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尧典》背景的哲学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背景论文,尧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尧典》虽然以史料价值而闻名于世，但它的形成与古典哲学的萌动、产生与发展过程是同步的。从《尧典》的传闻阶段开始，就闪烁着人类童年认识的火花；到了有文字记载时，便凝聚成具有一定时空意识的观念范畴；再到零散的口传和简片相归成类，编纂成文时，已囊括整个人文、自然的普遍规律，成为一篇带浓重主观色彩的“教科书”。
关键词 《尧典》 五行 儒墨显学 历史“教科书”
《尧典》作为《尚书》的首篇，在我国古代史上的地位十分明显。两千多年来，学者们不仅承认《尧典》是我国最早的文字记录，并且相信《尧典》所记录的都是史实。然而，在《尧典》的著作年代上争论不休，造成对《尧典》的历史背景模糊不清，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对我国古史的研究价值，以及《尧典》对我国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所做的贡献。为此，我们借助现有的原始资料和部分研究成果，通过分析、比较、综合的逻辑方法，力求对《尧典》的历史背景进行重新审视与观察，尽量使这篇富有争议的史料，予以历史的、哲学的再认识。
一、从《尧典》的简编，看夏、商时代哲学思想的产生
中国的成文历史，靠现有的材料推断，只能上溯到殷代（商朝）。殷以前有关夏朝历史还限于传说之中，因为到目前为止，尚未发掘出夏朝文字。所谓夏朝的记载都是以间接的表述形式传于后世的。其中较早的应为《尚书》中的《夏书》了。尽管《夏书》被认为是后人的追记或假托，它必然是有些史影在里边。可能出于这一认识，清代诸多学者主张《尧典》是夏史作的。清代的顾炎武、赵翼、刘逢禄、章炳麟等人也都持这种看法。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但有一点可以断定，由原始部落制向奴隶的殷代过渡的夏朝，客观上是应该存在的。作为人类社会由野蛮时代转向文明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文字的发明，虽说还相当粗陋（以符号形式出现），但它毕竟是后来文字的起点，也是文明社会中一切传说、记载的唯一标志。基于这样一种理解，很可能《尧典》的简编记录在夏朝是以某种简便易记的形式存在，只不过由于时代的变迁，未能保存下来而已。至少这种推测也晚不过商朝。
《尧典》在夏、商时期，经历了氏族社会的瓦解到奴隶制社会的兴起和繁盛阶段。由于阶级的形成，在权力的传接上，废除“禅让”制，主张“世袭”制；财产由公有方式转变为私有方式；从游动的纯牧业生产发展到有相当规模的农业生产。特别是商朝，它的国家机构已经形成，有官吏、有刑法、有牢狱、有军队，有强烈的宗教信仰和治富思想；同时在商业和手工业方面也较夏朝发达得多。当一个初具规模的阶级社会出现时，人们的原始自然宗教意识开始动摇，一种掺杂着主观成分的人为宗教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变应运而生。在奴隶制的社会里，奴隶主为了专制的需要，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上帝的儿子，把自己的种种作为视为“天命”。《尚书·召诰》曰：“有夏服（受）天命”。《诗经·商颂》云：“帝立子生商。”《尚书·康诰》也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与）厥邦厥民。”等等记载，足以看出当时人们的“天命”观，已不是单一的信奉自然，而是反映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多神教向一神教过渡的宗教世界观。
在古代，生活在黄河流域的华夏族，遭受“浩浩滔天”的洪水灾害。《尧典》中记载，尧面以“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的情景，与四方诸侯商议由谁去治理洪水呢？大家一致推举鲧。结果鲧治水九年，因用堵塞的方法，违反了“五行”的性能，毫无成绩，“殛鲧于羽州”而死。后来派禹去治理，“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尚书·洪范》），改用疏导的方法，获得成功。“五行”一语来自《尚书·洪范》，但在《尧典》中已经有所隐伏。这就是我们祖先通过平治水土的生产斗争，最早对自然现象、性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初步观察、总结而产生了唯物主义思想的胚胎。在征服自然的幻想升华为解释自然的科学过渡环节中，蕴育出一颗包含着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在内的哲学思想的萌芽。
《尧典》中规定的“天”、“地”、“人”、“物”等概念，尽管它的内涵与外延有些尚不确定，可经过观察与实践，再经过思维的判断，由“术”而演化为“道”了。其中“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部分，所阐述的四季变化，已经对“道”（基本规律）进行了合理地揭示，正标志着哲学思想的开始。在伦理道德方面，尧要求舜负责推行德教，倡导“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在维护国家机器上，《尧典》中规定了“奖善惩恶”的具体措施。从家庭的教化到国家的规范，都充分表现出哲学开始以理论思维的方式来掌握世界。某种意义讲，哲学已成为“生活的响导，宇宙的探索者，邪恶的驱逐者！……”[①a]
二、从《尧典》编纂，看周、春秋战国时代哲学思想的发展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历史时期，从社会制度的更替角度，我们把周朝拟为封建制度开始时期（西周）和封建制度完善时期（东周）。西周初期和中期，虽说不乏奴隶社会的“宗法”观念，但其统治者用“天意”代替“天命”，并提出以“德”配“天”的思想来维护周礼，主张“德治”，与殷朝那种暴力统治相比，是一种进步思想。西周末期，以阴阳、五行思想为核心的哲学宇宙观得以相应的发展。到了列国兼并时期的东周（含春秋时代）和战国时代，我国封建社会已跨入第一个历史新纪元，地主阶级以革命者的姿态，跃到具有特殊时空意义的政治舞台。于是，他们从思想到观念都显得异常活跃与新鲜，尤其在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上空前繁荣的春天，诸子蜂起，学派林立，大大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史学、哲学的发展。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动荡局势，历史的演义性也就比较大，结果造成后人对《尧典》的撰写年代和编纂情况理解不一。
