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与我国农业竞争力_生物技术论文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与我国农业竞争力_生物技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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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是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生物技术创新更是人口密集型发展中国家农业增长 的主要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绿色革命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生物技术对于发展中 国家农业发展的巨大威力。随着遗传学及生物工程技术的重大突破,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过 去的二十多年来取得突破性进展。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转基因农产品的大规模 商品化生产,标志着又一场农业技术革命的到来。人们在欢呼的同时又感到不安,因为这场 基因革命不同于以往的绿色革命。有人称之为普罗米修斯取火式的创新,意味着风险与利益 并存。因而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对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的管理,特别是对于转基因技术创新 的 管理。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不仅反映了消费者主权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要求,同时 还在相当程度上体现着世界各国对于生物高科技和农业竞争力方面的较量。因而在清醒地认 识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以及潜在社会经济影响的同时,根据中国经济全球化战略,加 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管理与立法,有利于促进中国农业的健康发展和农业竞争力的增强 。

一、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风险以及潜在社会经济影响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主要包括重组核糖核酸、单克隆抗体、生物过程技术等,转基因农业生 物技术只是其中的一个部份。由于转基因农作物与环境的关系尤为密切,引起人们的特别关 注。农业转基因技术创新存在的技术风险主要包括食物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问题,而潜在的 社会经济影响则是由于使用该技术所衍生出来的。转基因农产品食物安全方面的主要顾虑是 可能出现的食物过敏,抗生素标记物对人体抗药性的影响,以及转基因对人体健康的潜在影 响。环境安全方面的顾虑主要是担心出现“超级草”和“超级虫”,担心基因污染食物链而 带来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破坏。由于食物安全及环境安全均为潜在的和长期的影响,目前还 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或否定这些潜在影响。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带来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包括正反两方面的内容。其积极的方面主 要有:提高农业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改善农产品质量。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美 国康乃尔大学教授卡尔特以及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就已经对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经济影 响做过前瞻性分析预测。他们认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至少能保持美国农业生产率的持续增长 ,增强美国农业竞争力,同时也可能引起农业内部结构性变化。

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创新曾产生轰动效应。无论在华尔街股票市场还是在美国农业推广史上 都有上乘表现,似乎证明它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带着高产、节本和方便的预期,北美及阿根 廷农民纷纷采用这项新技术。2000年全球转基因农作物种植面积达4420万公顷,98%集中在 美国、阿根廷和加拿大,中国虽名列第四,但种植面积仅占不足1%。据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综 述报告认为,增产及农民的盈利状况并不整齐划一,与预期的仍有明显差距。也许是第一代 转基因农作物技术主要侧重在农作物的抗逆性方面,主要目标是节省成本,消费者从中得益 不多。据称第二代转基因农作物技术将侧重于改善产品质量,提高农产品价值含量。

中国唯一进入商品化生产的转基因抗虫棉在河北省推广试验,黄季焜博士的调研报告认为 ,转基因抗虫棉在减少农药施用,减少棉农劳动用工,从而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方 面收到明显效果。但根据第一代转基因农作物所表现出来的生产率增长状况,美国华盛顿州 立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仅靠转基因技术,中国不大可能实现小麦自给。

由于欧盟与美国在转基因农作物问题上的对立立场,也使得转基因农业技术的经济价值大 打折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安德森教授采用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分析了欧盟禁止生产和进口 转基因农产品对世界福利水平的影响。在假设种植转基因农作物可以提高生产率进而降低5% 的生产成本的假设前提下,如果欧盟自己不生产但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产品,世界其他各国除 了撒哈拉次非洲落后地区外,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油料可以使全球总福利提高99亿美元 ,种植转基因棉花和水稻可以使全球总福利分别提高17亿美元和62亿美元。但是,如果欧盟 不 但禁止生产同时又不允许进口转基因农产品,则世界其他国家种植转基因玉米、大豆和油料 对全球总福利的贡献下降到34亿美元,仅相当于原来的三分之一。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在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可能会带来一些消极后果。 例 如,发展中国家可能难以获得这些先进技术,特别是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特定的气候环境条件 的良种;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可能承担不起专利等相关费用;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发达国家高 度垄断的种子及其他农业投入依赖性增强而处于被剥削地位;发展中国家某些主要出口农产 品被发达国家新技术替代而失去市场;发展中国家因采用这些新技术而产生新的社会经济不 平衡。

