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设投资与跨国并购:跨国进入方式比较分析

新设投资与跨国并购:跨国进入方式比较分析

徐华锋[1]2004年在《新设投资与跨国并购:跨国进入方式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表明在国际直接投资活动中,对于跨国公司(Multinational Enterprise,MNE)而言,有两种进入方式可以被采用,一种是新设投资(GreenField),另一种是跨国并购(Cross-Boarder Merger & Acquisition,M&A)。从跨国公司的角度来看,选择哪一种进入方式更符合自身利益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其基本原则是企业利润最大化;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哪一种进入方式对于东道国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也是其必须考虑的问题,衡量标准是东道国福利变动的方向和大小。本文将以国际直接投资中的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进入方式的比较为中心进行讨论,全文总体结构安排如下: 引言部分为本文的选题动机。 第一章简要介绍国际直接投资,并结合实际对当前的国际直接投资及新设投资、跨国并购发展趋势作一总体描述。同时针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对相关研究文献作进行简要综述并提出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内容。 第二章着重于跨国公司进入方式选择的收益面分析,本章将在一个简单的模型基础之上,对叁种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跨国公司进入方式作出比较分析。在一个总体的模型框架下分别在完全竞争性的、垄断性的以及寡头性的市场结构下跨国公司的进入方式抉择以及东道国在不同的进入方式之下的福利变动比较。 第叁章以一种全新的角度来分析跨国公司的进入方式抉择,主要着重于跨国公司进入方式选择的成本面分析。借鉴管理学中基于企业资源观点的企业理论,以资源的观点看待企业,分析跨国公司、东道国企业以及公共市场中各自的资源优势,指出跨国公司采用何种方式进入最终取决于资源利用成本的高低。 第四章分析跨国公司不同进入方式对东道国经济产生的不同影响,主要表现在对资金流动的影响、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对就业的影响、对进出口的影响以及对东道国市场结构的影响等方面。 最后为全文的结论。

姚战琪[2]2003年在《跨国并购:对市场结构变动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文中认为本文展现了当前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最主要的推动力量—跨国并购对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国民福利的影响愈来愈重要的发展趋势,对跨国并购与市场竞争、资本市场国际化改革、政府政策制定等具有重大理论研究价值、但前人研究不多的领域进行了一定的开拓性研究,用外国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以及产业组织理论等成熟理论和现代经济学分析方法及工具试图解释跨国并购投资的发展现实,从而尽量使理论研究和跨国并购实践更加贴近。 本文结构如下:上篇分析跨国并购的决定因素和其对市场结构的影响,第一章研究跨国并购与跨国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着重分析跨国企业在各种国外进入方式中特别是在跨国并购和跨国新建进入方式的抉择中要考虑的因素,在何种条件下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时选择绿地投资或跨国并购进入。第二章对跨国并购与市场结构关系进行理论和实证分析,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包括市场集中度、进入壁垒、产品差异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等四个方面,从跨国收购兼并与这几个结构性因素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角度进行分析。下篇分析跨国并购与资本市场国际化的相互关系及相应政府政策的变化,第二章研究跨国并购与资本市场国际化相互关系的理论、内在机制,解释了在开放经济中资本市场国际化和跨国并购的关系与内在机制以及资本市场国际化顺利进行的金融和经济条件。第四章是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与跨国并购问题研究,描述了中国资本市场国际化的进程、外资在中国资本市场并购国内企业的现状,对资本市场渐进式国际化中外资并购投资中国企业的政策进程进行制度分析。第五章分析开放经济中政府对跨国并购监管政策的一般含义,建立在已的研究基础上,着重以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市场结构的竞争与反竞争影响、资源转移中的收益与成本等有较大争议问题作为分析的中心,对跨国并购规制和制定政策建立在若干国家实证经验基础上,评价中国90年代以来外资并购逐渐增多以来政府并购规制政策变化,提出外资对国内企业并购以及国内企业在国外并购的政策制定的战略设想和规划。第六章是开放经济中政府对跨国并购监管政策的主要变化:资本市场国际化过程中对跨国并购的监管政策,着重从跨国公司通过资本市场开展并购重组活动的角度研究跨国并购的监管政策的重点和发展的趋势。第七章以中国家用电器行业上市公司为案例对外国企业投资、并购进行行业分析,以证券市场的家电行业为缩影展现跨国公司及其在华子公司在中国并购投资状况,以及中国对外资开放资本市场的进程和发展的趋势。

