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顺的旧址--明代山西平阳县地方志编纂的文化现象学分析_尧舜论文

姚顺的旧址--明代山西平阳县地方志编纂的文化现象学分析_尧舜论文

尧舜故地——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平阳论文,现象学论文,尧舜论文,探析论文,故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明代山西平阳府州县方志对地域文化传统的追述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士绅韩廷伟在为《洪洞县志》所作的序言中说:“平阳为尧都故区,山川景物之粹,习尚文华之美,他郡鲜及。”时任知县王业也在县志开篇就说:“洪洞县隶尧封……甲诸三晋,固一方之雄镇也。”①知县和士绅在这里一致地强调平阳府及其属邑洪洞是尧都故地,而类似的描述频繁地出现在平阳府州县众多的方志中。对此,我们一般会想当然地把方志中关于这里是“尧舜故地”的记载作为结论,也许这本身并没有错。但如果转换一下视角,我们或许应提出下面的问题,即是什么人、为什么、在什么情境下这样讲?其实这些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社会与个人情境,恰恰最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地方历史的真正发展脉络。

地方志的编撰历来是统治者教化一方民众的文本化手段。士绅作为传统社会特殊阶层在地方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反映在地方志的撰写方面。士绅怀着修志有裨于教化的信念,认为“风俗之良窳,政治之得失,人才之消长,以及实业、教育、水利、房屋诸大端”均可鉴之于方志,修志为“典守是邦者应肩之责任也”。② 如果进一步考察,士绅编撰地方志时,既是对地方史实的忠实记录,也在建构着地方价值观念与道德评判体系。他们在志书中的叙述与表达,从更深层面反映出士绅对社会变迁的看法及其自身心态的变化。有学者认为,明中叶以来社会变化剧烈,士绅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政治取向、价值观念随之嬗递,由此导致地方志的变化,其中变化之一就是对本地地域角色的确立。循着这样一个视角,我们看到在山西平阳府州县大量的方志序言中,或隐或显地勾画出该时期的本地地域角色,那就是把这一地方与遥远的尧舜时代联系起来。“尧舜故地”是他们努力想证明的地域角色,而生于其间的人也多有“陶唐氏之遗风”。以下试以方志中的具体叙述为例加以说明。

明洪武十五年编修的《平阳志》序曰:“禹贡为冀州,其治在平水之阳,而曰平阳。诗本晋也,而谓之唐,盖以其俗尚犹有尧之遗风故也。於戏!尧舜之世去今远矣,观夫虞夏及商,贤圣禅受,治道兴隆,今昔同运,其丰功丕业,著于方策,布于封建。山川土地,可以想见其人。惜乎图志,尚不能以有传也。二贤守犹举其未备于数千百年之下,庶几国都封建,世代文物,凡所记载,实始表章我圣朝之典制,崇古惟新,后之览者或有所采摭。则二贤守之于斯,岂为无补也。”在描述该地风俗时,县志非常细致地说:“本府旧为尧舜畿内之地,今犹有遗风焉。所谓君子忧深思远,小人俭啬者也。然世代绵远,其间所变,亦各不同。绛之经晋霸之余,尚多勇敢;蒲解人以其邻秦,乃有秦人之风;隰吉人以其居山,多质朴信实;霍人与平阳颇相类,此其大略耳,其治地狭人稠,民勤耕织,服劳商贾。”③

