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学的力量——激情的话语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学论文,话语论文,力量论文,激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译者按]让—克罗德·高概（Jean-Claude Coquet）是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教授、国立科研中心（CNRS）话语分析研究员、著名符号学家。早年为结构主义者，曾同克雷马斯（Greimas）等共创符号学巴黎学派，进行文学符号学、叙事结构分析等研究。作品有《文学符号学》（1973）、《符号学—巴黎学派》（1982）。进入80年代后，开始对结构主义反思并批判其中的客观化、形式化倾向，提出建立一种融入话语、主体、现实等因素的主体或话语符号学。其主要理论来源为法国语言学家本韦尼斯特（Benveniste,1902-1976）及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erleau-Ponty,1908-1961），代表作为《话语及其主体》（两卷，1984，1985）。
进入90年代后，除继续检讨结构主义得失外，他不断开发符号学未知或被遗忘的领域，在法国人文学界独树一帜，导引着后结构主义时代认识论、方法论上的一个方向。《现象学的力量》一文是由他主编的话语符号学研究专集《意义的探寻》（1996）中的总序。该文高层建瓴、旁证博引，对我们了解符号学、话语分析在法国乃至欧洲的最新发展有很大帮助，其中对激情（passion）的话语分析也可能会对我们的文学理论及文学研究有所启发。
本文系作者提供给本刊的专稿。
人们不停地向语言发问。语言“是我们的因素，正如水是鱼的因素一样”。[①]它不是“外在的”，不是一个我们可以仅满足于观察和描述的客体。它构成我们的现实。
这就是我要在这里介绍的观点。这观点是现象学应用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观点。它的任务是阐明语言家们所说的“说话活动”（activite parlante），而人们是无法把这一活动与话语（discours）及其陈述体（instances）[②]的现实相分离的。
这一观点有着显赫的出身背景，因为它使我们从话语语言学的奠基人本韦尼斯特[③]直接追溯到——如果我们不怕眩晕的话——亚里士多德这位海德格尔眼中的第一位现象学家，甚至还可以追溯到认为“表意（signifier）的行为超过言与不言、掩饰与隐匿行为”的“老赫拉克里特”。得尔福（Delphes）神谕的主人“既不言，也不隐，但他表达意义”。本韦尼斯特不加犹豫地解释说：表意是“一切的基础”，是“语言最深的核心”。[④]此后，才是逻辑以及实用领域中修辞和交流所被赋予的权力。表意不是一个纯智力的行为。它不属于简单的认知（cognition）。它也涉及到整个存在（etre）的“我能”（je peux），涉及到身体及“肉体”；它翻译着我们对世界的经验、我们与“事物本身”的接触。
对知晓科学史的人来说，很清楚，这一观点从前并不占主导地位。形式主义的主张长时间独领风骚并通过各种方式继续咄咄逼人。然而，这种优越地位不该让我们低估其内部的种种冲突。比如，虽然生于1902年的本韦尼斯特与（在1931年）创立了哥本哈根语言学派（另一个创立者是丹麦语言学家布隆达尔，Brondal,1887—1942）的生于1899年的叶耳姆斯列夫（Hjelmslev，丹麦语言学家）年龄相仿，他们却属于相互对立的范式（paradigme）[⑤]。出现在30年代的“结构主义”使他们相聚但并未使他们思想统一。[⑥]标签是会迷惑人的。叶耳姆斯列夫和本韦尼斯特，当然还有布隆达尔，他们都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他们使用的方法是源于结构分析的。[⑦]不过，叶耳姆斯列夫参照的是内在性原则（principe d'immanence）：事件、现状、感知、运动等等现象被缩减为抽象概念，进入一个封闭的关系的体系，而布隆达尔和本韦尼斯特坚持的是现实性原则（principe de réalité）：他们二人给“物质”（substance）留有位置。
作为抽象的客体的语言（langue），并不与语言—现实（langage-réalité）一样属于同一范式（paradigme）。如果说叶耳姆斯列夫是以卡尔纳普（R.Carnap，1891—1971，德国逻辑学家和哲学家）的数理逻辑观点为模式的话（他本人也指出这一工作的难度并捍卫“潜逻辑”在自然语言分析中的权力[⑧]），布隆达尔的语言理论则是建立在受对称原则制约的“语言—体系”（languesystème）与“话语—意图”（discours-intention）的对立上。他的“话语—意图”是如此定义的：“一个有节奏的整体，一个时间上的秩序（……），在那里每一个因素（……）都有它的位置并扮演着由这位置所决定的角色”。[⑨]不论是布隆达尔还是本韦尼斯特都不满足于只对形式结构进行研究。他们属于那些“已经踏在现象学土地上”自己却“不知”或已知如此却并未明确表述出来的语言学家，这一现象学土地在当代首先是由胡塞尔、然后由其他现象学家如博斯（H.J.Pos）、普凡德尔（A.Pfander）及梅洛—庞蒂界定的。[⑩]
把索绪尔也划到接触过现象学的语言学家中去是否有些牵强呢？梅洛—庞蒂正是这样做的：“当（胡塞尔）提出要从语言—客体回到言语（parole）中去时，很难不让人想起索绪尔来”[(11)]索绪尔的信徒只好说哲学家在这里弄错了：在我看来，索绪尔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应该回到言语的话。他所有的努力都在相反的方向：语言学家应该摆脱言语从而更好地建构语言—客体。
