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视角下的六十年代全球青年运动

徐子明 崔正秋 石千千 张 薇^①

[摘 要] 自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界译介了一批关于六十年代全球青年运动的著作，有助于国人了解全球性、多样性的“1968”。理查德·沃林的《东风》讲述了法国青年与知识分子如何从“误读”东方走向新民主；塔里克·阿里夫妇的《反叛的年代》还原了一个全世界年轻人团结抗争的1968；卡利耶尔的《乌托邦年代》以年长者和“逍遥派”的视角，书写了纽约、巴黎、布拉格三地年轻人与乌托邦的纠葛。对当代青年而言，从六十年代青年运动中汲取的经验是，一定要坚持理性精神、开放视野和在地化努力。虽然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发生了变化，行动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所消退，但推动社会进步仍然是年轻一代的历史义务。六十年代运动中的积极精神将会青春永在。

[关键词] 六十年代；全球性；青年运动；当代青年

“六十年代”，好一个有魔力的词汇。对东西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来说，它会激发起对那个澎湃岁月的思考，甚或也会唤起荒谬和非理性的梦魇。1968的风暴席卷了从巴黎到纽约的西方世界，牵动着“山河一片红”的中国，震撼了苏东阵营，也冲击着巴基斯坦、墨西哥、巴西等亚非拉国家。虽然，上述各个地方的青年激进运动不能一概而论，在发生机制、运动特征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不同。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也有着无法忽视的共同点和割裂不断的联系。

自1978年以来，黑龙江省经历了小规模救济式扶贫，体制改革推动扶贫阶段，基础制度调试阶段，攻坚扶贫阶段和精准扶贫彻底解决贫困阶段五个阶段，并取得了显著的减贫效果。黑龙江省政府自2002年以来先后发布了《黑龙江省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黑龙江省扶贫开发条例》、《黑龙江省扶贫开发实施重点村整村推进验收办法》、《黑龙江省产业扶贫项目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扶贫工作措施[2]。

自新世纪以来，国内出版界已经译介了一批关于六十年代全球青年激进运动的著作。全球性的、多样性的1968，对今日的国人而言，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我们希望从《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1968年：反叛的年代》《乌托邦年代：1968～1969，纽约—巴黎—布拉格—纽约》等著述入手，展现多元视角下的六十年代全球青年运动。相比五十年前，今日的青年可能更加关注自我世界而非公共议题，行动主义和理想主义亦有所消退。然而，这不代表着他们都是冷眼旁观之辈，或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正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先辈的遗产，默默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新的全球性挑战面前，当代青年将会踏实地尽到自己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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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误读“东风”走向“新民主”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1957年，当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引用《红楼梦》中的这句话时，并未想到这番话已经引起了在场一些苏联人的反感和误解；他可能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年之后，一个主要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法国的年轻人会主动迎接这股来自中国的“东风”，打着“毛主义”的旗帜，活动在巴黎的街头巷尾。美国学者理查德·沃林的《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一书，就梳理了这段法国“五月风暴”与“毛主义”的历史。

《反叛的年代》并没有回避1968运动中的张力与撕裂。例如，卡斯特罗虽然对“布拉格之春”的夭折不满，但仍然做出了附和苏联的姿态；南斯拉夫的运动既有对真正民主和工人自治的渴望，也掺杂着民族沙文主义的杂音……此外，还有普罗大众对学生们政治行动的冷漠(“孩子们最好能够安于现状，因为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作者对当时中国的“极左”狂热也做出了批评。不过，总体上，《反叛的年代》对于1968还是以褒扬立场和怀念情愫为主。作者不断强调全球金融机构和不受限制的市场经济的威胁，感慨“在1968年听起来虚幻、荒谬的一些东西，在今天听起来却非常有道理”“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穆斯林世界，只有在1968年那样的时候才有可能设想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

然而，切莫因此把理查德·沃林归入“五月风暴”贬损者的行列中。他固然致力于揭露激进分子对现实中国的“误读”和“想象”，但他也并不认可保守主义者对激进学生造反运动的定性：即所谓的“心理剧”“知识分子的背叛”“新个人主义”等等。相对于保守派知识分子雷蒙·阿隆对1968年青年运动的著名批评：“与其说是真干，不如说是演戏……人们却沉迷于错觉，自以为经历了伟大的历史时刻”，理查德·沃林更加倾向于为“五月风暴”的价值和遗产辩护。乌托邦性质和教条主义的起点，并不代表他们的历史活动是错误或空虚的。相反，当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调和意识形态教条与真正的解放精神时，便走向了一种批判之路，在社会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新的民主革命。在这里，六十年代的中国扮演了一个被借来打鬼的钟馗的角色，其本身的真实性反而退居次要地位了。正如沃林所说，“即使文化大革命不存在，左派分子也会捏造出来的”。与其说这是“误读”导致的悲剧，不如说是一个“建设性政治学习过程”的典型例子。