值得注意的是,在平阳府下各个州县的方志中都表达着同样的意思。邢云路在万历《临汾县志》中云:“粤若稽古,帝尧便章百姓,百姓昭明斯民也。自尧封,历百代,文献在焉。壮哉汾邑,实陶唐昭明之国。”而且在方志中还专列有《帝系志》,所谓“地酝正气,神尧载兴。多男衍绪,传于汴京。伊祁旧墟,康衢遗墅。协帝我皇,纂尧之绪。泽润汾川,民止其所。述《帝系志》”。④此外,隆庆《襄陵县志》称“襄陵,古帝尧畿内之地”。⑤乔应甲在万历四十一年编修的《猗氏县志》中说:“昔尧都平阳,遗化不泯。故三晋之民,勤俭质朴,忧深思远,有陶唐氏之风焉。吾猗在唐畿内,被化尤深,其人文事业,亦复不减诸名郡邑。”⑥遍览明代平阳府其他州县方志,我们发现该时期的志书都非常明显地强调这里是所谓的“尧舜故地”。那么士绅为什么要极力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呢?如果能挖掘出背后的深层动因,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山西地域历史。陈春声曾指出:“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侈谈地域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⑦因此,要从当时的国家话语和地方社会历史的具体情境中去寻找原因。

我们把视角回溯至明初的国家政治。明初朱元璋的礼法之治,其宗旨即高扬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华夏礼教,借以扭转“胡俗”,复“中国先王之旧制”,创造直追三代的面貌,藉此区别于元朝,以显示明朝中华正统的地位。但出于当时的现实所迫,朱元璋仍承认了元朝统治的正统性,因此在明初并未爆发强烈的“华夷之辩”。但朱元璋将自己扮演成尧舜之君及其对上古三代的推崇,以一种相对温和而婉转的手段表达了重塑汉族正统的意愿。但正统十四年的“土木之变”使汉民族与北部游牧民族的关系再次明朗化和紧张化,随之而来的“庚戌之变”又使其更加复杂化。“隆庆和议”促成了一个改善民族关系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最终淹没在东北女真人的侵扰、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和李自成起义的几股洪流中。民族矛盾的激化使明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华夷观念最为强烈的时代之一。如果说始于正统、盛于嘉靖的重修《宋史》引发的宋辽金正统问题的讨论,是明代上层士人华夷观念的一种表达方式和宣泄渠道。⑧那么在地方社会,士绅与民众是否卷入了这股思潮,他们以哪种方式、用什么样的话语表达自己呢?具体到山西这个曾作为前朝元代“腹里”的地区,在新朝建立稳固统治后,对地方认同的表达是否变得更为迫切?于是,地方文化传统被士绅重新塑造为新的象征资源,成为塑造地方形象和表达地方认同的一个方式,体现了把区域历史纳入国家话语中的努力,而在这样一个努力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山西地方志编撰者和地方文化传统交融互动的绵延不断的连续性。

地方志作为一个塑造地方形象的文本,成为士绅把地方社会纳入到国家话语中的有效的文化手段。众多方志编修者之所以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其实是想在国家话语背景下来凸显这里就是华夏正统文明的发源地。经过了金元两朝各族群的频繁互动,在明代重塑汉族正统的思潮下,山西通过追溯遥远的尧舜时代,把非常久远的历史和现实对接起来,似乎是一个有效的捷径。由此,我们也充分地感悟到平阳府士绅非常一致地强调这里是“尧舜故地”的一番良苦用心。

二、庙宇与信仰中隐含的地方认同感

上文分析了地方志文本中透露出来的明代平阳府地区对自身地域角色和文化的定位,而正德年间在官方意识形态支配下对尧庙的改造,以及洪洞民间的尧舜信仰仪式,无不在以各自的方式彰显和强化地域文化。