不过，梅洛—庞蒂是以下述索绪尔语言学的一个原则为依据的：一个孤立的符号（或如索绪尔本人顺便所说的，一个词，“共时体系中真实概念的对等标本”）本身没有价值，只有在与体系中其它符号（词）发生关系[(12)]或通过换位落实到言语场（champ de parole）时，才有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处在我称之为“关联轴”（axe de consécutivités）的轴线上，符号就在它们之间确立了互关的联系。
现象学家梅洛—庞蒂在“它们之间”（entre eux）上进行自己的思考：“意义只有在（……）交叉点如词与词之间才出现”。只说词在一个层面上一个接一个排列partes extra partes是不够的。实际上它不是静态结构主义用以建构、连接其客体种类所需的“康德式科学客体的平面世界”，它涉及到力量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拓朴空间。词在动，它们互相走动，互相作用。它们“远距离地们被（思想）缠绕，如同海潮被月亮缠绕一样”。[(13)]
现象学家对言语所做的这番论述也并不曾被索绪尔排除出他在日内瓦的课堂。如果此时借用后者自己关于力学（他在论述语言时喜谈机制mécanisme的倾向是众所周知的）两部分的比喻：静态与动态、平衡力与涉及到时间因素的运动力，我们有权利认为在渐变的时间（连续轴axe de successivités）的旁边，还有横组合时间（关联轴）的位置。[(14)]这样，我们就与形式主义范式的鼓吹者们拉开了距离。在他们那里，比如叶耳姆斯列夫就认为，横组合（lasyntagmatique）是纯粹关系连接的一个层面，而语言是一个形式，仅此而已。
30年代的现象学结构主义恰恰反其道而行，融入了“事物本身”。特鲁别茨柯依（Troubetzkoy）就指出所有话语研究中“具体材料”（matériel concret）即占首位的声音和更具根本性的物质的重要性。“具体材料”是不该被放弃的，为此特鲁别茨柯依以诗的语言为例证。[(15)]这一与其同道雅格布森一致的立场很快就受到了一个胡塞尔信徒古尔威茨（A.Gurwitsch）的欢迎。在后者看来，“面朝具体的方向”是为新的语言科学定义的最佳概括。如同现象学一样，这一科学所指向的目标是“被感知、被生活、被操作的事物”。[(16)]
在概念结构主义那里，为了更好地完成描述形式体系的计划，语言学家只应采取一种态势，即观察者的态势，与他所要分析的客体对象保持距离。[(17)]然而，尽管此派结构主义硕果累累——这里似乎没必要提醒大家——我们仍然不得不说，观察只是外射的一个程序，参与、也就是对语言事实的经验，才是第一位的。
经验这一概念使我们处在话语现象的中心。问题是本韦尼斯特提出来的，当时，1970年，在论述“陈述的形式工具”时，他碰到了文字这一关。他说，有两种陈述行为（énonciation）：一种，说的；另一种，写的。但是，经验并不自然而然地属于第一种，实际上书写的陈述行为“在两个层面上运动：作家在写的时候是在陈述，而在他的文字里面，他又让个人（individus）陈述”。[(18)]在他看来，“虚构”这一名称只有在外射话语陈述体（个人）属于原始话语陈述体（作家）以外世界的时候才成立。情况并非如此。
让我们以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1914—1996，法国当代女作家）在《电影手册》中这段很平常的声明为例：“在我说话的时候，我是奥瑞丽娅·斯泰娜（Aurélia Steiner）”。这里的专有名词指的是她作品中的一个女性人物，或者用克罗岱尔（Paul Claudel，1868—1955，法国现代作家）的说法，是她的诗界中的一个“人”。她的经验是身体认同的经验。是身体、自身（der Leib）通过声音保障了认同：我是通过声音给奥瑞丽娅·斯泰娜以肉身的那个人。在这一时刻，原始话语陈述体（杜拉斯）与外射话语陈述体（斯泰娜）重叠。身体的在场是第一位的，并且阻止我们去谈“虚构”，如梅洛—庞蒂所说，在“自然的场所”中经历、传递着对世界的经验。[(19)]
再看看与杜拉斯有关的另一个例子。在拍摄《荒寂的加尔各答她的威尼斯名字》时，她强调了一种空间的反差。首先是一个空寂的空间：“一切，在任何地方，都是空寂的，任何地方都是空寂，空寂”，然后，这同一空间被女演员德尔菲娜·塞瑞格（Delphine Seyrig）的声音填满幸福：“声音到了，就象夏天到了一样：您今晚做什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恰如其份地考虑到声音的“延展空间”，身体以及“互体”（inter-corps）就组成了奠定所有意义的基础结构。[(20)]
诗的语言遵循着同样的现实原则（在这一点上，布拉格学派有着很好的把握）。这里，我们仅引克罗岱尔《子夜切分》一段为例：“我讨厌这样被操纵（manié）、被嘲弄（berné）、被哄骗（bercé）、被刷洗（brossé）、被棒打（crossé）、被击溃（calbuté）”。只需说出或听到通过阿马瑞克（Amalric）之口说出的克罗岱尔诗句里的元音如何接续就可用情感同化（Einfühlung）的方式分享这一独特的经验。重新生产现实是语言的属性之一，这是话语语言学常被掩盖的一个教导。[(21)]
在这一诗句中，除了表达的形式和梅洛—庞蒂提过的能指（signifiant）的“远距离行动”外，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把诸如“被哄骗”（bercé）与“被刷洗”（brossé）这样的字联系到一起。使陈述（énoncé）联贯一致的是双音节节奏（扩展为三音节结句的）的结构、六次加强的／e／音及辅音的吸引力。是“被嘲弄”（berné）中的／b／音预先导向了“被哄骗”（bercé）及其后的“被刷洗”（brossé）中的／b／，尽管其中有语义同位素的中断。只需某一辅音的轻微变动就使我们从一个声音世界进入另一个声音世界。以／n／音代替／s／音；我们就从“被哄骗”（bercé）走向“被嘲弄”（berné）；以／k／代替／b／，“被棒打”（crossé）就与“被刷洗”（brossé）发生替换。总之，这是一个动态的建筑。考察此例并非用它来否定内在论语言学“能指与所指绝对不可分并且不可被分别构想”[(22)]这一既成思想。它所能说明的是，能指的序列及其物质性确实占据着首要位置。[(23)]