那么，是什么使乌托邦式的青年运动，在六十年代的法国获得了真实的生命力和“合法性”呢？沃林毫不吝惜笔墨地描述了戴高乐统治下的法国“旧制度”和资本主义新发展之下人所处的文化困境。戴高乐的专制作风，专家治国论下政治的官僚化和学术的庸俗化，经济增长和消费社会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校园中滞后的规定和设施，都为学生运动影响力的迅速扩大创造了条件。在这一过程中，有一部分学生确曾囿于政治教条，而错失了参与运动高潮的机遇。不过，他们很快调整策略，与女权主义、同性恋解放等新兴社会运动结合，从而真实地推动了法国的社会进步。

文章的主体部分，除了写得要“饱满”“充实”之外，还要写得有层次感，要能够让读者读了感到“一目了然”。如何把文章的主体写得有层次感，其方法、技巧也是多种多样的，这里不再赘述。

沃林也正是以是否走向新民主而非死抱意识形态教条来评判知识分子的。萨特以典型的法国普遍知识分子的身份，参与了从“五月风暴”直到七十年代的运动。虽然从政治上讲，萨特的事业是失败的，但沃林对他持有更多的“同情之理解”，也赞许他晚年对“左”的受害者，如越南船民和萨哈罗夫的关注。而对坚持宗派主义倾向的巴迪欧，沃林则毫不吝惜讽刺和揶揄，直言他忽略了民主法治所具有的价值与自我改进的能力。最合乎沃林眼光的应该是福柯。在“五月风暴”后的激进岁月里，他与毛主义者组成的“监狱信息小组”合作，发起对法国监狱的调查，借此加深了对权力机制、权力形态的解剖研究，而这正是“五月风暴”最关键性的进步之一。

介电性能可以用复介电常数来表示，而复介电常数可以看作是由电容和电阻组成的回路：实部反映了吸收剂对电磁波的极化能力，代表储存电荷或储存能量的能力，即电容；虚部反映了吸收剂的吸波能力，代表对能量的损耗，即电阻。损耗因数(又称损耗角正切)反映了吸收剂将电磁能转变成其他能量的能力，即吸波性能[23-24]。

王建磐教授师从中国著名数学家曹锡华教授，于1982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获理学博士学位，是新中国首批自己培养的18名博士之一，是中国最早涉猎代数群与量子群领域的数学家之一，是代数群表示的国内领军人物．作为数学家，除了做数学研究和培养基础数学的博士生之外，他十分关注数学教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积极推动中国数学教育研究国际化．从1999年起，在王建磐和顾泠沅的呼吁和积极组织下，建立了中国第一批数学教育博士培养点，培养了数学教育方面的博士．王建磐教授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是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教育家．

在本书序言中，沃林自称要书写的是面向现实的“活历史”，而不是已成为过去的“死历史”；通读全书，应该说沃林做到了这一点：他既没有把68青年运动讲成一个“新革命”失败的故事，也没有讲成是“旧秩序”成功的故事，而是还原了那批年轻人从乌托邦走向新民主的历程。这正是《东风》一书的价值所在。

二、1968的全球视野：不能遗忘“第三世界”

20世纪60年代，学生运动的风潮席卷全球。那些怀揣“乌托邦”梦想，抗议时局的学生形象深入人心。然而，不同地方年轻人心中的“乌托邦”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有些人投身于正面抵抗，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奋斗；有些人则对革命和运动表现出消极和沉默，更在乎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还有一些人，如苏东阵营的年轻人，则在反对另一种业已成为现实的乌托邦——《乌托邦年代：1968～1969，纽约—巴黎—布拉格—纽约》一书就反映了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三国迥异的1968经验。

因而，《乌托邦年代》既是对乌托邦梦想的批判，也是对乌托邦失败的无奈承认。1968年之后的历程，让人再也不可能相信世界也可能变得“更好”。公众一方面倾向于与秩序妥协，另一方面他们内心又很清楚，“秩序并不能带来希望”。作者在批判政治理想主义的同时，对此同样也深感忧虑。《乌托邦年代》所反映的不仅仅是1968乌托邦的破灭，还代表着一种直到今天都并未被人们克服的时代危机。

