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社会文化背景下档案文献事业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文化论文,文献论文,当代论文,事业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民族是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而这些传统文化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促进了我国古代文献编纂工作的繁荣。这只需翻开那些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就可以知道我国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
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道德为本位的儒家思想体系在中国社会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一整套价值取向和文化心态使得利用档案文献编纂史书在封建中国受到深度关怀。而且，在儒家思想体系的影响下，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忠君顺上和崇拜祖先的风尚，从而有了“君举必书”的制度，为古代档案文献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来源和财物支持。
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极大地繁荣了我国古代的档案文献工作。然而，不可否认，这种以儒家思想为准绳的文化传统必然造成古代档案文献的内容中有过多的君主专制成分。档案文献过多地被变成封建卫道的工具。因此，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造成了档案文献工作的畸形发展。
现在，中国已经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走出来，并建立起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阶段，人们的价值取向、文化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曾使档案文献工作兴盛的社会文化背景已失去了现实的作用，已无法继续充当繁荣当代档案文献工作的激励机制。为此，探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对繁荣当前中国档案文献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对档案文献工作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文化是以道德本位为其主要价值取向的。中国古代知识阶层把人格的完善和精神上的自我修养置于物质生活之上，创造了一种重人文、重历史、重伦理的学术风气，强调各朝各代档案文献的社会教化作用。
与此相适应，古代文献档案中绝大部分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在内容上更多地表现为替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君主专制制度，蒙蔽了人民的视听。它们存在着一种消极的影响。显然，这种做法是不值得提倡的，它有悖于当代中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而且，传统文化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是一种道德理想主义，其中孕含着虚幻和不道德。因而在它的不断发展中动摇了自身的民众基础。这种价值取向造就了一个时期的学术风气，但它是以残酷的权力斗争、对人性和人的自由之压抑为代价的。
道德理想主义过分地强调精神而使自己脱离了现实的物质生活，失去了保障和基础。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物质生活的飞跃，这种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却仍固守在它的“崇高”和“神圣”中。从而引发了国人的逆反情绪。在文坛上就有以王蒙、王朔等为代表的许多作家把这种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当作伪崇高而大力加以批判并引起了众多国人的共鸣和支持。由此可见，在当代中国，若再过分地强调传统的道德本位价值取向是无法令日益重视现实生活的国人信服的，是会失去群众信仰基础的。因而，若想以这种传统价值取向为基础建立繁荣档案文献工作的激励机制体系是行不通的。我们需要寻找一条更适宜当代社会的价值取向。
而另一方面，当代国人的主体意识日见增强，个体解放、公平、信用、竞争、效益等价值观萌发，对传统规范的反思意识增强了。这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这种对传统价值观进行反思并试图建立一套更完善更符合当前社会需求的价值观念模式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反思又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适当的界限，背离了其正确的初衷。这表现在国人思想中出现了极端的个人主义、实用主义，造成了物欲横流、理想和道德失落等不良现象，形成不良的社会文化风气。许多人在拒绝传统中纯粹的理想价值观念并进行反思的同时，也拒绝了任何理想、拒绝了一切神圣和崇高。他们在倒洗澡水的同时，把孩子也一齐倒掉了。
与此相适应，在档案文献工作中，工作人员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急功近利的思想。他们只注重档案文献对物质生活的有益性、创收性，而忽视它们的社会教化作用。他们热衷于日常琐碎的业务性、技术性工作；热衷于可以很快实现产出的档案文献工作，而忽视那些具长远意义的档案文献。在当前，有些人大喊“以档养档”的口号，这会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正如我国当代的一些文化事业单位、理论研究机构一样，是需要社会国家投入一部分财物的，因为这些事业不仅仅服务于当代，更应当服务于将来。
所以，上述两种极端的做法都是不值得提倡的，我们应当寻找一条中间的路。我们不能以纯粹的道德理想价值取向作为繁荣档案文献工作的激励手段、扼杀现实生活中的物质因子。同样，我们也不能让庸俗主义和功利主义误导我国的档案文献工作。
我们必须兼顾人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求。道德理想只应成为一种精神上追求的终极目标，而不应以之形成一种专制的规范机制，而扼杀文献工作的全面繁荣。
二、“忠君顺上”、 “崇拜祖先”的价值取向对档案文献工作的影响
理想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和封建社会的统治模式互相渗透而产生了“忠君顺上”、“祖先崇拜”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观念促进了中国古代“君举必书”、“古言为训”的制度的形成。
如果说道德本位的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重人文的学术风气，为档案文献工作的繁荣提供了思想舆论基础；那么，“忠君顺上，祖先崇拜”的价值取向则为档案文献工作提供了物质资料基础，使档案文献工作的繁荣在客观上成为可能。
很显然，在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那些“君言”、“古训”已成为昨日黄花，不可能为档案文献提供大部分的资料来源。在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指导下的当代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举止言行应成为档案文献内容的主体，现实的各领域的生活应成为档案文献的主要记载对象。
显然，上面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易于让人接受的。而在当代档案文献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问题却是隐蔽的，更容易被人忽视的。
由于传统的观念根深蒂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档案文献工作几乎都是由君王任命的史官完成的，他们的工作带有极为浓厚的宫廷性、神秘性。这种对档案文献工作的认识仍然左右着众多的国人。他们认为档案文献工作是政府工作的附属，他们对档案文献工作有一种莫测高深的感觉。这造成了人们对档案文献事业的不理解。从而使档案文献工作失去社会基础。
同时，古代档案文献事业的繁荣是当时社会文化背景和封建社会统治机制相结合的产物。如今，这种统治机制已烟消云散，那种统治阶级出于自身需要而对档案文献的深度关怀也随之消亡。从而，在当代中国，档案文献事业也失去了领导阶层的深度重视。
这是当代中国档案文献事业发展进入两难境地的原因所在。这使它由古代的繁荣发展进入相对萧条的状态。对此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无疑，只有把档案文献工作纳入整个社会文化事业体系中，才有其发展的前途。也就是说应为其寻找广泛的社会基础方为可行之策。
当前，已有一些相关部门明确指明档案文献事业是一种文化事业，并在教科书中予以说明。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却远没有形成一种全民意识。档案文献事业仍然和人民群众严重脱钩。
对此，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当更注重对档案文献事业的舆论宣传。档案文献工作不应当再保持那种神秘的色彩，不应当脱离于整个社会而隐在幕后，而应当塑造一种维护社会文明、传播社会文化的形象。从而获取广泛的民众支持，保持自身的繁荣。
总之，笔者认为：在档案文献工作中，我们需要借鉴传统文化来营造一种浓厚的重人文、重历史、重伦理的文化气氛，注重档案文献的社会教化作用；同时要兼顾它们对现实生活的现行效用，做到物尽其用。而在具体实施中，应寻求广泛的民众基础，形成全民档案意识。真正使全社会都重视档案文献工作，使档案文献造福全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