郝怡[3]2007年在《银行国际化的路径及效率比较分析》文中研究说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飞速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国际化趋势日益增强,国际资金流动越来越频繁。规模越来越大,银行业跨国经营现象越来越普遍,同时跨国银行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各国商业银行相互在对方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实现组织机构上的国际渗透,同时各国商业银行之间业务联系横向发展,形成一个跨国的银行业网络,全球化经营已是当前和今后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政府放松对金融系统的管制和采取金融自由化政策,金融全球化进程明显加速,银行国际化的发展成为金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和内容,也日益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中国发展跨国银行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银行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银行业跨国经营更是成为关系到银行业本身生存发展及我国对外经贸纵深发展、整体实力进一步提高的重大问题。可以说,银行国际化已经不容回避的摆到了我们面前。因此,有必要对跨国银行国际化的路径分析及效率比较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银行国际化主要是通过新设投资和银行跨国并购两种方式来完成的,不同的路径方式都有其优点和缺点。银行采用新设投资的方式一方面可以拥有较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投资银行在投资规模、投资地点的选择上受外界的干扰较少,跨国银行能在较大的程度上把握投资的风险;另一方面,新设投资有利于银行选择符合全球战略目标的生产规模和投资区位。银行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进入目标国,可以躲避目标国的金融限制,快速、低成本地实现扩张,达到预期的目的。当然,银行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是采用新设投资还是利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这是一个权衡的过程,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是两者效率的比较。本文运用交易费用学说和博弈的方法,分析论证了银行国际化的路径选择过程,认为两种方式的采用要参照东道国和银行自身的特点以及其它外部影响因素,选择效率高的路径。文章主要由五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介绍了与银行国际化有关的概念,阐述了跨国银行与银行国际化的关系,并对其做出鉴定;第二部分分析了银行国际化的一般动因,分别从理论的角度和实证的角度具体分析;第叁部分阐述了银行国际化的两种路径及各自的优缺点:第四部分运用具体的模型对新设投资和跨国并购两种路径选择进行比较和分析;第五部分对全文做了一个总结,为国内银行业走向国际化的发展提供可借鉴性的意见。

