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视角下我国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矛盾的消解与改革路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需论文,视角论文,路径论文,矛盾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我国公共体育资源配置的主要矛盾——供需矛盾 矛盾论是马克思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效理论武器。矛盾规律指出，矛盾具有普遍性，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即事事有矛盾，时时有矛盾。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这告诉我们要用矛盾的观点看问题。 经济学理论认为，所有的产品与服务都是由需求和供给两个主体构成的，体育领域也不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我国一直维持着一种“整体性社会”的状况，社会分化不明显，国家与社会界限模糊。对体育来说，国家需要就是个人需要，个体的体育需求难以得到充分表达，体育是作为一种公共福利由国家“自上而下”来供给的。在这种背景下，不存在“买不起”与“买不到”的风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社会结构开始向分化性社会转变，利益表达日趋多元，公共体育需求也开始多样化，“买不起”与“买不到”的风险便由此而生，并逐渐演化成一种“公共性”问题，需求与供给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从矛盾论角度看，我国体育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也是旧矛盾不断解决、新矛盾不断产生的过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旧体育制度过渡之间的矛盾，到20世纪80年代落后的运动技术水平与走向世界战略的矛盾；从20世纪90年代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与原有体育体制的矛盾，到体育社会化改革与政府管办不分的矛盾；从伴随体育发展多年的民生体育与竞技体育的矛盾，到近年来社会的强烈期待与“三大球”滞足不前的矛盾；等等。在上述一系列矛盾体中，归根到底都是需求与供给的矛盾。 矛盾论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规律最重要、最基本的基因与元素，认清了事物的矛盾，也就是认识了事物发展的规律。而在复杂事物自身包含的诸多矛盾中，不同的矛盾对事物发展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体育系统诸多矛盾体中，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与体育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才是我国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1]。这对矛盾作为我国体育实践链条中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无论是制度的创新，还是体制的改革，无论是机制的转换，还是政策的调整，其核心都是围绕“它”来推动和展开的。 2 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矛盾的主要方面——供给短缺 2.1 需求侧旺盛 从现实层面看，随着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增长以及人们生活观念的转变，社会成员对体育的需求与日俱增。如马拉松从无人问津到竞相追捧，足球项目从漠不关心到日益狂热，大众体育观从欣赏到参与，显示了体育已经突破了体育的范畴，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体育需求的持续上升已是大势所趋。当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早已突破小众消费的概念，不再单纯是体育人的游戏，它已经成为人们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2014年全民健身活动状况调查公报》显示，2014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百分比为33.9%，比2007年增加了5.7个百分点。人均体育消费水平从2007年593元的提高到2014年的926元，就近就便锻炼和“花钱买健康”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时，体育健身将成为必然需求；人均GDP达到8000美元时，体育健身将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2]而当前中国人均GDP已达到7800美元，体育已经成为提高人们幸福指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2 供给侧乏力 相对于当前日益旺盛的体育需求，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短缺一直是制约体育发展的难题。一方面，在以政府为中心的体育资源供给模式中，政府占用绝大多数体育资源，缺乏政府以外的供给主体。由于供给主体单一，政府不得不依靠国家力量深入到体育的方方面面。在政府“触角”的挤占下，社会力量介入与参与不足。受“举国体制”惯性及自身偏好的影响，政府往往热衷于把体育资源投放到竞技体育，而容易忽略与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公共体育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受财力影响及职责定位的限制，政府自身的供给能力也是有限的。从近10年体育的公共财政拨款数据来看，其占公共财政支出比例在逐年下降，从2005年的0.34%下降到2013年的0.21%(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这无疑表明，当前体育发展的根本瓶颈并不是需求的不足，恰恰是供给的不足。如究其缘由，这与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侧的乏力有关。因此，中央强调“供给侧改革”，自是题中应有之义。 