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江南进士数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论文,进士论文,明清论文,地域论文,数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 要：明清时期，江南进士在全国数量最多，比例高达近15%；而且其科试名次极为显赫，明代状元近四分之一和清代状元半数以上出自江南，榜眼、探花更不在少数，三鼎甲往往为江南人囊括。江南进士在全国的突出比重是不断变化的，大致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地域分布上，府与府、县与县之间极不均衡，尤其集中在苏州、松江、常州、杭州等府的附郭各县的一些世代仕宦的簪缨望族，显示了个别地区和少数家族在科考中具有非同一般的竞争力。
关键词：科举 进士 江南
明清两代，科举取士，三年一度中式的进士，构成明清人才的最主要部分。区区江南一地[2]，由科考脱颖而出者，堪为全国之最。江南进士以其人数多、名次前、仕宦显而成为明清时期最为著名的地域人文集团。“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竟视巍科乃我家故物”，[3]这种志在必得的自期，这种天下独盛的壮观，明清以来一直倍受人们瞩目。然而单论其某一层次如状元者有之，某一方面如经学、如古文者有之，某一些人物如惠栋、钱大昕辈者有之，而将江南进士这一突出的地域人文现象作总体考察者，似乎尚付阙如。本文先就江南进士的数量、地域分布及相关特色作些分析，希望能够有所补正。
一
明清两代，江南各地科第蝉联、捷报频传的盛况，地方文献多有描述。如苏州府，明王鏊说：“苏人才甲天下”，[4]“科第往往取先天下，名臣硕儒亦多发迹于斯。”[5]常熟县令耿桔说：“今代科目之设，惟吴越为最盛，而越又谢吴，吴又推虞。”[6]昆山，人才之盛倍于他地。太仓，“擢高科登显仕者，后先相望”。[7]入清，当地人也说，“吴郡人文自有制科以来，名公臣儒先后飏起。”[8]如杭州府，“自（明）世宗御宇以迄于今，科第日增，人文益盛”。[9]该府属下的海宁县，“入明，风气渐开，人文蔚起，衣冠日盛”。[10]如常州府，“科目蝉联，数代不绝”。[11]其附郭武进县，“科甲蝉联鹊起，文风甲于天下”，[12]当地人自豪地说：“政事科名，舄奕相望，驾前明吉水而上之者，惟武进为称首”。[13]如松江府，宋代科名已盛，入明“科诏始下，人材已彬彬然，百余年来，文物衣冠，蔚为东南之望”，[14]清“康熙以来，科第甚盛”。[15]这些概括性描述大致可信，但无法据以了解江南科第的具体情形。
今据明清进士题名录统计，明清两代自明洪武四年首科到清光绪三十年末科，共举行殿试201科，外加博学鸿词科，不计翻绎科、满洲进士科，共录取进士51681人，其中明代为24866人，清代为26815人。江南共考取进士7877人，占全国15.24%，其中明代为3864人，占全国的15.54%，清代为4013人，占全国14.95%，[16]总体而言，明清两代每7个进士，就有一个以上出自江南。这么高的比例，毫无疑问在全国独居鳌头。
诚然，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前后起伏变化较大。为清晰起见，笔者绘成明清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图，图中横轴为年代，纵轴为百分比，虚线为平均数。
明清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图