产生这些担忧是基于一些已观察到的事实。例如,现代生物技术研究与开发公司的兼并浪 潮和高度的私人投资性质,意味着追求利润是这些公司的首要经营目标。同时,知识产权保 护已成为世贸组织框架中的重要条款。与贸易相关的知识产权、商业秘密也得到相应保护。 最为直接的是,转基因种子经营商不再让农民享有留种权,或者种子公司使用终止基因制成 不育种子。这些商业行为对于农民来说在历史上是从未经历过的。尽管绿色革命时期杂交良 种也需要每季更新,但这些高产良种是由公共部门开发出来的,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几乎 没有专利费问题,因而在发展中国家很快得到了推广采用。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趋势是,世界粮食及农业系统的不断集中。从种子及其他农业投入的供 应,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到农产品运销的整个商品链上,农业生产是最为分散的一个环 节,因而农民处在最为不利的地位,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和农业,在世界粮食与农业系 统中成为最脆弱的群体。此外,基于绿色革命的经验,采用农业新技术而没有相应的分配制 度创新,往往会加大农村的贫富差异,这几乎为绝大多数研究绿色革命的经济学家所证明。

综上所述,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潜在社会经济影响。在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 济体系的过程中,它对中国农业竞争力存在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加强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 管理,不仅是降低技术风险的需要,也是维护中国农业竞争力从而保障粮食安全的需要。

二、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立法管理的背景及现状

基于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具有潜在风险和潜在利益的现实,因而加强立法管理成为世界 各国趋利避害的主要手段。对于农业转基因生物试验、环境释放和生产性试验,各国都相继 立法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中国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签字国,2001年6月国务院 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对转基因农产品从研究开发到进出口等环节进行 了明确规定。

各国对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立法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背景下展开的。其中包括:专利法扩展 到对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的保护并纳入世贸组织框架;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发起的对植物基因 资源保护与利用的主张;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人类健康及环境安全而 订立的世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美国和欧盟就现代生物技术特别 是转基因农作物问题的磋商;加拿大等国在世贸组织多边谈判中所主张的在世贸组织框架下 增设专门条款以处理现代生物技术产品问题等等。在这些复杂的环境中,不仅存在着南北冲 突,同时也存在着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冲突。

首先是以美国为首的工业化国家将专利法纳入世贸组织框架,为跨国公司的贸易和知识产 权保驾护航。实际上,现代生物技术产业就是在这种有利的法律环境下迅速成长起来的。如 果说遗传学及生物工程的发展具有科学自身推动性的话,那么,现代生物技术创新则具有明 显的市场推动性。专利法及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极大地刺激了私人投资于生物技术研究与 开发领域。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专利法的变革,加大了对现代生物技术创新的 保护力度。运用现代生物技术改良的动植物品种甚至基因,都可以申请专利。发展中国家必 须遵守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否则会遭到美国贸易301特别条款的制裁。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由于投票制以及没有强制实施的能力,所以美国极力把知识产权保护纳入世贸组织框架 以增强约束力。

发达国家给种子等生命物以专利保护,激发了发展中国家对基因资源的重视。因为绝大多 数基因资源来自于亚非拉国家,而发达国家的基因资源十分贫乏。现在发达国家要利用从发 展中国家无偿获得的基因资源改造成良种并受专利保护。因而发展中国家力争农民权益,认 为 植物基因资源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千万年来对动植物进行 驯化改良,对保护生物多样化作出了贡献。而现代生物技术育种是基于现有成果的基础上, 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有权获得从野生物种到改良物种的权力。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在 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南北冲突。

二十一世纪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不可逆转,贸易与环境的冲突日益明显。尤其是现代生物技 术产品全球化,可能影响到生物多样性。事实上,绿色革命已经对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和 生物多样性产生不利影响,而现代生物技术创新风险远大于绿色革命。这就使得世界上绝大 多数国家乐意协调措施以保护人类共同的家园。尽管2000年1月29日订立于蒙特利尔的世界 生物多样性公约之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已有10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字,但是美国认为它 是一个不完美的协议。其根本原因是,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采用了预先防范原则,而与 世贸组织中的卫生检疫协议(SPS)和贸易技术壁垒协议(TBT)不相吻合。卫生检疫协议要求进 口 国对禁止进口要提供科学的公认的证据,否则被认为是贸易保护行为。而目前人们对转基因 产品的安全性还缺乏足够的了解,因而不可能提供足够的科学证据。按照世贸组织的协议 则不可以阻拦进口,而按照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则可以援用预先防范原则阻止进口。由 此可见,目前国际贸易协议与国际环境协议存在矛盾,并且又是平行的协议,目前美国还没 有签字同意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可以预见执行该安全议定书的难度。

