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研究
王 蕊
摘 要： 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产生于当时的“淮海战役场域”，包括物质、制度、行为、精神四种不同文化形态。要在新时期传承和弘扬淮海战役革命文化，需要重构各种场域。“中国梦场域”和“淮海经济区建设场域”是淮海战役在新时期的投射。建构该场域有助于培养民众“一往无前、奋勇拼搏”的惯习，并由此将“淮海战役精神”落实到中国梦和淮海经济区建设的实践中去，完成对该精神文化“活”的传承。而在“教育与学习场域”“旅游场域”“文化消费场域”“网络媒介场域”中，则需要遵循该场域的运行机制和民众惯习，特别应做到突破客观物理场域的界限，将场域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与民众的生活场域相统一，由此完成“场域”与“惯习”的同构，进而更好地在新时期传承淮海战役革命文化。
关键词： 场域理论 淮海战役 革命文化传承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文化结晶，凝聚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独特的思想和精神风貌，上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下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伟大战略决战，在我国革命战争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的篇章。“淮海战役精神是党和军队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体现了我党我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执着信念，排除万难、敢打必胜的奋斗精神，不怕牺牲、忘我献身的崇高情怀，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的纪律观念，依靠群众、爱民为民的坚定立场，具有穿越时空的永恒价值”。① 《徐州弘扬淮海战役精神推动打赢新时代“淮海战役”》，http：//js.people.com.cn/n2/2018/0525/c360300-31626318.html，2018年5月25日。 淮海战役革命文化的传承，是加强“四个自信”、传承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要求。
根据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产生于解放战争的时代背景下。在歼灭国民党进而成立新中国的共同社会目标的指引下，在徐州这个“军事要塞”，形成了军民一心、誓死决战的特殊“场域”。长期的革命“实践”，使军民形成了对取得革命胜利强烈认同和憧憬的心智特征，并外化成了一种行为“惯习”，引导着在这个特定“场域”中的所有社会行动者，以极大的热情和牺牲精神，自发、自觉地投入这场革命行动中去。而在追求“和平与发展”的现代，民众所追求的社会统一目标已经发生了改变，在当时“场域”中形成的淮海战役精神与“惯习”也已失去了其存在的土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建构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的“新场域”、适应民众新“惯习”，并将“场域”与“惯习”对应到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将“淮海战役精神”落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对该文化“活态传承”，这是新时期对传承淮海战役革命文化提出的新要求。
一、布迪厄“场域”理论视角下的淮海战役革命文化
(一)布迪厄“场域”理论的主要内涵
“场域理论”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也被译为布尔迪厄)社会学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布迪厄认为：“场域(Field)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性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根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如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①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3～134页。 布迪厄这里所说的权力与资本是广义上的概念，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和资本形式。人类社会存在不同类型的场域，如经济场域、文学场域、学术场域、权力场域、文化场域、新媒体场域、全球化场域等。场域是一个有着自己独特的运转法则和关系网的社会空间。进入某一场域的社会行动者，像是开始“游戏”时的游戏参与者一样，默认这个“游戏”是值得参与的，并因此遵循其中的种种规则，为了再生产和物质资源的分配，依据自己拥有的资本进行相互竞争和博弈。
