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经济增长方式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我国来说，发展经济是首要的，但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在经济和技术等落后的情况下，再依靠高投入高产出的方式来维持经济的增长，会进一步加大本来就稀缺的资源与环境的压力，资源与环境压力的增加又进一步限制了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同时也进一步制约着经济的发展。唯一可行的办法就在于改变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要效益。要实现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除了依靠体制效率的提高外，关键在于科技进步的应用，在生产过程中不断节能降耗，大幅度减少“三废”的排放，为经济的增长创造出更多的空间。本文就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的双重制约因素、解开这两个制约的内在动力以及政策的扶持等问题进行分析。
一、粗放型增长的双重制约因素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与物质保证，尤其象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自从改革以来，1979—1995年的GDP年均增长率达9.8%，这在世界上被看成是“中国奇迹”。但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在未来的10多年间能否维持一定的增长率，事关重大。增长的手段就在于不断生产，生产的具体过程形成了投入—产出关系，即：各种资源的投入——→生产过程——→各种产品。
我们将生产过程作为一个黑箱处理，要维持这一过程，一方面必须在输入端中有源源不断的资源输入才行。如果在一定的生产条件下资源的投入减少，则势必会降低产出；但如果不断提高资源的投入，尤其对不可再生性资源而言，过度的投入会导致未来这种可投入的资源枯竭。另一方面，如果在输出端中生产出各种产品的同时伴随有大量的污染物产生，污染不仅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还会影响到未来的生产，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增长与发展。因此，这种外延扩大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使产出增加的意义需要重新思考。从上述两方面来看，粗放型增长对经济增长本身形成的双重制约因素不外乎生产过程的输入端的越来越稀缺的不可再生性资源与输出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
首先来看我国的资源情况，土地中的可耕地面积到1994年止为94.91万平方公里，不足国土的1／10，是世界耕地面积的7%，但它要养活世界1／5的人口，而且随着我国城市化的进程，大片的可耕地会被吞噬。土地面临的一是被蚕食，二是被过度利用；森林资源十分稀少，覆盖率仅为13%左右，占世界的4%，林木蓄积不足世界的3%，而且分布不均；水资源虽然较丰富，雨量也较充沛，但是其分布大多集中在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而华北大部与西北大部等常年严重缺水；铁矿资源在逐渐减少，1994年已探明的保有量为487.29亿吨，约占世界保有储量的1／10左右，若按含金量计算，则所占份额还要少，铁矿资源分布较广，大多是贫矿，富矿较少，而且成矿地质条件复杂，进一步的开采与利用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煤炭的储量比较大，大多集中在北方地区，但煤的利用每年以6～8%的速度在增加，工业耗煤要占其中的80%左右，它是我国的主要能源，占能源生产的3／4左右，原油次之，不足1／5，其余的是天然气，而后两者的生产量近年来变化不大。
资源的蕴藏量是一定的，因此，从中取得的经济利益终将是有限的。不可再生性资源其稀缺性越发严重，其所承载生产的能力越来越小；另一方面，稀缺性通过市场价格的上涨得到反映，这也大大削弱了竞争性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
其次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在生产过程的输出端，在输出各种满足市场需要产品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废物，污染着我们居住的环境。大气中的废气主要来自燃料燃烧过程的排放，还有一部分是来自生产工艺过程的排放。1994年全国废气排放总量中的86%来自工业生产，其中63%是来自燃烧燃料，37%来自生产工艺过程的排放。在我国的北方城市中，冬天空气中的SO[，2]浓度高达600ug／m[3]，有时甚至达到2000ug／m[3]。南方高硫煤区的SO[，2]浓度也很突出，如果从平均值来看，南方几个城市的SO[，2]含量高于北方城市，有些地区酸雨严重，pH值高达4左右。水污染主要来自工业废水的排放。据世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在我国采样的15条靠近大城市的河流中，只有5条河流能维持鱼类存活；在北方沿海区域，虾和贝类的产量急剧下降。从国家统计的数据看，工业废水的排放总量仍在上升，90年代以来以年0.7%的速度增加；固体废物每年的产生量为5—6亿吨，存放量是其10倍左右。虽然固体废物的污染流动性差，但混堆混放有时会产生对环境有严重影响的新的化合物，而且这种影响有的要在若干年之后表现出来，除此之外，它要占据5—6亿平方米的土地。
污染严重是制约今后生产持续发展的又一因素。道理很简单，一是直接影响居民生活的舒适；二是污染的治理要花费大量的物力财力，甚至会得不偿失；三是污染直接或间接影响生产，如使用水的工艺会因水源的污染而要增加净化装置，大大提高生产成本。
