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中“损”“益”卦论疑案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帛书论文,疑案论文,探析论文,易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帛书《易传·要》第四章中孔子称《损》《益》卦为“吉凶之门”，这篇“《损》《益》之道”的论说可以说是帛书本《易传》中最精彩、严谨的一段文字。而今本的《易传》只强调“《乾》《坤》之门”，没有“《损》《益》之门”一说。如此重要的观点和文字，为什么没有在今本《易传》中流传下来呢？本文拟从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一、帛书《损》《益》卦论与今本《损》《益》卦彖传的比较；二、帛书和今本《易传》中《乾》《坤》卦论的比较；三、帛书《易传》和今本《易传》传承历史线索的梳理；四、“损益之门”论没有在今本《易传》中留存可能的原因分析。
一 帛书《损》《益》卦论与今本损益卦相关内容比较
从帛书《损》《益》卦论的具体内容看，它应该是战国后期儒学与黄老道家思想结合的产物，又是汉代象数派中卦气论发展的理论基础，还应该被看作是比较早期的对阴阳鱼图案理论清晰的文字表达。作为帛书《易传·要》四章中论述严谨、内容丰富的一章，它在整个帛书《易传》中也是唯一一篇高水平、完整的理论表述文字。其具体内容为：
孔子繇《易》，至于《损》《益》一卦，未尚不废书而叹，戒门弟子曰：二三子！夫《损》《益》之道，不可不审察也，吉凶之门也。《益》之为卦也，春以授夏之时也，万勿之所出也，长日之所至也，产之室也，故曰《益》。《损》者，秋以授冬之时也，万勿之所以老衰也，长夕之所至也，故曰产道穷焉而损道生焉。《益》之始也吉，亓冬也凶。《损》之始凶，亓冬也吉。《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而君者之事已。是以察于《损》《益》之变者，不可动以忧熹。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胃《易》道。故《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勿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请者也，故胃之《易》。又君道焉，五官六府不足尽称之，五正之事不足以至之，而诗书礼乐不□百篇，难以致之。不问于古法，不可顺以辞令，不可求以志善。能者繇一求之，所胃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胃也。《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
大致的语篇分析，可以看出这一段话有五层意思：
1、从开始“孔子繇《易》”至“吉凶之门也”。孔子在研究《损》《益》两卦时，不仅自己发出感叹，还告诉他的学生一定不要放弃认真思考《损》《益》卦的含义。他称《损》《益》卦是《周易》的“吉凶之门”。因为《周易》各爻是效天下之动者，作为能够反映万物运行产生吉凶悔吝的结果之门，这个评价说明孔子十分看重《损》《益》两卦在整个《周易》系统中所处的关键位置，且对于这个“吉凶之门”的认识越深刻，对于《周易》的义理就把握的越深入，同时其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他所说的“乾坤之门”。
2、从“《益》之为卦也”至“亓冬也吉”，这几句话具体描述了《损》《益》两卦所象征的自然变化特征。《损》《益》两卦的特征一个是由吉而始，凶而终，一个是凶而始，吉而终；一个是不断生长的变化过程，一个是不断衰老的变化过程。这也可以看作是太极阴阳鱼图明晰的文字表述。
3、从“《损》《益》之道”至“此胃《易》道”，所谓“《损》《益》之道，足以观天地之变”是说《损》《益》卦所反映和象征的一年四季自然变化现象充分反映了自然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以此比拟为君治国的一般规律。因此观察理解《损》《益》之道变化的人不应该患得患失、情绪波动不安。明智的君主时候不当不会停止自己的劳作，不依靠占筮选择日期去从事各种活动，明白吉凶的道理，顺从自然的变化规律，这就是懂得《周易》之道了。