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方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西方经济学论文,当代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任何一门社会科学的进步和突破都离不开方法论的变革。当代西方经济学进展迅速，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如何学习和把握这些理论，并吸收其合理成分用于我国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这是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一问题中，笔者认为从理解和把握其方法论入手来把握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实质是至关重要的。当代西方经济学从总体上来看，其哲学基础是历史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并以个人主义作为其研究的出发点。在这一哲学基础和出发点之上，西方经济学家运用了个量和总量研究法、均衡分析法、静态和动态研究法、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法、数理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并在一定的制度背景下来研究一般的资源配置问题。本文试图对当代西方经济学的这几种主要研究方法作以简要的述评。
一、总量研究方法和个量研究方法
个量研究即是个体的研究方法，它主要以单个经济主体的活动为着眼点和研究对象，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来研究个体的经济行为和经济活动，其特点是把一些复杂的外在因素排除掉，从而突出个体经济主体运行的主要现状和特征。这种研究方法在具体的使用中，主要分析单个企业要素的投入量、产出量、成本和利润的决定及单个企业的有限资源配置、单个居民户的收人合理使用，以及由此引起的单个市场中商品供给和需求的决定、个别市场的均衡等问题。这种研究方法的使用往往将某一个体的具体情况和局部特征表现得非常清楚，但其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主要有：一是只看树木不见森林，难以注意到宏观经济问题对个量关系或个体经济行为的影响；二是这种方法既得到的结果常常是有条件的。主要是因为这种研究方法是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了一些外部经济因素来研究个体经济问题的，然而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一些外部因素却常常是事物发展的重要条件，有时这些外部因素还可能会成为影响经济运行的主要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研究方法的运用是有条件的，而且研究的结果往往与现实经济不相符合。
总量研究方法是以经济发展的总体或总量为着眼点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是在假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来进行的，他把制度因素及其变动的原因和后果和国民经济的个量都看成是不变的和已知的，在此前提下来研究宏观经济总量及其相互关系。例如在研究消费时，只着眼于考察社会总消费及其与总收入、总投资、总储蓄的相互关系。对于个体的消费行为及其变动则不予以关注。这种研究方法由于一开始就抓住了经济运动的总体状况及其总体结构的基本状况，因而其研究结果对把握国民经济全局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有其局限性，主要是只见森林而不见树木，往往忽视个量对总量的影响，因之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内在结构中，个体对总体关系的影响和作用往往是不清楚的。
作为分析经济的具体方法不论是总量研究方法，还是个量研究的方法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由于个量与总量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加和关系，总量不等于个量之和，有些经济现象从总体和个体不同的视角来观察和研究，其具体情况和结果会有所不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就不止一次地运用了这一方法。关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和流通，马克思有时以个别资本为研究对象，有时则以社会总资本为研究对象。在对法国重农主义者魁奈的《经济表》所进行的独创性的分析中，对其总体的研究方法，曾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魁奈的《经济表》，用几个大线索，表明国民生产的一个有定额价值的年产品，在其他事情保持不变，简单再生产得以进行的条件下，是怎样经过流通而进行分配的。……无数一个一个的流通行为，立即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特征的社会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的、功能上已经规定的，经济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了。”（注：马克思：《资本论》，中文版，第2卷，3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但由于魁奈那“有限的资产阶级的眼界”，使他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进行了错误的划分，因此，他虽然天才地应用了总量分析的方法，却不能得出完全科学的结论。从马克思对个量和总量研究方法的运用中，人们不难发现：其一，马克思的总量分析总是以个量分析作为前提，因而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宏观分析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贯性。但是，战后以凯恩斯总量分析为核心建构的宏观经济理论中，正是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这也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为之修漏补缺的重要学术原因。其二，马克思是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作了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来运用个量的或总量的研究方法的。而西方主流经济学者在运用这些方法时则往往忽视甚至抹煞了现实的阶级关系。今天，我们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时候，应该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