大家注意，对一个形式主义者来说，人们能“构想”关系的地方是元语言（métalangue）的所在。事实上，正象哈热日（Hagège，语言学家、法兰西学院教授）一语道破的那样，那实际上是一个“无所在”（non-lieu）。而克罗岱尔诗句的声音建筑则属于另一个层面。在这一建筑中、通过这一建筑，“我身体的绝对此在”（le ici absolu de mon corps）经历体验。这一建筑与概念化无关，但它却表达意义。[(24)]
（《子午切分》中的）阿马里克经历过降临其身而他说过讨厌的身体震动，他的话又使我们感受了一次这种经验。确实，由于有了激情（passion），“我们进入了感官侵入的状态”而不是意味着某种判断稳定性的“感官控制状态”。[(25)]然而，当“侵入”彻底得不给判断行为以任何位置的时候会怎么样呢？这就促使我们去勾勒激情的结构（盎格鲁·萨克逊人喜用émotion一词）。让我们用话语符号学把它表达清楚些：“侵入”证实着一个话语陈述体的出现，该陈述体具有一种力量，其表现形式是双重的：外部与内部、超验与内在；所说的控制证实着具判断力的第二个话语陈述体即“主体”的存在。还剩下我们适才例子中提供的与此相反的情况，在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确定的地点和时间里，控制能力而不是表意能力的丧失。这是因为，正象我们看到的那样，声音建筑表达意义。使意义明了的，是这被称作“非主体”（nonsujet）的第三个话语陈述体。[(26)]（剧中的）阿马里克，作为主体，“讨厌”、宣称讨厌使他处于非主体位置的因素，即风，这一欲望、他的欲望的隐喻：
这辨不清方向让人莫名其妙的风。
但是，当这种非主体位置发生在他人譬如使他垂涎的女人伊色（Ysé，剧中女主角）身上并方便了他的爱情征服时，他也看到了这一非主体位置可以带来的好处。伊色下面这句台词的含义就不言自明了：
您并不总是讨厌
这辨不清方向让人莫名其妙的风。[(27)]
以上所做简要分析大概会使人对“能指”作为整体（声音）或作为进入构成（诗句）的零散因素（辅音）的功能有更好的估价；同时，它也揭示了在我们一般称为“意义”（signification）的东西里面，身体所具有的根本作用。梅洛—庞蒂习惯说，身体的“我能”先于人格的“我思”，它位置在先并且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意义的物质架构。
此一观点与一个神经科专家的观点相似，后者寄望于“身体的在场”并强调它在大脑运转中的作用。他说：存在“先于”思想，或者，“精神通过身体来呼吸”[(28)]。也就是说，“我能”酝酿了“我思”。
为了表述这一既显现于进化与生成又显现于思想体系的根本差别，话语符号学提出区分与非主体行为相联的“说谓”（prédication）及属于主体特性的“说论”（assertion）。非主体说谓但不说论，这是声音建筑的表意方式。主体合并这两项功能，这是人重述并估价他自己身体经验的表意方式。也就是说，以胡塞尔关于表意行为的说法，说谓与说论是“解释性的规定”。“交流”必须以它们为前提。
激情，或更确切地说，激情的结构，从外延看来，确实是话语现象学分析的基础图式。从这一角度讲，“激情”本身不是其它，首先是确指话语陈述体，非主体或是主体，参加事件时的“情绪”（disposition）。这是它最起码的定义。维赞（F.Vezin）在注释《存在与时间》时，参考了可对此做精妙解释的克罗岱尔剧作《金头》（Tête d'or）：
我在这儿，
痴傻，无知，
未知事物面前的新人
这是自我身份（identité）的零点。象一个赤裸的、新生的生命，无能（“痴傻”），无智（“无知”），《金头》中的塞波斯（Cébès）从他所处之地（“我在这儿”）发现这世界并展示自己。[(29)]身体以它的“绝对此在”（hic absolu）方式作为行动的“功能中心”出现，行动的后面将很快是一个“我能”，然后是“我知”，最后是自我身份的肯定。[(30)]与此构成对照，上文我分析过其声音建筑的《子午切分》中的诗句与激情结构展开的三项式正好遥向呼应：一种力量作用于我们体内（而不是落在我们身上）并促使我们在世界上行动或阻止我们行动：
｛行动，激情，行动｝
事实上，激情不可能再从为它提供架构并予之存在身份的双重行动中被分离解析。这样，持如下立场的人们所轻易受到的那种诱惑就被排除了：他们不是把“激情”当成话语结构的一个因素——如我所捍卫的符号学观点——而是当成可进入某种分类学并可与另一实体“行动”相对立的一个实体。[(31)]
另外，由于有了陈述体（instances énoncantes），除了“激情—行动”外，其它成对的概念诸如“激情—情感”（passion-affect）及“激情—动情”（passion-émotion）也随之失去作用。在传统哲学中，“激情”消除自由意志而“情感”只是束缚它们（康德语）。同样，在盎格鲁—萨克逊文学尤其是认知语义学中，“激情”受到冷落并让位于它的替代对手“动情”，后者被从词源上与行动联系起来并被提高到原始范畴的行列。譬如一个叫考威塞斯（Kovecses）的作者，在他研究的语句中，首先使概念的先验对等出现——“动情的话语”（emotional speech）与“激情的话语”（passionate speech）有什么不同？——然后把“激情”降低到“动情”的次范畴并给它配置了“性欲望”的名称。[(32)]