实际上，这一思想在《要》的第三章中单独或是着重地表达得非常明白：“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亓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4、从“故《易》为天道焉”至“此之胃也”，这一段文字可以分为两个小段来理解。第一小段从“故《易》为天道焉”至“故为之以八卦”，有四组具体概念和抽象概念的对照列举，天道：日月星辰与阴阳；地道：水火金木土与柔刚；人道：父子君臣夫妇先后与上下；四时之变：万物与八卦。这一组对照关系反映了作者对于自然和人类社会抽象思考的层级关系，即由《易》道→《损》《益》之道→天、地、人道与四时之变→阴阳、柔刚、上下、八卦→日月星辰等、水火金木土等、父子君臣夫妇先后等、万物。这种严谨的层级抽象关系在今本《易传》中是找不到类似文字表达的。第二小段的“故《易》之为书也，一类不足以亟之，变以备亓请者也，故胃之《易》”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句子，说明任何一类具体的事物都不能满足条件和说明事物的整体，只有不断的变化才能够完整地说明各种事物的过程和情形。这才是《周易》要说明的道理。因此，用这样的观点去理解“君道”，“五官六府”、“五正之事”和“诗书礼乐”作为君道的内容。所谓“称之”，应该是具体体现君道的不同职能部门的名称，古代有不同的说法，但是通行的说法，如《礼记·曲礼》中指“五官”为“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而“六府”是指“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货，典司六职”；所谓“之事”应该是指执行具体任务的各职能部门的官员；而“诗书礼乐”则是反映和表现整个君道的语言表达和记载。正是因为现在君道的各个方面如同任何一类事物不能反映事物的全貌一样，要对整体君道的理解和把握，不了解其变化的情形，特别是对历史上的各种君道变化的了解，君主的辞令是不能顺畅下达和被执行的，是不能达到完善和理想结果的。因此，有才能的人从《损》《益》卦变化的道理中，懂得了君道的真谛，便能够处理好天下的事务。
5、结论是“《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矣。”整个《损》《益》卦论比较透彻明白地揭示和表达了作者所理解的《周易》的道理。在今本《易传》中，《损》《益》卦彖传的内容如下：
彖传：损，损下益上，其道上行。损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应有时，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彖传：益，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庆；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动而巽，日进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与时偕行。
一方面，这种表达可能受体例的限制，文字不能过长；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损》卦彖传最后的“损刚益柔有时；损益盈虚，与时偕行”和《益》卦彖传最后“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一般性的比较模糊笼统的意义表达与帛书《损》《益》卦论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之外，在今本《易传》中我们看不到任何类似的其他文字。也就是说，我们不会认为今本损益卦的彖传是帛书损益卦论的继承。差别如此之大，为什么如此重要的理论观点没有传承下来？有必要分析比较一下帛书和今本《易传》关于“乾坤之门”的论述。
二 帛书与今本《乾》《坤》卦论比较
今本《易传·下》第六章有“子曰：‘乾、坤，其《易》之门邪？’”帛书本《易传·易之义》第九章中有“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川》也者，《易》之门户也。”但是，帛书《要》中又说《损》《益》卦为《易》之“吉凶之门”。整个帛书《易传》中有三篇，即《系辞》、《二三子》和《易之义》均有涉及《乾》《坤》卦的文字。将帛书和今本《易传》中有关《乾》《坤》卦的内容作相对穷尽性搜索和比较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损益卦论：
首先我们比较两种《易传·系辞》中有关《乾》《坤》卦的文字：