二、均衡研究方法
经济均衡是指经济体系中各种力量处于平衡时的状态。均衡分析方法就是研究各种经济变量如何趋于平衡的方法。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曾经借用机械力学的研究方法来说明经济的均衡，通过作用和反作用的力量来说明均衡和均衡的形成及其变化。因此可以说，均衡研究的方法主要研究的是各种经济力量达到均衡所需要的条件和均衡实现稳定的条件。虽然，由于影响均衡的条件经常发生变动，以致均衡难以达到，但在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时，研究各种力量的均衡方向，仍然是极为有用的。
均衡分析方法通常有两种：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局部均衡分析是将经济事件分为若干部分，将某些部分存而不论，而集中考察其中的某一部分。有人将这种研究方法称之为孤立市场研究，即先对部分进行研究，然后将部分综合起来得到总体情况。一般均衡分析法则侧重于各种经济因素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来分析整个经济体系的均衡，它由19世纪末的瓦尔拉斯所提出，重视不同市场中各种商品和资源的产量和价格的相互关系。如果资源供给状况、消费者偏好、技术函数已知，一般均衡理论便能从数学上证明资源和商品价格自行调节以达到彼此相互适应的水平即均衡状态。
均衡分析法着重于经济数量关系的研究，在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其科学性是不容怀疑的。但是当代西方经济学家在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时都往往忽视了这种量的平衡后的质的关系，甚至用量的平衡取代质的同一性。因为任何事物量的差异或平衡都是以质的同一性为基础的，离开质的分析进行量的关系的研究，往往会掩盖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例如，马歇尔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研究，确立了供求相等时的价格为均衡价格，并以此代替价值关系。他从来不去回答为什么供求相等时的价格恰好处在这一水平，而不会处于其他水平。因此，这种分析方法缺乏对价值实体的分析。从均衡方法的具体运用来说，决不能用函数关系代替因果关系的分析。函数分析是量的关系的研究，而因果关系的分析是质的关系的研究，因此不能用量的分析代替因果关系的研究。波兰著名经济学家兰格在《政治经济学》一书中，将经济规律和一切规律分为三类，即因果律、同时律（或结构律）和函数关系律，并指出：“最基本的是因果经济律，因为其他两类经济规律都可以转化为因果律”。（注：奥斯卡·兰格：《政治经济学》，中文版，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在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也完整系统地运用了均衡分析法，在分析供求时马克思不仅分析了竞争如何使供求趋于一致，同时也着力分析了在供求一致时的价值决定问题，这实际上是分析价值实体问题，因此，马克思能够科学地揭示价值从而价格变动的内在根据。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的研究实际上也是均衡分析，他深入地研究了社会再生产平衡发展的实现比例或均衡条件，但他不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是均衡的，而是说明资本主义经济难以达到这种均衡，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及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三、静态和动态研究方法
静态研究方法是抽象掉了时间因素和变化过程而静止地分析问题的方法，主要致力于说明什么是均衡状态和均衡状态所要达到的条件，而不管达到均衡的过程和取得均衡所需要的时间。当已知条件发生变化以后，均衡状态会由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如果只着眼于前后两个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考虑从一个均衡点的移动过程和经济变化中的时间延滞，则被称为比较静态的研究方法。
动态分析方法是对经济体系变化运动的数量进行研究，他通过引进时间的因素来分析经济事件从前到后的变化和调整过程。汉森在《凯恩斯学说指南》中引用拉格纳·佛里舒的话说“不但考虑在某一时点的系列数值并研究他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而且要考虑在不同时点某些变数的大小，同时我们引用某些足以在同时属于不同时刻的其中数值的公式，这是动态学说的重要特点。只有通过这种学说，我们才能解释一种情况怎样从前面的情况中产生出来。”（注：汉森：《凯恩斯学说指南》，中文版，4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中指出：“我把那些我们并不计较日期的经济理论称之为静态经济学；而把那些对每一个数量都必须注上日期的理论称之为动态经济学。”（注：希克斯：《价值与资本》，中文版，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
