未有的大轰炸，曾被当时的学生抗议。他后来说过：你可以销售国际干预和军事行动，只要说成是去向苏联战斗，这乃是杜鲁门总统以来美国一直在做的事。为了反苏而大轰炸越南，结果引致美国人民的反感，亨廷顿用敌人来合理化自己的策略，这次没有获得成功。不过，越战却使他更加向右转。
由于越战引发美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青年的反对，1970年当时美国东部的精英遂日益分裂，《外交事务季刊》成员也支持越战和反对越战分立，于是，亨廷顿等鹰派遂脱离该杂志，另办一份《外交政策季刊》，除此之外，在尼克松时，美国外交决策圈由于越战的刺激，已分化为“五边主义”和“三边主义”两派。哈佛的基辛格创始“五边主义”，认为美、苏、中、日、欧五边共存及共同对话；但代表了军方及部分财界人士却拒绝与苏联、中国平起平坐，因而他们遂倡导由美、日、欧所组的“三边主义”，共同抗共。“三边主义”由洛克菲勒出面召集，亨廷顿及布热津斯基均为重要成员，他们反对愈来愈鸽派的美国既有的东部自由派，也反对容共的基辛格，他们借着“三边委员会”要将民主党的卡特推上总统宝座，俾替他们的意识形态及利益服务，但后来卡特在政策上背叛了“三边主义”，这也是他无法蝉联的原因之一。卡特任内，亨廷顿出任美国国安会国家安全的协调角色，由于作风好战，因而有“疯狗”（Mad Dog）的称号。
内政问题外部化
不过，“三边委员会”意图控制卡特未成，但1975年该委员会主导，由纽约州立大学出版部出版的《民主的危机》，其中有关美国的部分由亨廷顿执笔，却充分显示出他的基本思想和治学方法。在那篇很重要的文章里，他大量引证了欧美的左翼学者理论，然后将其结论扭向右边，文章里提到的有德国哈伯玛斯的“正当性危机理论”，德国奥菲的“不可统治性理论”，以及加州大学教授奥康纳的“美国财政危机论”。这种剽窃左翼理论，然后作为右翼之用的搞法，乃是亨廷顿的惯技，就以最近这篇《美国国家利益的蚀坏》，就将近代有关“他者”或“别人”（The Other）的理论挪用一样。
在《民主的危机》里他指出：“美国人民已不再对以前他们认为无论年龄、地位、身份、专业、人格、能力上均优于他们的人有服从的义务。”“而政府的官僚体系、机制、纪律、秘密和欺骗也都失去了正当性”，这乃是一种“民主的过分”，“它起源于以前被动而没有组织的黑人、印第安人、拉丁美洲人、白人少数种族、学生、妇女，他们都加入合奏，企图获得以前没有的权利、机会、报酬和特许”。这乃是一种“民主的瘟疫”（Democratic Distemper），因而，他主张重建一种新的权威主义，也必须让人民知道政府不可能那样去满足他们。而更重要的，则是“三边委员会”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要借着国际社会上的作为来突破这种困境。美国学者斯卡拉在《三边主义——三边委员会及世界管理的精英计划》一书里指出，这个委员会的终极目标，就是企图建立一种国际及国内的新权威主义，这也是法西斯惯用的将“内政问题外部化”的策略。亨廷顿思想的可怕由此可见，而《美国国家利益的蚀坏》，它的整个论据，可以说都是《民主的危机》的延长。
在哈佛恶名昭彰
卡特总统任内，亨廷顿出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里“国家安全计划局”的协调人，1978年8月离职，重返哈佛的政府系。 当时《华盛顿邮报》的专栏作家霍格兰在专栏中损他：“他搭乘校园——首都——校园的捷运巴士，他曾帮助孕育过越战。他是公认的武力战争专家。”