上图表明，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明初并不高，进入16世纪后半叶稳步上升，入清后除了个别年份外一路攀升，到18世纪前后的半个世纪达到最高峰，并将显赫的地位一直维持到下世纪初，在后来的一个世纪则持续下滑，并接近最低点。
具体说来，纵观明清江南进士，其数量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自洪武四年到天顺八年(1371—1464)的28科为第一阶段，全国进士5064人，江南为572人，占11.3%。其中超过10%的有15科，低于10%的有13科，最低的洪武四年科，江南仅中式2人，占全国的1.63%，这也是明代江南进士最少的一科；最高的景泰二年科，江南取中41人，占全国的20.40%。
自成化二年到嘉靖二十六年(1466—1547)的28科为第二阶段，全国进士8933人，江南为1374人，占15.38%，大体上相当于明清两代江南进士在全国所占比例的平均数。这个阶段各科都超过10%，其中超过15%者19科，但没有一科达到20%。
自嘉靖二十九年到嘉庆元年(1550—1796)的95科为第三阶段，全国进士24957人，江南多达4657人，占18.66%。这是江南进士在全国比例最高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不到15%的只有13科，超过20%的多达33科，其中在明代者有3科，在清代者为30科，说明清代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虽稍低于明代，但自清初到嘉庆元年却远高于明代。在这33科中，有8科超过25%，2科接近30%，最高的2科超过30%，即康熙二十七年和五十一年，分别高达33.64%和31.64%，进士集中在江南的程度达到顶峰。
自嘉庆四年到道光二十七年(1799—1847)的25科为第四阶段，全国进士5734人，江南为689人，占12.02%。从整体上说，这个阶段江南进士在全国的比例是逐年下降的，但幅度较小，由嘉庆四年的13.64%降为道光二十七年的11.26%，其中只有道光十五年不足10%，为9.19%，与最高的道光二十一年的13.86%，相差不过4个百分点。
自道光三十年到光绪三十年(1850—1904)的25科为第五阶段，全国进士6933人，江南为585人，占8.44%。这是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最低的阶段，超过10%的仅4科，最高的光绪二十七年不过11.75%，最低的同治元年也有5.18%，其余多在7—9%，高低悬殊很小。
上述江南进士人数的五个阶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明清江南地域社会和经济发展的特色。明初，朱元璋大力打击江南地主，限制江南地主势力，江南地主的实力有限，科举应试的经济条件有所制约。江南地主则与新王朝离心离德，多不合作，科考热情不高，从另一个方面影响登第人数。明中期，江南经济迅速由萧条走向恢复，江南社会整体实力大为增强，[17]江南人士应举者倍增，在全国的竞争力也逐渐提高，故录取比例逐年上升。明嘉靖万历时期和清康雍乾时期是江南经济发展的两个高潮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盛，江南士子热衷科举成名，纷纷在科第场上大显身手，中式人数在全国的比例臻于极盛。明末清初，虽然江南天翻地覆，但江南士子科试热情丝毫未减，群彦辈出。明社既屋，江南士子矢志殉明者有之，坚持不出者有之，但多数人在稍稍观望犹豫后，即耐不了“不食周粟”的寂寞和艰辛，纷纷出山应试。[18]清朝两次开科的顺治四年，全国录取进士298人，江南即多达88人，占了近三分之一，武进一县尤为突出，考中27人，“尤为盛事”，占全国近十分之一。江南士子，包括那些明代遗民的子弟，在清廷的百般笼络下，自主或不自主地俯伏在新主子的銮驾下。进入嘉庆年间，江南迭经水旱，居于全国统治地位的丝棉织品的市场大为收缩，江南经济出现少有的萧条不景气状况，紧随其后的鸦片战争、咸同兵燹，江南大地历经浩劫，百孔千疮，科考的经济条件丧失殆尽，科试的弊端渐为江南士人所认识，江南人中第比例迅速下降，形成明清时期的最低点。江南进士占全国比例的这种盛衰变化，反映了江南士子的政治前途与国家的命运、江南经济的兴衰紧密相联。