由于这三篇小说通常被论者加入到先锋写作的序列中，其经典性便也在“先锋”的阐释框架内获得。以先锋精神为内核来理解这三篇小说，则其自然而然地被从后现代的理论出发解读为是对传统文体的“戏仿”，无论是在文体、题材、主题乃至价值观都被全面“解构与颠覆”[1]，但仅仅从先锋精神的角度来解读显然是“封锁”了作品本身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本文正是试图从先锋所倡导的形式实验本身出发，并通过先锋创作与社会历史语境的互动，展开这样一项反思性的工作，重新理解余华的这三篇传统文体实验小说。
输入为1rad的阶跃输入时，基于自调整因子模糊PID与传统模糊PID响应曲线如图2所示。由图2可以看出，基于自调整因子模糊PID的超调量接近于0，调节时间为0.3972s，传统模糊PID的超调为4.026%，调节时间为0.4617s。所以得到基于自调整因子模糊PID与传统模糊PID相比具有更好的动态性能和稳态性能。
“惯习”(Habitus)是“场域理论”中的另一个核心概念。布迪厄所说的“惯习”是一种社会化了的主观性，具有社会性和可变性，是一个场域里大部分行动者在某个时期的主要情感体验和处事方式。惯习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它是一个开放的性情倾向系统，不断地随经验变化而变化，并在这些经验的影响下不断地强化或调整自己的结构。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高宣扬将其解读成“生存心态”，认为惯习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在个人意识中内化了的社会行为的影响的总结果，特别是特定社会中的教育制度在个人意识中的内在化和象征性结构化的结果。它是已经沉淀成生存心态的、长期反复的个人和群体特定的行为方式，是已经构成内在的心态结构的生存经验，是构成思维和行为模式的、具有持久效用的秉性系统。但另一方面，这种来自长期实践的经验因素，一旦经历一定的历史时期的沉淀，并内在化于特定历史阶段的人群和个人的意识内部之后，惯习便自然地去指挥和调动个人和群体的行为方向，赋予各种社会行为特定的意义。因此，生存心态成为人的社会行为、生存方式、生活风尚、行为规则、策略等实际表现及其精神方面的总根源”。① 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116页。 因此，可以将“惯习”理解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特定场域中，社会行为者共同认可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的外在化、一致性的行为方式。
依据“场域”理论，场域与惯习是相互构建、相互统一的关系。“场域是惯习养成和延展的地方，是主体改变和调整自身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的重要场所。场域不是依照某一规则机械性运转的结构模式，主体惯习也不是先验的主观意识和被动地遵从外界灌输的教，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历史经验的积累。人们的实践活动正是在场域与惯习相互作用下进行的，这种相互作用体现了内在性与外在性的辩证关系，体现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基本规律。因此应推动外在场域与主体内在惯习的统一。”① 苗瑞丹：《仪式场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探究——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3期。 历史不能重演，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产生的“场域”与“惯习”已无法复制，需要重新建构能够将二者统一起来的场域，并将现有传承场域与惯习再次统一起来。在此过程中，还要注重将特定的场域、特定的惯习落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由此完成“淮海战役场域”与日常生活的统一。
(二)淮海战役场域中产生的革命文化
淮海战役精神及其革命文化离不开“淮海战役”这一特殊“场域”。在这一场域中，社会行动者包括交战方，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国民革命军，以及生活在“淮海战役”发生地的徐州、蚌埠、商丘、宿州、枣庄等地的各类民众。战争发生地的实际控制权掌握在国民党手中，而共产党则需借由这次具有全局战略意义的战争来扭转当时的战争局面，因此双方存在着实质上的对抗关系。在当地占绝大多数的被统治和迫害的民众与国民党属于行政上的从属关系。但在长期的社会和战争实践中，当地民众与国民党统治机器之间实际上也是对抗关系。所以当地民众和解放军则因存在利益的一致性而实为相互依存的关系。从交战双方各自所掌握的军事资源上来看，当时的国民党徐州“剿总”拥有精锐约80万兵力，而解放军则只有60万兵力。但由于当地民众与解放军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解放军实际上还拥有当地支持革命的群众。