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分析中国的不均等与增长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均等论文,产业结构论文,中国论文,趋势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修回日期：2014-08-31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301(2014)05-0011-12 一、引言 传统农业(农村)经济向现代非农业(城市)经济转型本身就是巨大的结构变迁，但这不会迅速地自发完成。发展经济学家们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机构一直强调了农业或农村部门内部的结构变迁，比如农业的技术革命和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对二元经济转型和削减贫困的重要性[1]。然而，以城市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推动二元经济转型与减贫的发展战略却受到了世界经济学家们的忽视或抵制[2]。 最近，克鲁格和林毅夫这两位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就关于产业结构升级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进行了争论。克鲁格指出：“在大多数国家，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农村劳动力才会被吸收。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似乎将增长等同于工业扩张，而忽略了农村地区劳动力(和土地)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性”[3]。林毅夫则回应道：“我对经济发展的看法有些许不同：非熟练的农业劳动力向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就是结构变迁的一种形式，而这种结构变迁是不会自发进行的。我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采取积极行动以管理劳动力需求：政府确实需要促进现有的和新兴的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业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没有这样的行动，许多农村外出移民将会失业，就像非洲、拉美和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情形一样”[4]。 确实，张培刚[5]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在实现经济腾飞和二元经济转型时并没有发生壮观的农业革命。因此，城市非农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对于理解中国的二元经济转型极其重要。时下，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与城市化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关键挑战，也是中国政府最为紧迫的政策议题。秉承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我们打算在这个理论层次上继续探索。本文新的立意是：从劳动分工深化的角度来理解产业结构升级，并抓住分布在嵌入分工链条上工作岗位中的农民、农民工、永久性城乡移民、城市蓝领工人与城市白领工人的异质性人力资本这个关键特征，在一个统一的模型中来解析城市内部的产业结构升级对二元经济中各个异质性群体的就业与工资以及不均等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据此提出深化改革的关键路径。 二、文献回顾 战后刘易斯[6]的开创性研究发现：许多贫穷国家的传统农业与非正规部门集聚了大量游手好闲之徒，他们的存在与否不会影响边际产出，城市正规部门能够以维持生存的工资水平招到其所需的剩余劳动力。因此，经济发展的过程在早期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中就是传统农业与非正规部门中剩余劳动力被城市正规部门不断吸收的过程，该发展阶段被称为刘易斯阶段以区别于(新)古典阶段[7]。十年之后，舒尔茨[8]从危地马拉和印度的传统农业中发现农民“贫穷而有效率”，质疑了经典二元经济理论中零边际产出的剩余劳动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向农业投资以及让农民积累人力资本来“改造传统农业”成为新的关注焦点。其实，“好几代的发展经济学家都强调把提高农业生产率作为成功的发展战略的一个必要部分。例如，Nurkse认为‘每个人都知道如果没有工业革命之前的农业革命，壮观的工业革命就不可发生。’Rostow认为‘农业生产率的革命性变化是成功的经济起飞的基本条件。’这种观点似乎已经在发展经济学中获得了公理的地位。”[9] 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结构变迁，二元经济也逐步消失，二元经济的刘易斯模型也逐步转向一元经济的索罗模型。