例如，由于视野和叙述体例的限制，以往介绍1968抗争的论著，往往只把以越南为代表的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西方学生运动的一个遥远的背景。但实际上，二者是互相联动、齐头并进的。“越南人民的胜利是世界性的。快乐和激情荡漾全球，数百万人突然之间令人振奋地不再相信压迫者的力量了。”越南的春节攻势和巴黎、伦敦的学生运动同时向高潮发展，而战场上的挫败也为美国反战运动提供了更广阔的政治空间。此类联动也体现在“第三世界”的内部，如莫桑比克民族解放阵线在丛林中为越南溪山的消息欢呼、巴基斯坦诗人用“越南的硝烟”警告军事独裁者阿尤布·汗。在对顺化战役和槟知轰炸的讲述中，作者还有意直接论证民族解放的正义性和美国侵越的荒谬。当然，当时西方学生对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认识存在着浪漫化的趋向。但只有站在历史现场当中，我们才能理解当年理想主义青年面对这些事件时所感受到的震撼。

除了战场上的抵抗外，“学生造反”也不是专属于欧美日的现象。《反叛的年代》毫不吝惜篇幅地介绍了发生在亚非拉地区的1968学生运动：墨西哥大学生与革命制度党的冲突，巴基斯坦青年学生与独裁者阿尤布·汗的斗争，巴西学生和工人反对军人政府的运动。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中，“中产阶级的孩子”和“穷人的孩子”站在一起，与他们眼中的压迫力量决战。由于各国具体条件的差异，这些运动的结局各不相同。巴基斯坦的学生造反撬动了阿尤布·汗的统治基础，以至于作者称赞此为“1968年所有起义中最成功的一例”；而墨西哥的学生抗议却以惨烈的失败告终。这提醒我们，相较于聚焦更多关注的欧美，亚非拉青年激进运动有更大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悲剧性。

沃林的著作深刻地揭示了流行于法国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当中的“东风”，与同时代的现实中国并无实质性的关联。那些为红色中国唱赞歌的激进学生们没有一人懂得汉语，而少数去过中国的人则陶醉于他们眼中所见的“波将金村”。中国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种“罗夏测试”(即自身人格的投射)，是东方主义浪漫想象的扭曲复活。最能体现这种想象与现实割裂的是，一名法国毛主义学生雅克·布鲁瓦耶勒与中国陪同人员的对话：前者抱怨“你只是带我们参观中国共产主义的积极方面”，而后者答复“我们向你展示了你们所想看到的东西”。可见，法国毛主义学生的理想与中国的真实情况之间有着多么巨大的差别！

至此，我们可以总结沃林眼中六十年代法国激进运动的功绩：虽然许多人打着“革命”的旗号，但是从结果上讲，68一代恰恰超脱了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打破了阶级社会的二元对立，而付诸于开放性、公开性的原则；革命不再意味着一些“高大全”的本质主义目标，而是具体的“日常生活革命”和“文化政治”。区别于保守派的“心理剧”“闹事”的恶意贬损和极左派“改良主义”“为资本主义续命”的失败惋惜，沃林认为，对新型民主社会的呼唤、探索和实现，才是“五月风暴”的真正功绩。

然而，1968毕竟已经成为过去，仅仅重复历史本身并不能回答今天的问题。在当代是否还能生成激进的全球共时性，新的团结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这些还有待当代青年的思考与行动。但是，一种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包容亚非拉的全球眼光，却永远都不会过时。

三、1968年的“三城记”：纽约、巴黎、布拉格

1968年所发生的全球性激进运动，绝不应当仅由“巴黎”“纽约”“伦敦”来代表。然而，由于西方中心主义和其他一些视野上的限制，国内论者常常只注意到那些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和“布拉格之春”这样发生在苏东阵营的事件，或者仅将之与同时期中国的运动相比对，却忽视了西方反抗潮流与亚非拉各国社会运动的联系。《1968年：反叛的年代》一书，就为修正这种狭隘视角颇有裨益。

《乌托邦年代》的作者是让-克劳德·卡利耶尔，法国小说家、编剧、演员，奥斯卡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乌托邦年代》的主要内容取自作者1968～1969年在墨西哥、美国、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三国游历、拍电影、与年轻人交往的经历，并夹有作者对各种事件洋洋洒洒的评论。如果说塔里克·阿里主要想突出1968的全球统一性和正面价值，那么卡利耶尔则更强调青年运动的差异性和内在矛盾。

