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演化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与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学论文,理论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汉密尔顿(W.Hamilton)在1918年美国经济学协会第31届年会提出“经济理论的制度分析方法”，经济学家的研究至今已近百年。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对制度研究的热情以及采用的分析方法，存在明显差异。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制度经济学”通常被视为比新古典经济学更“科学”和更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其间有大量的制度研究论文在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获得如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和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等机构的科研资助，众多制度主义学者在美国一流大学获得教席，并担任美国经济学协会主席等，制度经济学一度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 但是，二战后制度经济学遭遇强烈挑战，被迅速逐出主流经济学阵营，成为非正统经济学，其原因主要有三个。(1)凯恩斯经济学所倡导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政府干预手段，迅速取代了制度主义者提倡的“社会控制”手段。宏观计量模型的运用使前者能够从事比制度经济学更为严谨的经验研究。②(2)新古典经济学的自身发展弥补了原先的缺陷，如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外部性等原先制度主义讨论的问题，都能够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得到较好解释。(3)逻辑实证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使得科学哲学观发生了变化，制度主义者坚持的实用主义科学哲学观不再流行。心理学也从原先本能心理学转向行为主义和操作主义，促使旧制度学派的心理学基础迅速瓦解。尤其是弗里德曼为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所作的工具主义辩护，导致原先制度主义者面向现实世界的实在论(realism)变得不合时宜，理论的有效性不再依赖基本假设的现实性，而是取决于预测或推导的准确性。这为大量远离现实的数学建模提供了方法论支撑，推动新古典经济学形式化的快速发展。 此后30多年，制度通常被主流经济学视为“中性”的或者外生给定的而不予考虑，新古典经济学迅速成为主流研究范式。尽管科斯早已完成《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这两篇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但是，制度研究热潮的复兴却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事情。③不同于旧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实质性颠覆，新制度经济学总体上遵循后者的均衡分析范式，制度选择或制度比较成为新制度经济学早期的重要研究主题。制度选择作为参与者之间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博弈过程的产物，博弈论成为制度分析的主流范式。④
图1 1980-2013年演化经济学论文中制度研究的比重 资料来源：Econlit数据库1980-2013年。 在纳尔逊(R.R.Nelson)和温特(S.G.Winter)的推动下，过去30年的演化经济学亦发展迅猛。⑤尤其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由于过分追求形式化而导致理论假设和推测都远离现实，主流经济学的均衡分析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挑战，基于复杂系统的演化分析日益被重视。一些经济学家也从新古典均衡分析转向“趋向均衡”或“断点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分析，进而转向演化分析。⑥经济学有关演化分析的研究日益增多，演化经济学也从早先新熊彼特主义强调的技术创新和扩散，转向对制度生成和演变的分析，更加重视技术与制度共同演化的分析。⑦席尔瓦(S.T.Silva)和特谢拉(A.C.Teixeira)对1969-2005年Econlit数据库的文献计量学研究发现，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发表的众多论文中，制度研究占9.5%。⑧但是如图1所示，我们统计1980-2013年文献时发现，自2000年以来，演化经济学中有关制度研究的比重远超过30%。制度演化分析的势头较困境中的新制度经济学有后来居上之势。 国外制度演化的理论研究进展主要集中在五个方向。一是遵循并拓展综合达尔文主义(Generalized Darwinism)对“变异、选择和保留”的分析机制，强调制度演化过程中参与者认知和能动性的作用，从参与者间互动学习的视角，考察作为共同知识的制度生成和演变。⑨二是将新熊彼特主义与凡勃仑主义结合，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观点，考察技术与制度的共同演化。