二
江南进士不但数量在全国独为翘楚，而且其科试名次在全国最为显赫。号称“天子门生”的状元，明代89人，江南八府，苏州7人，常州4人，松江3人，杭州、嘉兴和湖州各2人，应天1人，多达21人，占近四分之一。其中弘治三年、六年、九年，万历十一年、十四年、十七年，万历三十八年、四十一年、四十四年，曾经3次连续3科的状元由江南人荣膺。明代文魁（状元、榜眼、探花及会元），南直隶和浙江占了将近一半，其中尤以江南人居多。正统三年，江南不但首开状元记录，而且连同二甲、三甲第一名，都为苏州府人，同科一郡三传胪，[19]亘古未闻。仅苏州一地，到万历时会元已多达7人，文史大家王世贞叹为“吴中盛事”。
清代江南更是魁星光芒四射，状元112人（不计2个满状元），江南各府，苏州29人（含太仓州5人），常州7人，湖州6人，杭州5人，镇江4人，江宁和嘉兴各3人，松江1人，共多达58人，占半数以上。特别是苏州一地，占了整整四分之一以上。苏州状元之多，以致苏州人汪琬在词馆日，将状元夸为苏州“土产”，令抑揄苏州少特产的同僚张口结舌。[20]康熙末年的江苏布政使杨朝麟也感叹道：“本朝科第，莫盛于江左，而平江一路，尤为鼎甲萃薮，冠裳文物，兢丽增华，海内称最。”[21]顺治四年，武进吕宫首膺清代江南状元。其后自顺治十五年到康熙三十三年的14个状元，清一色全是江南人。仅隔3科，自康熙四十五年到康熙五十七年的6科状元，又被江南人囊括。顺治、康熙年间的29个状元，江南占了23个。自后虽然几乎由南人垄断状元的局面被打破，但乾隆十六年到三十四年的9个状元，江南仍多达8个。乾隆五十五年到六十年，嘉庆四年到七年，又两次连续3科的状元为江南人夺得。自嘉庆十四年起，江南状元连绵不绝的盛况不再，44个状元，江南人只有12个，其中只有咸丰十年到同治二年3科状元全系江南人。需要指出的是，江南状元，若非朝廷有意裁抑，其数当更多。[22]状元以外的鼎甲榜眼和探花，清代江南也多达39人和52人，分别占35%和46%。清代三鼎甲，有15科由江南人包揽，而又集中在乾隆四十六年以前。顺治四年到康熙二十七年的16科探花，只有2科不是江南人。112个会元，江南多达53人，将近半数，苏州一地就多达17人。[23]由解元、会元而状元连中三元者，清代全国仅2人，苏州人钱棨是其一，“三元坊高竖学宫道左”，天下荣之。
因为江南三鼎甲特多，所以一地同科或一门再次及第者，所在多有。如父子鼎甲，自古稀见，苏州一地，即有3对：明太仓王锡爵、王衡父子榜眼，清吴县缪彤状元与子缪曰藻榜眼，镇洋汪廷玙、汪学金父子探花。一家鼎甲如昆山徐氏三兄弟，元文为顺治十六年状元，乾学和秉义分别为康熙九年和十二年探花，“同胞三及第，前明三百年所未有也”[24]。德清蔡启僔康熙九年为状元，其从侄升元康熙二十一年也为状元。元和吴廷琛嘉庆七年为状元，其族侄钟骏为道光十二年状元。武进庄存与、培因兄弟，一为乾隆十年榜眼，一为乾隆十九年状元，兄弟鼎甲。常熟翁同龢与其侄分别为咸丰六年和同治二年状元。如同县一榜及第：崇祯十六年溧阳，榜眼宋之绳，探花陈名夏；顺治十六年昆山，状元徐元文，探花叶方霭；康熙九年德清，状元蔡启僔，榜眼孙在丰；雍正八年钱塘，状元周
，探花梁诗正；乾隆七年阳胡，榜眼杨述曾，探花汤大绅；乾隆十年武进，状元钱维诚，榜眼庄存与。以天下之大，一榜三鼎甲，一县有其二，江南居然有此六县。
三
