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主义论文,中国论文,工业发展论文,如何看待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众所周知，自洋务运动后，中国民族工业开始起步并逐渐发展，历经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其发展的速度日益加快，到二十世纪初，达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颠峰，迎来了为世人和后人津津乐道所谓的“黄金时期”。笔者试罗列表格加以说明。
表一：（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76.101.）
全 国民国五年存在
年别工厂数之全国工厂注册工厂注册工司总数
1911年
821家 657家 18家
35
1912年 2001家1,282家 17家
10
1913年 1,249家1,019家 31家
23
1914年 1,027家 891家 37家
55
1915年
672家 672家 50家
99
1916年
556家 558家 33家
95
1917年34家80
1918年29家88
1919年23家122
1920年 167
从表一可以看出，“全国工厂数”和“民国五年存在之全国工厂数”表明大战期间的工厂比战前有所下降。“注册工厂”一栏说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从大战前的1913年而非大战爆发的1914年。“注册公司总数”说明它的发展并不随着大战的结束而停滞，1919年——1920年发展的速度反而加快。由此可以得出初步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就开始了，发展较快的时期不是大战期间，而是大战结束后的几年。
表二：1911年——1919年期间在农商部注册的新设工厂数（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76.111.）
年度 1911年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厂数
16
49 51 71 49 54 61 91
表二说明：一、大战期间的1914年——1918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除1915年外是比较稳定发展的；二、大战前的1913年和大战爆发的1914年，发展水平差别不大；三、帝国主义卷土重来的1919年，其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大战结束时的1918年。由此可以得出与表（一）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不是开始于1914年，而是1913，1919年新设工厂是这几年中最多的。
从当时发展较快的几个具体行业来看，也反映了这种趋势。
表三、棉纺织业1912年——1918年新办纱厂数（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76.123.）
年份 1912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1919年 1920年
厂数4
2
4
3
2
5 15
13
资本总额
720 42 390 60 140 5501230 1720
备注 缺1家缺2家 缺6家
缺2家
表三说明：一、大战期间新办纱厂不及战前和战后；二、大战期间的1914-1917年，资本总额基本上是逐年减少，特别是1914年和1916年为最低；三、大战结束后，新办纱厂的资本总额飞速增长。结论：棉纺织业的发展不是战时，而是战后。另据华商纱厂开工锭数表统计，1913年是484，192锭，到1922年达到1,506,634锭（注：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50.），增幅巨大。
表四，面粉业1913年——1921年实存的厂数和每日生产的面粉包数：
年份（年）厂数（家）日生产面粉包数
191357 46,030
191463 52,750
191569 71,570
191680 98,290
191786 109,040
191899 123,330
1919
104 137,810
1920
118 173,970
1921
131 215,370
表四说明：一、面粉业工厂，在大战期间虽有增加，但幅度不大，1918年以后迅速发展，特别是1921年增幅明显。二，日生产面粉包数，大战期间，逐年增长，1918年比1914年增长一倍有余，但大战结束后的1921年增速更快，1921年是1914年的四倍。此外，据统计，“1913年——1921年的九年间，全国有123家面粉厂设立，平均每年设13.7家，其中民族资本经营的有105家，占全部新设厂数的85.4%，其生产能力占全部新设厂生产能力总数的82.5%”。（注：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403.）结论：面粉工业的发展主要不是战时而在战后。
表五：电器等业1912-1915年的发展表（注：中国近代经济史稿.北京：北京出版社，1976.178.）（1915年以后空缺）
1912年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机器修造49 22
29 25
电
力 10 15
19 25
采
煤 20 128 12
航
运 15 98 155 470
表五说明：1912年——1915年，四大行业的发展比较平衡，但机器修造业和采煤业1912年发展的速度超过了1914年和1915年，航运业在1915年飞速发展。……其它如火柴、毛织品、缫丝、造纸、染织、印刷、卷烟等机器、电工、化工工业以及商业、银行业这一时期发展情况大体相似。机器工业的发展，首先表现为新设企业的增加，以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机器厂来说，1912年前总共才设厂29家，资本总额为4024千元，而1912年至1927年，新设企业达63家，资本总额为5679千元；其次，许多已设机器厂的规模迅速扩大，如1902年设立的大隆厂，创办资本为1万余元，1925年左右资本额增加到28万元。再次，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生产能力的提高，一些原来只局限在修理业务的机器厂在这一时期已经能仿造一些机器，如大隆机器厂所制造的传动装置，被很多纱厂采用，它试制成的一部分纺织机器，如织布机、清花机、打包机等，逐步过渡到后一阶段的生产成套纺织机器。最后，中国民族机器工业的经营范围也扩大了，出现了新的业种。这一阶段，化学工业和电子工业的发展也大大超过了前一时期，从1912年开始，出现了诸如酸碱、染料、涂料、西药、搪瓷等一些新兴化学工业门类。电力工业是基础工业之一，1912年以前，全国总共只有设在创办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电厂749家，大多数中小城市还没有电厂，有的城市虽然有电厂，但也只能解决城区的照明问题，显然没有富余的电力供电工业企业使用。1912年至1927年，全国新设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电厂288家。这一切只能说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并不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开始，快速发展不因大战结束而放慢，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辛亥革命的有力推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它呼唤的民主精神及广大人民所激发的爱国热情，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极为有利的环境和条件。