许多研究强调，将技术创新过程呈现的如非线性、互动、涌现(emergence)和系统内嵌系统(systems within systems)作为复杂系统的特征。⑩技术创新活动的基本范畴也从企业或组织内部，延伸到企业间的创新网络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和国家创新体系，技术创新受到制度的系统性影响，技术与制度通过影响参与主体的适应度形成共同演化的复杂关系。(11)三是考察个体偏好与制度的内生互动，制度互补性和不同类型制度间(如正式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嵌套与协同演化，以及从基因和文化协同演化的视角，研究社会制度变迁。(12)四是如法国调节学派，以马克思经济学为基础，将制度视为联结宏观和微观的中间层级，运用调节方式、结构形式和积累体制等概念，探索制度演化过程中多层级的协调过程和制度多样性，揭示制度形式变化与经济危机的内在关联。(13)五是运用数理模型描述和刻画制度生成及演变，包括通过演化博弈模型和各种演化算法，描述制度的选择和扩散，以及运用多主体仿真，描述制度如何由异质性个体间互动而生成及演变(14)等。 国内学者的研究更多是对国外理论研究的追踪，具有开创性的理论综合研究还较匮乏。为了克服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化，以及经验研究难以操作的困境，贾根良将演化经济学视为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强调必须对理论进行综合和创新。(15)在方法论方面，杨虎涛和张洪恺阐述了结构化理论、批判实在论、凡勃伦制度主义、奥地利传统的互动主义以及基于现代系统论的系统主义，对个体主义方法论和集体主义方法论的超越。(16)黄凯南尝试突破演化博弈分析的局限，运用主观博弈论来研究制度的生成和演变。(17)范如国在复杂系统理论的视角下，通过引入网络结构、动态演化、仿真模拟等测度手段和分析技术，对制度演化进行研究。(18) 尽管制度演化分析日益增多，但正如多利莫尔(D.E.Dollimore)和霍奇逊(G.M.Hodgson)指出的，各种研究较为零散和碎片化，还缺乏统一的研究范式。(19)在复兴旧制度学派某些重要思想的同时，如何避免陷入旧制度学派理论建构的不足，是当前制度演化理论研究面临的重要挑战。本文尝试推动制度演化理论的发展，构建多层级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分析机制。这需要对碎片化的核心概念如习惯、惯例、制度、复制者和互动者装置等，在系统思维的框架下进行再定义，将它们有机地链接为大系统内部不同层级且具不同功能的不同环节配置，寻找其内部矛盾运行及转化或破裂的动力机制，以促进制度演化经济学一般理论框架的建构。本文叙述过程如下：(1)结合演化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心理学、认知科学、演化发育生物学等多学科的理论进展，重新界定制度演化分析的一些核心概念，减少它们在理解和使用上的模糊和混乱，为形成统一的科学研究范式提供必要的起点。(2)结合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博弈学理论和制度经济学等研究进展，探讨制度演化应遵循的“个体与制度互动主义的方法论”。(3)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一个多层级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简要模型，为制度演化分析提供较为基础、便于理解和操作的基本分析机制。 二、核心概念再考察 (一)习惯、惯例和制度 习惯、惯例和制度是演化经济学的经典概念和基本分析单元，这里基于心理学、认知科学和组织科学等相关研究成果，重新考察三者的定义。 1.习惯(habit) 习惯是演化经济学微观分析的起点。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习惯一度曾被界定为在特定刺激或暗示下产生的重复性行为。(20)随着行为主义心理学的衰弱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个体内在的心理认知过程对行为的影响受到重视，“习惯”成为认知科学研究的重点。(21)习惯的形成涉及大脑活动的重新分配，它使得神经联结从前额皮质(prefrontal cortex)转向小脑(cerebellum)和基底神经节(basal ganglia)。(22)一个完整的习惯回路(habit loop)包含启动习惯的暗示、导向特定行为的程序以及相应结果的报酬；一旦行为被习惯化，由于启动自动模式，大脑的心智活动会减少，大脑将变得更加有效率，并节约认知资源。(23)尼尔(D.T.Neal)等指出，习惯不再被认为是一种重复性的行为，而是产生重复性行为的原因或机制，是一种心理倾向(disposition)或者个体内在的反应机制。(24)根据特纳(S.F.Turner)等的研究，作为内在反应机制的习惯并不排除有意识的思考，依据环境的变化程度和主体的意识程度，可以细分四种类型的习惯。(25) 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将“习惯”再定义为，在特定刺激和暗示下，一种能够自动产生重复行为的个体内在反应机制。重复性的行为既包括显性可观察的行为活动，也包括隐性不可观察的认知和心理活动。习惯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习惯是个体对重复场景一种适应性的反应机制，包含着如何应对相应场景或环境的知识，具有相对的稳定性。(2)在时间顺序上，本能先于习惯，习惯先于理性。理性选择并非人类的行为起点，理性行为所凭借的推理和信念依赖于思维习惯(habits of thought)。(26)(3)与先天给定的本能不同，习惯会发生变化。习惯的演化速度和方向取决于自身对所处环境的适应度(fitness)，以及环境的选择压力。 2.