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科学的历史命运及其使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使命论文,命运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我国经济体制开始转向建立市场经济的今天，“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真理已在全社会得到承认，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正在恢复。与此同时，我国的科学文化也在日益繁荣，我国实行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制度，为了进一步适应和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1995年6 月又成立了中国工程院，并且也设立了院士制度，许多有突出贡献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科学家得到了应有的荣誉和待遇。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包括管理科学处境却显得尴尬，许多解放前就很有名望的社会科学家以及我国解放后培养的社会科学家没有得到相应的荣誉和待遇，受到冷落。这种境况，不利于社会科学家科研积极性的调动，还会导致社科人才的流失，从而严重制约我国的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认为，考察一下我们社会科学的历史命运、探讨一下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历史使命，对于唤起人们重视社会科学，很有意义。
一
在我国，社会科学近代从西方传入以后，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首先，社会科学在我国的根基还不够深厚。严格说来，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是近代以来，由新一代去过西洋和东洋的进步知识分子从欧美或从日本“转口”引进的，以前的中国盛行的是“四书”、“五经”、“子言”、“诗曰”等传统文化。大规模有组织地翻译引进西方系统性科学学科，是在19世纪60年代由清政府开办的“同文馆”开始的。这之后出现了大批翻译家。近代知识分子，甚至后期的洋务派也把译书与自强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国家欲自强，以多译书为本”〔1〕。 当时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科学文化经典著作，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更多的是自然科学书籍。当然，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但到了明清、近代落伍了，与此同时，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经济、科学和文化才超过了我国。另外，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人更善于抽象思维，善于把某一领域里的思想素材整理为一门系统的科学。很显然，西方的科学文化在发展国家经济、提高国民素质方面远优越于东方的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有其必然性和紧迫性。但是，由于中国人学习现代社会科学的历史较短，晚于东方的日本等国，所以近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在中国的根扎得还不够深，国人的社会科学平均素养还不够高。例如在一百多年前的19世纪中叶，现在在我们看来还深奥难懂的《资本论》，已在西方社会较为流行，诚如马克思自己说的：“《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报酬。”〔2〕而在中国，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了第一部由郭大力、王亚南合译的《资本论》全译本，真正大规模地出版、研究是在全国解放后，甚至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80年代才开始的。当然这与国民的社会科学素养不无关系。在西学输入的过程中，它还受到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甚至平民百姓的阻挠和抵制，受到“尊己卑人”心理的排斥和反对。封建统治阶级最怕资产阶级文化，因为它是自己的对立物；士大夫阶层和平民百姓由于几千年来受东方文化的熏陶，形成了固有审美观和价值观，新东西一时还难以接受。在以上这种心态的作用下，引进西方的社会科学（当然也包括自然科学），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被迫的，消极的。“师夷之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这种心理的写照。这也决定了近现代社会科学在引进时的消极性和曲折性。
其次，近现代以来，虽然不同程度地引进了西方的社会科学，但由于内忧外患不断，生存权难以保障，心平气和大规模地研究、引进、普及近现代社会科学还不可能。特别是西洋甚至东洋？“老师”经常打“学生”，经常使“学生”对“老师”的西洋文化产生抵触甚至仇视情绪。这也严重阻碍了中国人学习、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的进程。“华北之大容不下一张书桌”就是这种情况的典型写照。
第三，历代反动政府的文化专制政策，也严重遏制了社会科学在中国的繁荣。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中阶级、阶层和个人的利益问题的，这些问题极其敏感，研究、揭露这些社会问题的人士时常遭到反动政府的迫害，如清末的“戊戌六君子”，北洋军阀时期李大钊的遇难，国民党新军阀时期闻一多、李公朴的遇害等都是如此。
第四，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引进和学习现代社会科学有了较好的条件，例如1953年1 月中共中央为了大力普及和研究马列主义这一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决定成立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以有计划地、系统地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全部著作。该局在“文革”前就出版了几十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这些都是现代人类科学文化的精品，它们的出版，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一时期西方帝国主义的经济、文化封锁也严重妨碍了我国社会科学在广度上的发展。
在国内，与教育、文化等领域一样，狂澜般的10年“文革”，不但严重破坏了社会科学已取得的一些成就，更严重阻塞了我们向外国学习的有限渠道。10年间，极“左”路线横行，林彪“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外衣，颠倒是非、招摇撞骗，林彪在这期间就散布过《资本论》“过时论”，江青胡说过“社会主义主要是一种精神的东西”等谬论，阻塞了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经济规律等的科学探索，致使“个人崇拜”泛滥，政治运动不断，国民经济萧条，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那时的社会科学成了“政治”的代名词，而“政治”给人的突出印象就是整人。真正的社会科学被说成是“封资修”，社会科学的形象被严重损坏，这期间大批敢于坚持真理的社会科学家遭到迫害，许多人含冤去世。