江南为人文渊薮，是就总体而言的，上述雄居全国七分之一以上的进士，观察其地域分布，却是极不均衡的，下表显示了各府之间进士的不同比例。
明清江南各府进士比例表
注：1.溧阳县雍正八年由江宁府改隶镇江府，表中仍计入江宁府。
2.太仓州明属苏州府，清雍正二年升为直隶州，表中明清通计栏计入苏州府。
由上表可知，如果按府而论，各地进士数，明代依次为苏州、常州、杭州、嘉兴、松江、应天和镇江，清代依次为杭州、苏州、常州、嘉兴、湖州、江宁、松江、镇江和太仓；如果明清两代通算，则依次为苏州、杭州、常州、嘉兴、江宁、松江、湖州和镇江。无论怎样排列，苏、杭、常、嘉四府总在前四名，如果将江南八府分为四个等级序列，则苏州第一，明代雄居首位，清代稍次于杭州；杭州、常州为第二，杭州在明代远远落后于常州，但清代跃居首位；松江、应天、湖州为第三，松江在明代高于江宁、湖州，但乾隆中期即逐渐减少，终至下降为与江宁、湖州不相上下；镇江为最末，在各府中登第最少。
由于各府领县数多寡悬殊，因此按府而计实际上并不能全面确切地反映江南科第状况。如果考虑到这种领县数的多少，再来观察各府县级平均录取人数的次序，则明代依次为松江、苏州、常州、嘉兴、镇江、杭州、应天和湖州，清代依次为杭州、常州、苏州、嘉兴、镇江、江宁、湖州、松江和太仓。其中松江由明代的最多降为清代的最少，既因属县由明代的3个增加到清中期的7个，也因中式总数大为减少；常州位居第二的地位不变；杭州由明代的较少上升为清代的雄居榜首。这种地位变化从总体上反映出江南进士的地域分布特征：苏州、常州、稳居前列，且前后变化不大；杭州明代仅为第三，清代却傲视各府，上升最为迅速；松江由明代的最多降为清代的无足轻重，起落最大。可见明清江南进士主要分布在苏松常杭嘉地区，南京、镇江、湖州地区则相对少得多，而且由明至清有逐渐东移的趋势，这显然又与经济和文风有关。
上述按府或按县统计平均进士数，实际上仍嫌笼统，现在再以县为单位，列表显示明清两代各县进士的数量。
明代江南进士分县统计表
清代江南进士分县统计表
上列两表表明，江南进士分布不但极不均衡，而且极为集中。在明代，前十名的县依次是华亭、武进、无锡、吴县、昆山、长洲、仁和、常熟、钱塘和上海。10县合计为1940人，占江南进士总数的50.21%，占全国进士24866人的7.80%。在清代，前十名依次是仁和、钱塘、吴、武进、归安、长洲、无锡、丹徒、海宁州、乌程、常熟。10州县合计为1902人，占江南进士总数的47.40%，占全国进士26815人的7.09%，比例比明代稍低。明清两代江南的进士，大体上近半数集中在数十个县（明为48州县，清为63州县）的10个县中，集中程度是十分惊人的。
居于前十名的县，大多又是附郭县，明代有6个，其中人数最多的华亭和武进二县，都是附郭县；清代有8个，前十名中的前六名都是附郭县。可见江南进士主要产生在苏州、杭州、松江、常州、湖州、镇江等城市及郊区。这又是与明中期开始的江南地主城居化的趋势相一致的。财力雄厚的江南地主麇集在生活优裕、条件方便、信息灵通的城市，故城市中第者最多。这一特点，明清两代皆然。此外，明清时期的无锡、常熟，明代的昆山、太仓、上海，清代的海宁等，也者是科第相当兴盛的地区。这又与那些地区经济较为富庶、世家大族集中有关。
江南进士集中在少数县份，特别是城郊各县的情形，同时也意味着各县之间的进士数极不平衡。如明代苏州府，吴县最多达195人，崇明县却只有4人；松江府华亭多达259人，而青浦只有21人；常州府武进高达249人，靖江只有1人；应天府江宁县122人，而同府的溧水、高淳、江浦、六合四县合计才48人；杭州府仁和高达164人，而同府的新城为6人，于潜、昌化各为1人；湖州府归安89人，而同府的武康、安吉、孝丰均不到10人。清代武进高达208人，而同府的靖江仅为16人；上元为99人，溧水、高淳、江浦三县总共才23人；仁和高达379人，钱塘也达339人，而新城、昌化仅为寥寥数人，于潜则阒无一人；归安高达153人，而武康、安吉均不到10人，孝丰更默默无闻。可见，明清两代不但各府进士多少悬殊，而且同府的各县之间悬殊少则数十倍，多则上百倍，多少不均的特征是极为普遍的。因此，所谓江南文才甲天下，只能指某些地区，而远不能视为整个江南尽然。