由此可以看出，是否考虑经济数量在时间上的变化而区分为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但哈罗德在（走向动态经济学》一书中，认为动态理论研究产出率不断变化的经济，它必须研究由于增长中经济的特质而产生的不断变化，并涉及一个增长中的经济的各不同因素的增长率的必要关系。那么。如何将根据有无时间上的变化与有无增长来区分动态和静态分析这二者统一起来？阿克利在《宏观经济学》中指出。“静态分析，不论简单的或比较的，都只集中在均衡位置上面。它既不涉及达到一个均衡位置所需要的时间，也不涉及各个变量向均衡状态所经过的路线。这是一件关系动态分析的事。”“如果均衡是在时间推移中没有变动的一种状态，那么只要均衡保持着，一种关系的时间维度就可以略而不论。”（注：阿克利：《宏观经济理论》，中文版，22～23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按阿克利的意思，尽管均衡是在时间中来变动的，但量上没有变动，可以按静态来处理。瑞典学派的林达尔在《货币与资本》中认为：“没有经济事物不是在时间中进行的，如果要具体考察动态与静态，我们就可以给出一个一般方程，然后又将具体的经济量值带入方程中，如果在量上不变动，这就是一种特殊的静态。如果有量上的变动，就称为特殊的动态。”
西方经济学的静态与动态分析法各有其长处。静态分析可以有效地说明均衡的条件。而动态分析，可以观察到经济的变化根据和变化的过程，它的局限性主要在于数量关系上。如何通过具体数量关系的变化来将二者统一起来，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中来运动的，运动是普遍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不过是运动的一种特例，并且认为静止是事物存在的必要条件，否则任何事物都不具有质的稳定性。但是决不允许用静止掩盖和替代事物运动变化的绝对性。质量互变规律还告诉我们必须在质量互变中来研究动态与静止。因此，西方经济学当中的静态与动态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与静止是不同的，主要局限于数量关系上。
四、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
实证分析简单的来说就是分析经济问题“是什么”的研究方法。他侧重于经济体系如何运行，分析经济活动的过程和后果以及向什么方向发展，而不考虑运行的结果是否可取。这种方法在使用中，主要依据于一定的前提假定以及有关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来描述、解释或说明已观察到的事实，对有关现象将来会出现的情况做出预测。由实证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及其检验标准是客观事实。樊刚指出实证研究作为一种经济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从经济现象的分析、归纳中，概括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前提假设作为逻辑分析的起点，然后在这些基于现实得出的假设基础上进行逻辑演绎，推导出一系列结论，并逐步放松一些假设，使理论结论更加接近具体事实。”（注：樊刚：《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5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规范分析方法就是研究经济运行“应该是什么”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主要是依据于一定的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来探讨达到这种价值判断和社会目标的步骤。
现代西方经济学对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的划分是在19世纪的20年代，由新历史学派的施穆勒在反对正统经济学的利己主义理论，主张伦理学应当成为经济学主要问题的争论过程中提出的，主张用伦理学的方法来改造传统主流经济学。这样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在这一时期被划分开来。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是极其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的经济分析都不可能离开人的行为。在实证分析方法中，关于人的行为的社会认识就成了其分析暗含的基础，所谓完全的客观主义是不存在的。从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来看，“除少数经济学家主张经济学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纯实证分析以外，基本一致认为经济学既是实证的科学，又是规范的科学，因为提出什么问题来进行研究，采用什么方法来研究，突出强调那些因素，实际上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判断问题”（注：宋承先：《现代西方经济学》，23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厉以宁教授针对两者优劣的争论指出：“尽管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在许多场合是不可分的，即使二者往往结合在一起，但由于彼此的侧重点不同，所以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自然存在明显的区别。有些经济学家主要从事规范研究，有些主要从事实证研究，这本是正常现象，本无高低上下之分。”（注：厉以宁：《弦歌不绝，道德文章》，载《经济研究》，1997(9)。）陈岱孙教授针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界过分推崇实证方法的现象指出：“实证经济论者否定价值判断。但是否定不等于不存在。数理模型分析了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一种结果。但是这种结果是否符合现实实际，完全与价值判断无关吗？当然不是。”（注：《陈岱孙文集》（下卷），90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明，实证与规范分析是有机结合的，各有其长处，不可简单的推崇其中的一个。
五、数理模型分析方法