3 公共体育资源主要矛盾的新特征——供需错位 在多年的体育发展实践过程中，我国对体育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和社会体育资源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3-4]。从哲学角度看，矛盾总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矛盾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矛盾的表现形式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当前，受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我国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的矛盾也出现了新的特征。 3.1 市场化不足 根据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商品价格水平上升，会促使商品供应量增加，同时也会促使商品需求量减少。当前“健身难”的状况显示大众体育需求在不断上升，而“健身贵”则说明体育服务价格过高，体育资源的供给不足，显然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 从需求层面看，体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人为了实现自身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一种独特自觉，它作为一种属人的需要，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客观条件的限制。如经济发展的、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余暇时间的增多，都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促进体育需求的增长。从较长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增长基本上是由市场决定因素来推进的。而从供给层面看，其决定因素却不都是或基本上都不是由市场力量来配置的。政府以解决上述分析中的“公共性”问题角色来决定体育的供给，体育资源配置打了深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研究表明，由于体育资源供给的市场化不足，仅靠行政部门通过计划配置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5，6]。 3.2 结构性失衡 在消费新时代，消费需求差异化、个性化是必然趋势。但在现实中，一边是政府投入修建的健身步道和部分大型体育场馆被闲置，一边是一些体育场馆一席难求。如有资料指出，在当前的体育场地设施供给中，一方面是贵族化供给和平民化需求之间的供需错位，一方面是简易场地设施和更优化需求之间的普遍矛盾[7]。这一冷一热反映了我国体育资源供给面临着结构性失衡和供求错位的局面。在此背景下，《2007年中国城乡居民参加体育锻炼现状调查公报》、《中国群众体育发展报告(2014)》均指出，当前公众的体育需求呈现出增长迅速、主体多元化、结构复杂化、需求多样化的特点[8，9]。这无疑告诉我们，政府单一化的供给已不能满足公众个性化、多元化的需求[10]。 4 公共体育资源供需矛盾消解的关键——供给侧改革 矛盾规律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规律本身蕴含着矛盾的发展，而矛盾的发展又揭示了事物发展的规律。显然，解决当前体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就要从我国体育供需矛盾的新特征出发，找出其中的规律性联系，进而寻求改革的着力点。 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在发生转变，对与人的健康生活和提高生活质量相关的服务消费品需求迅速上升，将刺激到大众体育消费。而消费愈旺盛，对供给侧的要求愈高，显然这就意味着政府必须从供给侧对发展型消费升级做好准备。因此，解决公共体育资源矛盾的关键就是要根据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创造新供给”的要求，“让体育供给带动消费需求”[11]，通过供需错位的调适与供给不足的改进，从而化解供需之间的矛盾。 4.1 政府要放权 “管办合一”是我国现行体育管理体制的最显著特色。在这种典型的“强政府、弱社会”的模式下，政府作为体育的行政主管部门，集办体育与管体育的角色于一身。作为一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体育资源配置方式，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已越来越不能显示其曾经独特的“优越性”。由于体育资源大都集中在政府手中，其实质是一种“政府垄断体制”[12]，既存在着规定性和选择性的矛盾，也无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需求，更难以发挥其他行业部门系统参与体育的积极性，已成为社会资源进入体育领域的制度性障碍[13]。因此，政府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要向市场、社会放权”的要求，按照市场规律配置体育资源，从而实现体育资源的下沉。同时，还要遵循“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的要求，厘清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事业单位与体育社会组织的职能，为社会力量参与体育资源配置铺平道路。 4.2 社会要给力 在消费新时代，消费需求差异化、个性化是必然趋势。政府集中、单一的供给已不能满足公众多元、多样、多层的体育需求，必须通过分散化的社会资本投入来满足，社会资本在提高体育资源供给能力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无论是完善供给，还是刺激需求，都应该把激活社会资本作为重在之重。为了激发社会资本的力量，早在20世纪80年代政府就围绕着“管办分离”和机制转换开始了体育的社会化改革。与过去不同的是，目前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深层次体制改革已然启动，且随着体育市场各构成要素的不断发展，已经具备了社会资本参与的基础。一方面，繁荣的体育市场正在形成，消费新时代为激活社会资本奠定基础。另一方面，社会资本的力量崭露头角，如恒大、富力、万达、阿里巴巴等部分有实力的企业开始进军体育领域。显然，激活社会资本为重点的市场化改革，发挥社会资本的优势，是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侧改革”的关键。 