四
江南聚族而居，殷实大族在科考中最富竞争力，因而明清江南进士不但分布极不均衡，极为集中，而且还集中在有限的几姓几族之间。
就明清两代而论，如整个江南之顾氏、潘氏、浦氏、蒋氏、沈氏、金氏、陶氏、周氏、郁氏、严氏、陆氏、俞氏、钱氏等家族，考中进士特别多。顾姓进士在全国共为279人，江南多达191人，占68%。沈姓进士全国共为582人，江南多达375人，占64%；陆姓进士全国330人，江南为209人，占了三分之二。浦姓进士全国仅为16人，只有1个不是江南人。郁姓进士全国24人，江南为18人，占四分之三。钱姓进士全国306人，江南为180人，占58.82%。蒋姓进士全国303人，江南110人，占三分之一强。金姓进士全国283人，江南为108人，占38.16%人。陶姓进士全国135人，江南为32人；周姓进士全国1083人，江南为197人；严姓进士全国150人，江南为58人；俞姓进士全国174人，江南为67人，都占相当高的比例。
此外，明清两代苏州府之归，无锡之秦、邹、毕，宜兴之路、任、储，海宁和钱塘之汪，溧阳之狄，金坛和溧阳之史，丹阳之姜、荆、贺，金坛之于，武进之恽、薛、庄，海宁之查，丹徒之茅，长洲之韩、皇甫，吴江之叶，上海之乔，秀水之继，长兴之臧，嘉兴之项；明代武进之白，海宁之祝，乌程之闵，平湖之屠，常熟之瞿；清代常熟、仁和和钱塘之翁，无锡之嵇，昆山之徐，长洲和溧阳之彭等，都是世代科第不绝的簪缨望族，在科考中探杏折桂代有闻人。可以说，就家庭背景而言，江南进士主要出身于那些阀阅大家。
著名者如海宁陈家，自明正德初年到清同治300多年间，13世科第，“登进士第者三十一人，榜眼及第者二人，举人一百有三人，恩、拔、贡、副、岁、优贡生七十四人，征召者十一人，庠生及贡、监生几及千人；宰相三人，尚书、侍郎、巡抚、藩臬十三人，京官卿寺、外官道府以下，名登仕版者，逾三百人。”[25]康熙时，陈元龙擢升广西巡抚，人争祝贺，其夫人居然愀然不悦者数日，说“一门群从咸列清华，我夫子乃出为粗官，令我惭颜于娣姒矣”。原来当时元龙弟兄叔侄中，任礼部尚书、侍郎、工部尚书和都御史者四人，姊妹夫任大学士、侍郎、詹事府官者四人，故以进士仕至封疆反为粗官。陈诜生五子，“皆登科第
仕，世目公门为‘五子登科’云”。[26]吴江分湖之叶氏家族，自明代成化二十三年叶绅以进士起家，到乾隆五十四年，前后“七世进士，登乡榜者尤多”，为当地科第最盛之家。[27]长洲彭氏，彭珑于顺治十六年题名进士后，其子定求于康熙十五年登状元，其堂侄宁求康熙二十一年探花，定求孙启丰于雍正五年夺魁，祖孙状元，“世所罕见”。后启丰子绍观、绍升、绍咸，孙希郑、希洛、希曾，曾孙蕴辉皆成进士，后人希濂又登九列。有清一代，彭氏先后出了2个状元，1个探花，14个进士，31个举人，7个副榜，附贡生130余人。“科目之盛，为当代之冠”，有“昭代科名第一家”之称。以致昭梿说“岂真获梓潼之佑耶，抑别有所致之也”。[28]同县徐氏，自明嘉靖到清康熙160余年间，“以进士为大官者，凡四人，举于乡者又数人”。[29]明太仓王氏，锡爵以会元及第，其弟鼎爵会试第五人，其子衡顺天乡试解元、殿试榜眼，一门高第。明仁和江氏，自江玭至澜、晓、坼、铎，连续五世甲科。[30]吴县吴云、吴信中父子同为进士。华亭王顼龄、九龄、鸿绪三兄弟，都获进士功名，荣任学士。嘉兴李氏，明清之际，“百年之间，科名蝉联，衣冠都雅”。[31]嘉兴项氏，四世登甲科。清吴县潘氏，潘世恩为乾隆五十八年状元，其弟世璜为下一科探花，其孙祖荫为咸丰二年探花，其余翰林、进士、举人彬彬不可胜数，李鸿章题匾为“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时人有“天下无第二家”之赞。仅明代常熟一地，钱氏一门，先后出过九个进士；沈、郁、周、冯、朱、赵、瞿、钱、顾九姓曾有过父子进士的记录；章、陈、王、钱、翁、陆、张、七姓，为兄弟进士之门；汤、沈、杨、陈四姓系祖孙进士之家；章、王二姓更为兄弟同科进士之家。[32]