句法分析有时足以描绘出激情结构的轮廓。这条路看上去可能有些拐弯抹角，但它能让人去思考把话语层面与现象学层面、语言过程与其“再生产”行为（本韦尼斯特语）联系起来的同源关系。况且，语言——是否还要提醒大家？——二次地属于现实领域：作为言语行为，它本身是现实；而通过它，事件及事件的经验又“再生”。[(33)]位置介词的研究会揭示出这一同源关系，而本韦尼斯特正是这样对拉丁语中prae及德语中vor做并行考察的。用一个例子就可以让人明白其中的机制。该介词表示陈述体（我们将会看到，它也同样可以是一个物体）到达其行动空间的一个极点或通过隐喻到达其激情的极点。大家知道，话语空间不是欧几里得式的，因为过程（行为）集中于身体及其行动上面。用梅洛—庞蒂的话说，它是“从我算起的空间”。[(34)]本韦尼斯特对空间性的处理别无二致。有一个prae的运动，正象有一个vor的运动。陈述体或物体活动到外部空间的极限或者活动到置换后的自身内部空间的极限，但并没有超越它们。Prae与vor的含义正在这里：prae laetitia lacrimae prosiliunt mihi或Vor Freude weine ich。如果我们简单地翻译成“我高兴得哭了”，就完全抹去了介词中所含的动态意义。通过prae表示的是产生体处在所及情绪的“至点”，也就是说“极点”。因此就有了这第二个与现象学相符的译文：“我高兴到了极点，泪水夺眶而出”。[(35)]一种内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使陈述体不得不做出哭的行为。这样，我们就又回到这一三项序列：
｛原始行动（内在力量），激情（“我”），引发行动（哭）｝
对这一结构中的三项逐一考察会让我们对这一图式有进一步了解。首先看看引发行动。最有意义的情况之一便是它的中止。为此，请看另一个可再次阐明位置介词功能的例子：Neque miser me commovere possum prae formidine“恐惧到了极点，不幸的我一动也不能动”。[(36)]这一现象是大家熟悉的。加里古拉（Caligula）所说的“从腹中获取高贵”[(37)]的恐惧束缚甚至紧锢了身体。没有泪水涌出，没有运动。这就是这一完全内在的力量的功效。
在vor的例子中，本韦尼斯特以德国语法学家提供的例句为依据说明，对于想立刻使一种植根于身体的内在力量可感知的语言来说，另一个方法便是让它与外在力量“同化”。这样，本韦尼斯特就进行了动力与激情、物与人的对照。他所采用的统一原则是清晰的：vor指示看在不可抗拒力量推动、驱使下我们所处的位置（我还要加上情绪）。[(38)]如同顺风的帆船依外加风向而行一样，依体内冲动而动的人也被刮向“情感的极点”。在本韦尼斯特看来，这两类短语之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统一性：vor dem Wind segeln（对物）及vor Freude weinen（对人）。可以看到，统一并不是形式上的。它首先属于介词类型（vor而不是aus，prae而不是pro）及其引发空间的表现：由vor和prae表示持续空间，由aus和pro表示非持续空间；然后它属于运动动词语义阶，外在动词（segeln扬帆航行）与内在动词（weinen流泪）。外在表示一种驱动，内在表示一种冲动。两种情况下，力量都被判定为“不可抗拒的”。涉及到人的时候，它表示一个“无意识”（unwillkürlich）行为。[(39)]古典传统对此做过很好的概述，请看马勒布朗什（Malebranche，1863—1715，法国哲学家、神学家）的说法：“激情在我们身中并无视我们的存在”。
从此，不满足于并行比较而是去探寻原因、通过一个超验力量使特属于激情结构的内在力量运作起来，便成为一个诱人的目标。一般认为，该由超验力来“解释”激情现象。比如，为什么要有“上帝的名字！”（Nom de Dieu）形式的渎神的粗话？为什么嘴巴就放任了这样“粗暴的喷射”（而“粗暴”就意味着失控）？如果不是因为在非常体制化的社会中粗话（咒语）满足着“亵渎神明这一人类最强烈的欲望之一”，又是为了什么？本韦尼斯特甚至在用词上都与弗洛伊德一模一样。[(40)]请看内在与超验在数量上的关联：限制越是不可接受，喷射越是粗暴。每一个源于话语陈述体被称做上帝、法律、父亲、理性、进步、历史等等实体的超验力都将面对与其对立的相等的抗拒力、强排除力。
总之，又是身体、非主体陈述体，更好地体现着源于自由的最安全的独立堡垒。本韦尼斯特称作“被禁存在物”的taboué一词的用法正说明了这一点。然而，这一现象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人们脱口而出的不仅是粗话咒语！许许多多的东西在“被梦想到之前就被说出了”。[(41)]被谁说出了？梅洛—庞蒂问到。自然是被非主体，而“不是被一个精神说向另一个精神”。主体从本质上讲拥有对“感官的控制”，但它并不总是时时刻刻、在任何地方都能够让人知道它是（感官的）主人。
不要被我们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角度所迷惑。让我们再次读一下其实是源于尼采与弗洛伊德思想的利科尔（P.Ricoeur，1931—，法国哲学家）这句话：由于有了激情，“我们进入了感官侵入而不是感官控制的状态”。这一表达是清晰明了的。感官“侵入”与“控制”象贬义与褒义一样互相面对。大概正是为此，尽管利科尔贡献菲薄，他采取的仍然是传统哲学与基督教的价值观立场。
然而，我所提供的关于激情结构的例子——显然还可以找到更多——说明话语陈述体是双重而不是单一的。它听命于内在力，其次才是超验力。最后，它还可以在时间上展开，首先是非主体，然后是主体。
支撑着我们并且有机会时提高我们的大概就是一种内在力。梅洛—庞蒂写到，我们不该说“我感觉到了天的蓝色”，应该说“有人（on）在我身上感觉到了天的蓝色”。[(42)]“我”（je）过度地占据了“有人”（on）的位置，确指人称占据了非确指人称的位置。这就是感觉经验的特性。激情经验也是如此：尽管“原初的On”（On primordial）构成着恒定的支架[(43)]，但在其它时间状态，暴烈、失控的激情表达会在这一恒定背景中“突然”出现。“冲动”一词明确无误地说明这一情况。
让我们再回到剧作《子午切分》中来。谁是这个“突然”显现并把自己的存在强加于人的“我”呢？
