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当今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常常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本是很简单的问题，却会令大家瞠目结舌，原因在于，我们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多半局限于我们日常、现行的正统理论，或某国、某时期的既定学说，或者就是马恩列等领袖人物所著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当然离不开这些方面，但仅局限于这些方面，势必使理论研究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势必使青年人眼光短浅地只看到马克思主义在一国一地一时的得与失，势必使马克思主义丧失其广泛的内容和丰富的理论演进。因此，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问题，应当从三个层面上把握。其一，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空间上是开放的，即包括各国社会主义实践和理论；其二，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在时间上是延续的，包括马克思之后一个又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的理论概括之总和；其三，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开放的，不仅有西方风格的思想家，而且有东方思想风格和文化传统的思想家，不仅有流行的那些内容，而且还有尚待发现或恢复的一些内容。这样就可以避免两种倾向：妄自尊大，自以为是马克思主义正宗，而忽视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悲观失望，囿于一时一地马克思主义发展不景气，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产生消极情绪，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从形成过程看马克思主义
凡是了解马克思主义历史的人都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产生阶段、发展阶段、分化阶段和渗透阶段。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阶段，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参加了革命的实践，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革命，才有可能使马克思恩格斯从理论上构想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社会图景，提出了一些带有理论构造性质的马克思主义框架。当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真正成为推动社会运动的代表。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是对无产阶级的认识，都几乎是在哲学、经济理论水平上的认识，而对推动实践的具体策略着力不够。加之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约有3／4是生前没有发表的，如著名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1845年）、《德意志意识形态》（1846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7—1858年）、《剩余价值理论》（1862—1863年）、《资本论》第二、三卷、《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论瓦格纳笔记》（1880年）。这些哲学、经济学方面的重要著作，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微乎甚微，基本上是在理论家们之间的传阅与保留。特别是马克思的这些著作侧重于经济分析，对国家机构及其功能的政治分析，以及进一步的意识形态分析，再进而对工人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的策略和战术所做的政治和文化分析，就相对薄弱一些。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在产生阶段并不是着眼于具体问题、策略、方式，而是着力于整体构想、哲学方法、经济基础的分析上。
关键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即它的大发展阶段。这是由拉布里奥拉、梅林、考茨基、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宣传、阐释、传播马克思主义那些理论构想的阶段。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时，往往忽略这一重要环节。这使得人们感到列宁思想的出现，无论在思想气质，还是在文章风格上，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有较大差别。上述四个人和恩格斯都有通信往来，他们或多或少地直接继承了思格斯解释、保卫的马克思学说，并开始使马克思学说系统化、条理化的传统。这一传统，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侧重马克思主义阐述的理论演进传统，这一传统形成了显明的特征——让马克思主义上升为工人阶级世界观即思想武器的地位，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说相对的一门“科学学说”。因此，他们都侧重研究历史唯物主义。四个人所著文论几乎是同一主题：梅林著有《论历史唯物主义》，拉布里奥拉著有《唯物史观论文集》，普列汉诺夫著有《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考茨基著有《唯物史观》。在这里说他们处于发展阶段，并不是说他们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什么重大发展，而是说他们的著述更多是从理论上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得到了一个新的“视野”。特别是这些人还整理和恢复了马克思的手稿，撰写了马克思的生平事迹，使马克思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家长存于世。从这些人的著述中，我们可以读到马克思本人未曾展开的一些观点，也可以看到马克思主义过渡到20世纪所曾经历的思想演化。
二、从实践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所曾经历的真正发展，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下一代人。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往往把这段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理解为列宁一个人，而不是以列宁为代表的一代人。这种看法实际上不仅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实际情形，而且也淡化了列宁本人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力度。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列宁（1870—1923）、卢森堡（1871—1919）、托洛茨基（1879—1940）、鲍威尔（1881—1938）、布咯林（1888—1938）、希法亭（1877—1941）。这代人的特点在于：注意实际的经济发展，因而注重社会变革的具体方式、策略、战术、措施。这些人在各自的国度里，都是著名的党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们几乎都看到了资本主义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即产生垄断和帝国主义的前景，而且他们还遇到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在当时遭到一些人的批评，因此，有必要作出新的解释和发展。考茨基就注意到欧洲和美国的农业变革问题而写作《土地问题》；列宁更是大胆、新颖地结合俄国实际寻找革命道路，把《资本论》中阐述的资本主义一般的生产方式运用到具体的社会形态，具体研究俄国的农村问题，著有《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希法亭的《金融资本》对《资本论》中思想的运用，已不局限于具体“部门”或“国家”，而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他考察了托拉斯、关税、贸易战争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发生的新变化，看到了银行的作用、垄断的加速、资本主义国内的国家机器的控制与国外的扩张资本的竞争之间的一些新现象；鲍威尔的《少数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未触及到的问题，即在现实的多民族国家中的革命问题；卢森堡和布哈林的著作阐述了国际性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情况。列宁正是对这些问题作了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研究与总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成果，提出了一国胜利的理论。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产生阶段主要是提出了关于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构想。从理论构想到社会现实，要经历科学模型、操作手段等一些具体的环节。如果说希法亭、鲍威尔、布哈林、考茨基等人对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期的经济分析属于科学模型的话，那么由列宁所制定的具体政治斗争策略、方式、措施，则是把构想转变为现实这一过程中的操作手段，正基于此，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重大发展。