今本《系辞上》《乾》《坤》卦有关文字与帛书《系辞上》《乾》《坤》卦有关文字比较：
第一章“天尊地卑，……成位乎其中矣。”帛书第一章内容相同，字词有异；
第五章有一句“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帛书第五章句子内容相同，字词有差别；
第六章“夫乾其静也专，易简至善配至德”，帛书第六章内容相同，字词有异；
第九章乾坤卦的策算方式介绍，帛书缺省；
第十一章“是故阖户谓之坤，闢户谓之乾”，与帛书第十章内容相同，字词有异；
第十二章“乾坤，其易之緼邪……或几乎息矣”，与帛书第十一章内容相同，字词有异。
今本《系辞下》《乾》《坤》卦有关文字与帛书《系辞下》《乾》《坤》卦有关文字比较：
第一章“夫乾，……示人简矣”与帛书第一章内容相同，文字有异；
第二章“皇帝……《乾》《坤》也与帛书第二章内容相同，文字相异；
第六章“乾、坤，其《易》之门邪？”帛书缺省；
第十二章“夫乾……以知阻”与帛书第六章内容相同，字句有异。
从今本《系辞》与帛书《系辞》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两者有关《乾》《坤》卦相关的文字，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只是在字词或个别句子上有差异。在今本《系辞》中有十处提到或论述《乾》《坤》卦的内容，帛书本《系辞》中有八处，两者之间只有两处十分明显的不同：一是在通行本《系辞》第九章中《乾》《坤》卦的策算方式在帛书《系辞》中缺省，二是帛书《系辞》中没有关于《乾》《坤》是《周易》之门的表达。帛书《易传·易之义》的“乾坤之门”和《要》中的损益“吉凶之门”分别是不同阶段对《周易》认识的反思和提炼。
在帛书《易传·二三子》中记载了孔子关于《乾》《坤》卦爻辞的种种发挥：
第一章孔子论“龙德”；
第二章解说乾卦初九爻“寝龙勿用”；
第三章解说乾卦上九爻“亢龙有悔”；
第四章解说坤卦上六爻“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第十章解说乾卦九二爻“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第十一章解说乾卦九三爻，“君子终日乾乾，……”；
第十二章解说乾卦九五爻，“蜚龙在田，利见大人”；
第十三章解说乾卦的用九爻“见群龙无首，吉”；
第十四章解说坤卦初六爻，“履霜，坚冰至”；
第十五章解说坤卦六二爻，“直方大，不习，无不利”；
第十六章解说坤卦六三爻，“含章可贞”；
第十七章解说似是四德(之一)。
从以上的排列可以看出，帛书本《二三子》三十二章中有十一章的内容可以肯定是与今本《文言传》中《乾》《坤》卦内容对应的。但是从《二三子》所解说的《乾》《坤》两卦爻辞数量看，《乾》卦尚缺第四爻，《坤》卦缺第四、五爻。另外第十七章因为残缺太多，在82个字的空间里，只有16个字，无法断定其整体内容。能够透露其有用内容信息的两个地方共七个字，“元，善之始也”，在今本《文言传》“四德说”中有相同的句子。这些句子都集中地解释乾坤卦爻辞，这一点《二三子》与《文言传》的解释对象是相同的。但是相对应的表述内容差异较大。例如：在今本《文言传》中只有乾卦的初九和九二爻冠以孔子曰的两段话解释“龙德”：
1)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
2)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
并且龙在今本《文言传》中与经文同一均为阳。但是帛书《二三子》中的龙德是阴阳合一的。如：
《易》屡称于龙，龙之德何如？孔子曰：龙大矣。龙形迁，假宾于帝，俔神圣之德也。高尚齐乎星辰日月而不晀，能阳也；下纶穷深渊之渊而不沫，能阴也。上则风雨奉之，下纶则有天[神护之]。[游]乎深
，则鱼鲛先后之，水流之物莫不随从。陵处，则雷神养之，风雨辟乡，鸟守弗干。曰：龙大矣。龙既能云变，有能蛇变，有能鱼变，飞鸟昆虫，唯所欲化，而不失本形，神能之至也。□□□□□□□□□□焉，有弗能察也，知者不能察其变，辩者不能察亓义，至巧不能赢亓文。□□□不能察□也。功鸟也，化昆虫，神贵之容也，天下之贵物也。曰：龙大矣。龙之刚德也，曰直方大不习易黄常元吉，爵之曰君子；戒事敬合，精白柔和，而不讳贤，爵之曰夫子。或大或小，亓方也一。至用者也，而名之曰君子。兼：“黄常”近之矣；尊威精白，坚强行之，不可挠也，“不习”近之矣。
而且龙善变、智慧无穷，品德高尚伟大，意志坚强、不折不挠。同时，因为龙能阴能阳，《坤》卦的六二和六五爻辞都被用来描述龙的品德特征了，坤卦的上六爻辞也有龙德：