顾卫平[4]2004年在《管理跨国并购——基于契约和资源整合的模式》文中研究表明管理无疑是跨国并购的核心。然而管理为何是跨国并购的核心?理论界对此却是莫衷一是。本论文认为,跨国并购的理论研究缺乏一套系统的分析框架,对跨国并购中至关重要的管理理论和整合问题的研究则更为匮乏,跨国并购的经济和管理理论与跨国并购的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本论文建立了一套基于契约和资源的跨国并购管理整合理论框架,将跨国并购视为两国投入要素通过公司控制权市场实现有效结合的一种模式,相关契约和资源整合的实际效果将会决定跨国并购的实际效果或成功率。根据契约观的观点:首先,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等其他海外扩张模式都可以还原成为实现两国投入要素有效结合的不同契约安排,对不同契约安排的交易费用的比较是选择不同投资模式的关键之一;其次,企业是一种契约协调机制,本身是无所谓所有权的。因此,跨国并购交易行为本身是虚幻的,跨国并购实质上是契约协调机制之间的替代。根据资源观的观点,企业是一种资源集合体系,跨国并购可以更大程度地维护东道国企业组织资本的完整性,从而可以获取速度经济和战略资源,并通过与母国投入要素的有效结合形成新的组织资源。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或是新建投资等其他方式对外扩张的选择,依赖于何种方式可以更低成本或更为有利可图地达到两国投入要素有效结合的目的,而对跨国并购的管理和整合是企业是否选择跨国并购以及跨国并购能否成功的关键。跨国并购的战略在于通过不同国家企业的契约协调机制和组织管理模式之间的比较、替代和提高,来获取改善全球资源配置的静态和动态的战略利益。跨国并购的管理整合则是跨国并购的战略利益得以实现的基础。管理整合贯穿于跨国并购的交易和整合的全部过程,对跨国并购的战略、组织、资产、人员、文化和环境等都需要加以全面考虑。它们共同构成跨国并购管理整合的核心要素,并使跨国并购成为企业跨国成长过程中可以选择和重复的管理过程。跨国并购交易行为本身决不意味着所需要的东道国投入要素就能主动的投怀送抱,惟有通过有效地管理和整合才能实现两国投入要素的有效结合。由此,当人们惊讶于跨国并购浪潮的巨大规模以及跨国公司的资本实力之时,我们却惊讶于跨国公司驾驭全球业务的战略眼光和管理能力的高超。我们始终认为,跨国并购的背后实际上是一整套的全球战略、管理思路和整合方式的运作。本论文为跨国并购的管理和整合问题构筑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框架,从而使我们对于近期席卷全球的第一次跨国并购浪潮有着更为深入地认识,有助于我们的企业和政府进一步完善对于跨国并购的管理和监管工作。

