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幕府制度及其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幕府论文,晚清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3-0176-05
中国的幕府制度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私养门客之风甚盛，社会上因此出现了一批利用自己的智慧或一技之长替主人在军事或政务方面出谋献策或承办差事的“游士”或“食客”，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之为“客”或“舍人”。这便是中国幕府制度的萌芽。尔后历经两汉到明清，幕府制度随着各个朝代政局的变化几经盛衰和嬗变，并同中央集权的强弱成此消彼长之势。例如，隋朝统一中国后，中央权力极度加强，幕府制便大为萎缩；元朝时蒙古人统治中国，幕府制已近消亡；明清时期，幕府制再度复兴并达到极盛。综观中国幕府史，各朝更迭既有继承性，又有变异性。明末清初，地方督抚制度普遍建立以后，督抚大吏纷纷设立幕府。清代是幕府制发展的繁盛时期，上自总督，下至县令，均拥有人数不等的幕府，以至当时有“无幕不成衙”的谚语。幕府制度作为封建官僚政治制度的补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对幕府制度的研究已呈逐步升温的趋势，一些论著也不断面世，但从总体上看，仍然是个案研究为主（注：例如：李鼎芳的《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朱东安的《曾国藩幕府研究》；李志茗的《晚清四大幕府》，主要论述陶澍、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四幕府；福尔索姆著，刘悦斌、刘兰芝译的《朋友·客人·同事》，主要论述曾国藩、李鸿章幕府；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从学术文化角度概述了清代学人游幕的发展演变，论述了陶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端方五个幕府；黎仁凯、钟康模的《张之洞与近代中国》中有《张之洞与晚清幕府制度》一节，论述了张之洞幕府。此外，还有一些有关论文，恕不一一列举。），对晚清幕府及其嬗变的整体宏观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一
晚清的幕府，可以用“极盛”和“变异”来概括。所谓极盛，是指其规模空前庞大、人员众多；所谓变异，是指幕府的性质与传统幕府相比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此，研究晚清的幕府，首先要讨论如何界定幕府人员。按照传统的意见，入幕之人，是指幕主礼聘的、在官署内协助幕主办理文案、刑名、钱谷等事务的人员，他们应是非现职官员。但是在晚清，随着政治、军事的变局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幕主在衙署内外设立了一系列的政务、军务、经济或文化机构，如创建军队、办实业、兴学堂等，延聘、奏调和札委一批幕僚在其中任职、办事，这些人自然也就成为了幕府人员。同时，一些与主管上司私交密切的下属官员，也被札委兼办幕事，时时处于亦官亦幕状态。这些人可否视为幕府人员呢？笔者认为，幕府的界定应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而有所变化，在晚清这一过渡时代，幕府也必然呈现出由封建时代的幕府向近代职官制过渡的特色。以往人们习惯于从封建政治或制度的层面上去界定，但幕府主要是仰赖幕主私人的关系网建立起来的，以感情为纽带，似乎更应该注重人际关系。因此，我们在界定幕府人员的时候，应更多地考察其与幕主之间的私谊及直接间接的人际关系。本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来考察晚清幕府的。
晚清的幕府是由明清时期的幕府发展演化而来，至于其上限起自何时，有的学者认为起自嘉庆朝，从而把陶澍幕府划归晚清幕府[1]。笔者认为，陶澍已于鸦片战争前去世，其幕府无论从规模、入幕方式和幕务看，均没有超脱出传统清代幕府的窠臼。鸦片战争后的幕府则不同，在幕府机构、规模、入幕方式、人员构成、主客关系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已逐渐具有了近代社会气息。因此，晚清幕府上限应起自道光朝鸦片战争后。本文所论的晚清幕府正是指鸦片战争后直到清朝灭亡期间的幕府。