“整个战役，发动了支前民工543万人，使用担架20.6万付、车辆88万余辆、挑子30.5万付，船只8539只、汽车257辆，向前线运送弹药146万多斤、粮食9.6亿斤”。③ 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淮海战役》第3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因此解放军实际拥有的权力与资本更占优势。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作战胜利，各级党委加强了对广大官兵的形式教育、思想教育，坚定了决战思想，增强了必胜信心。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的号召。在这种特殊的场域中，解放军全体官兵、当地人民群众对胜利有着坚定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这种精神信仰和信念赋予了他们以“意义”和“价值”，驱动着他们为之投入了极大的热情与能量，形成了这个特殊场域中的惯习。而这种视死如归、一切为了胜利的惯习，进一步形成了“独轮车精神”“一往无前精神”，又强化了“淮海战役”场域的独特性。
为适应网络及新媒体时代，淮塔园林开通了官方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开设了网上VR展厅。在抖音等短视频火遍全网的时代，淮海战役纪念馆还在抖音上开设了账号，上传了一些导游讲解、风光、活动宣传、场馆内景、背景故事介绍等视频。在这个依托网络的虚拟场域内，处于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行动者依然主要是淮塔园林的管理机构及其人员。但在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内容的生产和传播者，因此网民开始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内容的生产和选择权。① 尤思迪：《网络社交媒体如何实现对民众的参与赋权》，《新闻研究导刊》2018年第1期。 在现实的教育与学习场域里，讲解员挑选讲解内容、游览内容，参观者对讲解内容满意与否一般也并不会反映出来。而在网络媒介场域，掌握知识的文化精英、历史爱好者、先烈后辈们都可以自行进行内容生产，同时会在评论区进行实时评价。在现实的淮塔园林中，民众可能会被氛围、讲解等而感染，而在网络场域中，身体的不在场，导致所得到的感触和认知不够深刻。相反，抖音中充斥着大量新奇、搞笑的内容，在高度选择权支配下，民众将会直接按兴趣爱好选择要观看的视频。上述性情系统成为民众在该领域的惯习。
在这四种文化形态中，物质文化形态反映的是场域中社会行动者所掌握的权力与资源，以及在场域内发生的社会实践。制度文化形态对应的是握有政治权力社会行动者在这一场域中运动和斗争的法则规律，并反映在行为文化形态上，最终以社会行动者的惯习呈现出来。精神文化形态在场域中起到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建构的作用，同时正是这些精神文化形态继续驱动着社会行动者延续其惯习。这正是“淮海战役精神”的价值所在。传承“淮海战役精神”才是对淮海战役革命文化的最高要求。
二、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中的场域建构及其困境
为纪念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1959年国务院决定在淮海战役的主战场——江苏省徐州市兴建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纪念馆② 徐州还有邳州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纪念馆、碾庄战役烈士纪念陵园、新沂马陵山宿北大战纪念公园等淮海战役相关纪念园林，影响相对较小，在此不做详述。 (简称淮塔园林)。1960年奠基，1965年建成开放。因此，该园区是淮海战役革命文化的主要传承场域。
淮塔园林自建成后年接待社会各界群众350万余人次，充分发挥了缅怀革命先烈，弘扬先烈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先后被国务院、中宣部等部门批准或命名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首批)、全国中小学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目前，园区由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淮海战役总前委群雕、缅怀先烈厅、淮海战役纪念馆、徐州国防园、淮海战役碑林、园林区构成。经过50余年的征集整理，目前纪念馆拥有藏品2万余件，主要为淮海战役期间的纸、布、铁、皮等质地的文物和历史图片、史料及国家领导人、社会知名人士的题词、书画作品等，其中尤以战役期间的命令、日记、地图、武器装备、支前用品、领导人题词等藏品弥为珍贵。