这一趋势较好地吻合了诸如韩国、日本等传统农业份额相对较小的快速转型的国家，以及欧美发达国家从历史向现代的演进过程。但是，二元经济转型是一个历经数十年的漫长过程，其间结构变迁最为剧烈的可能并非农业部门，而是城市的非农业部门。从城市现代部门内部的结构变迁这一路径推动二元经济理论可能更加符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从传统农业部门内部的结构变迁出发实际上是用现代农业取代传统农业，这种发展思路对于贫穷国家来讲可能有些操之过急而违背比较优势。实际上，差不多与二元经济同时期的第一波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的焦点就在于推动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业化。然而，或许是担忧旧结构主义的发展思路会加剧原本就失衡的二元经济[10]，城市现代部门内部的结构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的影响受到理论界的忽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托达罗和哈里斯[11]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人们对城市现代部门内部结构变迁对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的广泛注意。他们发现，随着城市现代部门的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工作岗位会逐步增多，但这反而会引起更多的城市部门失业。后续的研究对托达罗和哈里斯理论中找工作仅仅是碰运气的看法极为不满。Easton和Ecskstein[12]认为城市是一个积累人力资本以及便于学习的地方，积累人力资本的回报在均衡时会等于在农村的工资。秉承这些想法，Lucas[13]基于其具有开创性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构建了一个具有AK型的人力资本城乡移民模型，从理论上全面揭示了其所声称的“一个成功的城市化理论需要的几个特征”。然而，Lucas的这个模型与传统二元经济模型一样，模型经济中只有农民、市民以及城乡移民，没有农民工这一中国二元经济中非同小可的群体。究其原因，可能是Lucas认为美国城市中不存在“农二代”[13]。 显然，基于西方经验的西方经典模型忽略了在中国无论如何都不可以忽略的由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造就的数亿“农民工”。基于文献演进脉络和中国的经验特征，我们构建了图1所示的分析框架。传统的二元经济理论分析可以由图1中右边两列架构刻画。强调农村或者农业内部结构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影响的问题集中在图1的最上一行。而本文则着重从分工深化的角度分析了城市或非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变迁对二元经济转型中就业、工资以及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如图1所示，该分析框架的红线就是分布在嵌入不断演进的分工链条中各个工作岗位上群体间的异质性人力资本。
图1 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分析框架 三、基本模型 (一)两个生产部门：传统农业生产部门与现代城市生产部门 农村生产部门使用土地和农业劳动力Lr(t)生产产品，人力资本在其中不起作用。土地固定，标准化为1。采用C-D技术：
，其中，0＜α＜1。因此，农村生产部门就只能够给就业者提供低技能岗位。城市生产部门使用初级劳动力
和高级劳动力
生产产品。为简化动态系统，借鉴Lucas[13]的处理方式，在生产函数中不纳入物资资本。初级劳动力在低技能岗位中就业没有也无需人力资本。高级劳动力在高技能岗位中就业，其人力资本h(t)起作用，其花在产品生产上的时间份额为ξ(t)，其余时间用于积累人力资本。采用C-D技术：
，其中，0＜β＜1。因此，城市生产部门可以提供高技能岗位和低技能岗位给就业者。 (二)六类居民：独特的农民工与别具中国特色的二元经济 为简化分析，按照Temple[14]的建议，假定两个部门的产品可以替代，农村部门生产的产品的价格单位化为1，城市部门生产的产品的相对价格外生给定为p。各个异质性群体的消费选择外生。 假设总人口L为不变的常数。初始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别为
。农村居民可以流向城市，但受政策限制，从城市流入农村不受限制。以进城成本1＞ν＞0刻画农村居民流向城市受到的政策限制程度。亦即，如果进城工作的工资为w，则考虑户籍等城乡制度分割带来的进城成本后的实际工资就为(1-v)w。尽管都面临城乡制度分割，但永久性移民成功“跃农门”，而农民工依然是农村居民身份。遵循Lucas[13]的做法，假定居民在初始时刻(t=0)除了城乡身份外都是同质的，具有初始人力资本h(0)，必须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要么成为高级型劳动力，要么永久性地成为初级型劳动力。高级型劳动力则必须在直接劳动与积累人力资本之间配置其时间最大化工资收入的现值。初级型劳动力则只能在农村生产部门就业或者在城市生产部门的低技能岗位就业，高级型劳动力在城市生产部门的高技能岗位就业。因此，模型经济中有六类居民：在农村生产部门就业的农村居民(