数理模型分析方法是指在经济分析过程中，运用数学符号和数字算式的推导来研究和表示经济过程和现象的研究方法。数理方法的引入的确使经济学的方法增添了新的内容，这种分析方法可以使经济过程和经济现象研究的表述较简洁清晰，其推理更加直观方便和精确，使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更加条理化、逻辑化和明了化。但是关于数理经济学的运用历来是有争论的。一种观点认为，数学只是一种说明工具，只能做事后的描述和说明。而且数理公式不过是一种逻辑演绎，通过单纯理论演绎得来的结论有时难以反映复杂的经济现实；另一种观点认为，数理方式是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标志，认为数理方法的运用不仅为经济学提供了研究的工具，而且通过数理的方法还可以发现规律，他们认为从经济学运用了数学以后所产生出来的变化就足以证明这一点，甚至认为数理方式的运用使经济学具有了科学的形式。保尔·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对数学分析的评价，马克思认为：“一种科学只有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完善的地步。”恩格斯认为“单靠数学演绎就确定一个论断为真理的事，这种情况几乎从来没有，或只是在非常简单的运算中才有。”（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661～6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而且列宁也指出：“数学公式本身什么也不能说明，它只能在过程的各个要素从理论上解释清楚以后对过程绘图说明”（注：《列宁文集》，中文版，第4卷，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关于这一点林毅夫强调认为：“数学工具的使用，其目的在于增强逻辑的严密性；计量方法的使用在于检验理论预期和经验事实的相关程度。这二者并非是现代经济学所特有的方法”（注：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的发展》，前言1～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茅于轼在强调数理方法的作用时也指出：“希望不要造成一种误解，以为数理方法研究经济学是唯一的方法。事实上，不借助于数学表达，仅仅依靠通常的逻辑方法也可以掌握经济学的意义。”（注：茅于轼：《经济学所用的思考方法》，载《读书》，1998(1)。）
从当前经济学的研究情况来看，数理方式已被引用到一些经济学的研究中，这标志着中国经济学的进步和方法论的创新。但是从我国经济实际来看，广泛应用数理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条件尚且没有完全建立，因为数理模型的应用，必须依赖于发达的统计事业及其统计所提供的真实经济数据。我国目前统计事业还不很发达，经济数据的真实性还较差，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数理研究方法的广泛运用。同时在经济学教育中，还存在着轻视数学的倾向，这些都急需改进和加强。但是在应用性研究中，数理研究方法的运用已经迈出了很大步伐，在经济学的各个领域都已经运用这种方法来科学地观察、分析和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我们认为经济学的研究离不开数学方式，但在应用中，要防止数学方法的滥用，防止不顾客观实际和具体社会关系而歪曲经济事实。正如茅于轼所说：“这一门主要在西方国家里发展起来的数理经济学并不是直接搬到我国来就可以应用的。社会制度不同，经济实践经验不同，人们考虑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不结合我国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必定是害多利少。”（注：茅于轼：《经济学所用的思考方法》，载《读书》，1998(1)。）
六、制度分析方法
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们就以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在制度不变的前提下来研究经济问题。在一定情况下，这种假定有利于经济学家对经济问题做深入的分析，但在许多情况下，人类经济行为远比传统经济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更为复杂。因此，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作为变量，把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引入了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建立了更为接近现实经济活动的方法论。他们将制度作为变量，并用正统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了结构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和社会文化分析法来研究经济问题，揭示制度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去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经济学方法论。
这种分析方法首先将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假定做了重新界定，其分析方法是建立在三个假定的基础之上：一是人类行为与制度具有内在的联系；二是人的有限理性。即环境是复杂的，人对环境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人不可能无所不知；三是人的机会主义倾向。即人具有随机应变、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追求。在这三个假定的基础之上来分析人类行为与制度的关系，说明了制度作为一种变量能够改变人们为其偏好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分析方法以强有力的证据向人们表明，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分析应该居于经济学的核心地位。说明有了制度的作用，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这些生产要素才得以充分地发挥作用，表明制度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无处不在。