这就是近现代社会科学在我国的历史命运，这也是社会科学在我国当代受到冷落的历史原因。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国务院于1977年成立了国家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特别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在社会科学理论界拨乱反正，为大批社会科学家和坚持真理的人平反昭雪。1978年10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我国社会科学的复苏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此，与全国各行各业一样，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普及走上了正轨。不过，真正彻底地扭转人们对社会科学的冷眼看法，治愈这种“历史后遗症”需要时间，更需要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关心。
二
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也是发达的，这就是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这一点，从他们文化生活的丰富程度以及社会生产、生活较高程度的有序性等方面就可以得到证明。可以说，一个国家其社会科学发达的程度、政府和社会对它的重视程度如何，反映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我们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很重视社会科学的作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本身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战略家，是伟大的社会科学家。他们之所以成为社会科学家，与他们重视社会科学在改造人、改造世界中的巨大作用是分不开的。如毛泽东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等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都足以使他成为这些方面的著名专家。也正是由于我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文明，在民主革命的各个时期才吸引了一大批优秀的社会科学知识分子， 例如作为党的领袖的毛泽东在1939年12月1日作出过《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 知识分子无疑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我国的社会科学理论界，近来不断有人出来为社会科学的处境鸣不平、撰文呼吁，许多人试图通过论证“社会科学也是生产力”来唤起人们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在此，对于社会科学能否转化为生产力的问题，暂不讨论。社会科学对于社会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政府决策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正如南帆研究员指出的那样：“文物的辨认、环境保护对策或者国家边界历史——诸如此类的学术题目将涉及重大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乃至国计民生。”〔3〕具体说来， 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也即它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科学可以用来指导先进政党、先进阶级进行革命和改革。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背后的发展规律的。人们掌握了它，就能发现问题，抓住解决问题的时机，从而解决问题，即通过革命或改革来解决社会全局或局部的社会变革问题。例如，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通过掌握马列主义这一当代最伟大的社会科学，研究了中国的国情，领导中国人民成功地完成了其他政治派别想完成而不能完成或不愿完成的推翻三座大山的宏伟大业，从而拯救了中华民族，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的生产力。进入80年代以后，还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列主义这一伟大社会科学原理，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原理，发现了意识形态里“左”的指导思想这一上层建筑和“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已严重制约了社会主义现阶段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巩固与发展，并且他们之间越来越不相适应以后，果断地在全国进行了由浅入深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毛泽东和邓小平分别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些理论既是革命和建设的产物，同时又极大地指导了革命和建设，并使革命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相结合的当代中国最伟大的社会科学理论，因为只有他们，才发现了中国存在的社会问题，并真正地解决了它。
2.社会科学是社会精神文明的主要理性内涵。我们知道，社会科学指的是研究各种社会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它主要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历史学、文艺学、伦理学、美学等；我们还知道，精神文明指的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主观世界得到了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了发展。精神文明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育、科学、文化、艺术、卫生、体育事业的发展规模与水平；另一方面是人们的思想、政治和道德的发展水平的提高。〔4〕由此可见， 社会科学是精神文明的主要理性内涵。社会科学越发达，人们的文化素养越高，这个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就越高。