刘细良[5]2010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文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势头强劲,呈现出新的动向和特点。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导致国际市场需求萎缩,也使我国面临严重冲击。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究竟有何影响?政府规制与跨国并购的关系如何?政府如何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系统研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不仅对入世过渡期结束后、新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我国政府适度规制外资并购、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具有重大理论意义;而且对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实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有效防范全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研究、案例研究等方法,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并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政府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总体思路与政策建议。在理论研究方面,进一步丰富了跨国并购与政府规制理论。基于FDI与企业并购两个视角分别探讨跨国并购的动因理论,前者除系统分析传统的六大FDI理论外,还增加了逆向技术溢出动因这一最新理论、后者增加了产业组织与速度经济性动因理论;提出了跨国并购对东道国的“双刃效应”(正、负效应)这一新名词,并从经济、环境两个方面,从国家宏观、产业中观与企业微观叁个层面细化了跨国并购的效应理论;在公共利益、公共选择、契约规制、利益集团与激励规制等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跟踪西方规制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如规制公共实施论),从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两方面入手,找到适合我国国情的外资并购规制理论。在实证研究方面,重点剖析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现状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外资并购对我国的“双刃效应”,包括市场结构、资本形成、就业、出口竞争力等宏观经济效应,技术外溢与转移、自主品牌、资产价格、公司治理结构等微观经济效应以及产业中观经济效应,为对其进行经济性规制奠定基础;同时基于可持续发展与低碳经济的要求,更注重研究其环境效应,为适度强化对外资并购的环境规制奠定基础;列举了主要行业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典型案例,着重分析其规模、来源、主体、区位、方式与行业变化等新动向,为规制外资并购找到现实理由;在系统梳理我国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产业政策、竞争政策、外资政策与审查制度后,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分析经济性规制、社会性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产生重要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和大小不一。其中,经济性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存在显着影响,而社会性规制特别是环境规制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之间不存在显着相关关系,表明强化环境规制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不会产生实质性抑制作用。基于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在借鉴国家、国际两个层面跨国并购规制经验基础上,本文认为,要处理好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的关系,必须从四个方面着手:首先,基于低碳经济背景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经济效应与环境效应,应调整我国外资并购经济性规制与适度强化社会性规制,尤其是环境规制;其次,提出了规制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多元化总体目标、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再次,引入规制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提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收益最大化的初步构想;最后,提出了改革跨国公司在华并购规制的国内协调机制与国际协调机制的政策建议,一方面应立足本国,着力完善我国规制外资并购的产业政策、外资政策、竞争政策与安全审查制度及其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跨国并购规制的国际协调,掌握话语权,从根本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胡峰[6]2003年在《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开始,第五次并购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着欧美主要发达国家,这次并购浪潮是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在此其间可以区分出两次大的并购高潮:一次是在1988—1990年,另一次是1995—2001年。第五次全球并购浪潮在2000年达到高峰,创下全球并购交易总额3.4万亿美元的历史纪录。从发展的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初新设投资仍然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流形式,1993年时并购投资在世界总投资中所占百分比为36.51%,但是这一数据发展到2001年时,已经高达80.79%。目前并购投资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为主流的方式。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政府就已注意到了世界上风起云涌的跨国并购热潮,并逐步调整吸引外资的策略,把跨国并购作为一项重要课题来进行研究。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我国相关政策法规出台的步伐明显加快。一系列政策法规的问世,为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中国扫清了制度障碍。在外资并购可以进入的产业领域上,基本实现了全方位开放,就连汽车、金融、服务等等这些以往甚为“敏感”的领域也已开始解禁;在外资并购的对象上,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都已相继放开,2003年4月12日开始实施的《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暂行规定》更是将允许外资并购的企业扩展到了几乎全部所有制形式;曾令许多外商担忧的外资并购审批程序,也已有了较明确的说法。 本文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全文由八章组成。 第一章为导论。首先对跨国并购以及外资、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接着对当前国际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并特别指出:跨国并购已经成为国际直接投资最为主要的方式。然后结合我国的政策变动的背景,论述了本文的研究意义。在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可以发现本文研究具有填补国内研究空白的价值。本文的研究有很多创新之处,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仍然有很多重要问题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在本章的最后,对那些由于笔者受时间与精力的限制而没有深入或涉及的问题一一提出。 第二章对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尽管在很多情况下,跨国并购与新设投资这两种进入方式之间不是现实的替代,但它们仍常常互为替代,从而足以证明比较它们对发展的影响是有理由的。在笔者所构建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中,论证了叁个重要问题:(1)论证了跨国并购之所以发生主要是因为国内资产所具有的战略性价值即跨国公司将自己的优势资产和东道国国内资产相结合时,会产生一种互补效应,从而迅速增强跨国并购企业在东道国市场的竞争力;(2)论证了跨国并购发生的条件以及在不同条件下并购的价格;论证了各种可能性下均衡的所有权结构以及并购双方、新设投资者的收益的分配等;(3)用跨国并购带来的各利益相关者的净利润的变化去分析完善而理性的证券市场上的股价变化并恰当地解释了跨国并购对证券市场的实际影响:即为什么跨国并购会提高目标企业的股票价格,而对并购企业的股价影响是不确定的。 第叁章探讨了最近投资日趋自由化的趋势以及在入世背景下我国外资法律体系的重构。目前,国际投资法的单边、双边、区域层面上的自由化趋势日趋明显,但国际投资法在国际层面却发展不快,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效果却不明显,国际投资争议方面的多边规则不仅是数量稀缺,而且缺少强有力的执行保障机制。我国加入WTO以后,由于受到《入世协议书》的制约,因此,有关企业并购(其中尤其是外资在华并购)的法律体系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四章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历程、模式以及行业选择进行了探讨。20世纪90年代初,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投资的模式开始出现。跨国公司进入我国进行并购投资的模式很多,依据被跨国公司并购的企业是否上市,可以将跨国公司在华的并购模式分为两大类。在对跨国公司在华通过股票市场与不通过股票市场的具体并购模式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的基础上,然后对将来跨国公司可能会采取的并购模式进行展望。电信、传媒、科技业一度成为第五次并购高潮的热点,自2000年以来,金融、商业等行业取而代之,成为全球并购市场的热点行业。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热点行业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具体国情决定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进入行业具有某种独特性。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论文: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 第五章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宏观经济效应进行的剖析。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市场结构、就业、资本形成、出口竟争力、国际收支等五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第六章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微观经济效应进行的剖振从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本土品牌、技术、资产价格形成以及公司治理等多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第七章探讨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中的影响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进入壁奎决定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因素十分多,绝对不能以简单绝对的思维模式来看待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影响因素。对待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时,需要用系统的分析方法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案例有个全面的了解。从目前情况来看,市场上并未随着我国政策的放松