因此，要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快速的发展，一方面要大大降低资源特别是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投入，另一方面要大大降低污染的排放。这两者的关键在于生产过程这一黑箱之中，因为新资源或替代资源的开发仍依赖于现实的生产能力，减少污染的唯一途径仍然是要通过生产过程来解决。
二、解开制约的内在动力
要实现资源与环境所支撑的经济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的增长方式，即在扩大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减少资源的投入以及控制各种废物的排放。我们不太可能从正面直接解决两大制约因素，比如，我们不能停止开采资源或大量采用进口资源，也不能放下一切来清除污染。生产过程是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内在源泉，也是经济发展的物质保障，要发挥其作用只能改变生产的方式，提高其生产质量。
就经济增长本身而言，无疑是速度越快越好。也正是出于对这一结论的偏见性理解，我们过去追求不断增长的生产表现为粗放式的生产，生产靠高投入支撑，以消耗大量宝贵的资源为前提，所实现的高产出中伴随有大量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生产方式的转变就是改变这一现象，集约化使用资源，提高产品的加工程度等等。生产方式一旦转变，首先缓解的是资源的压力，也会大为降低污染物的产生，因为污染也是来自资源的粗放式使用。其次，生产方式的转变意味着生产的利润会大幅度提高，利润的提高会增强新资源或可替代资源的开发与污染存量处理的能力。因此，生产方式的转变对其两大制约因素有正反馈效应，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可见，关键就在于如何转变生产方式，其内在的动力又是什么？
我们知道，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对增长的贡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各种投入资源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二是内生在各种资源内部的技术进步的贡献。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仅就工业而言，我国技术进步对增长的贡献率不足1／3，而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超过了50%，因此，刺激增长的内在的动力客观上应是潜在的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根源在于不断创新。
创新是一经济概念，很难有单一、简明的标准来进行衡量，现有的多维标准可以简单视之为一种新的产品、一种新的生产过程、一种新近开发出来的材料替代原有的材料、一种提高生产效率的方法、一种降低生产成本的方法、内部功能的重组、用于创新的设备或方法的改进等等。因而创新是一个范围较广的概念，不仅仅表现为技术上的成功，而且必须是在技术和市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换言之，就是要使一项技术的改进能对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技术的改进对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发生任何有益的影响，也就不能称之为创新。比如，太阳能的利用成本高于其收益时，这不会被广泛用来发电。单纯是技术上的成功确立的仅仅是经济有效性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因此，创新与高科技领域的技术改进不能完全等同，创新是具有一定技术性与社会性的结合体。因为一项新的创新能否得到实际的采用或值得投资加以改进，不仅依赖于创新本身的成本与性能，而且还依赖于各种可选择的替代物，最终目标仍体现为经济标准。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新技术仅仅因为新，就能替代旧技术，新本身不构成经济优势，旧技术会因某种经济优势存在下去，并因新技术的参与竞争而通过性能的改变进入新的状态。
就内在特征而言创新强调的是成功技术的应用，这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经济增长中的技术成分，相对降低资源的投入与污染的排放，才能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的。然而创新的动力又来源于哪里呢？创新首先技术上要能满足需要，同时还必须满足市场的需求，即成功技术的应用，其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人。离开人这一主体，就不可能有新的技术出现，再先进的设备也不会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实现创新、实现生产方式转变的根源。
怎样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现实中要求加深对人这一特殊资本品的物质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研究。我们不仅要讨论其社会属性，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平等关系，而且更应了解这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关键是要在分配关系中体现出劳动的差异这一物质属性，这样才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当然，在理顺分配关系，收入与绩效一一对应确立之后还应从动态上激发每一个人去不断“充电”——学习，每个人都会期待得到最大的收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是经济主体的行为规律，对一个理性的主体而言，追求经济利益也是他长期的目标。这就存在利用经济主体的这一规律来不断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发挥的可能。