《易》曰：“龙战于野，亓血玄黄。”孔子曰：此言大人之广德而施教于民也。夫文之孝，采物必存者，亓唯龙乎？德义广大，鸣物备具者，亓唯圣人乎？“龙战于野”者，言大人广德而下
民也。“亓血玄黄”者，见文也。圣人出鸣教以道民，亦猷龙之文也，可胃“玄黄”矣，故曰“龙”。见龙而称莫大焉。
很显然，这种解释与《二三子》的第一章解释是一致的，但是这与今本“龙战于野”的解说意思完全不同。今本《易传·小象》释为：“龙战于野，其道穷也。”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坤道穷也。在《文言》中“阴疑于阳必战，为其嫌于无阳也，故称龙焉”，是彻底地否定了龙德的阴性特征了。帛书本《易传》对龙德的解释与今本《易传》中对龙德解释的差异表明这是分属于阴阳合一派和纯阳派的；或是由阴阳派演变为纯阳派的。不管如何，最终流传下来的是纯阳派的观点。
因此，帛书《易传》中有反映战国时期易学研究多种流派的成果并受后期黄老思想的影响。其一，在《二三子》中龙是具有有神通的本领，既具阳性也具阴性特征的，是阴阳合一的。而今本《易传》中的龙只有阳性，没有阴性。在帛书《系辞》中阴阳是分开的，与今本《易传》基本相同，分乾坤和阴阳，乾为阳，坤为阴。其二，帛书《系辞》上第十一章中并没有说乾坤两卦为《周易》之门，而是说：“《键》《川》，亓《易》之经与？《键》《川》[成]列，《易》位乎亓中。《键》《川》毁则无以见《易》矣。《易》不可则见，则《键》《川》不可见。《键》《川》不可见，则《键》《川》或几乎矣。”这段话中有两个地方与今本《易传》中相同的文字段落不同。一是“经”字，今本作“门”，二是最后一句的“《键》《川》”，今本为《易》。其三，《易之义》明显是由阴阳派发展至刚柔派的。在第一章中，“子曰：《易》之义谁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五柔，是胃大阳，此天之义也。□□□□□□□□□□□□方。六柔无刚，此地之义。天地相衔，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刚柔成章。”在第六章中，刚柔之说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子曰：《键》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川》六柔相从顺，文之至也。”到了第九章，我们似乎看到了一种阴阳说和刚柔说的演进和融合。“子曰：《易》之要，可得而知矣。《键》《川》也者，《易》之门户也。《键》，阳物也。《川》，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化。”从文字表达看，这一段应归为《要》篇更为妥当，第一次提到《键》《川》为《易》之门户。显然，这是前面“《键》、《川》，亓《易》之经舆？”的发展。其四，在《要》第四章中，阴阳刚柔融合说进一步被细化和分工，其中的损益卦论，不仅是阴阳刚柔说的融合，还与阴阳五行思想和黄老思想紧密地相结合。因为“《易》又天道焉，而不可以日月生辰尽称也，故为之以阴阳；又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木土尽称也，故律之以柔刚；又人道焉，不可以父子君臣夫妇先后尽称也，故为之以上下；又四时之变焉，不可以万物尽称也，故为之以八卦。”这里的阴阳、柔刚、上下和八卦均是相互包含的，不是分离、独立的概念。同时，损益之道显示的是天地之变，是自然之道。虽然我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损益卦论”是儒道思想的合一，但是我们从郭店简书《老子》与马王堆帛书《老子》之间内容的差异，可以判断帛书《老子》是融合了战国后期的道家思想的。所以无论是司马谈关于道家思想要旨的论说，还是从时代的大背景来看，“能者繇一求之，所谓得一而君毕者，此之胃也”这句话，很难说其与道家思想或黄老思想没有任何关联。
三 帛书《易传》与今本《易传》传承脉络的梳理
两种《易传》对《乾》《坤》卦为《易》之门户虽然表述文字观点有异同，应该说重视的程度基本是一致的，文字的篇幅大小是大致对应的。那么，帛书本《易传》中相对比较平衡的《乾》《坤》卦论和《损》《益》卦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今本《易传》中成为一种强化《乾》《坤》卦和弱化《损》《益》卦的状态呢？更具体一点说，《损》《益》卦论为什么没有能够保存下来呢？