惯例(routine) 纳尔逊和温特一个重要的开创性贡献，就是将“惯例”引入组织和经济的演化分析中。惯例在早期被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或操作程序。后来的大量研究将惯例视为组织或群体内部一种周期性重复出现的互动模式(recurrent interaction pattern)。(27)近年来，随着组织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反对将惯例简单地视为行为互动模式，主张将惯例视为一种组织倾向(dispositions)，或者一种储存组织行为能力(behavioral capacities)的装置(包括各种知识和记忆)，它在某种暗示或刺激下，能够产生周期性重现的互动模式。(28)“惯例”可被明确地定义为，它是组织内部成员共同遵循的一种反应规则，能在环境的激发下产生重复性的互动模式，具有以下一些特征。(1)惯例是组织或群体层面的反应规则，一种协调组织内部成员间互动的规则，包含组织对环境适应的知识，具有一定的惯性和稳定性。(29)(2)惯例通常为自动实施，不需要深思熟虑，能够节约组织内部成员的认知资源。(3)与其他正式、标准化或通用的规则相比，惯例的形成和实施更具有场景依赖性和专用性，它往往为储存于组织内部的默会知识。(4)惯例的形成和演变是一个多层级和多主体的互动过程，既包括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也包括组织内部成员间的互动，惯例的变化内生于组织的学习过程中。 3.制度(institution) 有关制度的定义众多，尚未形成广泛的共识。制度通常被视为博弈规则或者博弈的均衡结果。一些学者也将制度视为博弈的参与者。(30)诺斯区分了制度和组织：组织是博弈的参与者；制度是博弈规则。(31)霍奇逊则不然，认为所有组织都是制度，但是制度并不一定是组织，组织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它还包含其他特定条件。为了调和制度的博弈规则观和博弈均衡观，格雷夫(A.Greif)等将制度定义为由规则、信念、习俗和组织等组成的系统，它形成有规律的社会行为。(32)综合现有研究，这里尝试描述一个更为广义的制度概念。“制度”可被定义为，在参与者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用来协调、组织、约束和塑造参与者之间互动方式的规则系统，包含以下几个层面的规则。(1)共同遵循的行为规则，它刻画参与者之间的行为均衡。(2)信念层面的规则，即共享信念(shared belief)。(33)当存在多种可能的互动结果时，它描述了参与者之间有关达至某一具体结果的共同信念，为参与者之间信念或预期的均衡。(3)价值层面的规则，为参与者之间共享的价值观，即对行动意义的共同评判标准，通常塑造了参与者的行为动机。(4)认知层面的规则，即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规则或共享心智模式(shared mental model)。(34)这是参与者之间认知层面的均衡，使得参与者能够运用相同的心智模式，感知和解释所处的互动场景。 4.三者的关系 习惯与惯例的主要区别是：习惯呈现个人的行为模式；惯例呈现组织成员间的互动模式。习惯被视为惯例的微观基础，它们的相互联结(interlinking)构成惯例。(35)制度是一个比惯例更为广义的概念，包含基于显性知识的正式规则和基于默会知识的非正式规则；惯例通常属于非正式规则部分。二者的区分并不严格。随着正式规则的重复实施，它可能会成为组织惯例。组织惯例进一步标准化和编码化，能够成为正式规则。正式制度的变化会导致惯例的变化。制度、惯例和习惯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个体习惯通过影响个体行为进而影响制度的生成和演变，制度会塑造和影响个体的习惯和偏好。制度一旦成为惯例，甚至内化为所有参与者的个人习惯，参与者便自觉地成为制度的遵循者，致使制度更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 (二)复制者和互动者 类似生物演化对“基因型”(genotype)和“表现型”(phenotype)的区分，在经济演化的装置中，区分“复制者”和“互动者”利于更清晰地理解演化过程中互动主体的显性行为，以及影响、塑造和协调其行为的内在机制。(36) 1.复制者(replicator) “复制”(replication)是指原制品产生复制品的过程，二者存在以下关系。(1)因果关系，原制品必须是复制品产生的原因。(2)相似性，复制品必须在某些方面与原制品相似。(3)信息或知识的传递性或继承性，来自原制品的信息或知识使复制品具有原制品的相似性。(37)(4)有条件的生成机制或程序。霍奇逊和努森(T.Knudsen)认为，复杂系统演化的显著特征是存在能够产生更多复杂性的复制者，称其为“生产性的复制者”(generative replicators)，它们在外界信号的作用下，能够被激活并产生相应的行为反应。(38)在复杂系统演化中，“复制者”装置是实施复制过程的内在因子，该过程包含上述四个特征——因果关系、相似性、信息或知识的传递性以及有条件的生成机制。在生物演化中，基因可以被视为复制者。但在经济演化中，哪些单元可以被视为“复制者”还存在争议。(39)在社会经济系统中，复制者具有以下特征。(1)一种信息或知识装置，包含着解决经济系统演化中某种特定问题的知识。(2)一种行为生成的内在机制，类似于一种指令或程序，接受外界信号后，能够产生特定的行为反应。(3)它必须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复制者的变化是经济演化的重要动力来源，但这种变化必须是相对缓慢的，否则，复制者所蕴藏的信息或知识的价值就很低。(4)它必须具有一定的复制精确性。上述习惯、惯例和制度符合“复制者”的定义和特征，这里将它们视为经济演化中的“复制者”。 2.互动者(interactor) 复制者不直接与环境互动，它们需要通过某种载体与环境互动，这就是互动者装置。在经济演化过程中，所有显性的行为互动都是通过互动者来实施的。