综观晚清幕府，就督抚这一层而言，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应数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和袁世凯四大幕府。晚清幕府继承了清代传统幕府的一些特色。在清代前、中期，各级地方主管官员招聘来帮助自己处理文书及刑名、钱谷等日常事务的士人，称为幕客、幕友、宾师、幕宾等，俗称“师爷”。幕主延聘幕客，双方两相情愿，合则来，不合则去，基本上是平等关系。幕府中人员不纳入国家正式行政机构之中，是在儒家思想指导下由幕主的私人关系网为纽带联结起来的，具有极强的私家性质和人情味。虽然如此，幕府制还是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皇帝诏谕吏部：“各省督抚衙门事繁，非一手一足所能办，势必延请幕宾相助，其来久矣。但幕宾贤否不等，每有不肖之徒，勾通内外，肆行作弊。……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择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行文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2](P114)可以看出，皇帝不仅承认了幕府制的合法存在，而且从幕主要将幕宾姓名造册上报朝廷、有成绩者可报吏部授予职衔来看，还对幕府人员有一定的管理程序，也为他们的升迁打开了一扇希望之窗。幕客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幕主出谋划策及办理文书、奏折、刑名、钱谷、教读等事务，他们非政府官员，也就不领取国家的薪俸，其束脩（酬金）系从幕主的养廉费中开支。幕宾虽非官员，与幕主也不存在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但其作用却往往超过属官。时人说：“内掌曹郎之事，以代六部出治者，胥吏也；外掌守令督抚之事，以代十七（八）省出治者，幕友也。”[3](P622)可见，幕府制在清代已成为政治人事制度中不可或缺的补充形式，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晚清幕府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这一特色。如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赵凤昌任幕府总文案，深得张之洞宠信，要事必与相商，乃至有“两湖总督张之洞，一品夫人赵凤昌”的戏语传为街谈巷议[4](P64)。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后，其秘书长梁士诒也有“二总统”的外号。可见，研究清代的政治，有些事仅凭官方文档往往难于窥见其真谛，还必须认真考察其幕府中的运作及人际关系。
此外，在幕府人选方面，晚清幕府也基本上继承了传统幕府选人准则。一般是来自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一定的功名而尚未进入官场的士人（含候补官员），已退职或暂时脱离官场（如致仕、革职、贬斥、丁忧等）的官员，或有特殊才能和一技之长者。幕主以私谊联结关系网，亲朋好友及其子弟、门生、故吏尤为晚清幕府着重接纳的对象。可见，晚清幕府对传统清代幕府的继承性是显而易见的。
晚清是传统幕府制由极盛走向衰败的转型时期，此时的幕府规模大、人数多也是一重要特色。鸦片战争前的陶澍幕府，充其量也只有魏源、包世臣、程恩泽、梅曾亮等一二十名幕友；而鸦片战争后的曾国藩幕府总数则有400-500人，李鸿章幕府有304人（含洋员）[5](P15,P233)，张之洞幕府也有400余人（含洋员）[6](P229)，可见，晚清幕府的规模与人数同鸦片战争前的幕府相比，实不可同日而语。
为什么晚清幕府会出现规模庞大、人才济济的盛况呢？这其中有三个主客观因素。
首先，从客观社会环境上看：一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国门洞开，外国资本主义不断入侵，内忧外患日益加剧，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伴随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以及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朝中央权力逐渐削弱，地方实力派日益膨胀。地方督抚除了日常的政务外，还要练兵、筹饷、制造军械、创办实业，办理洋务、外交及文化教育事业等，传统僵化的政治、经济、军事运作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因而一系列的新机构便应运而生。这些机构需要一大批具有真才实学者，这就给幕府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和更宽阔的空间。另一方面，晚清官僚制度的腐败和科举制度弊端丛生，不仅使候补官员的数目大增，而且使一些具有真才实学又有一定功名的士人，无法施展自己的经世之才和圆其官场之梦。官缺有限，绅士群大增，僧多粥少的情况愈演愈烈，投身幕府自然便成为一些怀才不遇、科场失意的士人跻身官府去发挥专长、实现自己价值的场所或作为谋生的途径。