于佳[7]2007年在《基于实物期权的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方式选择研究》文中提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FDI已经成为各国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跨国公司FDI区位遍布全球,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各国经济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跨国公司FDI进入方式的多样性,在美国,跨国并购已经取代绿地投资成为跨国公司进行跨国直接投资的主导方式,然而每年流入我国的FDI中,绿地投资还是占到绝对优势地位。本文的目的在于从动态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进入市场的方式,运用理论分析与经验检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影响FDI进入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建立一个FDI进入方式选择动态模型,得出影响跨国公司进行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之间选择的因素。本文的创新点在于强调跨国直接投资的连续性本质,描述了在初始决策时期权的重要性。为了模拟出跨国公司进入时的情形,我们展示了一个基于两步骤市场进入的实物期权模型。分析的结论可以反映出项目价值与时间相关,同时我们可以获得一个临界值,该值与相关的进入成本、不确定性、建设期和地域参数有关。最后,本文选取中国的制造业、金融业以及美国的金融业来检验模型中得出的结论。通过检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地域文化的匹配性以及技术匹配性引起附加成本的不同,如果C_m<C_a+C_q,那么必将首先达到绿地投资的临界点v_1~*,跨国公司将采用绿地投资的方式,反之跨国公司将采用跨国并购的方式;较高的不确定性引起第一阶段临界值v_1~*和v_2~*的减小,进一步影响到出口方式向绿地投资、跨国并购方式的转变;建设期的长短影响进入方式的选择,如果绿地投资的时间过长,势必促使其放弃使用绿地投资方式;如果东道国地域吸引力参数(?)较大,那么跨国公司将加速国际化扩张与跨国直接投资。

李国锋[8]2010年在《港口业的跨国并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主要研究港口业的跨国并购问题,重点分析港口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和绩效。跨国并购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研究热点之一,学术界在跨国并购的动因、绩效、对东道国宏观经济与市场结构的影响以及跨国并购规制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除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外,对其他行业跨国并购活动的深入研究目前尚不多见。港口业是一个具有独特经济特征的行业,近年来全球港口业刚刚经历过一轮跨国并购高潮,中国领先的港口企业目前也正积极酝酿或开始实施海外直接投资,因此,以“解剖麻雀”的方式,考察港口业跨国并购的动因及绩效,可为中国港口行业提供借鉴,并可验证、补充和完善跨国并购理论,因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文首先梳理了跨国并购动因和绩效研究的主要成果和观点,分析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接着回顾了港口业及其跨国并购的发展历程,分析了港口业的经济特征,总结了港口业并购的主要特点。之后,展开对港口业跨国并购的动因研究和绩效研究,这是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在动因研究部分,本文运用跨国并购一般理论框架,结合港口业的实际情况,分析了港口业跨国直接投资的动因、跨国新建与跨国并购的选择以及跨国并购的动因。在绩效研究部分,本文运用因子分析法,对全球港口业的61个并购样本进行了研究,考察了主并企业在并购前后绩效的变化、以及并购绩效的影响因素,并按并购的类型、主并企业的国别、目标企业的国别等进行了分类研究。在对并购动因和绩效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在全球港口行业最有影响力的叁大港口运营商进行了案例分析,详细考察了它们的成长历程及其标志性跨国并购案例的动因和绩效。在本文的最后,介绍了中国港口行业引进外资的情况以及中国港口企业跨国并购发展情况,并根据前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一些启示和政策建议。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对跨国并购文献的综述,第叁章是对港口业的经济特征及跨国并购的概述,第四章分析了港口业跨国并购的动因,第五章是对港口业跨国并购的绩效分析,第六章是对港口业跨国并购的案例分析,第七章探讨了中国港口业的跨国并购。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有:港口产业具有以寡头垄断为主的市场结构、供给离散变化与需求连续变化等经济特征;港口业国际直接投资的特殊动因有寻求战略资产、寻求持续增长、适应客户业务布局、分散单一市场风险等;对港口业来说,跨国并购的收益与成本均高于跨国新建,企业的选择取决于两种方式净收益的比较,只要时机合适,跨国并购方式优于跨国新建;不同类型的并购主体进行跨国并购的动机是不同的,专业港口运营商更关注获取核心能力与战略性资源、提升市场势力、获取协同效应、获取规模经济与网络经济,拥有船公司背景的运营商的动机则侧重内部化和产业整合,其他主体的动机则包括投资回报等;港口业并购在并购初期拉低了主并企业的绩效,但经过一段时间整合,从长期看,并不会恶化主并企业的绩效,对主并企业的影响基本是中性的;港口业跨国并购与国内并购几乎呈现出完全相反的走势。跨国并购后,企业绩效尽管在并购当年有所提升,但之后持续下降,跨国并购的绩效在长期是负面的。而国内并购尽管并购后前两年呈下降趋势,但并购第二年起有明显提升,国内并购的绩效在长期是正面的;跨国并购是走向全球性运营商的重要路径,跨国并购的战略效果一般比较容易达成,但并购的财务效果则呈严重的个体差异,关键取决于并购的时机和并购后整合的能力。