认为《尧典》是周初人所作，除表现形式上（文字相近）接近周初的作品之外，就是内容和哲学思想与原始的阴阳、五行观念相通。原始八卦在殷周之际，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下》）对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和人类本身的男女生殖现象所得的观念进行概括。八卦中的对立范畴在《尧典》所叙的事实中基本得以体现。如“钦若昊天”，“望于山川”是“天地”之象；“烈风雷雨弗迷”是“雷风”之象；“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谓“水土”之象。还有“考妣”、“夙夜”、“寒”、“暑”等等。把“阴阳”的对立视为宇宙间的基本对立，这符合周初“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数”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五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五种物质形态——“水、火、木、金、土”。《尚书·大传》传说：武王代纣，兵到殷郊，士兵们欢唱：“孜孜无息！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生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是为人用。”这种对“五行”的朴素歌颂，虽在《尧典》中没有明见，可当舜在尧去世三年后的正月初一，来到文祖庙，和四方诸侯之长共商国事，分封二十二人之职时，其中首命伯禹担任司空，并说：“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又命弃担任后稷，“播时百谷”。还命益为山泽之官，掌管“上下草木鸟兽”。这足以看出，从前以累世斗争的沉重代价，换取了对“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元素的朴素认识，将对我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
坚持《尧典》为春秋战国时编纂的作品，就其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讲，首先表现在“天道”观这一哲学范畴的确立与发展上。《尧典》第一部分的第二段介绍当时的历法情况。“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表现出对客观规律的尊重。按照一年春、夏、秋、冬的四时变化，要求人们作好播种、耕作、收获、储藏等事宜。据《春秋》记载，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来自春秋时代。所以，这段对“天道”观的具体描述，跟春秋时秦国的医和、晋国的史墨、郑国的子产、越国的范蠡等人，把“天道”视为自然本身的变化规律，而不是上帝的垂示，并解释为“三辰”（日、月、星）在太空中的运行，“四时”（春、夏、秋、冬）的交替，以及“天之六气”（阴、阳、风、雨、晦、明）和“地之五行”（水、火、木、金、土）的相互作用思想是一致的。由此可见，用“天道”揭示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来推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从哲学的角度看，虽没有建立完整的体系，但用朴素的哲学方式来理解世界的本源问题，仍是十分可贵。
其次，反映出儒墨显学“人道”观的基本思想。《尧典》更多是记载尧、舜二帝在一生社会活动中人伦道德方面的情况。无论是选贤任能，还是待人接物，都体现一个“诚”字。当挑选治国人才时，有人举荐尧的儿子丹朱，尧曰：“吁！讼，可乎？”在与四方诸侯之长商讨由谁继位时，尧说，应考察贵戚中的贤人，或隐伏在下面能干的人。大家告诉尧，在民间有一个处境困难的人，叫虞舜。后来为了考验虞舜，尧将两个女儿做他的妻子，并让他处理政务。经三年考验，尧让位给舜。舜继位后，接纳百官时，也跟尧一样诚心诚意的与四方诸侯之长商议，吸取他们的意见。这种以“诚”相待的处事哲学，含有“仁”、“爱”等人与人之间的伦理道德因素。因此说，与春秋时代第一个建立哲学思想体系的孔丘以“仁”为核心的儒道遥相吻合。孔丘说的“仁者爱人”，第一，要求在统治者内部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里仁》、《颜渊》），进一步做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第二，提出以“仁”为标准的“举贤才”的从政原则。第三，提出了“节用爱人，使民以时”的原则。《尧典》中尧、舜二帝以“诚”相待的道德观，还与战国时代以“人道”理论为核心的墨子“兼爱”原则互为包容。墨子认为“兼相爱”就是“仁”，“交相利”就是“义”。他主张从农工肆人中选拔贤人，并用“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思想反对世袭继承制（《墨子·尚贤》上）。那么，“诚”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孔丘的孙子子思认为：“遵道而行”要有“择善而固执之”的主观精神——诚。“诚”作为一般概念，具有真诚、无妄、纯正、专一等含义。但，“诚”这种主观精神状态，在子思的哲学思想范畴中，又成为贯通天人的绝对精神，即“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二十章）
在春秋战国时代，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是为“人道”通往认知所架起的桥梁。《尧典》中的“诗言志”思想与此有相通之处。孔孟的“仁”学是属于伦理道德范畴，可细细地品味一下，应有哲学的属性。“仁”能否由主观意识来决定，“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即个人的主观意识可以达到“仁”的自觉。这种主观意识论与诗歌表现作者思想感情的特点，强调由主观达到客观的效果是很相似的。