梅萨（Mésa），我是伊色（Ysé），是我。
不久以后我们得到了回答。这个“我”所指的不是一个主体产生体。它是在中性、无人称、推动着她伊色的“某种东西”（quelque chose）一方倾泻出来。简言之，这一“我”在话语的此一时刻，有着非主体产生体的身分，是ca[(44)]而不是on：
为什么我刚才要说这个（cela）？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是突然怎么了。
突然有了某种新东西（quelque chose de nouveau），
某种全新的东西，
推动着我。还没有用某个词说出来，
我就被震摄住了。您总是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吗？
（克罗岱尔，75，80页）
这里有一个双重的运动。身体陈述体即非主体说谓并且通过说谓显露了它的内心；然后人格陈述体即主体“恢复意识”（这是典型的理性主义思想表达法）：它（她）当时被“震摄住”了。
如果激情结构同冲动的暂时停顿一样，确实具有与恒定的“原初的On”相联的两种时间状态的话，主体陈述体只有在经验时间以后的一刻才以准时判断行为的方式亲身参与进来。这样就产生了一个不可消除的距离。我们能在戏剧中感受到这一点。这里仅引述本韦尼斯特援用的一个有关泰伦斯（Térence，约前190—159，古罗马诗人、剧作家）的例子。一个演员演戏时，一边说他不能控制自己一边却表面上保持足够的自制以分析其自身状态：Prae iracundia non sum apud me（愤怒到了极点，我不能控制自己）。[(45)]戏剧的模拟让我们觉得激情与判断、非主体与主体、控制的丧失与拥有几乎总是形影不离。然而，神经学家对此问题的观察却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我们的意识总是不可救药地姗姗来迟”。[(46)]
对话语陈述体的辨别大概要从根本上取决于对至高话语形态即“元意愿”（méta-voulolr）的分析，以判断的存在与消失为准绳。[(47)]如果我们从话语情态（deixis）角度看，它还取决于陈述体特殊的出现次序：虽然形成一对，非主体只有在主体向它让位时才显示出来，反之亦然。
主体的分析活动还决定于第三个标准，即陈述体的“心境”（thymie）。被冠以前缀可分为劣态心境（dysthymie）和良态心境（euthymie）的心境这一属性词，可引导我们以触及主体还是非主体[(48)]为标准，为情感分类。
这是因为激情的体验依陈述体不同而不同。让我们再次以激情结构的第三层面即引发行动为例。如与非主体相联，它的倾向是过度（excès）；如与主体相联，它维持在节制（mesure）上。如同一个障碍被越过或没被越过。第一个陈述体（非主体）感受快乐与痛苦；第二个感觉欣悦（euphorie）与不适（dysphorie）。二者之间感受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当我们重读戴蕾丝·达维拉[(49)]著名的《自传》时，我们会看到她很强调判断的消失。在她经历“刺穿”（transverbération）经验时，她变得“迟钝”、“疯狂”：“她的灵魂不知她有什么要什么”，“她的整个身体都被摧毁”。套用本韦尼斯特的话说，在她“感情”的极点，她不能行动，不能动弹，就象患了蜡屈症一样。[(50)]她具备了我称之为非主体的条件。此外，就是要了解她的心境。依文中所述，她感到或以为感到了尖头带火的长予“一直刺入她的心脏”。但是随这一痛苦而来的——这是她这次刺穿经验独到之处——是“对上帝的伟大的爱火的迸发”。从次序来看，是先痛苦后快乐。“痛苦是那样强烈，我现在仍在发出着我谈到的那些呻吟，这巨大的痛苦是那样异常的甜蜜，我都不想让它安静下来”。[(51)]
让我们看一个相反的以“奔跑”为行动图式的例子，并从激情非主体与激情主体两个角度检查一下。当一个处在它觉得无法承受的情形的陈述体是个非主体的时候，它会尽其所能地尽快摆脱这一情形。这就是发生在加缪剧作《加里古拉》中的故事（上文中我已经引用了他对恐惧这一现象的分析：“这不掺杂任何它物、纯粹、无私的美丽情感是罕见的从腹中获取高贵的情感”）。在他的妹妹也是他的情人死后，加里古拉跑开了。在他用“两个手指”触摸尸体的时候，他产生了恐惧的反应。古人曾说，哪里有比对死亡的恐惧更自然的激情？“他大概感到难堪，于是就跑了”。他在王宫外，“暴风雨中”，奔跑着。四天以后回来，精神失常，身体肮脏，头发湿露，双腿污浊，嘴角下垂，一副恐慌不安的神态毕露无遗。在他身上没有发生（理性）评估的过程，发生的是一种大概使他不得不如此行事的对死亡的恐惧。[(52)]
激情主体提供的是“奔跑”行动图式的另一种情景。实际上，这样一个行为体（actant）是不会失去对其行为的控制的。恰恰相反，它指挥着自身行为使其更确实地达到事先为自己确定的“目标”。我这里援用一个与戴蕾丝·达维拉的“刺穿”经历同样著名的例子：浪子回头的寓言（《路加福音》，15.1—32）。触及到死亡的感觉怎样在加里古拉那里引起痛苦（而不是不适dysphorie），以为失去儿子而他又活在眼前（perierat et inventus est）的感觉就怎样在父亲这里引起欣悦（而不是快乐）。是重逢的喜悦引发了我们可以认为不合礼节的奔跑。[(53)]回到这一寓言本身上看，显尔易见的是，（父亲）最初感受到的激情并非源自欣悦而是源自不适（dysphorie）：从远处看见儿子，“他（突然）感到怜悯”（misericordia motus est）。但怜悯不单是一个“内心通感”（intropathie，依利科尔对现象学家们Einfühlung一词的翻译），它也被作为一种内在力量被感受。它推动着父亲，通过认同，跑去救助他认为正在受难的儿子。[(54)]因而，就有了三个或是源于运动或是源于触觉的行动，文中对此这样表达：“他奔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把他从上到下吻遍”。