“互动者”可以被定义为一种主体(agent)，一个连贯的整体(a cohesive whole)。它们与环境的直接互动可能会直接影响复制者装置对该环境的适应度。(40)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互动者存在于多个不同层级中。个体、企业、产业和国家可依次被视为从低到高不同层级的互动者。不仅在同一层级的互动者之间存在互动关系，不同层级的互动者之间也可能存在互动关系。 3.两者的关系 复制者装置和互动者装置存在以下互动关系。(1)二者相互依存，所有复制者都必须通过相应的互动者才能够与环境互动，所有互动者在与环境互动过程中都受到复制者的支配。(2)复制者规定了互动者行为的可能性，而具体行为的产生则是互动者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复制者是产生互动者行为的重要内在因素。(3)互动者的显性特征受到作为内因的复制者和作为外因的环境之双重影响。互动者显性特征的优劣，又会直接影响复制者适应度的高低。复制者通过互动者与环境互动，环境通过对互动者显性特征的选择，影响复制者的复制过程，从而影响复制者的适应度。 (三)演化和增长 显然，并非所有变化都能被视为“演化”。清晰阐释“演化”范畴的含义是科学界定演化经济学学科边界的前提。在最近兴起的演化发育生物学(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的启发下，(41)本文区分了“演化”和“增长”，并考察两者的关系。这有助于更加准确地把握经济演化的本质。 1.演化(evolution) 在生物演化中，演化被定义为生物种群中遗传特性世代相传的变化。但是在经济演化中，由于长期未形成统一的研究范式，有关演化的定义也较为模糊。(42)霍奇逊和努森尝试归纳演化经济学各种流派的四个基本共识。第一个共识是，“演化经济学认为世界是变化的，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数量上或参数上的变化，它还涉及技术、组织和经济结构等质的变化”。(43)大多数演化经济学家都将演化等同于质的变化。但是，经济活动中的“质”具体指什么，“质”的变化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这些关键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答。 据上所述，环境的选择力量直接作用于互动者，互动者的收益影响复制者的适应度，选择的最终作用目标则是复制者。经济活动主要通过互动者的活动来展现，而决定互动者活动内在本质的是复制者。在经济演化中，复制者的变化就是质的变化。因此，“演化”可以被界定为经济系统中复制者两个层面的变化。(1)复制者自身的变化，主要源自创新。(2)经济系统中复制者分布比重的变化，即复制者的结构变化，主要源自复制者的复制过程或选择过程。在个体层面，只有个体自身习惯(包括行为习惯、学习习惯和思考习惯等)发生变化，才能够称为演化。在群体层面，只有制度(包括组织惯例、习俗、规范、共享信念和各种正式规则等)及其分布的变化，才可以被称为演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系统的演化本质上就是指制度的演化。这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也是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五种基本社会经济形态的演进，就是以社会经济制度的质变为依据的；在每个基本社会经济形态各自的发展中，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并存格局的结构变化，则构成了某一基本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同阶段。如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发展，便是由垄断资本不占支配地位到占据支配地位的变化决定的。 2.增长(growth) 互动者显性特征的变化有一部分源自复制者的变化，还有一部分源自互动者与环境互动的变化。前一部分表现为质的变化，后一部分表现为量的变化。在经济演化中，“增长”可被定义为，在复制者不变的情况下，互动者显性特征的量变(量的增减)。例如，个体在习惯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收入、投资和消费等量的显性特征变化；企业在内部各种惯例及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利润、市场份额等显性特征的变化；整个经济系统在制度及其结构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GDP及其增长率、投资、消费、进出口等量的显性特征变化。总之，习惯、惯例和制度等复制者及其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人们观察到的互动主体显性特征的变化是其自身量的增长，而非社会经济系统演化的结果。 3.两者的关系 在经济演化中，演化与增长存在以下互动关系。(1)演化通过产生新的习惯、惯例、制度或者改变制度结构，规范、协调并塑造互动者显性特征的增长。增长是在既定制度背景下的变化，制度背景规定了增长的潜力和可能性范围。从这个角度讲，制度是制约增长的根本原因。(2)演化和增长在经济系统的不同层级中都可能发生，由于量变易于发生，增长的层级往往可能高于演化的层级。(3)两者相互转换的关系，启示我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规律时，尤其要注重事物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保持其质的量的界限，即对“度”的研究。演化会影响增长，增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会影响演化，这是量变累积成质变的过程。