按照“场域”理论，同一个空间可存在不同的场域，场与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同的场域可以相互影响、相互覆盖、相互融合。同时，“文化的影响就好比一个中心向四周扩张出来的影响，离中心越远，受到的影响越小，这类似于‘场’的概念，场就是一种能量从中心向四周辐射所构成的覆盖面”。③ 何双百：《文化场域转换过程中的冲突与通约——中国影视东南亚传播思考》，《青年记者》2018年第20期。 因此，场域的影响也同样遵循由近及远的规律，越是在场域的中心区，受场域的影响也就越深。淮海战役毕竟发生在徐州及其周边片区，此地之外的民众对“淮海战役”及其相关文化的认知及相关性感知，随其所在区位距离淮海地区距离的增长而逐渐减弱。因此，对于淮海地区以外片区的民众，可以通过建构“中国梦场域”来完成场域与惯习的统一。而对于淮海经济区的民众，则可更加强化对“淮海地区”的相关性感知。
(一)教育与学习场域
“教育与学习”场域所涉及的社会行动者，包括主导园区建设，拥有政治、文化、经济权力和资本的国家和地方政府，建设规划精英以及园区的管理者们。此外还包括各类来接受爱国、爱党、爱人民学习教育的人民群众。每年清明，徐州当地及其附近的学校都会组织师生到园区缅怀先烈，纪念扫墓。按照国家各级党委加强对党员的党性教育等要求，徐州市内外的许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也都前来通过参观学习、举办各类活动等形式接受教育。园区建设的主导者们力图通过场景的复原，语言、图片、物品、影音资料等符号系统的呈现，再现“淮海战役”当时的“场域”，让前来接受教育的各类民众们感受“意义”与“价值”。在这个再现的场域中，场域建设主导者通过建设实践，借由属于从属地位社会行动者的学习实践进行着教育实践，力图改造民众的思想及认知、性情系统。来这进行参观学习的民众们，在肃穆的氛围、令人垂泣的史实故事等感染下，对这段历史会产生新的认知、领悟，对革命先烈英勇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会更加钦佩，这便是教育与学习场域下培养出的新的“惯习”。反之，民众们将园区的意义与价值认知为“爱国主义学习与教育的场所”，在这里进行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惯习，又强化了园区的“教育与学习”场域属性。
(二)旅游场域
增长见识、休闲娱乐是旅游动机的类型之一。淮塔园林拥有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因此也被列为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先进单位等，入选全国12家“重点红色旅游区”、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淮塔园林同时是具有“旅游”属性的场域。在这里，园区的建设、管理和服务者与游客共同完成了对场域的建构。场域建构者除了各类场馆外，规划了大片的园林，满足了游客休闲放松的动机。游客在这个场域里感受到了休闲放松，同时增长了关于这段历史的见识，进而建构了这个场域的“意义”属性。与该旅游场域所对应的民众惯习，除了有其他旅游场域也会有的放松休闲社会行为之外，更多的同样是接受学习后对这段历史认知的提升、熏陶后的钦佩与感慨，以及对我们党一切为了人民宗旨的深刻体会，这是“这一旅游场域”不同于“其他旅游场域”的惯习区别所在。
(三)文化消费场域
“淮海经济区”于1986年3月15日成立，是中国最早的区域性经济合作组织之一。范围涵盖徐州、连云港、宿迁、淮安、盐城、济宁、菏泽、临沂、枣庄、日照、泰安、莱芜、商丘、开封、周口、宿州、淮北、阜阳、蚌埠、亳州等苏鲁豫皖四省接壤地区20个地级城市。2017年6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徐州市为“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这个场域的客观地理区域正好涵盖了淮海战役发生地。客观物理层面就与“淮海战役场域”存在天然的耦合关系。“淮海经济区建设场域”涉及在这个17.8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生活的至少1.3亿人口的福祉，更好地促进区域协调与发展建设，提高区域影响力，进一步提升民众生活质量是这个场域的共同行动目标。在这个场域内，同样需要激发民众对这一统一目标的认识水平，激发民众继续传承“淮海战役”精神，以一往无前、奋勇拼搏的气概投入“新淮海战役”的建设中去。
表1 版权类“淮海战役”题材文化产品汇总表
续表
文化消费场域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行动者的惯习是坚持“历史是严肃的、不可戏说”的原则，尽可能从不同的角度去还原和无限接近当时的历史真实情况，并据此创作出各类文化产品。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行动者，由于缺少权力和资本，无法参与到文化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当该产品无法满足其文化消费需求时，则会直接漠视该产品的存在。这种漠视则会进一步淡化该场域的“文化消费”属性，导致对此类文化产品的消费意愿较低，最终使得这些文化产品传播淮海战役文化和精神的作用不能充分发挥。
(四)网络媒介场域