)和城市向农村的移民(
)(后面将看到
(t)=0，其实就只有五类不同性质的居民)，在城市生产部门低技能岗位就业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农民工)(
)和城市居民(
)，在城市生产部门高技能岗位就业的农村向城市的移民(永久性移民)(
)和城市居民(
)(下标表示工作岗位，上标表示城乡身份)。因此，按照设定有如下的人口流动恒等式与职业分布恒等式：
所有居民拥有相同的非闲暇时间禀赋，标准化为1，劳动供给无弹性。任何居民在初始时刻(t=0)都具有相同的初始人力资本h(0)。人力资本积累方程为h
=dh(t)/dt=δh(t)[1-ξ(t)]，其中δ刻画投入时间转化为人力资本的生产效率，假定其大于贴现利率，否则无人愿意投资。 (三)两个生产部门的最优决策与三个工资方程 农村生产部门的代表性生产者在任意时刻最大化本期利润，所面临的问题为
(四)现代城市部门的产业结构变迁：从低结构级别阶段到高结构级别阶段 在产业结构级别低时，产业层次低以及产业多样性程度也较低，此时分工链短窄，岗位同构，无需高技能，也不存在技能多样化要求。具有人力资本的高级劳动力与初级劳动力之间未实现不同的分工，都处于类似的工作岗位，二者是竞争替代关系。具有人力资本的“高级”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高于初级劳动力的边际产出，甚至可能会出现“脑体倒挂”的现象，即便是在不存在市场扭曲的条件下也可能如此。与此相反，产业结构级别攀升到较高水平时，分工链将变长拓宽，岗位差异增大，对技能的要求高低各异。高级劳动与初级劳动实现不同的分工，分布在不同的岗位上，高级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不低于初级劳动力的边际产出。此时，二者是合作互补关系。因此，我们先从高级劳动力与初级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差距角度在离散分布上将城市部门内部的产业结构变迁定义为： 定义1 如果
，则表示处于低水平的结构级别；如果
则表示处于高水平的结构级别。结构变迁是指结构级别由低到高的过程。 (五)职业规划 我们同样遵循Lucas[13]的分析方法来求解居民的职业规划、时间配置与工作地点选择。首先，在初始时刻(t=0)任何居民都必须选择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要么永久性地成为高级型劳动力，要么永久性地成为初级型劳动力。其次，高级劳动力选择在工作与积累人力资本之间的时间份额来最大化收入现值。最后，城乡移民选择工作地点：在任意时刻t，不论在何处工作，收益的现值必须相等。
其中，由于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是线性的，初始的任何工作时间配置均无差异[13]。从而，得到了初始时刻(t=0)居民未来的职业规划——高级劳动力与初级劳动力的分布｛
｝。虽然初始的职业规划决定了未来不变的高级劳动力数量
(0)，但是有效高级劳动力数量
(0)h(t)ξ(t)会通过人力资本积累(h(t))与直接工作时间选择(ξ(t))而随时间演化。 (六)时间配置 在居民进行职业规划之后(即分布｛
｝已知后)，再由式(5)以及考虑进城成本后，可知在时刻t农村居民移民到城市后的任意时刻在城市高技能岗位工作的工资收入为
其中，ξ(t，τ)为时间配置路径，h(t，τ)为人力资本路径，t≤τ。农村居民在进入城市之前在农村生产部门中并不需要积累人力资本，刚刚进入城市生产部门时(τ=t)的人力资本水平为其初始的人力资本水平，即h(t，t)=h(0)。因此，在城市生产部门高技能岗位就业的城乡移民的工作时间决策就是在人力资本积累方程的约束下，选择时间配置路径ξ(t，τ)最大化终身收入在t时刻的折现值。
式(17)的经济学含义是，λ(τ)表示时间份额的影子价格，右边表示投资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左边表示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现值，最优时二者相等。 再对式(17)两边关于时间求导数，然后再将式(13)、(15)、(16)、(17)代入其中，可得在城市生产部门高技能岗位就业的城乡移民(永久性移民)最优的时间配置路径
其中，
表示城市生产部门中的初级劳动力的增长率，
。 进一步，在工作时间配置的最优路径处于动态均衡时，即
。 我们知道永久性移民是到城市生产部门高技能岗位就业的农村居民，其工资水平只与在相同岗位的城市居民相差由城乡制度分割产生的进城成本v，而由式(18)知道这并不影响工作时间的配置路径，因此在城市生产部门高技能岗位就业的城市居民的工作时间配置路径和均衡值也相同。 (七)工作地点 在居民进行职业规划之后决定了高级劳动力和初级劳动力的分布｛
｝，又由于二元经济背景下城市居民不会到农村生产部门去就业，城市居民和永久性移民已经选择好了工作岗位，需要选择工作地点的是农村初级劳动力。农村初级劳动力只能在农村生产部门和城市生产部门低技能岗位就业，流动性均衡时要求二者之间的工资水平相同。 首先，将均衡的时间配置代入人力资本积累方程，有
。 然后，再将上述结果代入在职业规划和时间配置后的式(4)可得
为在职业规划和时间配置之后的城市生产部门两类劳动力之比。再考虑城乡制度分割产生的进城成本v，农村初级劳动力在农村生产部门与城市生产部门的低技能岗位之间的流动性均衡时，有
四、产业结构变迁对农民、农民工与市民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在展开城市生产部门内部结构变迁的影响分析之前，为了方便我们先将定义1进行等价转化。定义1从边际产出的角度刻画了离散的产业结构变迁，我们也可以从替代弹性的角度等价地刻画连续的产业结构变迁。首先，定义