按照现存最早的碑文记载,平阳尧庙始建于唐显庆三年(658年),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对唐宋时期尧庙的情况不甚了解。元朝时尧庙得到大规模扩建,元世祖中统四年颁下圣旨:“今为靖应真人姜善信,平阳临汾县创建尧庙,已令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知太府监,于断没平阳李毅地内,拨地壹拾伍顷,以资营缮。”⑨尧庙之所以得到世祖的重视而加以修建,其原因在至正十七年的《田宅之记》中有所透露:“当世祖皇帝握符御极时,则有若方外之臣、靖应真人姜善信者,能以尧舜思政求贤之道,上称帝心,实奉命新修之。其常住田宅、窑磨,皆出特赐。”⑩由此看来,尧庙以有“思政求贤之道”而得到了元世祖的认可。但不可忽视的是,其时尧庙的意义首先是笼罩在道教之下的,或者说是被道教利用了的。因为元世祖采纳的意见是来自于靖应真人姜善信的。到明正德年间,尧庙又一次重新整修,此次整修之后,原来属于道教的祠庙被改造成儒家礼法中的舜禹庙,此一转变有着不寻常的意义。恰好洪洞士绅韩文对此做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全录如下:

尧都平阳,旧矣。唐显庆三年,始于郡城南建庙祀焉。后宋、元相继,或遭坤舆之变,或值兵燹之虞,庙废而兴者屡矣。我朝正统丙寅,山西左布政临漳石公璞,奉文重修。迄今历年滋久,巡按、侍御昆山周伯明公伦按临河东,偕孙、魏二佥宪,率府卫官僚,恭谒展拜。徘徊瞻仰之余,惜其殿宇门庑等处率多倾漏,且以舜、禹二祠配于尧殿之后,殿之左为老君祠,右为伯王祠,祠之后为玉皇阁,皆肖其像于中。乃谋诸二公曰:“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玉皇即上帝也,惟天子得以祀之,今置老君祠后,渎莫甚焉。”悉命撤而正之。更老君祠为舜庙,伯王祠为禹庙,阁则三圣并祀,上仍榜尧殿曰“放勋”、舜曰“重华”、禹曰“文命”,阁曰“执中”。名分秩然,礼法详备。使吾人于千百载之下,讴歌击壤,得以遐想陶唐、虞夏之气象,如亲见之者。岂不休哉!是役也,太守郭君,二守李君,通府柴君、韩君、推府东君,实纲维其事。庙成,复于三殿之前,各树门匾。尧曰“俊德”,曰“协和”,舜曰“玄德”,禹曰“祗德”。殿之周围,鼎建新屋五十二间,廊房六十八间,翻瓦通计四百五十间。增盖斋宿,并盛奠房各一所,共十八间。至于碑亭、神厨、阶陛、垣墉等处,敝者葺之,缺者补之,卑者崇之,隘者辟之。由是易朽为坚,撤旧为新,凡衣冠缙绅之士,得于瞻仰之际,孰不起敬起畏乎!盖经始于癸酉之冬,落成于甲戌之春。功甫告成,太守郭君偕诸同寅,请予为记。时予以司农卸事家居,固尧民也。敢书之,以扬我公追崇三圣之意。(11)

由上述碑文内容来看,之所以以舜禹庙来代替以往的老君、伯王祠,乃是因为“彼老君、伯王,皆祀典所不载,于礼不经,诚有未宜”,而“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以天位亲相授受,天下之大事也。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皆平阳支郡,今置二圣于殿后,不得专尊,于礼弗称”。这样,在地方官员和士绅的配合下,原来属于道教的尧庙被改造为代表儒家正统文化的象征性建筑,并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名分秩然,礼法详备”,显示了地方为彰显地域文化进而确立地域角色所做的努力。

地域文化一经上层士人的不断阐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波及民间。翻阅平阳府州县方志中“坛庙”条下的记载,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在其所领六州29个县中,每县都记载有一座三皇庙。此外,诸如轩辕庙、伏羲庙、黄帝庙、禹汤庙、娲皇庙、华胥庙、皋陶庙等分布在不同的县里,说明这里存在一个非常广泛的三皇信仰圈。而这里之所以盛行这样的信仰,不能说和地方有意塑造地域形象毫无关联。正是在地方政府以及士绅表达国家认同的现实需求下,民众才逐渐形成这样的信仰。