淮海战役场域下产生的革命文化，包含物质、制度、行为、精神等不同文化形态。物质文化形态包括在淮海战役发生期间所涉及的所有“人”“事”“物”，具体表现为指挥所、旧址等历史遗存，战争期间所产生的书籍、文件、弹药枪械、军需物资等，特别是挑子、担架等“独轮车精神”和其他战争史实、人物事迹的各类承载物。制度文化形态主要指在淮海战役发生期间形成的条例、规定、命令、战略、战术等，是战役取得最终胜利的制度保障，如在战争期间发出的“一切为了前线的胜利”号召、各个阶段的行动纲领、“攻济打援”的原则(用足够的兵力围歼被围之敌的同时，集中更大的兵力用于阻援、打援和钳制方向上，以达到逐次歼敌)① 宗刚：《淮海战役取胜的原因探析及现实启示》，《军史研究》2014年第2期。 ，党中央组织地方群众的方式方法等。行为文化形态包括在淮海战役期间解放军和当地民众交往过程中产生的特定行为模式，是军民一心、共谋胜利的决绝、无畏和牺牲。精神文化形态则是由广大军民在战斗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如必胜的坚定信念，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艰苦奋斗”“一往无前”“军民一心”“决战决胜”等的革命精神。此外还包括反映和承载这些精神内容，由此而演绎转化成的各类文学、影视、艺术品等文化产品(其载体具有物质形态)。
综上所述，国家及地方政府、淮塔园林管理机构通过建构不同的场域，在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主导的作用，特别是作为中小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较好地发挥了其教育功能。但在“旅游场域”视域下，由省委宣传部主导，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实施的有关淮塔园林游客行为的调查发现，游客对淮海战役认知的深度仍然有待提升。对红色文化体验活动、展馆数字化程度、导游讲解的内容与感染力、纪念品开发等方面的满意度仍然不高。在“文化消费场域”视角下，游戏、歌曲、动漫、文创纪念品等版权文化产品需求乏力。在“网络媒介场域”视角下，即使是在抖音短视频平台，官方所发布的视频收看、点赞和评论数依然有待提升。究其原因，主要与场域的建构没有与民众的惯习相匹配有关。此外，淮海战役爆发时期，民众的惯习与其日常生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而在当代，战争日常的改变，使得淮海战役革命文化的传承，不管是在哪一个场域，惯习都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是相脱离的。因此一旦民众脱离该场域，惯习就会自然消失，淮海战役精神依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用场域理论来解释，就是场域与惯习的不对应和脱节。
当前高职教育飞速发展，高职院校均开始注重内涵发展、提高教学质量、深化课程改革，而高职院校的课程标准建设就是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环节，因此，课题组希望，以此课程标准为推手，通过构建并实施基于就业的高职教育课程标准，促进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从而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
三、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的“场域”与“惯习”同构
“场域”与“惯习”存在着不可分割性。一方面，二者相互制约。场域构造了惯习，惯习是某个场域的内在需要的外显产物，脱离了场域的惯习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它是一种认识的构建关系。惯习将场域构建成一个有意义的、有价值的世界，社会行动者自觉主动为了获得这种意义和价值而去投入、去斗争。场域既是主体作用于客观社会条件的重要领域，也是主体将内心思想信念社会化，实现惯习养成和延展的实践场所。② 苗瑞丹：《仪式场域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问题探究——基于“场域—惯习”理论的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8年第3期。 场域与惯习还存在着对应关系。“这个”场域的惯习在“那个”场域中会出现如水土不服般的“不合拍”现象。因此，场域与惯习是一种共生、统一的关系。
(一)“中国梦场域”
淮海战役是国共双方在战略决战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场域中，我们党全体官兵及广大人民群众有着共同的社会行动目标。当前，要传承淮海战役精神，首要任务也是要建构这样一个“战斗场域”，用统一的社会行动目标来感召民众，让民众感知到这个场域的价值与意义，进而通过改造自己的主观认知系统来形成对应的惯习。
肉牛粪污处理技术模式应根据肉牛场的养殖规模、投资能力、自有种植土地、机械化程度等情况灵活选择，技术路线应围绕“源头减量、清洁生产、资源化综合利用、防止二次污染”的原则。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当前，国内外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前景十分光明，挑战也十分严峻。全党同志一定要登高望远、居安思危，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永不僵化、永不停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① 新华社：《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 //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17年10月27日。 