我们首先考虑今本《易传》与帛书《易传》之间可能有的关联。司马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有传《易》的谱系：孔子-商瞿-馯臂-矫疵-周竖-光羽-田何。馯臂是战国早中期之间的楚人，学者一般认为他与《周易》在楚地的传播有很大的关系。汉代《周易》传承主要人物是由田何一系传播的，这里虽然有一个从楚地回传的脉络，易学显然已经形成了两个支流。帛书《易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反映了楚地一支的文字。把握这两条既有一定关联又有各自特征的历史发展线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易传》和汉代易学史的发展。第一条线可以馯臂和帛书的下葬时间公元前186年，即汉文帝六年(西汉建国二十年)两点相连接，并前后延伸，这是帛书本《周易》传承发展的一条线；而另一条线是从孔子到唐代的官方教科书《周易正义》及其延伸。
帛书本《易传》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不同易学学派的论说，在汉代流传的情况我们无法知道，但是一些蛛丝马迹的信息，如关于《损》《益》卦论文字的存在和传播，我们可以在汉代乃至三国魏朝时期的文献中能够找到。如：《淮南子·人间训》中记述这样一段话：“孔子读《易》至《损》《益》，未尝不愤然而叹曰：‘益’‘损’者，其王者之事与？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祸福之门户，不可不察也。”刘安是武帝同时代的人，他的这段引文前半段与帛书本《要》第四章所引文字大致相同，只是没有“愤然”的描述；后半的内容意思与《要》篇不相一致，主要是谈利害关系。“吉凶之门”被解释为“祸福之门”也是一种生活化的实用观点。这也许能说明《要》篇这时还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文字。淮南王刘安的生卒年代为前179至132年，这说明事隔五六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段话还在发挥作用。在《说苑·敬慎》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避席而问曰：夫子何为叹？孔子曰：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叹也！子夏曰：然则学者不可以益乎？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苟不知持满，则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作者刘向生卒于约公元前77至前6年，已经是西汉末年。刘向所引的这段关于《损》《益》卦的内容与帛书本《易传》和《淮南子》的引文和含义相差较大，似乎《要》中损益卦论的内容在这里已不存在。在《孔子家语》第四卷中的关于损益卦的引文与刘向《说苑》中的话语基本一致。编者为三国时期魏国王肃编写。这说明后汉时期，人们仍然熟悉这段引文。但是历史上有称王肃的《孔子家语》为伪书，现在又有一些历史材料说明不是伪书。在传说中的郑玄和王肃争“真孔”的历史过程中，王肃是失败的。这是否说明人们对“损益卦论”的某种否定的看法呢？因为在此之后似乎就没有相关《损》《益》卦论的引文，后人或许也就不熟悉“损益卦论”了。
今本《易传》较早有明确记录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生卒年代为前145至约前86年，他去世的时间，距帛书本《易传》下葬整整一百年。他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换言之，司马迁在公元前86年之前看到的《易传》，与帛书本《易传》有异，除了没有说到《序卦》和《杂卦》外，与今本《易传》中各个组成部分在名称上没有差别。这说明司马迁当时读的不是帛书《易传》。我们现在能够看到最早的今本《易传》，是唐代官方颁布的《周易正义》。