既然转基因农产品问题成为贸易与环境协议矛盾的焦点,在西雅图新千年贸易多边谈判中 ,有成员国提出了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增设协议以解决转基因产品贸易问题。加拿大学者建议 , 明确承认消费者偏好可以作为一国贸易保护措施的依据,以便区别于基于生产者的贸易保护 措施。同时,建立一个类似于CODEX的专门机构来协调评估进口国所声称的消费者问题是否 存在及其强度,以此作为贸易措施的依据。显然,该建议的可操作性不强。由于社会科学的 调查评估不同于自然科学,难以找到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并且,即使各国消费者对转基 因产品的态度确有不同,欧盟禁运合法,而发展中国家禁运则不合法,这不产生了国家间的 歧视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的多边谈判来解决。

为了尊重消费者主权,让消费者自己选择是否消费转基因产品,同时也给予消费者知情权 ,对转基因产品实行标识制度成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美国与欧盟共同组成的关于转基因问 题的顾问小组于2000年12月发表的最终报告中的第15条建议,认为至少应该对含有基因改造 成份的产成品实行义务标识制度,指明所含物质。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美国坚持认为最好 采 用自愿标识制度。目前世界上,欧盟的标识制度最为严格,凡产品中转基因产品含量超过1% 的,必须注明为含转基因产品,甚至对转基因的加工产品也应注明。继欧盟以后,日本、 韩国等国也相继立法要求标识,规定凡产品中转基因产品含量超过5%的,必须注明为含转基 因产品。

三、中国食品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以及竞争力状况

中国属农业资源贫乏的国家,又处在工业化的快速发展阶段,根据资源禀赋理论和经济发 展理论,中国农业总体上不具竞争力。但是由于农产品生产要素含量差异以及中国地区间自 然社会经济条件差异较大,中国的某些农产品以及某些地区的农业仍具有竞争力。从总体上 看,中国食品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是,进口土地密集型粮食及饲料,出口劳动密集型的果蔬 及畜产品。

关于中国畜产品市场,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畜牧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特别是生猪能够大 量出口。而西方学者的两项定量研究表明,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以及消费结构的变化,中 国可能需要大量进口畜产品。即使中国畜牧生产率追赶世界先进水平,畜产品进出口也只是 基本 持平,其中猪肉略有出口。此时进口的主要是饲料。然而考虑到中国大量长期滞留在农村的 过剩劳动力,政府对农业结构较大力度的调整,畜产品国际贸易环境的改善,以及加速畜牧 业生产加工现代化,中国可能会打破上述预言,而发展成畜牧生产出口大国。

但是,使用转基因饲料可能会影响中国畜产品出口。2000年美国和加拿大的转基因玉米种 植面积明显下降,很可能与转基因玉米出口欧盟受阻有关。美国对欧盟的玉米出口从1997年 的160万吨下降到1998年的30万吨。同期大豆出口也从900万吨下降到640万吨。而巴西由于 坚 持不种转基因作物,其大豆对欧盟的出口量明显增加。根据黄季焜博士的模拟结果,中国 贸易自由化以后,玉米将成为中国主要粮食进口项目,到2020年可能进口6100万吨玉米主要 用作饲料。而美国是中国玉米的主要进口国。如果中国以转基因玉米生产畜产品,销往欧盟 将会遇到困难。即使目前不存在转基因饲料问题,欧盟、日本还以检疫为由限制中国的畜产 品出口,若加上转基因饲料将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卢锋教授的研究表明,在高速工业化时期,粮食的大量进口与其他食品的大量出口可以并 行存在。但要形成这样的贸易格局,不但要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关键是能充分发挥比较优 势。而要发挥中国农业的比较优势,必须重视贸易环境,特别是进口国消费者的偏好,尤其 是对于转基因农产品的消费意愿。

中国食品农产品国际贸易格局,从地区分布看,出口市场主要集中在日本和四小龙国家, 对这些国家的出口约占中国整个食品出口总额的70%左右。欧盟也是中国的肉类、水产,特 别是果蔬出口的重要市场。中国食品出口市场的过分集中带来明显弊端,近几年来日本、韩 国等国对中国农产品的反倾销就是例证。目前这些国家对转基因食品的立法将增加中国出口 的难度。根据经济学家杂志对8个国家5000份问卷的调查统计,欧盟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极 为关注。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有80%、78%和68%的消费者较少可能购买转基因食品。日本 消费者也有70%不太愿意购买转基因食品。