这就是“中国梦场域”。这个场域，和“淮海战役场域”一样，是一场“战争”的决胜阶段，一样在国内外面临着光明的前途和严峻的挑战，一样要求全党全军全体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一样要求全体民众要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奋勇前进。在这个“中国梦场域”里，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体社会行动者的共同社会目标，民众在此能够感知到的是实现中国梦的己任价值和满足自身美好生活的“获得感”。要不断用“中国梦场域”来调整和塑造民众的价值感知，用“奋斗幸福观”② 陈志刚：《奋斗成就幸福，奋斗开拓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幸福观》，《人民论坛》2018年第25期。 激励民众继承淮海战役精神，继续一往无前，形成新的为幸福而努力奋斗的惯习。这是对“淮海战役精神”最好的、“活态”的继承。
(二)“淮海经济区建设场域”
1925年夏天，清华学堂筹办大学本科，请叶企孙前往，就这样，赵忠尧同叶企孙一同北上清华。第二年，清华大学成立物理系，叶企孙担任系主任，赵忠尧也正式成为清华的教员，开始担任实验课程。
进入新时代，文化消费成了民众更高层次的消费需求。淮塔园林作为红色文化旅游景区和文化场馆，自然被纳入文化产业的体系当中，成为被消费的文化产品之一。拥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权力和资本的地方政府、景区管理者等，以及央视等拥有话语权、信息传播权和媒介资源的媒体机构，共同构成了这一场域的具有主导权的社会行动者群体。属于从属地位的，则是所有消费相关文化产品的消费者。由于淮海战役在我国党史、军事史中具有的重要地位，以这段历史为背景和依据而再生产出的电影、电视剧、纪录片、文化类综艺、图书等版权类文化产品也较多(见表1)。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精神文化是隐形的，却可以通过客观的物质存在显现出来。淮塔园林之所以在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是因为这是一个客观可见的物理存在，是一个“提醒物”。因此，无论是“中国梦场域”，还是“淮海经济区建设场域”，要在其中强调淮海战役精神的作用，需要增加更多的可见、可感的“提醒物”。可以是像淮塔一样的标志性建筑，可以是一组雕像小品，可以是一个淮海战役主题创意商店，可以是一个广告宣传牌，可以是一个独轮车，等等。通过“可见”，不断强化“淮海战役革命文化”在民众脑海中的回想。
(三)其他场域的“场域—惯习”同构
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发现在现有的场域中，除了网络媒介场域对普通民众赋权较大之外，其他场域建构的主导权大部分在处于领导地位的管理者手中。要实现场域与惯习的同构，就需要社会行动者遵循这一场域的社会运行规律。
第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县为资金统筹单位。这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与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在资金统筹上显著的不同，传统的合作医疗制度以村为单位，资金统筹数量小，保障层次较低，不具备对大病的资金抵御能力。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改变了这一弊端，以县为统筹单位，资金统筹数量大，保障层次高，抗风险能力强。
在最近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和上海市外商投资协会联合召开的“辉煌外资四十年 风雨同舟再出发”——上海市外资企业表彰、双优百强发布会上，上海卡博特公司作为在上海深耕30年以上的外资企业代表获得了“基业长青”荣誉证书。这是上海市政府为表彰外商投资企业对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贡献，集中展现改革开放40年来上海利用外资领域取得的成就，并对有突出贡献的企业和个人予以表彰。
在“教育与学习”场域中，民众的惯习思维是喜欢寓教于乐的，喜欢身临其境的，喜欢新奇有趣的，喜欢平凡而伟大的。此外，当强调其教育属性时，就要求必须要有教授者，其学习效果取决于讲解员的讲解内容与方式。这就要求场域建构主体要遵循这一运行规律。比如广泛收集一些民间感人事迹，以小现大。在场馆中应用AI、VR等技术，让民众可以更加直观地感知战争的残酷。确保每一组进去的民众都能够有优秀的讲解员进行讲解。人手不够的情况下，可将讲解资源上传网络，或通过现场录放等方式，让民众自助收听讲解。此外，该场域还应该进一步沿展，与现实的教育情境相结合。比如，徐州或周边地区的小学课外阅读、趣味课堂增设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专题，上课铃就用冲锋号，典型人物塑像进校园等，让学生的日常生活就可以接触淮海战役相关文化内容。
