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国强[1]2000年在《评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的主旨是：通过对“工具主义”真理观的系统剖析，以及“工具主义”真理观与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比较研究，深刻揭示“工具主义”真理观的本质，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科学性。围绕着这一主旨，本文分依次递进的三个部分：1．在简略综述国内外对“工具主义”真理观研究的过程中，凸现了本文研究的重点。2．通过对皮尔士“实效主义”真理观、詹姆士“实用主义”真理观和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间的区别及联系的考察，昭示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形成的逻辑以及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和他的“经验自然主义”间内在逻辑联系，进而系统分析了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的本体论基础及其逻辑构成。3．从实践与真理、价值与真理、绝对真理与相对真理关系的视角，全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观与“工具主义”真理观的根本区别。作者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科学评价“工具主义”真理观，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肖博峰[2]2017年在《从“有机互动”到“维系共同体”》文中认为作为美国实用主义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学派的奠基人,约翰·杜威及其传播思想曾一度影响了米德、帕克、库利、凯瑞等一大批知名学者,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随着历史语境和认知领域的变迁,杜威的传播思想发生了演变,进而产生了不同的社会效应。本文界定1882年到1904年是杜威传播思想的成长期。在此期间杜威主要思考教育学、心理学领域的传播话题,建构了“有机互动”的传播思想。该思想认为受众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应采取身心分离的简单二元论,将受众应对环境刺激所产生的反应看作机械的“刺激-反应”模式,而应该是有机的“刺激-解释-反应”模式,他们会按照自己兴趣对信息进行选择性的理解。同时,该思想还认为人的传播行为是互动的,元素、符号的“意义”就在互动传播中产生;在研究方法上,这一时期杜威主张引入实验心理学的方法来弥补传统研究方法的不足。而1904年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后,则是杜威传播思想的成熟期。这一时期杜威对传播的研究从教育学、心理学领域拓展到了社会哲学领域,其传播思想与观念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演变。在传播本体论层面,杜威将“有机互动”的理念发展为了“共享经验”,人类传播就是一种“共享”,人们可以借传播形成、维系民主共同体,同时这也是传播的终极目的;就传播的社会功能而言,杜威认为传播具有传承人类社会遗产、监测环境以指导实践以及协调社会冲突的作用;从人与环境的关系角度,杜威认为传播会受到环境的制约,环境会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塑造人的意识、产生特定的行为倾向,个人会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而使自己的行为、意见向群体趋同。诸多因素影响了杜威传播思想的产生及其演变,比如美国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环境;黑格尔、詹姆士等学者的学术思潮;杜威与莫里斯等人的社会交往;杜威的实践活动以及他对中国、日本、苏联等国进行访问交流的宝贵经验。重新挖掘杜威的传播思想,聚焦于社会民主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开辟新的历史空间,照见传播学科发展的新思路。
张番红[3]2019年在《如何理解作为哲学范畴的真理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模式选择为视角》文中认为1963年,毛泽东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在这段自问自答中,毛泽东以简明晓畅的文字提出了什么是真理以及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两个重要命题。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真理概念是认识论的一个核心范畴,教师要通过这个知识点的
参考文献：
[1]. 评杜威工具主义真理观[D]. 和国强. 首都师范大学. 2000
[2]. 从“有机互动”到“维系共同体”[D]. 肖博峰. 湖南师范大学. 2017
[3]. 如何理解作为哲学范畴的真理概念——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模式选择为视角[J]. 张番红. 甘肃教育.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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