当互动者显性特征的增长到达某个阈值时，会影响原有复制者的适应度，从而促使复制者演化。 三、方法论：个体与制度的互动 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中，长期存在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方法论的争论和冲突。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基本遵循新古典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假设个体偏好外生给定，从个体理性选择或博弈的视角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并不考虑制度本身对个体偏好、信念、动机和习惯等内在心理因素的影响，制度仅仅构成个体行为选择的外在激励和约束。相反，一些旧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则遵循整体主义方法论，将个体视为制度的产物，主要考察制度对个体的塑造、控制和影响，主张直接从高于个体的群体或制度层面解释社会经济活动。霍奇逊认为，前一种方法论侧重考察从个体到制度的“向上因果关系”(upward causation)，后一种方法论则考察从制度到个体的“向下因果关系”。(44)二者都是还原主义的分析方法，将社会经济系统的复杂性还原为某种单一的层面或本体，不能准确理解个体与制度的关系。在社会经济系统中，个体与制度是共生的互动关系，二者构成了经济研究的二重本体，既不存在没有个体能动性的制度，也不存在独立于制度外的个体，而是“向上因果关系”和“向下因果关系”的交互作用。个体能够通过自身的能动性和目的性行为，推动制度的演化；制度也能够通过塑造个体的偏好和习惯等，影响个体的习惯和行为。这种个体与制度互动主义的方法论，并不背离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的核心思想。马克思既强调人在实践活动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又强调个人“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在马克思看来，个体总是以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互动群体而“自在”地存在，本文前述意义上的制度及其变化，对不同社会群体实践活动由“自在”向“自为”的演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6)研究这一演变过程的细节，需要大力借鉴所谓“异端经济学”方法论的合理内核。(47) (一)个体对制度的影响 个体对制度的影响体现了个体在制度生成和演变过程中的能动性。 1.个体策略性行为对制度的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和制度博弈的众多分析，都揭示了个体如何通过策略性行为，影响制度的生成和变迁。制度是个体之间博弈的均衡结果，只有当个体为建立和运行新制度所付出的成本小于收益时，新制度才可能被建立。但在许多情况下，制度是一项公共物品，即便存在改进的空间，并且个体在新制度中的收益大于成本，但因存在大量“搭便车”行为，集体行动也可能陷入困境，有效率的制度将难以建立，无效率的制度可能长期存在。 2.个体学习行为对制度的影响 个体学习行为对制度的影响包括两个方面。(1)当博弈存在多重均衡时，参与者在给定博弈规则下通过学习更好的策略，达至有关博弈如何进行的均衡态，这种共同信念也是一种制度。这是博弈规则下的学习(learning in games)，(48)集中在制度的演化博弈分析和学习博弈分析中，注重不同类型的学习行为对制度收敛及其速度产生的影响。(2)个体对博弈规则的学习(learning games)。(49)一旦弱化博弈规则为外生给定之共同知识的假设，就需考察参与者依各自对博弈场景的认知差异，并基于各自的主观博弈规则进行的互动，随着互动的展开，参与者通过不断学习，更新自身的主观博弈模式。当参与者之间收敛到同一个博弈规则时，便形成了共同的主观博弈规则，此为博弈规则的制度内生过程。研究集中在主观博弈理论(subjective games)和归纳博弈理论(inductive games)。(50)不同的学习行为或规则，对主观博弈规则的收敛及其速度会产生系统性的影响。 3.个体偏好异质性对制度的影响 不同类型的偏好会塑造参与者不同的行为动机。例如，利己偏好促使参与者只关注行动结果给自身带来的效用；而道德、公平、正义和利他等社会性偏好，促使参与者关注行动本身的价值及其合理性等，参与者的行为动机通常表现出服从某一种道德标准或社会价值。(51)在制度生成过程中，尤其当制度为一种公共物品时，参与者群体中不同偏好类型的初始分布，会对制度生成产生重要影响。(52) 4.个体习惯对制度的影响 在许多情况下，个体的偏好、学习行为和策略性行为都内嵌于个体习惯中，个体的习惯影响制度的生成和演变。一旦遵循的制度内化为个人习惯，制度便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反之则反。 (二)制度对个体的影响 制度对个体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制度对个体的外在激励和约束，以及对其内在的偏好、认知和习惯等的影响和塑造。 1.制度对个体的外在激励和约束的影响 制度通过界定个体行动的成本和收益，构成对个体行为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制度因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矫正由于外部性引起的无效激励。在这个意义上，制度类似于一种由个体间协商形成的定价机制，界定行动的成本与收益。 2.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塑造和影响 大量有关内生性偏好的实证研究表明，制度影响并塑造个体的偏好。