在旅游场域，游客同样具有求知的动机。因此，教育与学习场域的建构要求在这里同样适用。此外，除了获取知识的动机之外，游客还存在放松休闲的动机。因此，在场域建构中，应满足这一规律，增设一些景区的休闲娱乐设施。为了营造肃穆的氛围，园区在各类场馆之外，种植的多是松柏。可以考虑在特定的地方种植四季应时鲜花，营造更加舒适的氛围。休闲游憩设施，比如休息的桌椅板凳、健身器材、厕所设施等都可以淮海战役为背景，以军事为主题进行开发。来淮塔园林景区的游客有一半是外地人，参观游览可能会涉及餐饮，因此也可以考虑增设小型的军事题材创意餐厅，满足游客“吃”的最基本需求。
文化消费场域可以进一步延伸、扩展，也可以更深地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民众的文化消费惯习是购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产品，在求新、求奇之外，同样要求实用性。目前围绕淮海战役革命文化开发的文化产品中还没有文化创意类的产品。现有的购物商品缺乏特色，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更重要的是，与民众的日常生活脱节。六百岁的故宫博物院，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如此厚重的博物馆，在走上“卖萌”的文创之路以后，终于与文化消费场域“合拍”了。截至2017年，故宫博物院已研发了9170种文创产品，每年的销售额超过10亿元。故宫原有的书画、瓷器、铜器、木器、钟表系列，充满知识性和历史感，但体积大、不方便携带，因此民众不愿购买。所以游客一旦离开了故宫这个现实的教育场域，也就完全与这种文化相脱离了。现在故宫的文创产品，主题为“紫禁城生活美学”，开发的产品包括日历、红包、手机壳、钥匙扣、扇子、耳机、胶带、书签、笔、杯、盘、钱包、衣服、丝巾、蓝牙音箱、抱枕、戒指、项链、雨伞、拼图、香皂、手表等等，覆盖老百姓使用的全部生活场景，完全能够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些文创产品充当了“故宫文化消费场域”的延展介质，培养了民众新的消费和使用惯习，从而完成了场域与现实生活的重合、场域与惯习的统一，既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又传承了传统文化。
本着以市场建设为根本、以渠道优化为驱动、以夯实基础为重点、以精细管理为抓手的方针，茅台不断优化和完善营销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优胜劣汰的经销商管理机制，加强经销商体系的经营指导，坚持完善市场信息收集和分析机制，加强内控管理；不断提升营销人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推动公司内部市场信息共享，为公司营销决策提供参考。市场化营销战略的实施，使茅台的营销水平跃上了新的台阶。
除了文创产品之外，游戏也是当前青少年所热爱的文化消费产品，是青少年群体的日常生活文化需求。无论是教育与学习场域还是旅游场域，其实都可以通过游戏来达到传承文化的效果。著名的游戏公司Fireglow公司研发的游戏作品《突袭3》，就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游戏背景的。游戏共有四大战役，其中两个在太平洋海岛上，另有两个在欧洲。在太平洋战场，玩家可以扮演美军或日军；在欧洲战场，玩家可以扮演盟军或是德军。游戏玩家在游戏过程中就可以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些知识。《三国杀》游戏让没有读过《三国志》的玩家都能够对三国里的人物、事件如数家珍。那么开发一款基于“淮海战役”的游戏，必然能够让青少年群体在日常生活中就能够接触到淮海战役革命文化。
在网络媒介场域，民众日常生活所喜欢使用的接受信息的渠道，就是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中应该选择的。网络媒介使得民众可以表达自己的意愿，将自己看见的、体验的、感受到的用自己的文本、语言等符号系统表达出来，继而影响到其他接触该信息的民众。在抖音里，重庆的文化符号不仅仅是川剧、火锅，更是《千与千寻》拍摄地洪崖洞，是穿墙轻轨，是气死高德导航系统的迷之地形。所以，在这一场域里，强烈的休闲和社会认同需求，使得民众热衷于生产和消费新奇、好玩、有趣、很酷的内容。使用抖音平台进行宣传，就应该遵循这样的内容生产逻辑，而不只是严肃的、正式的、官方的宣灌。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在网络媒介场域，内容的生产并不需要掌握大量的权力与资本，因此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成为场域意义生产的主体是现实而可行的。可以在管理机构的组织下，发动网友的力量来拍摄出不一样的淮海纪念馆，由此来生成淮海纪念馆不一样的意义与价值。
四、结 论