这些衣冠望族，甲科连绵不绝，登第人数众多，而且屡屡荣膺鼎甲殊荣，在明清江南进士群体中光彩夺目，构成江南进士成份的一个显著特色。
至于钱塘、仁和多祖籍徽州的汪姓进士，则又是清代商人子弟以商籍获得了科举应试的资格的产物，反映了杭州多寄籍进士的特色。该地清代中第特多，正与商而富则仕的徽商及其子弟的角逐科场大有关系。
注释：
[1]本文所指江南，明代为应天、镇江、常州、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八府，清代雍正二年太仓州升为直隶州，为八府一州。
[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卷二。
[3]王鏊：《震泽编》卷三《人物》。
[4]王鏊：《苏郡学志序》，《呈都文粹续集》卷一。
[5]《皇明常熟文献志》耿桔序。
[6]嘉靖《昆山县志》方鹏序；弘治《太仓州志》卷一《风俗》。
[7]康熙《苏州府志》卷二一《风俗》。
[8]万历《杭州府志》卷一九《风俗》。
[9]光绪《杭州府志》卷七四《风俗》。
[10]康熙《常州府志》卷九《风俗》。
[11]康熙《武进县志》卷一三《风俗》。
[12]光绪《武进阳湖县志》王祖肃序。
[13]正德《松江府志》卷四《风俗》。
[14]嘉庆《松江府志》卷五《风俗》。
[15]据朱保炯、谢沛霖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统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6]明代前中期江南经济由衰转盛，可参见王锜《寓圊杂记》卷五《吴中近年之盛》
[17]江南士子的心态转变可以一首嘲讽诗为证：“一队夷齐下首阳，几年观望好凄凉，早知薇蕨终难饱，悔杀无识见武王”。诗载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诸生就试》。
[18]王世贞：《龠山堂别集》卷三《一郡三传胪》。
[19]钮琇：《觚塍》续编卷四《苏州土产》。
[20]杨朝麟：《紫阳书院碑记》。
[21]据说明代吴县王鏊廷对当置第一，三元出身的大学士商辂不愿有人与其分享此殊荣，故抑之置第三。事见《弇山堂别集》卷八三。乾隆二十六年，阳湖赵翼已为一甲第一，陕西韩城王杰为第三，乾隆帝以陕西尚无状元，将赵与王对调，故赵翼屈居为探花。事载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三《赵瓯北先生事略》。
[22]以上据法式善《清秘述闻》、王家相《清秘述闻续》、徐元和祁颂和《清秘述闻再续》统计而得。
[23]王士禛：《池北偶谈》卷一《谈故一》。
[24][25]陈其元：《庸闲斋笔记》卷一。
[26]道光《分湖小识》卷五《别录上·轶事》。
[27]《池北偶谈》卷一《谈故一》；昭梿：《啸亭续录》卷三《彭氏科目之盛》。
[28]汪琬：《尧峰文钞》卷一五《乡饮宾徐府君墓志铭》。
[29]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五世甲科》。
[30]《尧峰文钞》卷二九《袭紫楼文集序》。
[31]《皇明常熟文献志》卷一○《盛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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