其次，从幕主的主观条件看：晚清著名幕主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不是名声显赫的中兴名臣，就是著名的洋务首领或新秀，有的本身就是著名的学者。这就形成了两方面的凝聚力：其一，幕主的地位、事业、求才之心和爱才、用才的人格力量吸引着无数士人投效。例如，曾国藩镇压捻军起义期间曾出告示：“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褒奖”[7](P1804)。还声称，凡来投效者，优加礼貌，先给薪水，再量才而用。薛福成说：“其取人，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因此，“非常之士，与自好之徒，皆乐为之用”[8](P53)。容闳也盛赞曾国藩幕府之盛：“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9](P135)有些人甚至宁可放弃官位而为曾国藩效力。如吴汝纶在同治四年（1865年）会试中了进士，却放弃当官的机会而留在曾幕中效劳。曾国藩死后，至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李鸿章、张之洞又成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幕主。时人王仁堪说：“现今有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归武汉，朝官外出，可寄托者，李（鸿章）与张（之洞）耳。”[4](P82)的确，当时李、张两幕内外机构繁多，人才济济，领风气之先，对辅佐他们成为洋务领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因战败和签订《马关条约》而遭世人谴责，名声大跌，其幕府也逐渐萎缩；而张之洞幕府则依然如日中天。到20世纪初，随着李鸿章去世和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袁幕冉冉上升，张之洞、袁世凯幕府成为清末最大的两个幕府。上述幕府之所以产生较大的影响，正与幕主的个人素质有关。薛福成论及曾国藩时说：“人必有驾乎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8](P216)应该说，晚清的几个大幕主之所以能罗致如此之多的人才，是具备了一定的才、识、量的。
再次，入幕是幕僚发展升迁的一条终南捷径，幕主保举幕僚为官或为之请奖已成为晚清官场的一种风气，吸引着大批士人入幕。众所周知，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发迹。咸丰十年（1860年），他担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向清政府直接间接保荐了大批幕僚为官。到曾国藩去世时，“其幕僚官至三品者已达二十二人，其中总督四人，巡抚七人，至于道府州县则难以统计。曾国藩所保幕僚，人员之众，次数之多，升迁之快，官职之高，在中国幕府史上都是罕见的”[5](P149)。大批幕僚被保荐为官，是晚清幕府的一大特色。曾国藩开其端绪，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步其后尘，不少科举失意之士人，便以入幕为进身之阶，然后再求幕主保荐为官。有学者指出：“幕府历练人才，因东主的多方提携，辗转跻于封疆，实较宦途升转，更为有效。”[10]如此幕僚，又何乐而不为？此外，幕主还十分注意为幕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有功幕僚请奖、请恤。如张之洞就曾先后奏请为建设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和南洋水师学堂建成的有功人员请奖；并奏请对因劳瘁过度不治而亡的蔡锡勇，因公死亡的徐建寅等重要幕僚从优议恤[11]。这比之官场往往具有更多的关照和实惠。