南京临时政府和后来的北洋政府在民国初年相继制订了一系列保护和刺激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规。中华民族成立，孙中山即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声明：“此后国家经费，取给于民，必期合于理财管理，而尤以改良社会组织，使人民有生之乐。”（注：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3.）他坚决主张“今共和初成，兴实业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重要之政策”（注：孙中山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84.）以孙中山为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原则，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法令。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战果，在政治上不断走向反动，图谋复辟，但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人民群众的民主情绪不断高涨。为了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不得不做出一些鼓励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示。因此，他主张发展实业，命令农林工商部制订经济法令、条例。先后制订颁布了《奖励工艺品章程》、《公司保息条例》、《公商条例》、《商人条例》、《国有荒地承垦条例》、《权度条件》、《典当条例》、《证券交易所法》、《森林法》、《狩猎法》、《工商保息法》、《商会法》、《商人通例施行组则》、《公司条件施行组则》等多项法律和法令，这些法律和法令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如1914年1月农商部颁布的《公司保息条例》拨存公债2000万元作为保息金，对民营公司企业的股本进行保息，以鼓励社会资金投向实业，减轻公司企业的招股负担。同年颁布的《公司条例》规定公司受到法律的保护，“凡公司均认为法人”。（注：史金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68.）1912年底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和1915年农商部颁布的关于奖励商人经营企业的奖章规则，规定奖励的对象主要是中小商人，为显重视，特选择功效卓著的厂主，由袁世凯亲自颁发匾额。此外，北洋政府注意吸收外资，鼓励私人和华侨投资，“重视农业，鼓励垦荒，统一度量衡和铸币权，裁撤部分税厘，疏通金融，维持实业，提倡国货，积极参加国际博览会。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北洋政府颁布的法令和采取的措施许多未能真正推行的实施，有的仅仅是对袁世凯政府聊表姿态，权作招聘的工具；更有的成为袁世凯政府掠夺百姓的借口”。但这些方针政策的颁行，毕竟显示了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发展，促进了当时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注：史金生.中华民国经济史稿.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9.77.）袁世凯死后，中国政府各存实亡，北洋政府不可能搞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从根本上切断私人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道路，同时，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者还联合成一股不容轻视的社会力量，他们对地方的治理拥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们不断同军阀作斗争，使军阀的淫威有时有一定程度的收敛。由此我们就能理解辛亥革命前的两三年，工商业正在衰败萧条阶段，辛亥革命后，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浪潮这一现象了。
二、资产阶级运用自己掌握的地方政权进行实业活动。
中华民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许多工商界人士参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掌握了部分权力。陈其美，周学熙、张謇等资产阶级人物都担任过农商财政总长，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制订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张謇从1895年创办他的第一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后，数10年间，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自开车（1899年）至1913年15年中，帐面盈利累计方489万元，公积金达73万元，二者之和相当于他所创办的（不包括参加投资的）企业资本548万元的102.5%。”（注：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398.）到1921年时，他所经营的各企业的总资本达到“3400万元”。（注：李新，孙恩白.民国人扬传（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1978.264.）在他的影响下，江苏、浙江、山东、湖南、云南等省相继制订了实业计划。据统计，从1912年9月至1913年5月，长沙新筹办的工矿企业达23家，其中十几家的创办者全是河南省政府成员、革命党人和立宪派各流。
三、中华民国的成立，大大激发了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提倡国货，抵制外货”成为时代的呼声。人人皆以购买国货为荣。
我国近代史上曾多次掀起抵制外货运动，每次都对民族工业的发展或多或少地起促进作用。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发动于5月，到7月达到高潮，美国的对华出口总值剧减，据统计，“1905年为5700万元，1906年为4400万元，1907年为2600万元”。（注：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400.）汉口瑞丰面粉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创办起来的。1915年反对日本侵占胶州湾和强迫中国接受卖国的“二十一条”，在全国又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当时“抵制外货”、“实业救国”等口号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这些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工商业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抵抗，促进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许多人直接创办新式企业，增加国货产量和品种，提高国货质量，以抵制洋货的倾销。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中国人民自发组织了抵制日货运动，使日货对华输出不断减少，日纱在1918年占中国棉纱进口总量的66%至1919年下降为38%。中国民族工业飞速发展，从上海棉纺织、缫丝、面粉、卷烟四大工业部门综合来看，1915年共有工厂82家，到1921年增加到109家。