4.3 机制要创新 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已渗透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对人们的健身习惯、体育需求等产生了革命性影响。在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实践中，如何运用大数据和互联网技术，提高公共体育资源供给的精准化与集约化，实现供给与需求之间的无缝对接，将是公共体育资源供给机制创新的关键。 在传统的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不仅资源配置的效率一直备受诟病，而且供给内容、服务质量都不能满意公众的个性化需求。解决公共体育资源供需难题，必须大胆改革与创新，重塑供给机制，重构服务方式，借助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手段，为公共体育资源配置提供精准坐标。借助物联网技术，有效地整合各方资源，提高不同部门之间的协同性。同时，通过发掘不同对象的体育需求，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供需双方的双向互动，寻求差异化、个性化甚至定制化的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使体育公共服务更具“锚向性”[14]，从而真正解决供需错位、“供给真空”与“供给过剩”的历史难题。 5 “供给侧改革”视角下公共体育资源的供给路径改革 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断，正确处理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的关系，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推进供需矛盾的化解，不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整体战略部署的积极响应，更是中国体育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一定时期的必然选择。 5.1 发挥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促进供给效率 与政府“有形之手”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发挥作用不同，市场秩序的形成归因于一种自下而上的无序力量，具有多层次的信息机制，这正是市场机制的神奇之处。因此，它被视为人类迄今为止最具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机制和资源配置手段。自20世纪80年代在体育资源配置中开始尝试引入市场机制，到2013年全国体育产业增加值已达3563亿元，占当年GDP的0.63%。实践有力地证明，市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一旦被激活，就会释放出“乘法”效应。2014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将体育产业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正是国家对体育市场化改革认识的进一步深入。显然，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负面清单”，建立有效市场已迫在眉睫，体育产业的崛起也必然是大势所趋。 从体育资源配置的实践来看，建立有效市场既要走出“完全竞争即有效”的思维范式，也要避免政府过多与不当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必须认识到，有效市场的“有效性”，既包括体育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又包括体育发展的效益与效果；既包括“法无禁止即可为”，又意味着政府对产权的界定和适当的监管与激励。因此，建立体育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市场由于有其固有的缺陷，实现资源配置的完全竞争固然能保证高效率，但并不意味着社会效益也随之提高。如在公共体育资源配置中，完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有可能造成政府公共责任的缺失，其突出表象就是服务价格过高，难以体现公益性[15]。另一方面，有效的市场必须尊重市场机制的内在规律，避免公共权力的不恰当干预。例如国外竞技体育产业化模式已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而我国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的体育职业化改革，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摸索却是喜忧参半，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诚如专家所指出的：“足球篮球并非错走了职业化之路，种种问题反复出现的更主要原因是政企不分、管办不分、职业化改革不彻底所致。”[16]看来，如何让市场要素的功能回归本源，避免政府过多与不当干预，无疑是建立有效市场的关键。 必须认识到，市场体制没有一个完善的理想模式，在不同国家的不同时期表现不同。因此，建立体育资源配置的有效市场，必须把市场经济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与中国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规律，以及体育发展现实情况有机结合起来，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育市场格局，“建立布局合理、功能完善、门类齐全的体育产业体系”[17]，让体育、市场和产业各归其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体育需求。 5.2 规范政府机制的“有形之手”，保证供给公平 现代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在于“社会公平”，坚守公平正义的共同信念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基础。党的十八大21次使用到“公平”的概念，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记者会上提出“政府理应是社会公正的守护者”，温家宝在2012年记者会上也提到“公平正义比太阳还光辉”。