洪洞民间相传久远的尧舜信仰及“三月三仪式”,同样也透露了隐含在民众思想中的地方认同。洪洞西南有村曰羊獬,其北有山名历山,两地居民至今仍保持着“三月三”和“四月二十八”接姑姑、送娘娘的习俗活动。羊獬村因羊生獬豸而得名,《洪洞县志》记载:“神羊生獬处,在城南三十里羊獬村,相传尧时羊生獬豸于此。其地周围多细沙,草木不生。按《述异志》:‘獬豸者,一角羊也。性直,能知人善恶,皋陶治狱,罪疑者,辄令触之’。”(12)该村西现有唐尧故园,俗称姑姑庙,内祀尧王及其二女娥皇女英。史载唐尧建都于平阳,而传说羊獬为尧的第二故乡,尧曾于此嫁二女于历山的大舜,所以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四月二十八日,二女都要回乡省亲、祭祖扫墓,给父亲拜寿,羊獬、历山一带百姓则自发地组织威风锣鼓迎来送往。二女死后,每逢这个节日,两地百姓就抬着二女的神像,依旧来往送迎。姑姑祭祀活动沿途共经过十七个村落,百姓夹道相迎、焚香跪拜。根据民间口头传说,此一习俗已相沿了四千多年,其缘起已无从考察。关于此一习俗的最早记载,是万历九年(1581)晋朝臣写的《帝舜二圣母神祠记》:

汾水之西越二十里许,隆然而高峙者,为英山。英山之颠,隆然而高峙者,有二圣母祠,曰娥皇、女英,乃帝尧之女,而聘于舜者也。史称,虞帝南巡,崩于苍梧之野,二母哭之湘江,泪洒于竹,随成斑点。昭宗天祐二年封懿节祠,至今实天之灵在焉,斯地建祠以祀之。英山洪址,又何以祠乎?尧都平阳,距洪不百里,而近则二母所产之邦也。以故,土人称二母曰羊獬姑,犹母家之子孙云耳。羊獬村在城南二十五里,传说尧时羊生獬豸,故名其里。周围多沙,草木不生。每岁五月端午日,羊獬土人以祝节为名,处备祭品,往祠而祀之。相传以来,亦不知千年矣。倘有失误弗祀,则大风雹雨,飞沙压苗。所以至今祀典,土人遵例,不敢或弛。若设神之义、建祠之由,在昔竖碑勒者,亦既详也。但阅岁以久,风雨剥落,圮坏殊甚。岁庚辰仲秋,乡人目睹心伤,议辅助羽士普化十方,共成胜事。卜吉兴工凡几阅,群工告成,不可无记,乡人求余为之记……况自古传来,斯地建祠,乃是神自择之地。岭土有井,地势虽高,井水从来不涸,尊神灵感,或旱而祷,或涝而祷,或求嗣而祷,罔不响应。风调雨顺,有益地方,随祷即应,有感人心。故为之其大略也。(13)

按这则碑记的说法,此一习俗到明万历年间就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而现在当地民众对此仍然坚信不疑。2004年,笔者在参与观察了该仪式的全部过程后,对民众的信仰程度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尧舜事迹虽有史籍记载,毕竟渺茫难征。但尧舜及娥皇女英在羊獬、历山两地及沿途几十个村庄村民心目中,非但确凿无疑,而且鲜活异常。他们理直气壮地宣称这一习俗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负责重修历山舜庙的李学智老人能讲出很多相关的传说故事,(14)而这些传说故事同时也广泛地流传在洪洞及周边村落的民众中。陈泳超解释说:“因着娥皇女英的联系,将相隔七十里许的羊獬与历山两地结成了民间事实上的亲戚关系,这就比单纯的地域关系牢固和亲密得多,也使这一带的民风,因着尧舜的圣德化育和亲戚般的周边感情而显得特别淳朴和善。或许也正是该习俗历久不衰、屡禁不绝的内在原因。”(15)不论该习俗到底有多么久远的历史,但从晋朝臣的碑文里确知,其在明万历时期已相当有影响力。这不仅引起了当地很有名望的士绅晋朝臣的热情,而且当时的知县也颇为关注。万历三十九年(1611)邢大道曾代洪洞知县骆任重作有一篇《英山神祠记》,其中记载:“万历庚戌冬,不佞历西乡散帐过此,肃而谒焉……誓之曰:‘薄宦不腆之俸,当有所捐,以饰神像。’既而羽士延余斋房中茗坐,纚纚神道之灵,旱而祷,雨而祷,求嗣而祷,罔不响应。不佞复盥手香祝之曰:‘微官年四十余矣,尚未有弱息。倘徼惠于神,以延骆氏之系不绝,敢忘明德!’越明年夏六月,不佞果举一子。非神之赐而何?羽士之言,非谩言已。”(16)从上述分析中,我们清晰地看到民众信仰中隐含的地方认同感,同样表达着对本地向来为“尧舜故地”这一地域文化的自豪感。