与马克思恩格斯作为革命导师和理论构想者相比，列宁更是一个政治宣传家、鼓动家和革命斗士。他的思想特色主要不仅在于理论的严密与深奥，更在于其鼓动力与感染力，更在于其在组织上和策略上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其中包括党纲、党纪、宣传、鼓动、罢工、示威、建立阶级联盟、巩固党的团结、处理民族问题、阐述国内外危机、应付各种偏见、怎样利用议会、如何准备起义和暴动……等等一系列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考虑过的具体措施系统化。列宁所研究的革命战略政策和具体措施，并不是一般知识分子看作简单无用的东西，而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非常重要的财富。列宁主义的成功，不仅在其理论著述上，而且在于促使俄国专制制度的垮台，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列宁主义是靠实践和事实让人信服的。
列宁主义开创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由理论构想走向现实存在的新时代，功不可没。列宁主义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出现了分化现象。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面临着两个相当尖锐的问题：（1 ）马克思主义在不同于俄国这样落后国度的发达国家里，如何发展？（2 ）在像俄国这样落后的国度中，又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健康地发展，这里存在着两个步骤，即从名转化为实的第一步——夺取政权，再名副其实——走向发展生产力的第二步。前一步，许多落后国家利用帝国主义的矛盾及世界进程的时机，都通过努力而达到了；但第二步，在今天看来，则是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重大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落户的那些国度的具体情况不同，加之发展国家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前景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多样化的发展道路。因此从总体上看，列宁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呈现出大分化、大讨论，实质上是大发展、大实践的图景。这种讨论与实践，大体沿两条路线展开：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当走的道路，卢森堡、卢卡奇在这个发展路途上进行了一些探索；一是不发达国家应当走的道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是典型代表，取得了巨大成功。
以往，我们对这一时期及其特征研究不够，把几乎所有有悖于列宁主义路线的思想观点统统斥之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当然有这样的学说），无疑是封闭了我们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视野，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使得我们在重新认识世界时，一看到不同于列宁及苏俄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就斥之为异端邪说，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些人的逆反心理：即在另一极端上，把我们鄙弃的异端邪说当作“真理”，而把我们尊崇的学说统统斥之为“教条”。
所以，当我们的视野进一步打开时，我们发现，卢森堡的早逝，使她在监狱中深深忧虑的有关内战时期建立社会主义政权的那些国家将要遇到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的讨论和展开；同样，列宁的过早逝世，也使他在晚年及病中冷静思索的苏维埃——工农联盟等重大的政权建设问题没有得到展开和实行。战争动乱中的革命家的政治魅力，在夺取政权时无疑是最大的优点和最令人敬佩和跟从的品行；但革命胜利后，怎样从个人的力量转向制度的合理力量，却是社会主义苏联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时所遇到的重大问题，这使我们今天谈到列宁晚年的著述，读起卢森堡关于民主的论述时，总觉得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既有非常远大的前景，也会经历艰难的路程。列宁逝世后，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历程中也遇上了一些情况：在国际上，193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这个历史重大转折到来时，西方发达国家都没有发生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反而以法西斯上台为结局；在苏联国内，肃反扩大化和斯大林高度集中的体制带来了不少消极后果，以致今天一些人仍在纠缠历史老帐。为什么？如何使马克思主义获得真正的发展？这便是20世纪20年代以来两代人思考的问题：一是西方知识分子探索一条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些令人思考的理论；一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生机！
三、用发展的观点看马克思主义
我们多少年来一直有一种看法，以为马克思主义自十月革命后，就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了。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仍然在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只不过具有与十月革命道路和东方马克思主义不同的特点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一词，与其说是地域性的概念划分，毋宁说是以其思想性、政治性来界定的。一般的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失败”或悲观的产物。安德森在所写《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指出：“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隐蔽标志是一个失败的产物而已。社会主义革命在俄国外部传播的失败，以及它在俄国内部腐败的原因和后果，是这个时期中西方马克思主义整个理论传统的共同背景。”卢卡奇的《历史与阶段意识》（1932年），是他流亡于维也纳时写作的，那时匈牙利公社遇到镇压，匈牙利陷入白色恐怖；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法西斯主义镇压了意大利的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的主要著作，如阿道尔诺的《最低道路》（1951年）是在德国正式取缔共产党那一年完成的； 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1954年）是在麦卡锡主义嚣张之极的年月问世的； 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1960年），是在法共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在阿尔及利亚战争面前麻木不仁、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写成的。与此同时，已经取得政权的苏共内部则在进行激烈的权力斗争。这样，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发展，或是由于党内强调服从的压制而未展开，或是由于被排除在党外，处于旁观和孤独的位置，而与实际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属于后者，即与实际相脱离的理论发展。这也就构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特征：由马克思主义发展中对经济和政治的关注，转向了对哲学和文化的关注。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中，专业哲学家占了压倒多数。与卢森堡、考茨基、列宁、梁赞诺夫等从未正式在大学中任职或教学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诸如卢卡奇、科尔施、列菲伏尔、马尔库塞、阿道尔诺、科莱蒂尔、阿尔都塞等都在大学拥有教职，而且专业无一例外，都是哲学。