这个本子的注疏者分别为“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也就是说，唐代《周易》注本的《易传》应该基本就是现在通行本的状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周易正义十卷》介绍说：“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从这段话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所谓“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即王弼注运用老庄和玄学解说《周易》，在排除卦气和谶纬的同时，增加了《周易》的玄学思辨的色彩，从义理的角度将易学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王弼是公元226至249年间人，他的《周易注》是承郑玄注《周易》而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介绍王弼《周易注》时对王弼和郑玄注之间的关系有比较明确的说明：“考王俭《七志》已称弼《易注》十卷，[按《七志》今不传，此据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引。]则并王、韩为一书，其来已久矣。说卦序卦杂卦自郑玄传费直之学，如析《易传》以附经，至弼又更定之。说者谓郑本如今之《乾》卦，其《坤》卦以下，又弼所割裂。然郑氏《易注》至北宋尚存一卷，《崇文总目》称，存者为《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四篇。则郑本尚以《文言》自为一传，所割以附经者，不过《彖传》、《象传》(胡玉缙：郑玄合注于经，非合《彖》、《象》于经，《总目》沿袭顾炎武《日知录》之误。)今本《乾》、《坤》二卦各附《文言》，知全经王弼所更定，非郑氏之旧也。”郑玄是东汉后期人，生卒年代为公元127至200年，即至郑玄今本《易传》十翼的名目算是有齐备的明确记载了。《提要》还说：“弼之说《易》，源出费直。直《易》今不可见，然荀爽《易》即费氏学，李鼎祚书尚颇载其遗说。大抵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已与弼注略近，但弼全废象数，又变本加厉耳。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康伯深为有功；祖尚虚无，使《易》竟入于老、庄者，弼、康伯亦不能无过。”从这两段话里，我们可以知道，王弼《周易注》与郑玄《周易注》是相近的，郑玄的《周易注》与费直《易》学是相近的。费直《易传》、郑玄《易传》、王弼《易传》和今本《易传》是一种直接传承的关系。费直易并不是这一条传承线索的上限。《汉书·儒林传》：其易“长于卦筮，无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瑯邪王横平中能传之。”这里所说的“系辞十篇文言”显示费直《易传》与帛书《易传》有一定的关联。吴承仕在《经典释文序录疏证》中谈到费直易的五大特点：“费氏之《易》视四家不同，盖有五事：费氏先师传无明说，一也；费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二也；以《大传》说经而无章句，三也；今文多脱‘无咎’、‘悔亡’费氏独与中古文应，四也；费氏长于卦筮，而《艺文志》所列独无费氏卦筮之书，明不与孟、京、焦赣同流，五也。自马、郑作，费氏举，京氏遂衰；自辅嗣注行，而众家式微矣。”对于费直易学发展线索的梳理，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本身的传承线索，其来源可能有一些古人流传的成分，“长于卦筮”是说偏于卦筮，“系辞十篇文言”说明，与今本系辞“二十四篇”相比是“不完整”的发展过程中的《系辞》篇，《文言》的出现是专门针对乾坤卦而言，是龙德纯阳派的观点。“费氏举，京氏遂衰”是标明费氏易兴起的时间与效果。从费氏易和京房易的兴衰时代的背景来看，京氏易的衰亡不一定是费氏易兴起的原因，因为从时间上看，司马迁论易在费氏易兴起之前，司马迁所说的《易传》已经和今本《易传》的名称一致了。但是，费氏易兴起倒是与京氏易的衰亡有一定的关联。京房是前77-前37年时期的人，他的不正常“弃市”，是因为他利用其易学卦气理论干涉朝政过多，招来的杀身之祸。我们知道京房易学是卦气论发展的顶峰。据《汉书》记载：从易学史的角度看，汉代卦气论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而这个不断渐进的过程又与整个汉代的大背景相关联。卦气论的发展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自身所处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想象，有着一种高度的政治实践性。而在京房之后的利用易学直接干预朝政的作法明显收敛，而费直易以一种传统的占筮面貌的出现，则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填补空缺的现象。另外，从费氏易与帛书《易传》的关联而言，费直易的“究爻位之上下，辨卦德之刚柔”特征则与帛书《要》损益卦论所总结的特点有部分的一致性。