=(1-β)/β。将工资方程(4)、(5)代入定义1可知
定义1’
越大，结构级别越高。结构变迁就是指结构级别由低到高的过程。 (一)产业结构变迁对农民就业和工资增长率的影响 对式(20)取对数关于时间求导，我们可得农村生产部门就业人口的增长率
根据假定可知(δ-r)/(1-α)＞0、
＞0，因此
＜0。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部门就业的人口会逐步减少并消失，即
。这符合Lucas[13]所言的一个成功的城市化理论须具有的第一个特征：能够描述从传统农业部门迁出的移民，直到该部门消失为止。再根据定义1’，如果
变大，则意味着结构升级。于是，我们可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1 城市生产部门的产业级别越高(结构升级)，农村生产部门就业增长率就越低。 再对式(2)取对数并关于时间求导，然后将式(22)代入其中可得
根据假定可知(δ-r)＞0、
＞0，因此农村部门的工资水平是不断增长的。根据定义1’，我们知道如果
变大，则意味着结构变迁向高产业级别阶段演进。于是，我们可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2 城市生产部门的产业级别越高，农村生产部门工资水平增长率就越高。 (二)产业结构变迁对农民工就业和工资增长率的影响 同样，我们可得到城市初级劳动力(农民工与城市蓝领工人)的工资增长率
。根据假定可知(δ-r)＞0，根据定义1’我们知道如果
变大，则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于是，可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3 城市生产部门的产业级别越高，城市初级劳动力(亦即农民工)的工资增长率就越高。 再由人口恒等式以及前一部分的解可得均衡时的农民工数量
。 对其关于时间求导，整理成农民工增长率形式，并代入式(22)可得
根据式(22)或者命题1，在式(23)中产业结构变迁与农民工增长率不存在单一的单调关系。进一步对式(23)关于
求偏导数可得
，其中，η为农村部门就业人数(农民)与农民工之比；χ为产业结构变迁对农村部门就业人数(农民)的弹性，大小为
于是可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4 在前期，城市部门的产业级别越高，农民工增长率越大；在后期，城市部门的产业级别越高，农民工增长率越小。 (三)产业结构变迁对城市白领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在初始的职业规划之后，式(10)就决定了高级劳动力和初级劳动力的分布，而模型又假设总人口和初始的城乡人口为不变的常数，因此也就决定了城市蓝领工人的数目。对式(10)稍作变形可得
，再对其关于表征产业结构升级的参数求偏导数可得
由于
为城市生产部门初级劳动力的增长率以及β为城市部门初级劳动力的产出弹性，
为城市生产部门中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以及(1-β)为城市部门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式(25)就将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分解为两部分：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1-β)
与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β
。然而，由于在初始职业规划后，来自城市居民中的初级劳动力
不再改变，因此城市部门中的初级劳动力增长来自于农民工，所以β
实际是农民工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贡献。 再将式(25)根据定义1’变形为
，根据假设1＞β＞0且知
＞0，可以直观地看到城市部门产业结构变迁对二元经济中的高技能劳动力工资增长的影响： 命题6 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放大了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对高级劳动力工资增长的作用。 五、产业结构变迁中的不均等 (一)城市内部的工资差距 首先，我们来看城市部门内部白领和蓝领工资差距的动态。用在职业规划和时间配置之后的式(5)除以式(4)可得城市高级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初级劳动力工资水平之比，稍作整理可得
式(26)告诉了我们一个有趣的答案，城市部门内部的高级劳动力工资与初级劳动力工资相对差距取决于初级劳动力相对于初始值的涨幅。再对式(26)取对数后关于时间求导，整理后可得
式(27)告诉了我们城市内部白领和蓝领工人之间工资差距的动态机制： 命题7 人力资本增长会放大城市部门内部工资差距的增长率，而产业结构升级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人力资本的放大作用大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时，城市内部工资差距变大，否则变小。 (二)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 其次，我们来看城市初级劳动力(农民工)和农村初级劳动力(农民)之间工资差距的动态。用在职业规划、时间配置和工作地点选择之后的式(4)除以式(2)可得城市初级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水平之比，再考虑进城成本之后有