促进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由政治、经济转向哲学，除当时历史社会进程中悲观因素之外，还由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哲学传统，从德国古典哲学到马克思的《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以下称手稿）。《手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基石。他们或是从《手稿》回到黑格尔的古典哲学中，或是从《手稿》出发，憧憬未来社会图景或批判现存社会。他们实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一种理论反思。他们从实践的失败看到马克思理论本身的价值，以及实践与这些理论的脱节、距离。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实践上的无能者，但却经历着精神上的“奥德塞”漫游。他们实际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由理论到实践的几十年发展后，重新又回到了由实践向理论的回溯。这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不同，那一代人是力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基本原理，走向政治、经济；也同成熟的马克思由哲学到经济、政治相反，反而同青年马克思一样追寻哲学本身。换言之，是追寻一种总体的观察、认识的方法。所以，他们对康德、黑格尔和《手稿》推崇备至。卢卡奇认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词专门指的是方法。正是由于哲学方法上的考虑，他们的文字晦涩、艰深、古奥。这样，这种专业哲学家而不是革命家的东西，当然也就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实际斗争相脱离。这里，它的短处在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它的长处也在于理论同实践相脱离。由于理论不再听命或盲从实际斗争的发展，不再是现实的注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较为注意世界当代理论本身的发展。他们同当代哲学自身问题发生关系，同当代一些著名的非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展开讨论、辩论和交流。与马克思当年同黑格尔派、青年黑格尔派的争论一样，他们也卷入到当代许多问题的争论之中。在这种横向讨论中，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整个人类文化又发生了交往、对上了话。这对20世纪的文化发展无疑推动甚大，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各种思潮、方法、观念的搏击中，辨别、选择和发展。他们认为，不能简单地理解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提纲》第十一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并不能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全部内容，改造世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解释世界。马克思主义在改造世界的同时，必须不断地反省、解释这种改造本身。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注重设计、研究、分析各种各样操作的、改造世界的中间环节：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生态学和美学……，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转移，即由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基础的注重，转移到对上层建筑，尤其是政治、文化领域的注重。无论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限制，还是对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分析，都集中在这些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艺术、美学、文化的分析，又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很大意义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可能性在于心理、意识、文化层面上的解放。经济问题、国家问题让位给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异化与复归这些抽象的哲学问题。换言之，解放本身，由经济学上的量的解放，变为心理体验上对幸福感受的质的解放。这表明，西方马克思主义第二三代思想家，由于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马克思当年所料不及的新情况，由于在物质—制度层面上的发动革命困难重重，而产生悲观、逃避的情绪。葛兰西本人称之为“理智的悲观主义，意志上的乐观主义”。这也恰好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话：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安德森说的更精彩：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代“谈方法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这时的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经历了一次大分化，东方马克思主义在现实上的发展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分化；马克思主义本身理论与实践的脱离；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由革命、经济—社会变革的纲领，变为哲学—文化的学说。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看，它日益与实践相脱离，日益使马克思主义成为西方知识分子的奢侈品。
综上，更使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文化，它的生命力在于随着人类历史进程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自身的重心和方向。以整个人类文化和世界历史进程的角度去看待马克思主义，可以使马克思主义成为由多种文化和历史实践结合而成的有机整体。当前马克思主义正处在分化、渗透这两个关键时期，可以说，这两个时期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命运。诚然，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尤其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一些社会主义社会遇到了挫折，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必然仍旧长存。只要有人类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就有立志消除这种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到来或即将到来的现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列宁语）。马克思主义在现时代的真正发展只能通过马克思主义本身才能获得。在中国，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入了一个新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