显而易见，政府以公平正义的理念推进体育资源配置改革，维护公民的体育权利，具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活动“外部性”的存在，利用政府机制的“有形之手”去矫正和弥补市场外部性的缺陷，从理论到实践都已成为共识。显然，在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的“有形之手”是否需要干预已经不是最重要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这种干预的制度基础是什么，干预措施的内部逻辑是什么，以及干预的“度”如何把握。纵观我国体育资源配置实践进程，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干预过多早已备受诟病。如有观点指出，“减少行政干预、管办分离的呼声喊了很多年，体育部门始终是言语上迎合、行动上原地踏步，这说明体育部门已经将自己作为职业体育的既得利益者”[16]。显然，打造有为政府，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职能所作的精准定位，以优化公共体育资源配置加强体育公共服务，以维护体育市场秩序推动体育产业可持续发展，以托底与宏观调控保证人民共享体育改革发展成果，就成为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的一种制度性回应。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在这样的背景下，推进体育资源配置的制度创新，也避不开“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历史性命题与实践难题。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推行“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是“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一个缩影，为我们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提供了思路：即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转变。实现这一转变，必须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一要用“权力清单”管住有形之手，做到法无授权不可为。体育行政部门要根据中办、国办联合印发的《关于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的指导意见》，将各级体育工作部门行使的各项体育职权及其依据、行使主体、对应的责任等，以清单形式明确列求出来，保证“‘有形之手’到位而不越位”。 二要用“责任清单”强化责任刚性，做到法定责任必须为。权力清单划出了边界，责任清单更是明确了责任担当。当前，体育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公共体育资源分配不均等、体育社会化推进举步维艰，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与体育行政部门履职不到位有密切关系。因此，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必须在权力清单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体育行政部门的责任清单，理清政府与市场、社会的责任边界，强化政府的体育公共服务理念，发挥公共行政在维护公共体育资源公平配置上的作用，真正做到“应该管的，必须管好”。 5.3 激活社会机制的“自治之手”，增加供给活力 我国体育资源配置经历了以政府为主体“单轨制”阶段和政府与市场并存的“双轨制”阶段。不可否认这种资源配置制度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但也应清楚看到各种资源配置机制所存在的弊端与局限。如专家所说，市场“无形之手”加政府“有形之手”并未解决所有难题，缺少社会的“自治之手”，市场的“无形之手”的作用就残缺不全，政府的“有形之手”也会蛮横泛滥[18]。体育行政部门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推进体育的“社会化”改革。然而，这一改革虽已历经30年，“社会”却始终千呼万唤难出来。体育社会组织仍处于碎片化、初级化的状态，难以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体育社团发展缓慢，体育社会化改革迟滞不前，已经成为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难点之一。有学者指出，目前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都与社会支撑不足有关。看来，培育有机社会，激活这只“自治之手”，已是创新体育资源配置制度所不能回避的问题。 审视我国公共体育资源配置过程，体育行政部门的强权与市场主体的活力，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公共体育资源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计划经济时期，“单位”曾是我国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治理的基础，既承担着社会功能，又是资源分配的依托。在“国家单位一个人”的关系链条中，“单位”成为体育资源配置的基本载体。随着国家从民间社会的退出，“单位体育”的解体，国家与社会之间就出现了体育资源配置的“真空”，这正是导致社会资本缺失的原因。显然，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是如何构建一条政府与社会沟通的纽带。而体育社会组织作为政府与社会之间天然的神经连接，充当了两者联系的最佳载体，无疑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弥补力量。由于体育自治有其历史性与合理性，“自主治理”的制度安排已经成为公共管理学界所公认的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路径之一。因此，按照十八大对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总体要求，“支持、培育和引导体育社会组织，夯实体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基础”[18]，就成为下一步我国体育资源配置制度创新的重中之重。标签：社会论文; 社会资本论文; 公共资源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体育功能论文; 市场规律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