最后谈一下主体的分析意识的重现。前文中大概已经说过，哪怕有戏剧模拟可以让人遐想，激情与判断也永远不会同时相伴：经验的时间与判断的时间是不能重叠的两个时间。然而判断行为有这样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助于净化（catharsis）的特性：主体在澄清激情结构的时候保证了对非主体的控制。这就是结束、至少是中止痛苦的情况，这与把痛苦搬移到（艺术）表现的平静世界相比，已经是很不坏的了。这里，让我们引一段普鲁斯特（《追忆流水年华》中）对双重性的分析。在斯万（Swann）出乎意料地听到温德耶（Vinteuil）奏鸣曲的短句而这短句又重新给他对奥岱特（Odette）的爱情以生命的时候，“突然，她进来了”。撞到了曾在其中经历过幸福的“神秘世界”那一直闭锁的门以后，斯万通过对比感受到了“巨大的恐惧”，因为“他重新看到了一切”：
一动不动地面对着这一重新体验到的幸福，斯万瞥见了一个向他表示怜悯的不幸的人，因为他没有马上认出是谁，以致于要低下眼睛以便不让人看见里面溢满了泪水。原来那是他自己。
明白了这一点，他的怜悯就中止了。
在非主体之间才会产生“情感同化”（fusion affective）。[(55)]怜悯使它们合为一体。但是，当主体寻回它判断者的角色时，怜悯就中止了：非主体一被认出，怜悯实际上就不再有存在的余地。斯万很乐意重新使用“‘从前我幸福的时候’、‘我被爱的时候’这些抽象的表述”。选择过去中适于他的“片段”，这属于“智力”的管辖范围。[(56)]
对激情结构的阐明至少要带来三个后果。由于它，我们更好地理解了话语的特性：力量、身体、原始行动、引发行动、心境、净化等成了话语的价值。“情绪”（disposition）、“逻辑前”的意义（梅洛—庞蒂语）以及瓦雷里（Valéry）所说的“接受性”（réceptivité），从这一角度讲，成为举足轻重的概念。[(57)]
另外，由利科尔提出的、我认为尚有失简约的“言语主体现象学”也把它的经验扩展到了非主体及内在第三行为体（tiers actant immanent）领域。这样扩大并改造以后，加强了话语在意义理论建构中的首要位置。在这一点上，我的立场与本韦尼斯特在1962年界定并以下述拉丁格言概括的立场一致：“Nihil est in lingua quod non prius fuerit in oratione”。[(58)]
总之，话语、被激情结构所决定的话语，占据着一个中间的位置。在节制方面，它被“正常化”（本韦尼斯特语）的语言环绕；在过度方面，它又被病态语言簇拥。在后一情况中，我们可以找到被雅各布森阐明过、最近又被几位与我持同样观点的学者[(59)]研究过的分裂人格（split personality）现象。一面是外射的客观化的存在，另一面是“世界一边的存在”（l'etre-par-delà-lemonde，语自L.Binswanger）。有了这双重层面，处于二者之间的、与陈述体有关的话语，就具有了想以其它方式探寻意义（sens）的研究者们需要的所有内涵。大家都为此心照不宣：“意义（sens）这个美杜莎之头”，“被置于语言的中心”后，“继续使凝视它的人着迷”。
王东亮 译
注释：
① (11) (13) (24)M.Merleau-Ponty（梅洛—庞蒂），Signes（《符号》），Gallimard,1960,p.25,p.133,p.53-55,p.196,p.221。
②Instance是高概教授提出的、话语符号学的中心概念。它是包括时、地、人三要素的“话语陈述者”或“话语的产生中心”。该概念的提出使话语符号学在借鉴了现象学之后，彻底地从结构主义只重客体的传统中分离出来，从此，所有的话语现象，不论涉及主体还是非主体，都得以成为研究对象。—译注。
③Emile Benveniste，1902—1976，法国著名语言学家，著有《普通语言学诸问题》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以下缩写为PLG .Iet II.,Gallimard,1966 et 1974.）—译注。
④Benveniste,PLGll.,Gallimard,1974,p.229.有关亚里士多德与赫拉克里特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请阅B.Cassin,La décision du sens,Vrin,1989,p.40-45。在加达默尔（H.G.Gadamer）看来，多亏了海德格尔，“亚里士多德才开始用现代时和我们直接说话”，in Heidegger,Inter prétationsphénologiques d'Aristote,Ter,1992,p.9。
⑤大家知道，范式（paradigme）这一概念是由库恩（T.S.Kuhn）最先提出来的。它指的是一定时间内某科学家群体共同接受的概念及工具性技术的结构化总和。尽管创造者本人不再使用它，该概念却因其功能性价值被广泛接受。
⑥“结构主义”一词是1929年由雅各布森提出来的。持这一看法的是赫伦斯坦（E.Holeinstein），见其著《雅各布森或现象学结构主义》Jakobson ou le structuralisme phénoménologique(Seghers,1975,p.7)：“如果要对形式迥异的现代科学中的主导思想做一个简捷概括，我们找不到比结构主义更准确的表达法”。
⑦“对于你我来说，结构的方法就是语言学的方法”，本韦尼斯特致叶耳姆斯列夫信，1949年1月20日。见《本韦尼斯特—叶耳姆斯列夫书信集》（La Correspondance L.Hjelmslev-E.Benveniste 1941-1949,K.Tatsukawa,Un Tohoku-Gakuin,Sendai,Japon）。
⑧H.Parret,"Préhistoire,structure et actualité de la théorie hjelmslévienne des cas",NAS,38,Pulim,1995,p.12 et sq。