(1)社会政治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塑造和影响。如实证研究显示，德国重新统一后10年，东德人比西德人更偏好社会再分配和国家干预；(53)在分裂的朝鲜半岛，朝鲜人比韩国人更偏向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案。(54)(2)社会文化制度对个体偏好的塑造和影响。如对五大洲12个国家的15个小规模社会的“最后通牒博弈”实验表明，各个社会文化中个体对公平偏好存在显著差异。(55)(3)制度对社会性偏好的影响。鲍尔斯(S.Bowles)指出，一些显性、外在的激励机制在激励利己偏好的同时，可能会损害社会性偏好，造成挤出效应(crowding out)，进而在总体上降低公共物品的自愿供给水平。(56)一些显性的经济激励也可能与社会性偏好是互补的，甚至会强化社会性偏好，形成挤入效应(crowding in)。显性激励影响偏好通过四种机制：提供有关激励实施者的信息，塑造决策场景，缓解外在控制对个体自主性的损害，以及对个体搜寻新偏好过程的影响等。(57) 3.制度对个体认知模式的塑造和影响 近年来，经济学家对制度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制度具有重要的认知功能，能够塑造参与者之间对互动场景的共同认知模式或共享心智模式，帮助个体有效地节约认知资源，以适应当今知识增长日益快速的社会环境。(58)制度在浓缩信息和塑造认知方面的两个重要功能，集中表现为制度对个体学习规则或学习过程的系统性影响。 4.制度对个体习惯的影响 例如，制度通过影响个体行动的收益，影响某种行动的重复频数，进而影响行为习惯的产生。制度通过影响个体的偏好或动机，影响个体面对某种场景形成较为稳定的心理倾向，进而构成个体习惯。制度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模式和思维习惯，以及个体搜寻新习惯的学习方式，进而影响个体习惯的生成和演变。 四、多层级和多主体共同演化的分析机制 制度是由个体间互动形成的规则系统，又是高于个体层级的互动者(如组织)所携带复制者的合成。制度的生成和演化在个体间和组织间这两个层级的互动中展开，习惯和制度往往处于共同演化中。习惯的演化会改变制度的适应度，制度演化也会影响习惯的适应度，制度演化通常伴随着个体习惯的演化。制度演化是多层级和多主体的共同演化过程，马克思是以此进行制度分析的集大成者。马克思的制度分析不仅具有系统发生下社会历史制度演化的宏观层级分析，如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的互动，也有个体层级的演化微观基础及其动力机制分析，(59)如以单位经济组织生产的技术方式及其劳动方式为中介，构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微观基础。资本主义是由复杂的制度结构组成的，这些制度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多层级、多维度的复杂系统。(60)其中，单个企业对“超额利润”的追求是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微观动力基础。它取决于现实生产中技术进步的方式及节奏，资本与雇佣劳动对立结构对技术进步的适应度，企业之间的竞争方式，以及受国家干预制约的国内外竞争环境。部门内的自由竞争将差异化企业生产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为社会的市场价值；部门间的自由竞争又形成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并将各部门商品的市场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两类不同层级的竞争并行、交叉地发展，企业孜孜不息追求的超额利润是其低于社会成本的个别价值与社会平均的生产价格之差。这种追求不断地推动科技创新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又反过来致使全社会的平均利润率有趋于下降的趋势，成为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障碍，凸显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与其实现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对抗性。马克思的制度分析在多层级和多主体(个体、阶级和利益集团等)的时空中展开，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平稳增长和周期震荡交替发生的内在矛盾及机制。这些丰富的精神遗产还有待制度演化经济学的深入开拓和汲取。这里从共同演化的视角，将复制者动态模型从单一层级拓展到多层级，尝试构建一个简化的、多层级和多主体的共同演化模型。(61)作为基础模型，研究者可以根据需要在此模型上进行拓展。 (一)基本假设 为了简化分析，假设经济系统存在三个层级的互动者：个体、企业和产业。每个层级存在两种类型的复制者：个体层级包括习惯H1和H2；企业层级包括惯例R1和R2(它们也是制度)；产业层级包括制度I1和I2。个体和个体之间的互动形成企业，企业和企业的互动形成产业，产业和产业的互动构成一个经济系统。一个经济体是由个体、企业和产业三个层级构成的复杂系统。 假设企业内部的个体只能与本企业内部的个体互动，不与其他企业内部的个体直接互动；产业内部的企业也只能与本产业内部的企业互动，不与其他产业内部的企业直接互动(见图2)。这个假设表明，某一层级的互动者只能通过更高一层的互动者，与其他不属于本层级的互动者间接互动。由于习惯、惯例和制度之间存在共同演化关系，个体习惯H的适应度既受到本层级个体间互动的影响，也受到来自上一层级惯例R的影响；而个体习惯H的平均适应度也会影响上一层级R的适应度。同理，企业惯例R的适应度受到本层级企业间互动的影响，以及下层级个体习惯H的平均适应度和高层级制度I的影响；产业层级制度I的适应度既受到本层级产业间互动的影响，也受低一层级企业惯例R平均适应度的影响。再假设，高一层级复制者的适应度等于其低一层级复制者的平均适应度。 (二)习惯、惯例与制度的共同演化模型 从图2可知，在个体层面的结构上，存在四种情况的习惯演化：I1R1中的H1和H2的份额变化，I1R2中的H1和H2的份额变化，I2R1中的H1和H2的份额变化，I2R2中的H1和H2的份额变化。IiRj中的Hk的复制者动态模型描述为：