总体来看，制度分析方法的特征主要有：(1)动态化特征。即用进化或演进的眼光来看待经济世界，这是制度分析方法的一个突出特征。这种情况开始于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凡勃仑，从他开始明确地将制度的分析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框架中。制度分析方法特别看中制度的演进，而且认为促进制度演进的真正动因是技术的变化或技术的能动性，同时还认为技术变化和经济政策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因此，这一研究方法说明，具体政策的制定必须建立在对技术及其变化的充分理解的基础之上。同时这一研究方法还说明，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是在制度演化过程中所形成的，因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制度演化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找问题形成的原因；(2)“非纯粹经济分析”的特征。西方正统经济学家虽然也承认非经济变量（政治和法律制度等）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但他们在方法上，为了进行纯粹经济分析的精确性和完整性，总是假定这些变量对经济过程不发生作用，假定制度是既定的。由于对经济活动作了这样的简化，因而他们所关心的经济行为是人们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去进行生产。但是制度分析方法始终坚持这样一种信念：社会经济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经济系统中一切事物之间都相互关系、相互依存，而且任何事物都是其他事物的原因。由于制度分析方法坚持这种信念，所以他们关注经济系统的整体，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既考虑那些“经济因素”，又考虑那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并把那些诸如法律、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经济因素纳入经济研究的内生变量中；(3)方法论的集体主义特征。从经济学的方法史来看，经济学对人类行为的分析有两种途径：一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源于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因而主张从个体人手把握人类经济行为；二是方法论的集体主义，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只能来源于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因而准确把握人类的经济行为必须坚持方法论的集体主义。正统经济学是以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而制度经济学则带有强烈的方法论集体主义色彩，他们关心的不是个人或某个企业的行为，而关心的是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结果或集体行动对个人选择的控制的约束。“因此，制度经济学家们倾向于避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并且戒绝在缺乏制度的体现而强调均衡、最优和纯粹市场的模型中进行解难研究。”（注：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文版，932页，北京，经济学科出版社，1996。）认为对制度这一集体行动的考察和描述才能最好地理解个人的经济行为；(4)具体化特征。制度经济学家使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及其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因而在研究方法上带有具体化的特点，着重研究微观经济制度，并更多地从现象上和形式上进行分析，较少进行内在矛盾的分析和考察。其理论核心总是围绕着制度的内涵和构成、制度变迁和创新、产权制度和国家理论这些具体的制度范畴。在制度的内涵与构成分析上，使用“制度安排”将制度内涵具体化，认为制度安排是约束特定经济行为和关系的一整套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包括正式约束、非正式约束和制度的实施机制。在制度变迁的研究中，具体涉及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分析。在产权制度的研究中，以具体的产权制度为典型，分析了产权制度的起源和功能，以及产权制度的演进。在产权制度的激励问题研究中，从具体的经济目标出发，去研究和探讨如何制定一种具体的制度和规则以保证行为主体进行创新活动。
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制度经济学家的独创，其实马克思就是一个大制度经济学家，他的生产关系分析其实质就是制度分析，与西方制度经济学家不同的是马克思从本质上来进行制度分析的，西方经济学家则是从现象上进行分析。由于西方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注重从现象和形式上进行制度分析，因而具有客观的实用性，所以它针对了当代外部性经济问题的解决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中国目前正处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由于新的经济体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旧的经济体制又没有完全退出。同时还由于一些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规则和制度不健全，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的问题。这些问题完全靠传统经济理论所提供的办法是难以解决的，因而制度分析方法在研究转型时期的经济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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