⑨V.Brondal,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Munksggard,Copenhague,1943,p.55。
⑩M.Merleau-Pcnty,Signes,p.132.下面这句话也值得注意：“不必等到接受生活世界（Lebenwelt）为现象学的第一概念，人们便可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他对形式思考的排斥”。在《逻辑》中，普凡德尔持相同看法：“知识的理论必然要一方面导向现象学，另一方面导向逻辑学”（H.G.Ruprecht in Sémiotique en jeu,Hadès-Benjamins,1987,p.74）。
(12)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Fayard,1964,p.158。
(14)Saussure,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Troisième cours,1910-1900,notes de E.Constantin),éd.Eisuke Komatsu,Un'Gakushuin,Tokyo,1933,p.323,325-326。
(15)在1937年的一封信中，特鲁别茨柯依反驳那些指责音位学运动抽象化的观点：“只要我们没有忘记整个建构的目的并且不失去与具体材料的接触，就不存在任何危险。当制造概念的快感本身成为目的，就象丹麦语言专家所做的那样，这一切才变得真正危险。但是，经常与方言学及诗的语言研究打交道的音位学家离这样的危险相去甚远。只需（……）拿我的论著与叶耳姆斯列夫的做一比较便可感到其中的差异”（in C.Hagège,"Documents",La Linguistique,1967,1,PUF,p,136）。
(16)古尔威茨引自E.Holenstein,Jakobson ou le structuralisme phénoménologique,Seghers,1975,p.70。
(17)对客体的描述与对客体功能的描述是混而为一的。对叶耳姆斯列夫来说，“在功能性实体之外”，“什么都不存在”，“客体与其本身的功能及其各部分之间功能的总和完全一致。客体就是这样来定义的”（L.Hjelmslev,Nouveaux Essais,PUF,1985,P.76）。
(18)Benveniste,PLG II,p.88。
(19)这一见解与胡塞尔《经验与判断》Expérience et jugement中观点不谋而合：“回归经验的世界就是回归生活的世界，即回归我们已然永远生活其中的世界。它是这一认识活动及所有科学决断的土壤”（PUF,1970,p.47-48）。
(20)“由于它在空间上的延展，声音也就成了触及耳朵的互体”（H.Parret in"La voix humaine",Archivio di Filoso fia,1992,1-3,p.43）。
(21)“现实通过语言重新产生出来”（E.Benveniste,PLG I,Gallimard,1996,p.25）。
(22)C.Hagège,L'Homme de paroles,Fayard,1985,p.100。
(23)尽管角度不同，语言现象学与精神分析学在这里殊途同归。梅洛—庞蒂谈到“能指的近乎实体性”（quasi-corporéité）及“言语材料”（matériel verbal），拉康（Lacan）谈到“能指的物质性”及“语言材料”（matériel du langage）。见Merleau-Ponty,Signes,op.cit.,p.110-111 et M.Arrivé,Langage et psychanalyse,Linguistique et inconscient,PUF,1994,p.104。
(25)利科尔（P.Ricoeur）在艾诺特（A.Hénault）著的《作为激情的权力》（Le Pouvoir comme passion）中写到：“个人经历对话语的侵入是话语无法再控制的侵入”，PUF,1994,p.207-208。
(26)Non-（非）这个前缀词表示的是否定对立。非主体缺乏主体特有的判断力。一个三项行为图式可纳入这些话语陈述体：第一行为体prime actant（主体与／或非主体），第二行为体second actant（世界—客体），第三行为体tiers actant（内在与／或超验）。
(27)P.Claudel,Partage de midi,première version,Gallimard,Folio-théatre,p.63。
(28) (46)Antonio R.Damasio,L'Erreur de Descartes.La Raison des émotions,O.Jacob,1995,p.14-15,311,p.302。
(29)维赞（F.Vezin）在注释《存在与时间》时（Gallimard,1986,p.558-560），考察了海德格尔1955年在塞瑞西（Cerisy）对pathos与Stimmung即“情绪”（dis-position）所做的翻译。他提醒人们注意克罗岱尔对海德格尔“情绪展示”一语的引用（Questions I et Ⅱ,Gallimard,1968,p.340）。
(30)E.Husserl,Méditations cartésiennes,Vrin,1992,p.191。
(31)客体或叙述符号学正是承袭这一“词汇分类”的传统，因为它坚持着“主体存在”与“主体行为”、“状态主体”与“行动主体”的二分法。依此派符号学的观点，只有状态主体才可被“激情所触及”。见A.J.Greimas et J.Fontanier,Sémiotique des passions,Seuil,1991,p.53。
(32)Zoltan Kovecses,Emotion concepts,Springer Verlag,1990,p.161-163。作者的例句为：“The reverend inflamed the crowd with his passionate speech”。