图2 多层级和多主体的经济系统
(三)制度特征值的演变 制度演化过程中通常伴随着制度多样性的增减。创新是制度多样性的生成机制，是制度演化的源动力；选择则是制度多样性减弱的机制。它通过某种标准来判断各种制度的适应度，选择适应度高的制度，淘汰适应度低的制度，是制度扩散的重要驱动力。制度演变存在两种重要的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和选择机制。这对于唯物史观研究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或有方法论的借鉴意义。
五、结束语 本文通过研究制度演化理论的核心概念、方法论和分析机制，尝试推动制度演化经济学一般性理论框架的建构。尚有诸多理论细节待深入研究。(1)在微观方面，需深入考察习惯和制度共同演化的微观行为机制，以及复制者适应度与互动者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2)在宏观方面，需着重考察技术创新和扩散对制度演化和增长的系统性影响。(3)在建模方面，需构建更为复杂的制度演化模型，各种参数和初始值的校准及设定必须充分考虑历史因素，制度演化分析需要吸收和拓展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4)在实证研究方面，寻找习惯、惯例和制度合适的工具变量或代理变量，综合运用行为实验、计量和仿真模拟的方法。 当前，中国正在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具体制度的改革是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的重要驱动力。制度演化理论能为此提供一些重要的理论启示。(1)制度(Institution)是经济系统中重要的“型”和“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本质上是制度的变革和演进，而非仅仅量的扩张(无演化的增长)。(2)产业转型升级的微观行为主体首先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型”并非其各自显性的决策行为，而是支配其决策的行为习惯和思维习惯。作为经济体转型升级的微观驱动力，企业家习惯的演化将促使企业内部成员习惯、组织惯例和治理结构的演化，而企业间的互动学习将使有更高适应度的惯例、制度得以扩散，由此推及产业间以及企业间同产业间的互动。这意味着，必须从多主体和多层级制度演化的视角，理解经济系统的转型升级。政府的相关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必须充分考虑这种复杂性，并给转型升级留有适当的演化时间。(3)可见，制度演化比技术演化更加复杂，更具有路径依赖和路径锁定效应，必须更加重视制度改革，以避免陷入后发劣势。 ①M.Rutherford,The Institutionalist Move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s,1918-1947:Science and Social Contro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50. ②M.Rutherford and D.Tyler,"The Institutionalist Reaction to Keynesian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vol.30,no.1,2008,pp.29-48. ③P.L.Joskow,"Introduction to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A Report Card," in Eric Brousseau and Jean-Michel Glachant,eds.,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p.108. ④K.Binmore,"Game Theory and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vol.38,no.3,2010,pp.245-252. ⑤R.R.Nelson and S.G.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Cambridge MA: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p.7-25. ⑥G.Hodgson,Conceptualizing Capitalism:Institutions,Evolution,Fut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5,pp.89-93. ⑦M.Dias,E.Pedrozo and T.Silva,"The Innovation Process as a Complex Structure with Multilevel Rules,"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vol.24,2014,pp.1067-1084. ⑧S.T.Silva and A.C.Teixeira,"On the Divergence of Evolutionary Research Paths in the Past 50 