卡利耶尔敏锐地观察到美-法青年行为方式的不同：美国是“鲜花之力”，是少女把鲜花插进枪筒，是笑眯眯的嬉皮士；而法国是“街石之战”，是撬街石、筑街垒，是货真价实的暴动。当然，从目标上看，美国青年运动有着反越战、反种族歧视的主题；法国暴动也要求给欲望以正当的地位，但作者明显感到了“生活化”与“政治化”两种进路的差异。至于东西方阵营间的张力就更加突出了：法国青年所嗤之以鼻、宣誓打倒的消费社会，正是捷克青年梦寐以求的生活；而为捷克人所厌弃的政治乌托邦梦想，仍是一部分法国年轻人抵抗的旗帜。正如作者好友、捷克导演米罗思所诧异的：为什么在本国人们正拼命打倒的东西，在法国却受到欢迎？“东方青年和西方青年一样留起了长头发，双方拍打着同一个节拍，但他们反抗的压迫者并不是同一副面孔。”

作者首先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乌托邦”作了分类：一是传承自傅里叶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这种乌托邦等次分明、各安其位，每个人都被预设了不能改变的位置；另一种乌托邦以六十年代美国青年运动为代表，是一种没有章程、拒绝权威的乌托邦。作者对一切宣称要建立人间天堂的乌托邦心怀警惕，但也认可年轻人的反抗诉求——毕竟，乌托邦是年轻人的特权,也是对保守社会的必要冲击。

也正因如此，卡利耶尔对1968运动更多采取了一种“年长者”和“逍遥派”的立场。1968年时，作者已经是三十七岁的中年人，他坦承自己与“小青年”们存在着思想距离。他略带尖刻地追问：在游行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工人的子女，有多少人是饥寒交迫的奴隶？他也致力于描摹一些所谓激进者的复杂面目：“白天是激烈的反对派，晚上在夜总会喝威士忌”。许多人在风潮过后都成了消极主义者。于是，狂飙急进的后果反而是人们失去了对宏大理想和公众生活的向往，打开了“去政治化”的道路。在这一意义上，1968激进政治的终结与其说是被外在扼杀的，不如说是激情耗尽之后的自然结果。

《反叛的年代》有两位作者。作者之一塔里克·阿里出身于巴基斯坦的左翼知识分子家庭，后前往英国读书，并在1968年英国学生运动中成为领袖；另一位作者苏珊·沃特金斯是英国作家、《新左派评论》编辑，也是塔里克·阿里的妻子。因而，《反叛的年代》其实是一部“当事人”和“夫妻店”的作品。或许正因如此，这本书虽然采用了“编年史”的写法，但并未流于枯燥堆砌。相反，通过按月罗列、讲述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反叛的年代》呈现了一个全球“共时性”之下鲜活的1968年。

四、当代青年看1968

对当代青年，尤其是中国青年来说，1968早已是一段遥远而隔膜的历史，行动主义和理想主义已经远去。从历史记忆上讲，1968年对西方而言可能意味着一种极大的释放感，一段虽败犹荣的抗争，是自由与解放的象征；但在中国，同一时期的青年运动则造成了触目惊心的荒诞和苦难，整个社会对此仍心有余悸。

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不断深入推行,大量自然村采取政治合并的手段,因此村级财务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出现了大量漏洞.在许多自然村基本上都有村主任或者是村委书记一把手独掌大权,极大影响了村级财务管理的效果。同时由于农村财务管理人才较为匮乏，因此对于村干部的财务管理行为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约束机制不够健全，很容易出现村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或者是以权谋私的现象，造成严重突出的职权，监督缺失的问题。

虽然各国青年运动的历史后果各不相同，它们仍然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既有法国激进主义者对“红色中国”的“误读”，也有欧美青年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真诚共鸣。东西方学生运动虽然有迥异的发生机制和运动特征，但也有一些共同点：如都出现了疏离于运动的“逍遥派”或消极主义者，广播、报刊等传播途径在运动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等等。西方1968年的一些正面遗产，如新的生态、性别观念，在运动中被创造、发扬的文艺形式(如摇滚乐等)，也为今天的中国年轻人所应用和享受。