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旦被解放出来，可以产生巨大的能量，这是成功技术应用的保证，是提高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贡献率的保证。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解放了人，就是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借此，人们可以找到开采开发资源的新的便捷的方法，人们可以找到控制污染、治理污染的方法，人们可以通过无污染生产新的产品替代旧产品从而改变人们传统的生产与消费方式，实现生产与消费无消极外部性的新方式。
解决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增长本身的双重制约关键在于革新其生产过程，即提高技术进步的贡献率。从技术进步贡献率的提高到创新的不断产生，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释放，可以清楚地看出建立在分配基础上的个人能动性的发挥的作用。然而，这一发挥不是每个人都能发挥，这还需要其能够发挥的各种外部环境。外部环境的建立与完善绝非任何个人所能，政府需要对此作出积极的响应。
三、内在动力的扶持
首先，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前提条件是人这一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知识与能力。知识与能力来源于教育，而我国对教育的投入大约是GDP的3%，而邻国日本对教育的投入要占其GDP的6%，从人均享有的教育经费来看日本是我国的几十倍。即使从世界的平均水平5.0%来看，我们还是远低于这个数。对教育的投入实在太少，更不用说对在职职工的培训了。教育的投入是政府的职责。教育是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条件之一。
其次，创新一般来说发生在企业内部，因此要加强教育、研究与工业之间的直接协调。协调的动力体现在这些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体制上。但要注意创新造成的利益常常外流，许多创新很难在同一部门内衡量其成本与收益，比如计算机行业的不断创新，其不断扩张的影响力遍及所有的经济部门，芯片制造技术的创新使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同时获益等等，也就是说技术要扩散。尽管这对整个社会而言存在正效应，但这与企业内部创新的经济目标不一定一致。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对创新的企业进行倾斜性的政策，营造一些便于创新产生与扩散的环境。首先是金融体制要加强改革。创新，尤其工业创新充满了风险与灵活性，金融体系不能回避风险，要促进创新，对创新期间所要筹措的资金给予优先支持，如以保险、信贷业务等形式支持。其次是国家与地方财政要给予关注，如对创新给予财政资助和创新研究初期的各种减免税等等。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各种基金给予直接的支持。所有这些支持要形成一种制度。当然，创新还需要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文化氛围，使公众认识到它的重要性。
除了在所有的行业中提供与支持创新之外，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还需要对某些特殊行业进行扶持，即调整我们的产业政策。如采矿业、纸品业、化工及石油化学业、冶金业、电气、水与气供应业等，这些行业的“三废”排放较高，同样耗能也很高。这就要求我们加大对这些行业的科研与开发费用的投入，对这些产业的创新提供实质性的财政与金融援助，并使这些产业适应新技术的发展。
即使上述政策落实到位，也很难保证我们能够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从目前来看主要是来自如下的两个原因：
一是有关资源的定价不合理。资源定价的偏低，促使人们的滥用，资源的稀缺性被大家所认识的同时，又会进一步加剧对资源的竞争性使用，因而大大削弱了对节约资源的创新研究。资源的滥用导致了对资源的滥采，结果是使资源的储量下降，直接威胁未来的经济发展。因此，目前的办法就是要将资源的定价客观地反映市场的供求。此外资源的开采税，要反映资源的密集度、开采的成本、资源的质量、资源开采的地理位置等因素，有效地保护资源，把人们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消费速度限制在寻求可替代的技术以及对其市场需求之间。
另一个原因就是对环境的管理没有制度化。资源竞争性使用除了导致过度的开采之外，也导致环境的污染。从我国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来看，主要是来自矿物资源的使用。在对环境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还缺乏统一的利益杠杆来调节。环境一旦被污染，承担者是整个社会，排污的微观主体无法承担治理环境污染的全部成本，大大增加了环境的社会成本。因此，要加强国家征税的能力与管理，使环境污染的征税一定要能补偿治理污染所需要的费用。
总之，只有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之中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利用以及环境的舒适，才可能真正地利用利益杠杆引导人们追求生产过程中的不断创新。在不断改变生产方式的同时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引导人们改变生活方式，最终形成固有资源、新开发的资源、可替代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支撑经济的增长，逐步缓解环境污染，给生产与消费创造一个良好的自然环境，最终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