Years: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Account,"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vol.19,no.5,2009,pp.605-642. ⑨M.Blyth et al.,"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on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7,no.3,2011,pp.299-315. ⑩J.Gunnarsson and T.Wallin,"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Regional Systems of Innova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vol.21,no.2,2011,pp.32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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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这种二分法类似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价值(社会内容)与交换价值(社会形式)的辩证关系，商品的价值决定交换价值，但价值只有通过交换价值才能表现出来，即“显性行为”。 (37)G.M.Hodgson and T.Knudsen,"The Firm as an Interactor:Firms as Vehicles for Habits and Routines," pp.281-307. (38)G.M.Hodgson and T.Knudsen,"Generalized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From Ontology to Theory," Biological Theory,vol.6,no.4,2011,pp.326-337. (39)P.Pelikan,"Agreeing on Generalized Darwinism:A Response to Geoffrey Hodgson and T.Knudse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Impact Factor:1),vol.22,no.1,2012,pp.1-8. (40)G.M.Hodgson and T.Knudsen,"Agreeing on Generalised Darwinism:A Response to Pavel Pelikan,"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Impact Factor:1),vol.22,no.1,2012,pp.9-18. (41)A.C.Love,"Conceptual Change and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al Biology," 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and History of Science,vol.307,no.41,2015,pp.1-54. (42)黄凯南：《演化博弈与演化经济学》，《经济研究》2009年第2期。 (43)G.M.Hodgson and T.Knudsen,Darwin's Conjecture: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23-35. (44)G.M.Hodgson,"Meanings of 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4,no.2,2007,pp.211-226. (4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24、501页。 (46)参见何大安《西方经济学个体主义方法论边界拓展及局限性》一文的第五部分“关于个人独立性的马克思总体论分析方法”。(《中国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47)参见马国旺：《马克思经济学方法论创新探析》，《经济学家》2011年第4期。 (48)D.Fudenberg and D.K.Levine,The Theory of Learning in Game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8,pp.1-10. (49)M.Kaneko and J.J.Kline,"Inductive Game Theory:A Basic Scenario,"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vol.44,no.12,2008,pp.1332-1363. (50)O.Hidetsugu,"Socially Subjective Equilibrium in Strategic Form Games," Economic Theory,vol.31,no.31,2007,pp.587-596. (51)S.Bowles,"Did Warfare among Ancestral Hunter-Gatherers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Human Social Behaviors?" Science,vol.324,no.5932,2009,p.1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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