再对式(28)取对数后关于时间求导可得
，意味着： 命题8 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在结构变迁中会逐步消失。 命题8是式(27)转移动态的结果，虽然人力资本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放大了初级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差距(可视为城市部门中人力资本对初级劳动力的溢出作用)，但结构升级通过推动初级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城市初级劳动力增长以及农业就业人口的下降)抑制了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 (三)高级劳动力和初级劳动力工资的城乡差距 最后，我们再来看高级劳动力(城市白领)和农村初级劳动力(农民)之间工资差距的动态。用在职业规划、时间配置和工作地点选择之后的式(5)除以式(2)可得高级劳动力工资水平和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水平之比
再对式(29)取对数后关于时间求导可得
。为了对比城市高级劳动力和城市初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的工资差距，将
相减可得
与式(27)一样，式(30)也意味着： 命题9 人力资本增长速度会放大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工资差距的增长率，而产业结构升级却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当人力资本的放大作用大于结构升级的抑制作用时，城市高级劳动力与农村初级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变大，否则变小。 命题9由命题2与命题6决定，产业结构升级推动农村劳动力工资增长，但对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却有两股方向相反的推动——产业结构升级通过人力资本放大了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但却削弱了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工资增长。 六、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经济增长 (一)农村部门的经济增长 对农村部门的生产函数取对数然后关于时间求导，并将式(22)代入其中可得
根据假定可知α(δ-r)/(1-α)＞0、
＞0，因此
＜0。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部门的产值会逐步减少并消失，即
。与传统农业部门就业变迁对应，这从产出角度也符合Lucas[13]所言的一个成功的城市化理论须具有的第一个特征。有趣的是，由式(22)与式(31)可知，农业就业转移速度快于农业产值转移速度。再根据定义1’，我们知道如果
变大，则意味着结构升级。于是，可得到如下结论： 命题10 城市生产部门的产业级别越高，农村生产部门产值增长率就越低。 命题1与命题10刻画了城市部门产业结构升级对城乡二元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也说明了城市化的产业基础所在。大量的研究发现劳动力在城乡部门之间的再配置可以大幅度地改善整个经济的生产效率[15]。然而，这种再配置转移不可能自发实现，命题1和命题10的结论则说明了城市部门的产业结构升级能够实现这种转移。这个结论证明了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 (二)城市部门的经济增长 对城市部门的生产函数取对数后关于时间求导，可得
进一步，前面我们讨论了结构变迁中城市部门的经济增长，那么一个自然的问题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在初级劳动力和高级劳动力之间的分享状况如何?!易知，
，即城市部门经济增长率与城市高级劳动力的工资增长率是相等的。换言之，城市高技能劳动力能够充分地分享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然后再看
-(1+
)(δ-r)，可以发现只有在城市部门经济结构级别高于一定限度时(
＞
/(δ-r)-1)，初级劳动力才能充分分享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否则就不能充分分享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 (三)产业结构变迁中的经济增长 记城乡两个部门的总产值为
，对其关于时间求导并除以Y(t)，稍作整理可得
为农村传统部门的产值份额，
为城市现代部门的产值份额。将
代入其中可得