三、方志纂修背后的文化思考

地方志的修撰既是中国史学传统保存和建构历史记忆的文本化体现,也是地方文化意识自我表达或主动交流的一种话语传递方式。明代修撰的平阳府及其所属州县的地方志,无不在极力彰显该地域的古老文化传统。这里是“尧舜故地”,这样一种地域形象是士大夫通过文本化方式表达地方文化意识的结果。张新民在对清代贵州方志撰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中指出:“这是儒家知识阶层通过修志活动(即文本化的方式)为地方文化提供交流经验、历史记忆,传播传统思想,知识、原则和价值,从而影响一方民众‘向慕华风’的结果,修志作为一种长久的文化努力,其影响不可轻易低估。”(17)

在晚明民族矛盾激化和皇权专制的双重矛盾中,地处平阳府的士大夫一方面极力彰显该地域的汉民族发源地的正统性地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他们在专制皇权下极力表达着“致君尧舜”的苦盼。士绅对地域角色、文化性格的刻画,表达的更是对一种精神价值的坚持,在当时的特殊时代,又是民族认同感的表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明代平阳府的区域历史和尧舜这些远古圣王象征资源的“传统再发明”活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18)通过对地方志这一文本进行历史人类学视角的分析,我们看到的是明代平阳府地方士绅在不断变化的国家话语中灵活阐释传统文化、在观念上重新塑造地方形象和强化地方认同的一种积极努力。

注释:

①《洪洞县志》,1917年石印本。

②王祖畬等纂:《太仓州志》序,1919年刻本。

③《平阳志》,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洪武十五年刻本。

④《临汾县志》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

⑤《襄陵县志》序,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隆庆刻本。

⑥《猗氏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

⑦陈春声:《历史的内在脉络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史学月刊》2004年第8期。

⑧参见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⑨《元世祖圣旨碑》(元中统四年),碑存临汾尧庙内。

⑩《光宅宫田宅之记》(元至正十七年),碑存临汾市尧庙祭祖堂前。

(11)韩文:《重修尧舜禹庙记》,见《洪洞韩氏族谱》,中国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藏清咸丰七年刻本。

(12)《洪洞县志》,1917年石印本。

(13)《户部祖撰帝舜二圣母神祠记》,见《洪洞晋氏族谱》,清雍正十三年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美国犹他家谱微缩胶卷。

(14)李学智搜集整理:《羊獬历山联姻传记》,洪洞县历山舜庙修复委员会,1997年。

(15)陈泳超:《尧舜传说研究》,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10页。

(16)邢大道:《英山神祠记》,见氏著《白云巢集》,山西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洪洞邢氏刻本。

(17)张新民:《学术资源与地方文化经验的交融整合——清代贵州方志纂修的文化现象学探析》,《汉学研究》(台北)2003年第21期。

(18)“传统再发明”这一概念参见霍布斯鲍姆:《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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