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为社会空间分析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淮海战役场域”产生了独特的“淮海战役精神”和“惯习”，并形成了淮海战役革命文化。在淮海战役革命文化的四种形态中，精神文化传承的要求最高，可由于其无形性，只有通过物质和行为载体才可显现出来，因此需要建构新的淮海战役传承场域，并将“淮海战役精神”的传承落实到民众的行为中去。“中国梦场域”和“淮海经济区建设场域”是淮海战役在新时期的投射，建构该场域有助于培养民众“一往无前、奋勇拼搏”的惯习，并由此将“淮海战役精神”落实到中国梦和淮海经济区建设的实践中去，完成对该文化“活”的传承。而在“教育与学习场域”“旅游场域”“文化消费场域”“网络媒介场域”中，则需要遵循该场域的运行机制和民众惯习，特别应做到突破客观物理场域的界限，将场域延伸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淮海战役革命文化传承与民众的生活场域相统一，由此完成“场域”与“惯习”的同构，进而实现新时期对淮海战役革命文化的“活态”传承。
Research on the Cultural Inheritance of Huaihai Campaign Revolu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eld Theory
Wang Rui(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China)
Abstrac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Huaihai Campaign originated from the“Field of the Huaihai Campaign” at that time， including four different cultural forms： material， institutional， behavioral and spiritual.In order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Huaihai Campaign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reconstruct various “felds”. “Chinese Dream Field” and “Huaihai Economic Zone Construction Field”are the projections of the Huaihai Campaign in the new era.Constructing this field will help to cultivate the habits of“never forging ahead and fighting bravely” of the people， and thus implement the “Huaihai Campaign Spirit” into the practice of the Chinese Drea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uaihai Economic Zone， so as to complete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he culture.In the fields of“Education and Learning”， “Tourism”， “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Internet Media”，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habitus of the field，especially to break through the boundaries of objective physical field， extend the field to the daily life of the people， and unify the inheritan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the Huaihai Campaign with that of the people， so as to complete the field.The isomorphism of“domain” and“habitus” can better inherit the revolutionary culture of the Huaihai Campaign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Field Theory； Huaihai Campaign； Inheritance of Revolutionary Culture
DOI： 10.19468/j.cnki.2096-1987.2019.02.004
作者简介： 王蕊，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文化资源开发、公共文化空间。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旅游古镇居民社会关系网络的演化特征及其机理研究”(41701147)；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项目“徐州地区红色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弘扬研究”(18SYA-047)。
标签：场域理论论文; 淮海战役论文; 革命文化传承论文;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