晚清幕府的兴盛促成了幕主与幕僚之间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幕府中的私谊与官场的冷峻相比，透露出更多的人文精神。在传统士人“士为知己者死”价值观的支配下，幕府人员极力助幕主成就功业，而幕主则时时对幕府人员施以人文关怀，谋求他们的发展升迁和经济利益。如李鸿章两度入曾幕，甚受器重，曾国藩帮助李创建淮军，李则尽力辅佐曾镇压太平天国。在曾国藩的一再保举下，李步步高升，迅速攉升为封疆大吏，几与曾国藩平起平坐。曾、李二人相互帮助成就功业、共沐中兴名臣荣光是典型的例子。同样，李鸿章成为头号洋务首领，创办了大批近代企业，也有赖于其幕僚丁日昌、唐廷枢、郑观应、盛宣怀等人的鼎力帮助，而他们也因有李鸿章的知遇才得以发挥其聪明才智。后起的洋务新秀张之洞，由于十分重视网罗人才和发展教育事业，其幕中也人才济济，其中有一大批洋员和归国留学生，使得他的幕府更具近代气息，所兴办的一些实业也达到全国乃至亚洲的领先水平。因此，幕府内以幕主为核心的相对和谐协调，与官场中的相互倾轧、尔虞我诈有着很大的不同。
二
随着西学的东渐，地方大吏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化。他们不再热衷于传统的幕府，转而欣赏职责分明、具有较高办事效率的新体制。李鸿章到上海后就致函曾国藩：“人人皆劝请幕友，鄙性向看不起老幕。”[10](P327)张之洞更着意对传统幕府制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此，晚清幕府制度呈现出动态的发展嬗变过程，传统幕府的积淀在逐渐削弱，近代政治人事制度的渗透日益加强，而且伴随着诸多方面向近代化迈进，幕府的近代气息也越来越浓厚。综观晚清幕府的嬗变，主要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幕府机构的扩充和幕府人员职能的变化。以往清代地方大吏幕府的事务，大体分为掌管奏折、书启、刑名、钱谷、征比、教读等项，一般仅限于衙署内部。晚清自太平天国起义和洋务运动兴起以来，地方大吏的权力逐渐膨胀，为了镇压农民起义和办洋务外交的需要，地方督抚纷纷新设各种非官僚系统的幕府机构。如曾国藩为了镇压太平天国等起义，除了设有秘书处以外，还设立了营务处、采访忠义局、转运局、支应局、编书局、采编所、审案局、军械所、银钱所、火药局、报销局、善后局、招抚局、保甲局、发审局、粮台、翻译馆、惜阴书院、莲池书院等数十个机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二十余年，其幕府除了继承乃师的传统外，又兴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一系列重要军事、民用企业，并设立了相关机构。张之洞任湖广总督十多年，作为后起洋务之秀，兴办了一大批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其幕府中的机构有洋务总局、铁政局、京汉铁路局、电报局、官钱局、江楚编译局、舆图局、商务局、警察局、农务局，以及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四局和两湖书院等教育文化机构。这些机构内一般设立总办、会办、帮办、提调、委员等名目，无疑需要大量有相关知识或管理能力的人才充任。根据现实的需要在衙署外设立幕府新机构的做法，是曾国藩开其端，李鸿章、张之洞等踵其后，并有所发展。这已成为晚清督抚幕府的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机构均为实体机构，有较固定的经费来源，任职人员有具体的职责，再不像传统幕府中一些高级幕友仅起参谋、顾问作用了。
第二，入幕方式的变化。清代传统的幕府是用礼聘方式延揽幕友，晚清也部分地保留了这种延聘方式，即通过个人延访，友人引荐或幕客主动投效等方式收纳了一部分幕宾，其中不乏幕主身边的高级幕宾。如曾国藩在办团练之初，就主动邀请关系密切的郭嵩焘、刘蓉、黄冕入幕，帮他办理筹饷和军务。李善兰在安庆加入曾国藩幕后，引荐了张斯桂入幕，张斯桂又奉曾国藩之命致函邀容闳入幕。吴汝纶是通过方宗诚推荐入幕的。同治四年（1865年），吴汝纶参加会试及第，授内阁中书，曾国藩劝其仍留幕府任事，后来成为曾门四大弟子之一。除了传统入幕方式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通过奏调方式入幕的。如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年）奏调已革贵池知县李沛苍至九江行营入幕，曾国藩又奏请免治其罪，留营当差，得到了朝廷的恩准，后李成为曾营中得力之人[2](P757)。曾幕中的游智开、陈兰彬等人均为奏调入幕。又如，张之洞奉命调任湖广总督后，便奏调在广东的蔡锡勇、陈占鳌、沈嵩龄、凌兆熊、赵凤昌、薛培榕等六人至湖北幕中委用，也得到了清廷的批准[13](P42)。张之洞还奏调广东补用道王秉恩、记名提督熊铁生等到湖北差委。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张署理两江总督时，还奏准留丁忧在籍的翰林院修撰张謇、翰林院庶吉士沈云沛办理通海等属团练[14](P972)。总之，奏调入幕在晚清已是普遍现象。这种入幕方式，除了私人感情外，又增加了一层政府行为，标志着幕府人员逐渐走向职官化。