对当代青年而言，回望1968年的感悟，首先是要坚持理性精神。无论是中国“极左”的教训，还是西方六十年代青年运动中极端、迷狂的一面，都告诉我们，空有一腔激情和单薄的教条主义，并不能解构现实中的困惑，只有坚持理性、启蒙、反思，坚持一种自我批判的现代性，才能找到新的契机和途径。当然，这里的理性不是指冰冷的工具理性，不是对现状的服从，而是如何把对现实的关注与科学分析、冷静思考结合起来。在中国的极端年代后期，就有许多思想者从疯狂走向觉醒，在八十年代促进了启蒙精神的再临。

有个历史典故叫“欲身不正、乌可得邪”。说的是一个人走在人群中，他的前后左右都是站得正、走得直的人，要想弯腰、侧身都难以做到。由此可见，环境的好坏对绿色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要下大力气改善育人环境，努力创建绿色教育基地，在教学区、实验区、文化娱乐区等学生经常出入的场所，设置标语牌、宣传栏，建设绿色教育的“绿色文化”长廊，以此激扬正气、营造“绿色文化”氛围。

其次，是要有开放的视野。1968青年运动令人怀念的一点，就在于它的“全世界大团结”的形象，至今仍令塔里克·阿里这样的亲历者激动不已。然而，“全世界大团结”的面目下，隐藏着众多误读和错位。中国的红卫兵以其教条主义的狭隘理解，以为资本主义国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年轻人对“东方”有着热情的向往，却并不了解红色中国的实相。即便是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解放这一正面实践，也夹杂着许多西方人对东方的浪漫主义想象。结果当许多西方青年发现某些国家的政治发展不如自己所想的那样美好时，就陷入了理想破灭的境地。所以，其中的教训就在于，我们应当拥有开放的视野，了解世界其他地方人民的真实处境和他们的所思所想，不能把完美他者的想象强加于人。

最后，需要坚持“在地化”“时代化”的努力。我们应当明白，青年运动具有多样性和地方性。只有立足于脚下的土地和当下的时间，才能找到通往进步的突破口。在这一意义上，“认识自己”和“理解他者”是互相促进的。七十年代的一批法国左派就曾经树立过正面的例子，他们刚刚投入运动时，满脑子都是对中国的错位想象。但是结合法国社会现实、吸收新锐方法之后，他们最终走向了开放多元的批判立场。不应把任何地方、任何时代的行动经验本质化、浪漫化，而应该各自坚持在地的奋斗；不应受困于特定的风格和教条，而应当忠诚于普遍的进步事件，这就是1968对今天有志青年最重要的启示之一。指责当代青年没有当年的慷慨激昂是很容易的，但这种责备除了忽视历史条件和客观规律外，还忽视了今日年轻人并非都是消极避世、“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浑浑噩噩之辈。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行动空间，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物质与文化成就给他们带来了新的思想起点和不同的视野，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保卫和发展着现代生活。

“1968年的那一代青年将永远也不会老。年轻是她的本性。她青春永在。”对1968和人类乌托邦理想感情复杂的卡利耶尔，曾经发出如是感慨。每一代青年都要承担历史的任务，都要面对现实社会的挑战，都会留下自己的呐喊与歌声。六十年代的精神，将与年轻人的青春一样光辉永在。

参考文献：

[1]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449.

[2]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M].董树宝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

[3]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M].杨祖功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679.

[4]塔里克·阿里、苏珊·沃特金斯.1968年：反叛的年代[M].范昌龙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

[5]让-克劳德·卡利耶尔.乌托邦的年代[M].戎容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Global Youth Movement in the 1960s from a Multiple Perspective

Xu Ziming, Cui Zhengqiu, Shi Qianqian, Zhang Wei

Abstract : With the advent of the new century, Chinese publishing circles have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various works to introduce the global youth movement in the 1960s, presenting a worldwide influential and multi-angle image of the 1968. Richard Wolin’s The Wind explains the evolution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ast to a new democracy of French youths and intellectuals. 1968: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written by Tariq Ali and Susan Watkins reveals a 1968 that young people united all over the world. Les Ann ées D ’utopie by Jean-Claude Carrière describes the Utopia of young people in New York, Paris and Prag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ld people and bystanders. For contemporary youth, what is learned from 1960s are rational spirit, open views and localization efforts. Although the social environment has changed, activism and idealism have somewhat faded,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remains the obligation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e positive spirit of the 1960s will last forever.

Keywords : the 1960s；globality；youth movement；contemporary youth

^①[作者简介]徐子明，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主要研究上海城市史；崔正秋，男，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主要研究上海城市史；石千千，女，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上海城市史；张薇，女，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生，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史。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7947( 2019) 04-98-05

(编辑：赵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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