鉴于以上的对比分析，说《尧典》是孔子或成于子思等儒家的托古造作，是有其历史和时代背景的。
再次，《尧典》中蕴含着孔孟之道的“知行”观因素。“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纯属“中庸”思想，与孔丘的“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相同。孔丘说：“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第六章）这里提出“两端”，即事物都有其对立的矛盾。但孔丘称赞舜处理事物的态度，就是采取折中的办法。此思想在《论语》、《荀子》和《中庸》里比比皆是。如《论语》的“子温而栗，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君子惠而不费，劳无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荀子》的“君子宽而不慢，廉而不刿，辩而不争，察而不激，寡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夫是之谓至文。”（《不苟》）《中庸》的“君子之德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词意相同。此种用“而”转，或用“而不”、“而弗”、“而无”两字转其文义的句法，在战国初年以来比较盛行。从文法结构上看，《尧典》的整编年代可在《论语》出现之后；从思想内容上看，《尧典》述音乐教育的性能时强调的“直温”、“宽柔”、“刚简”都是渊于孔丘以来的儒家思想，以前没有提这种性能的。《论语》有人说是曾子、有子的门人在战国时代编写的；荀子约死于公元前230年；《中庸》是子思所作。由此推断《尧典》是战国中、末期作品，或由子思所编，还因为子思发展了孔丘的“中庸”思想。他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中庸》第一章）把“中庸”的概念上升到哲学范畴，认为“中”与“和”乃是宇宙中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遵循这一法则，让事物平衡、和谐的发展，就可以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荣兴旺。钱玄同说《尧典》中的观点与《孟子》、《大学》同。这可能与孟子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相关。《孟子》曾说：“其身正而天下归之。……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后来《大学》把这种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齐家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完成了儒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今《尧典》首段曰：“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这里的“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就是修身；“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就是齐家；“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就是治国；“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就是平天下。次序井然地表现着儒家的政治哲学程序。
《尧典》所以能较充分而集中地反映儒墨显学中的天道观、人道观和知行观，与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独树一帜息息相关。不论是假托也好，还是编写也好，其自觉或不自觉地交杂些颇有代表性的哲学观点，是顺理成章的事实。在阶级对峙、矛盾复杂尖锐的封建社会里，作为史料的辑选或搜集不注入编者的主观色彩也是不可能的，况且出于价值观的需要，任何超出时代而不打上阶级烙印的编者，是很难摆脱那残酷的现实社会而存在。
综上所述，我们把《尧典》的撰写年代及历史背景如帷幕一样，一下子拉了近二十个世纪，真可谓长矣！
从历史学的角度讲，“人们普遍承认，历史学既是社会进化论的验证，又是社会进化论的最初形式。”[①b]《尧典》从原始氏族部落时的神话式的传闻，经过漫长的奴隶制社会的夏、商两代追记性的简编，到封建制社会的周、春秋战国时代的托古造作，最后演义成历史的“教科书”。它既反映各个历史时代的科学、文化成果，又不同程度地保留最初的史料形式。这是历史的多棱镜在不同时空领域里边，反射出不同时期历史遗存的特有功能。那种只从单一的视角或平面似地观察《尧典》的历史背景，势必要陷入主观臆测的囹圄，出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分析考究式的研讨局面，结果肢节了史料，影响了史实存在的价值。有人问历史是什么？卡尔的答复是：“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这句话可以这样理解：历史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存在的相互印证的辩证思维形式，也是现在与过去进行参照对比，融会贯通的研究方法。
从哲学的意义上说，《尧典》以事实存在的方式光照人间几千年，说明它是“关于结果或现象的知识”，所以能获得这种知识，“是根据我们首先具有的对于结果或现象的原因或产生的知识，加以真实地推理”。就是说，有关《尧典》的历史背景认知，通过机械的方法，预测的方法，都将无济于事，只有从哲学理性进行绵密地思考，才会闪现出智慧的火花，才能使真理与我们的距离缩短。以此为出发点，我们把《尧典》这篇名著摆进哲学的殿堂，犹如一个婴儿经过母亲十月怀胎，到呱呱落地，必须具有一个过程。也就是说，它是与中国古典哲学的萌动、发芽、生长成熟这一历史过程是同步的。否则，它就不是《尧典》，自然也就不具备其社会价值和历史意义。
注释：
①a 西塞罗：《辩论集》，见《西方思想宝库》第1319页。
①b 勃朗宁：《帕拉塞尔萨斯》，见《西方思想宝库》第1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