第三，主宾主从关系的确立，即由主宾之间的平等关系转变为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从幕宾转化为幕僚。上已述及，传统的清代幕府主宾之间以私谊相联结，是平等的友朋关系，而到了晚清却发生了质的嬗变。这种嬗变也是由曾国藩幕府开其端，张之洞、袁世凯幕府终其成。幕府中众多机构的设立，以及幕职人员分工功细化和职责的分明，是促成这种嬗变的基础；而“札委”制度的推行，则是确立政治上主从关系的制度保障。如张德坚通过刘蓉介绍入曾幕，曾国藩委任他担任采编所总纂，负责编辑《贼情汇纂》一书。幕主的委任有明确职衔及具体事务，自然就是从僚关系。李宗羲经曾国藩奏调入幕后，初受委派办理行营军械所和营务处，后又多次被札委主持沙市米局、汉口转运局和江北厘金局等[5](P239)。在张之洞的幕府中，札委制度更为广泛地推行。如他札委王秉恩为湖北织布局总办，札委钱恂任农务、工艺学堂会办，札委赵毓楠为制麻局提调等，不仅职衔、职责明确，有的还规定了月薪及夫马银[14](P3247、3579、3608)。张之洞在湖北时还将书院改为学堂，废传统山长制改设监督。当时，经心书院山长谭仲修、江汉书院山长黄翔人因感地位的下降拂袖而去，但其他幕府人员都无奈地“降格相从”。时人说：“自书院改为学堂，校长、教授皆受国家任命，师尽为官，众师皆以日中为肆，其张之洞始作俑乎。”[4](P48-49)总之，张之洞自广东至湖北，改延聘幕宾为札委文案，官署内废刑名、钱谷两席师爷制，设立总文案、文案委员制，各局、厂、机构的总办、会办、提调、总监工，各学堂的监督、总办、教习，乃至军队中的监操等，大多均札委幕僚充任。《清稗类钞》称：“粤省幕友，刑名、钱谷两席有分办，有兼办……张文襄督粤汰之，改委文案委员。”[15](P1381)曾经作为张之洞幕府机要文案的刘成禺深有感触又无限眷恋地评述了这一改革，“张之洞莅鄂，废去聘请之幕宾刑名师爷，刑名、钱谷皆领以札委之文案，文案决事于本官，之洞兼领幕宾地位，合政教为一。……司道府县效之，皆改设刑名为科长。各省效之，绍兴师爷之生计，张之洞乃一扫而空；衙门从此无商榷政事之幕宾矣”；结果造成“幕宾制度永除，幕僚制度流行”。他还认为，“民国以来，竞用秘书、参议，又张之洞始作俑乎”[4](P48-49)。这些话表明，张之洞已对传统的幕府制作了根本性质的改革。晚清幕府中札委制度的推行，不仅使幕府人员走向职官化，也使幕府走向政府化。这样，幕宾也就蜕变为从属于幕主的幕僚了。关于这一点，张之洞与其幕僚辜鸿铭的关系就很能说明问题。张聘辜入幕后，始终对辜氏礼遇有加；辜氏虽桀骜不逊，但仍自称为张的“属吏”：“余为张文襄属吏，粤、鄂相随二十余年，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16](P411)可见，就连高级幕宾也降格为属吏了。
第四，主客经济关系的分离。清代传统幕宾的束脩（薪金）是由幕主从养廉费中开支的。因那时仅有衙署内的幕宾，人数不多，而幕主的养廉费又大大高于其俸禄，故尚能支付幕宾之经费。支付幕宾的金额由主宾商定，无定数，因人而异。但晚清幕府随着衙署内外机构的迅速膨胀，人员大幅度增加，养廉费已不足于支付他们的薪金。除极少数人外，他们均被札委至各机构、局、厂、书院、学堂担任具体职务，其薪金便被转到各有关单位中去开支，金额也因职务的不同而各有等差。如光绪十三年（1887年），两广总督张之洞札委方功惠、王秉恩总办广雅书院，便规定由藩、运两司议定薪金，常年师生的束脩、膏火，监院、吏役薪粮等，均由东善后局存储专款项下拨给[11](P17)。在湖广任总督时，张之洞札委幕府人员到各局、厂、书院、学堂任职，其薪金也由各单位经费中开支。如光绪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春，担任两湖书院教习的陈庆年在日记中就提及：“书院送来冬季束脩库平银百金”和“书院春季束脩金库平一百两送来”，可知其薪金每季一百两由书院开支[18]；任汉阳铁厂总稽核的李维格每月一百金也由铁厂支付[19](P576)。而且，幕僚薪金数额也不再由主宾双方私人协定，而是按资历、职务高低、工作性质不同而由有关机构议定等差。有时，幕主为增加幕僚收入，札委一些兼差，便可多领取一份薪金。如入曾国藩幕府办理军需的李兴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他负责规划长江水师及江防；曾死后，李兴锐北上入李鸿章幕，李鸿章知其经济拮据，便札委他会商巡防事宜，以便“借差给薪水”[20](P108)。可见，晚清幕僚与幕主已逐渐脱离了经济关系，其薪金改由任职机构支付，开始了向近代职员的工薪制转化。
以上四方面是晚清幕府嬗变之大概情形，其核心是幕府机构和职能走向近代化，幕府人员的身份由幕宾向幕僚转化。
［收稿日期］2003-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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