3.社会科学能为全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文化后盾。我们知道，社会科学属于精神范畴，而精神对物质又具有一定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也即是社会科学对生产力发展的促进功能或作用，这种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能为社会的生产秩序、生活秩序的有序、协调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使社会关系得以理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更大的发挥；其次，物质产品的质量代表一个民族的素质。人们的文化修养、艺术修养提高了，人们的情趣提高了，物质产品的设计、制作在质量、款式、花样上就会得到改进；第三，社会科学中的很大一部分，即四分之一比重的经济科学〔5〕， 就是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现代经济学更注意生产力本身的研究。因此，经济科学发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协调了，生产的各个环节衔接科学了，消费市场调查搞好了，社会生产就不会出现混乱，不会造成浪费，而是协调快速地发展。毛泽东在革命和建设时期也很重视经济科学的研究和学习，例如他不止一次地读过《资本论》〔6〕，他研究过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总结苏联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之后，写下了《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等具有丰富经济科学思想的论著，并提出了著名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论断，指出“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这些方面来看，社会科学的确为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4.社会科学还能为政府的内政、外交等大政方针决策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革命导师列宁非常重视这一点，他多次发出指示和命令，严格规定，没有“专家的结论，没有他们的经常参加，不得实施任何一项重大措施”。〔7〕在发达国家里， 政府首脑均有自己各方面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智囊机构和专家队伍用以咨询。在美国，政府的内政外交决策，均以有关专家的论证为前提，否则，视为非法，使决策科学化走上了法制化轨道。我国在这方面也已开始起步，如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部门均成立了政策研究机构，避免了以前个人独断造成的种种失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历次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出台，均是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亲自指导下，汇集专家学者集体智慧的结果。正如汝信所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南海的决策高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许多重大决策，已经都有社会科学专家的参与，他们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智囊”角色〔8〕。真正的科学理论不只是政策的注脚，而应是制定政策的根据。
在外交方面，国际形势变化万端，各国的政治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经济情况、经济形势、自然地理各异，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外交手段，靠一两个人作出决策并使之科学化是没有保障的，没有一支庞大的这方面的国际问题专家队伍及其科研成果作后盾也是不可能的。同样这些国际问题几乎也属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围。
5.社会科学在某一特定时期，其作用远远大于自然科学；在客观上，社会科学应处在指导地位。在革命和改革时期，社会科学的历史使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些时期或者民族处在危亡关头，或者是社会问题特别集中，这就需要发挥人的积极因素，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会导致亡国或者是社会动乱。中国近现代史和目前的改革开放就能说明这一点。在中国近代史上，“科学救国论”曾风靡一时，但随着甲午海战的失败，这一论调也烟消云散。这说明，人的素质不改变，再先进的设备也没有用。当年的有识之士孙中山、鲁迅、郭沫若等，由于后来清醒地看到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国人的思想落后，精神颓废，看到了“科学救国”不适合中国国情后，毅然放弃了医学等自然科学的学习和研究，转而向西方寻求治国方略，从事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从而成为伟大的革命家和社会科学家，他们无疑在唤醒中华民族的觉悟、抨击丑恶现象、推翻封建王朝以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等方面做出了自然科学家无法比拟的贡献。目前处在改革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的任务也相当繁重，其使命也相当重要。目前存在的社会问题不解决，人的素质不提高，改革开放同样也不会成功。例如普遍存在的设备只引进不消化、只引进不吸收，甚至引进之后遗弃报废现象，就有人的素质、体制问题了。现在存在的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问题、企业负盈不负亏问题也是目前社会问题的集中体现，犯罪、腐败更是直接的社会问题。以上这些社会问题如不解决好，改革开放搞好就是一句空话，再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也难以发挥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当然还得需要社会科学家的努力，找出其存在的原因，提出治理的对策。就是在我国新旧政治、经济体制转轨换型完成之后，社会走上有序之后，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还是存在的，因为社会是不断发展的，人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要想使我们的社会长治久安、健康发展，就永远离不开社会科学。
总之，我们的结论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二者在社会发展中缺一不可，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科学是灵魂，自然科学是内容，很难说谁不重要，只有两者兼顾、同步发展，社会才能健康、协调、有序地运行。
注释：
〔1〕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列》。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页。
〔3 〕南帆：《90 年代的“学院派”批判》， 《天津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4〕高清海主编：《精神文明辞典》，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50页。
〔5〕尹玉吉：《关于建立经济科学经济学的构思》， 《理论探讨》1990年第1期。
〔6〕参见孙向忠：《毛泽东读过〈资本论〉吗？》， 《党史文汇》1993年第11期。
〔7〕《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10—111页。
〔8〕林汉川：《社会科学功不可没》，《半月谈》1994年第10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