四、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中国商品倾销和经济掠夺，从而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尤其是棉纺织业获得了极好的发展机会，大战期间，进口棉纱显著减少。以1913年进口洋纱数量指数为100，“1914-1916年为95.3，1917-1919年为59.2，1920-1922年为48.7”，（注：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402.）棉布进口也有所减少，以1913年进口棉布总值为100，1914年——1916年为69.3，1917年——1919年为58.7，到1920-1922年即上升到82.1。（注：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402.）此外，毛制品、针织品、洋灰、火柴、机器等的进口也有不同程度的减少。这就给我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以棉纺织业为例，进口棉纱的减少使国产棉纱能获取较高的利润，每生产一包16支纱，1915年要亏3.12两，1916年盈利5.45两，而从1917年——1920年，最少可得利15.33两，最多可达50.55两。（注：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1840-1927年）.北京：北京出版社，1982.402.）这就激发了建造纱厂的狂潮。外国进口减少，虽然从1914年就已开始，但大战前所存货物有个消化过程，国货从生产到进入市场需要时间，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英美等西方国家纺织机器的生产受到诸多限制，运输也相当困难，所以建厂高潮直到1921年——1922年才达到顶点。其他工业的发展大体相似。这也就印证了五份统计表所要说明的民族工业不但在战争期间而且在战后得到飞速的发展。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1922年以后开始走向衰败和萧条。棉纺织业本来是民族工业的一个重要阵地。从1921年秋季开始，上海纱厂已无利可图，1922年每年生产一包16支纱，竟亏损14.75两，据统计，从1923年至1931年，新建华资纱厂15家，旧厂增设纱布8家，收买日、英各1厂，共增设25个工厂。但华商纱厂中，改组者19家、为债权人接管者5家、停工者11家、出售者17家。1922年12月，全国纱业资本就决定 1
从18日起停工──，1923年又决定停工半数。而帝国主义在华工厂的比 4
重逐年增长，反映了民族资本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处境困难、加之外货大量涌入，更增强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市场上居于压迫优势的地位。面粉工业也是如此，从1922年以后，中国很快退回到面粉入超的地位。战时兴起的华资面粉厂遭到了和棉纺织业一样的厄运，就连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荣氏系统面粉厂也出现了停工现象，中小厂的惨状可想而知，由于利润率的急剧降低直接影响了货币持有者投资工矿业的积极性，以纱厂为例，中国资本的纱锭数，在“1922年至1925年间只增加了20%”（注：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北京：科子出版社，1955.188.），在农商部注册的新建厂矿“1920年为70家，1921年为61家，1922年减为46家，1923年减为14家，1924年则只有11家了。”（注：于素云，张俊毕，周品威.中国近代经济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274.）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帝国主义各国忙于战争，暂时在某些方面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使中国民族工业得到了某些发展的机会，形成了空前的繁荣。1922年以后，卷土重来的帝国主义侵略，已经不是战前原有侵略力量的简单恢复，而是由力量四射的世界侵略向重点集中的重大侵略，特别是在其内部经济危机日益加重的压力下，为了转移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更增强了其猛程度。毛泽东同志曾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一个时期内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独霸中国的机会。……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9.）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本输出迅速增加，外国在华工业和银行投资增入很快。据统计，“1936年关内有外国厂800家，其中大部分是在20、30年代设立的。1914年至1930年英国在中国的资本增加近60%，美国增加2倍，日本增加4倍半。”（注：于素云，张俊毕，周品威.中国近代经济史.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269.）
第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迫，是造成民族工业衰退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各个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中国陷入长期军阀混乱，导致社会秩序混乱，局势极不稳定，交通停顿，铁路用于运兵，严重影响产品和原材料的购销，也阻碍了市场的扩大。军阀政府对民族工商业的搜刮也相当繁苛。国内厘金局卡林立，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民族工商业既得不到关税制度的保护又遭到沉重捐税的盘剥，这就严重削弱了国货在国内和国际上的竞争力。此外，北洋军阀政府大规模发行公债，铸造劣质硬币和滥发纸币，造成币制混乱，严重影响了工商业的发展。
综上所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在辛亥革命后持续发展，如果一定要用“黄金时期”加以概括，笔者以为1913年——1922年较为合乎史实，促成民族工业发展的因素较多，传统观念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固然重要，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所颁布的各项法律条例及抵制外货运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
收稿日期：200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