式(33)将结构变迁中的二元经济增长分解为三股动力：农村转型驱动的增长、初级劳动力(农民工)通过结构升级驱动的增长、人力资本通过结构升级驱动的增长。再由定义1’知： 命题12 随着产业结构升级，农村部门转型驱动的增长将变小，初级劳动力(农民工)驱动的增长将变小，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将变大。 命题12的结论意味着产业结构升级与二元经济中的增长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可以预料到，在产业结构级别较低时，农村转型驱动的经济增长和初级劳动力(农民工)驱动的经济增长会高于人力资本驱动的经济增长；后期则正好相反。 七、深化改革：“产业升级、人力资本投资和均等化，以及户籍改革”三驾马车齐头并进 如图2所模拟的，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缓慢，人力资本在产业结构升级中驱动的城市部门的经济增长相当乏力。在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农村部门由于劳动力转移导致经济增长下滑，初级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驱动的城市经济增长也将下滑。因此，剔除掉物质资本投资驱动的增长之后，中国的非投资性增长便出现了下滑的趋势。非物质资本投资性增长率从改革开放初期的5％左右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其后维持在这一水平。与此相反，由城乡差距的增长率刻画的不均等趋势却在持续扩大。总之，下行的非物质资本投资性增长趋势与上行的不均等趋势将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压力。 要抑制经济增长的下行，需要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和人力资本积累。尽管产业结构升级会降低农村部门经济增长以及初级劳动力(农民工)驱动的增长，但是由于在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农村劳动力会转移到城市部门而且对初级劳动力的需求也呈现出倒U型趋势，因此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萎缩以及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减缓(人口红利的消失)无需大惊小怪。传统或低级的由农业或初级劳动力驱动的增长必将消失，现代经济增长的重心将转移到产业结构升级进程中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上来。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产业结构升级内生于禀赋结构升级，禀赋结构升级包括私人资本积累以及软硬公共基础设施升级，产业结构升级产生的经济剩余是禀赋结构升级的来源，产业结构升级与禀赋结构升级是相辅相成的动态过程；最快速的升级方法是遵循比较优势；有效市场是保证按比较优势发展的基础；政府在禀赋结构升级的外部性、产业结构升级的协调性以及促进市场有效性方面可以起到因势利导的作用。
图2 根据模型结论模拟的中国增长与平等趋势 注：限于篇幅，文章未报告数据和每一个命题结论的模拟，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因此，在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如果人力资本也与之匹配地升级，那么两者就会相互放大增长效应，而不仅仅是传统增长核算中的加法关系。对于加速人力资本积累而言，重点在于提高用于积累人力资本的时间转换效率和人力资本回报，比如改善教育质量、职业经验积累和培训等均可以提高人力资本转换效率，而产业结构升级则是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的关键动力。此外，将初级劳动力变成高级劳动力将是中国加速人力资本总量积累最重要的途径，因为中国数亿的农民工群体规模相当巨大。加大对初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一举两得——促进增长和削减不平等。产业结构升级会放大高级劳动力和初级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加大对农民工等初级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会缩小这种工资差距，降低不平等程度。中国的人力资本均等化还有很大的空间。除了公共教育支出不平等之外，户籍等城乡分割制度也是人力资本均等化最重要的制度障碍。因此，户改刻不容缓。本文提供了一种解释和解决户籍等城乡隔离制度的思路：只有在产业级别较高时，农民工进城才有利于提高城市居民人均工资收入，从而农民才被允许进城打工。产业结构升级是破解“人的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难题的激励相容条件。然而，这个破解城乡制度分割难题的激励相容条件却会放大城乡差距。因此，产业升级、人力资本均等化与户改这三驾结构性改革的马车必须齐头并进。通过这样的结构性改革，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并非遥不可及。 作者感谢林毅夫教授的悉心指导，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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