罗岚[9]2011年在《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动因及进入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随着银行业在全球跨国活动和对外直接投资中所占据份额的快速增长,金融服务市场已变得越来越趋向全球化。在当今全球银行业结构发生战略调整之际,中国商业银行也纷纷顺应形势,将“国际化经营”作为未来五到十年发展的战略目标。2007年以来,随着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银行的大量涌入加剧了业内竞争的激烈程度,也使得中国商业银行清醒地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加快自身跨国经营的步伐,提高银行的国际化程度,从而增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实力。由此可见,目前对于进一步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问题显得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本文以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动因及进入模式为研究对象。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本文密切结合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实践,既分析了其跨国经营特有的驱动因素,又指出了当前以及今后中国商业银行应该选择何种市场进入模式、何种组织形式来具体实施跨国经营。本文的研究注重从理论到实践,从整体到个体的逻辑思维方式,采用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商业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企业的行业特质,决定了其在进行跨国经营决策时特有的影响因素,也使其在进入海外市场时不能和制造业公司一样采取线性的方式逐步推进,而是倾向于直接选择具有高控制度的进入模式,即新建和跨国并购。本文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作为解释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动因的理论框架,对影响其跨国经营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国际化经验、中国对东道国(地区)的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额以及东道国(地区)的工业化程度、收入水平和银行业监管环境都对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活动产生显着影响,并由此得出“追随客户”、扩大国外市场份额、多元化经营以及分散金融风险是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主要动因。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尚处在起步阶段,主要是通过新建模式进入东道国市场,如何正确选择其海外机构的组织形式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决策。作为跨国银行海外机构最主要的海外分行和子银行形式,由于两者在设立成本、业务范围和监管责任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因而决定了两者不同的适用范围。本文运用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和东道国的相关数据,对影响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组织形式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虽然海外分行形式比较适合目前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战略初级阶段的需要,但是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给全球银行业带来的深远影响,以及未来各国对外资银行监管的“子行化”趋势,中国商业银行海外机构的主要形式必然会由分行向子银行转变。从全球跨国银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建是跨国银行早期对外扩张的主要方式。上个世纪80年代后,面对不断加速的金融全球化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型银行掀起了一次次跨国并购的浪潮。跨国并购避免了以新建模式进入可能遇到的种种障碍,为银行进入新的市场提供了有效途径,成为现代银行实现国际化经营的重要方式。因此本文指出,随着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不断发展壮大,其市场进入模式应该从以新建为主逐步向新建和跨国并购并举转变。本文运用案例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并购规模、并购方式、区域跨度等方面将汇丰集团和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案例做了对比研究,并从中获得了诸多实施跨国并购战略的有益启示。在此基础上,本文深入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带给中国商业银行跨国并购的机遇和挑战,指出有实力的商业银行应认真学习和借鉴国际银行业跨国并购的成功经验,充分利用此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有利条件,通过有效的并购及其整合,加速推进其国际化的进程。银行国际化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银行所制定的战略和行为特征各不相同。由于目前中国商业银行自身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故本文认为对于中国商业银行的跨国经营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总结前文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对于国际化程度较高的大型商业银行应在稳定中求增长,选择温和型国际化路径,通过有效的跨国并购,进一步提升其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而对于国际化程度较低的中小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则应在国内银行业市场稳扎稳打,顺应国际化发展趋势,不断做大做强之后再选择合适的时机和模式向海外拓展。