(33)在论述到语言功能时，本韦尼斯特大量地使用了带有re-（再…重新…）前缀的动词：再开始，再创造，再生，再现，再生产…他这样写道：“语言再生产现实”，“语言每表现一次事件，世界就重新开始一次”（PLGI,p.25 et 29。）
(34)Merleau-Ponty,L'Oeil et I'Esprit,Gallimard,1964,p.59。
(35) (36) (45) (60)Benveniste,PLGI,p.136-137,p.138,p.126。注(35)引文援自普劳特（Plaute，约前254—184，古罗马诗人、剧作家。—译注）。
(37)Caligula，12—41，古罗马皇帝。法国作家加缪曾创作同名剧本。—译注。
(38)Benveniste,PLGII,p.140：“冲动情感的极点等同于风的驱动力量”。
(39)在论证的冲动下，本韦尼斯特甚至说出“帆船的无意识运动”的话。同上。
(40)本韦尼斯特引用弗洛伊德论及禁忌（tabou，或译塔布）的文章：“由外部（通过一个权威）强加的、被用来低御人类最强烈欲望的非常古老的禁忌”（PLGI,p.255）。
(41)梅洛—庞蒂在《符号》一书的前言中引用了马里伏（Marivaux，1688—1763，法国作家、剧作家）这句话。
(42)On：法语中非确指人称代词，可译成人、人们、人家、大家、有人、别人；也可代替确指人称代词我（们）、你（们）、他（们）等。—译注。
(43)Merleau-Ponty,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Gallimard,1945,p.249 et Signes,p.221。
(44)法语中指示代词cela的口语形式：那、那个或这件事、这个东西。—译注。
(45)J.C.Coquet,"Les Modalités du discours",Langages 43,1976,p.68-69,et Le Discours et son sujet,I,Klincksieck 1984(2e éd.Méridiens-Klincksieck 1989)p.13 et sq。
(48)《法兰西语言宝藏》（Trésor de la langue francaise）在“心境”（thymie）一条并未提及“良态心境”（euthymie）。这本字典实际上只给出了它的病理状态，即从古代名医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约前460—377）、加里安（Galien，131—201）直到今天的精神病科医生都称作“常态情绪紊乱”的东西。
(49)Thérèse d'Avila,1515—1582，西班牙圣女、加尔默罗会修女。—译注。
(50)达马修（A.R.Damasio）在分析“动情及其感受”时，引用了斯泰伦（W.Styron）《可视的黑暗》（Darkness visible）中一段话：“在我（痛苦）这一阶段，理性思维一般从我的精神中消失，这样，就有了蜡屈症（catalepsie）。我找不到更准确的词来描述这一迟钝无力的状态”（出处同前，192页）。
(51)Thérèse d'Avila,Oeuvres complètes,traduites par M.Auclair,Deesclée de Brouwer,1964,p.206-209。在《内心的城堡》（Le Chateau intérieur）中，她再次提及这一决定痛苦—快乐双重感受的控制力的丧失。“受伤的心灵”——她不知是被谁、被怎样伤的——“向她的配偶（基督）倾诉，有时甚至大声地、以她不能控制的爱的词句倾诉”，956页。这正是非主体的标志。
(52)A.Camus,Caligula,op.cit,p.42 et 82。我这里援引他1939年手稿中关于人物形象的笔记，书中192—193页。
(53)“急切是与家长的地位不相称的”，该寓言的一个阐释者博文（F.Bovon）如此解说（in Exegesis,Delachaux et Niestlé,Neuchatel,1975,p.47）。
(54)这里参照的是阐发卢梭“怜悯即对他人的认同”概念的列维—斯特劳斯的绝妙文章。尤见“卢梭，人文科学的奠基人”一文，载《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II,Plon,1973,p.50）。
(55)这是利科尔提供的Einfülung一词的另一个译法。见A.Hénault,Le Pouvoir comme passion,op,cit.,p.198。论及胡塞尔的《第五沉思》（Cinquième méditation,in Soi-meme comme un autre,Seuil,1990,p.386）的时候，利科尔强调了“使我的肉身与另一个肉身融为一体的迁移”中“预思考”的特点。本例中斯万与奥岱特及其后斯万与自己都属这种情况。
(56)Proust,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Gallimard,1954,p.345—347。
(57)有关瓦雷里对于“非常引人注目的情绪一词”的思考，请见CahiersI,Gallimard,1973,p.914 et Cahiers II,Gallimard,1974,p.508。
(58)“语言中没有任何东西是话语中不曾有过的”（Benveniste,PLGI,op.cit,p.131。）
(59)Jean-Luc Bouguereau,"La schizophrénie,une maladie d'amour?",Langages III,1993;I.Darrault et J.P.Klein,Pour une psychiatrie de I'ellipse,PUF,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