亨廷顿重返哈佛后更趋右倾，1985—1986年间，他和该系萨天南教授违背学校规定，私下接受中央情报局的经费之事曝光，哈佛校刊《腥红》（Crimson）及《波士顿环球报》都公开抨击。 哈佛校长博克曾公开作出隐晦的责备，但哈佛系所高度自治，许多学校的统一规定面对强人时也无法执行，该案遂不了了之。因而该校学生遂幽默地称他是“哈佛政治局常委”，表示他关系良好而有实力，谁也拿他没办法。除此之外，当美国情报系统非法军援尼加拉瓜反抗军之事正受指责之际，亨廷顿和许多保守派也组成一个“支持民主”的组织，在《纽约时报》及《华盛顿邮报》刊登全页广告，认为只要反共，进行秘密颠覆活动有什么不可以。在进入80年代后，亨廷顿可以说已完全投向共和党的极右派这一边。
斥资组织极右团体
从80到90年代，乃是美国好战新右派快速成长的时刻。许多右派有钱人为了保卫本身的利益，而大举出资兴办基金会，其中，活力极为旺盛的“奥林基金会”（John M.Olin Foundation），乃是美东康涅狄格州的“奥林家族”所办，这个家族与“亨廷顿家族”故识，乃是美国农业化学及运动武器业的大亨。这个家族非常清楚地知道，有钱人要发挥影响力，必须在知识界寻找及支持培育代言人，因此，它遂每年斥资数百万美元，支持学校的研究，并设法渗透进既有的著名大学。根据目前的资料，包括哈佛、康奈尔、耶鲁等都已被其渗入。它甚至还在亚特兰大支持埃默里大学的“法律及经济中心”，花钱让学生在这里念博士学位。它也斥巨资支持大约300名黑人保守派， 以斯坦福大学的黑人保守派经济学者索厄尔为首组成团体，俾和美国最重要的民权组织“有色人种促进会”对抗。哈佛大学及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索洛玛三世在《恶兆政治学——新保守派迷宫》里指出，这些几乎有点极右风格的保守派组织，以其复杂的网络和大量金钱，已彻底改变了美国政治的价值，而将美国带到一个充满了恶兆的方向。
而毫无疑问的，亨廷顿即是这个基金会在哈佛大学的据点。亨廷顿是“奥林策略研究所”的主任，替这个基金会在如何营造意识形态上献策。随着时代的改变，他已不再是昔日的右派，而逐渐往极右派的方向移动。目前的美国各类问题频仍，亨廷顿那种“找敌人来痛恨”的思想，对各种既得利益者实在是太好而且也太容易的方法。
恶兆的政治学
美国学者沃尔夫及特兰普波尔都写过文章，谈到哈佛与基辛格同辈那些有志于国际事务的人物，包括了布热津斯基、亨廷顿、霍夫曼、温伯格、卡卢奇。他们都认为其中以霍夫曼最有程度及最像知识分子，布热津斯基太保守，而温伯格及卡卢奇则都外行，因此，最有可能继承基辛格地位的乃是亨廷顿。不过，他们在80年代所作的这些预测却都错了。昔日保守的布热津斯基后来并未一直右下去，反而渐趋中庸，他的学生奥尔布莱特成了美国第一任女性国务卿，其他人都逐渐退位，反而是基辛格和亨廷顿成了两个对敌的教父。基辛格坚持他国际共存的“五边主义”，美国则在五边中玩着难度较高的主宰游戏；而亨廷顿则反而愈来愈怀念起冷战时代美国主控一切的黄金时代。美国需要寻找新的敌人，美国的少数种族及妇女学生也少讲话，“民主体制的良好运作，必须有些措施让某些人对政治冷淡及不介入。”对外唯恐天下不乱，只有乱了之后美国始能为自己的国家认同作出定位；对内则要少数人闭嘴。亨廷顿难道还想让第二个越战发生？
要有敌人始能为自己的国家定位；对非我族类的移民充满了仇恨的恶意，甚至认为俄克拉荷马的大爆炸都是没有敌人所致——有敌人可以恨，就不会恨自己的政府，难道一个国家没有敌人就无法存活了吗？亨廷顿近年来鼓吹敌视回教国家和中国，他实在有着一颗纵使不邪恶，但也绝不善良的居心。有一天如果这种人的想法成为政策，谁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他在传布的， 是一种 “恶兆的政治学”（Ominouspolit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