如果自馯臂起，《周易》传承开始有分流为主流文化和地方文化传承的现象，特别是经过战国中后期百家争鸣，两者出现差异应该是正常现象，不仅如此，帛书的传承应该保留着某些更为古老的信息和较为晚期出现的地方信息。在帛书《易传》中，《二三子问》中关于龙德的阴阳性合一和变化莫测的描述，显然有早期的认知和表述特征。而《缪和》和《昭力》显然有些楚地的地方特征。
四 “二门”组合的启示
通过对帛书《要》篇损益卦论的分析，对帛书和今本《易传》中乾坤卦论异同的考察，对帛书《易传》传承和今本《易传》传承脉络的粗略梳理，我们对帛书《要》篇中的损益卦论没有传承下来，可以有这样一些解读：
《损》《益》卦论的消失在历史上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可能为：第一、理性思辨过强，过于强调吉凶的产生是一种自然的发展和理性的认识，不为那个时代所容。换句话说，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还不能够充分接受这种过于理性的认识。第二、可能与黄老思想浓厚有关。在短短的377字的损益卦论的短文中，其内容丰富、思考谨严、表述简洁。这令人很容易想起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中所说：“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语篇显示出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的结合。这与儒学第一经典似乎有点名不副实，不被后来的儒家学者所接受。第三、与卦气论有关。卦气论在京房受到弃市后，因为与政治关系过于密切，作为这种理论的根源之一就逐渐被淡化和放弃了。而费直易学的兴起是否作为可能的另外一种选择或替代兴盛起来，相对与政治现实的距离要远一些，或者说超脱一些。作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卦气论的影响是深远的，无论是主观地建构一种宇宙概念，还是将自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卦气论的发展是一种历史的氛围。在一段时间内，因为与政治现实联系的太紧密，遭受封杀或禁止谈论也是自然的事情。而我们从作为费直易学的直接继承者郑玄的著作中，以及王弼注本中所论述的情况看，也没有损益卦论。也许王弼的注本中注重思辨性，而损益卦论的现实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思想也不是能够很好地相容的。凭着现有的材料，我们无法说清楚这一问题，但是凭着思想力的分析，我们可以猜想其或与学者、统治者和汉代不同时期的思想倾向性有关。从多方面的背景分析看，损益卦论的出现肯定晚于乾坤卦论，应该是战国晚期的总结。
如果乾坤卦论的“《周易》之门”和损益卦论的“吉凶之门”作为理解《周易》的经和纬，“二门”能够帮助我们较好地把握《周易》的精神实质。理性的“二门”结合是理解《周易》很好的入门途径，二者结合是春秋战国《易传》思想发展的结晶，今本《易传》中这章损益卦论的缺失显然对于我们理解战国和汉代易学史的关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它也是整个汉代易学，特别是卦气理论发展的基石。正如易学史所展示的，如果就此为止，易学的发展则可能是过于客观和理性，或如东汉后期易学与谶纬的结合，走向荒诞的末路，会陷于难以发展的境地。王弼的融玄学和老庄于易学正是一种从思想上的提拔和延伸，虽有些神秘和玄思，但却是更加有魅力的拓展。加上后来佛学的融入，宋代易学的入心和在心则显示思想的发展、开花和结果的一种规律。换句话说，汉代以后《易传》思想变化的三个阶段：两门作为易学经纬总结了春秋战国易学思想，在两汉时期发展到了极致，玄学老庄思想的释易是更高一个层次的思辨发展，到宋代基本完善了易学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演进。这也许就是探讨损益卦论为什么没有流传下来的一种启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