中国进口市场主要集中在美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从这三个国家的进口量约占中国食物 总进口的50%左右。这些国家的食物生产对于中国具有绝对优势。虽然美国和加拿大转基因 产品推广很快,但目前澳大利亚还主要限于棉花,转基因食品受到严格约束。即使中国采取 转基因食品标识政策暂时对这些国家的竞争力有所抑制,但也不可能具有长期效果。因为当 转基因食品在世界市场受到普遍约束时,这些国家必然会改变战略,不再生产转基因食品。 此时,各国的竞争力格局又返回到起点。他们的资源和生产率仍起着主宰作用。转基因农产 品贸易政策的博弈效果是有限的和暂时的,但它可能影响到世界各国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创新 的方向以及未来农业竞争力格局。

四、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优劣势及其对策

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对于中国农业发展和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性意义,为改造中国传统农业, 提高生产率,增强国际竞争力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同时,现代生物技术的垄断性强,技术溢 出少,赶超的难度大。因此,发展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十分必要。国 家制订的《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以及《农业科技发展纲要 》为中国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提供了有利的政策环境。特别是中国已将生物与 现代农业列为“十五”期间八项研究重点之一。在世界高科技竞争日趋激烈而目前农业转基 因研究又遭遇巨大不确定性情况下,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生物技术的优劣势 ,在资金、人才和研究项目上进行适当调整,并科学合理地采用产业政策。

现代生物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目前仍以美欧日领先。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认为,美 国在现代农业生物技术商品化方面具有无可匹敌的优势。唯有日本具有挑战的能力,欧盟也 明显落后于美国。因而有人认为,欧盟正在利用消费者对转基因产品的忧虑,为他们的产业 赢得喘息的机会。

中国研究开发经费投入量远不及美国,在资金筹集管理机制上也有根本区别。美国现代生 物技术的基础研究也是主要依靠政府扶植,但是开发应用主要依靠市场,特别是大型跨国公 司的投入。美国完善的风险资金市场为高新技术开发应用提供了最有效的筹资服务。中国无 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开发基本上都是依靠政府投资,尽管中国的风险资金市场也在兴建之 中,但在可预见的将来,不太可能指望私人在研究开发领域大量增加投资。但是依靠市场机 制配置研发资源也有它脆弱的一面。即当遇到巨大的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时,所受到的冲击 往往较大。尽管中国一些科学家目前也在承受着焦虑——成果商品化受阻,经费来源没着落 。但是中国的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基本上都是国家投资的,其“抗逆性”自然要比市场机制强 些。中国虽然科研开发资金相对短缺,但较为集中的管理方式,能够增强战略性研究的抗风 险能力。特别是目前转基因研究开发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情况下,政府显然可以收缩战线而避 免目前四面开花的局面,把有限的资金投放到重点科研人员和重点研发项目上,特别是对中 国粮食安全或者出口具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同时,把一部分研发资源转移到现代生物制药领 域,既可以开拓巨大的潜在商机,又有益于未来技术溢出到农业领域。目前世界上转基因农 业研究虽然不确定性较大,但是生物技术在制药领域发展顺利。中国中药世界闻名,采用现 代生物技术加以研究开发,具有巨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日本在此领域已经取得明显效果。

在技术创新的初始条件方面,例如知识存量、国内市场、吸收能力以及制度支持方面,美 国目前也具有绝对优势。但是中国具有更为广阔的国内市场,中国科教兴国、科教兴农的方 针正在有效执行之中。中国一些现代生物技术研究项目也处于世界前沿。在中国逐步融入世 界经济体系的过程中,科学合理地运用产业政策,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是打破传统的国 际分工格局,争取发展中国家生存空间的有效办法。新增长理论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 中国家在期初的专业化分工不同,从而导致未来的技术进步的机会和贸易条件不同,其结果 可 能会加大它们在长期增长速度和福利水平上的差异。研究与开发存在明显的路径依存特征。 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快于传统产业,产业间生产率的差异会逐步加大。虽然资源禀赋、 知识存量、国内市场、需求结构以及历史传统会对期初分工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静态最优的 期初分工可能会带来动态不是最优的结果。中国传统农业的根本改造和竞争力的增强离不开 现代生物技术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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