班允浩[10]2004年在《FDI进入方式选择: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文中认为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FDI已经成为各国企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跨国公司FDI区位遍布全球,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和一些经济落后国家。东道国经济环境的差异性决定了跨国公司FDI进入方式的多样性。结合自身情况,针对不同东道国选择适宜的FDI进入方式,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成为决定FDI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 在此背景下,本文以FDI进入方式选择为研究对象,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研究影响FDI进入方式选择的各种因素,建立一个FDI进入方式选择模型,得出跨国公司针对不同东道国的FDI,在考虑其经济环境差异性的前提下,应如何在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之间选择最优进入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部分:基本概念内涵的界定与理论基础。对诸如对外直接投资、绿地投资、跨国并购等基本概念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列举了诸如内部化理论、垄断优势论等一些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并在批判继承这些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本文的理论基础。 第二部分:影响FDI进入方式选择的因素。从外部因素即东道国的经济环境和内部因素即跨国公司自身经济环境两方面考虑,影响FDI进入方式选择的因素。 第叁部分: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之间的选择——模型的建立。在一些假设前提下,对经典的古诺模型做出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成本收益分析模型,根据企业之间不同的叁种技术对比,研究应如何选择最优的FDI进入方式。 第四部分:FDI进入方式选择模型的检验。通过分析United Biscuits跨国并购Gyori Keksz的案例以及美、英、德叁个国家的九家跨国公司对匈牙利、波兰和捷克的FDI案例,通过分析其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的差异性,验证FDI进入方式选择模型的合理性及适用度。 第五部分:中国企业FDI进入方式选择。根据该模型,针对不同的东道国,

参考文献:

[1]. 新设投资与跨国并购:跨国进入方式比较分析[D]. 徐华锋. 武汉大学. 2004

[2]. 跨国并购:对市场结构变动及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D]. 姚战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3]. 银行国际化的路径及效率比较分析[D]. 郝怡. 山西大学. 2007

[4]. 管理跨国并购——基于契约和资源整合的模式[D]. 顾卫平. 复旦大学. 2004

[5].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与政府规制研究[D]. 刘细良. 湖南大学. 2010

[6].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问题研究[D]. 胡峰. 华东师范大学. 2003

[7]. 基于实物期权的跨国直接投资进入方式选择研究[D]. 于佳. 北京交通大学. 2007

[8]. 港口业的跨国并购研究[D]. 李国锋. 南开大学. 2010

[9]. 中国商业银行跨国经营的动因及进入模式研究[D]. 罗岚. 武汉大学. 2011

[10]. FDI进入方式选择:绿地投资与跨国并购[D]. 班允浩. 东北财经大学.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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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设投资与跨国并购:跨国进入方式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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