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的价值取向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机构改革论文,价值取向论文,科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4.02.007 价值取向，是价值哲学的重要范畴，它是主体在面对和处理各种问题的基本价值立场、价值态度以及基本价值倾向。改革的价值取向突出作用是决定、支配改革主体的价值选择。在主导价值取向的引导下，改革相关群体逐步形成价值认同，从而促使改革实践的推进。所以，价值取向是决定主体期望、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心理基础，起着规范和引导主体行为的作用，是一切行动的内在推动力。 1 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及价值取向 上世纪80年代以后，英国对其公共科研体系进行了新一轮的改革，经过20多年的运营，出现了影响最为广泛的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NPL)、英国政府化学实验室(Laboratory of the Government Chemist,LGC)和洛桑实验室(Rothamsted Research)，它们分别被认为是采用政府所有－委托管理(GOCO)、出售和转制为营利机构(担保有限公司)模式较为成功的典范。 NPL在1990年转制为GOCO模式，由私营公司承包，仍属国家所有。这种模式最大的特点就是增强管理效率，提高研究成果。公共科研机构的学术官僚主义与研究成果的低效率已被证实存在必然的联系，[1]而NPL采用的模式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优化管理结构，减少行政人员，节约开支，提高效率。 LGC成立于1842年，是贸工部最早的实验室，于1996年实现了私有化，成为股份制公司，即英国政府检测标准集团有限公司，由管理者和工作人员拥有，经过近十年的改革，2003年LGC就成长为欧洲重要的实验室，主要提供化学、生物化学和法医分析诊断等服务，还有DNA测试和基因筛查、研究、咨询、培训和分析等，它的运行市场比较广泛，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涉及食品、药品、生物技术、环境和化学等。[2] Rothamsted Research创建于1843年，是历史悠久的农业研究站，在170年的历史中，研究站主要致力于人的健康、农业生产和环境的相关研究，1991年转制为私营公司，由英国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研究委员会(BBSRC)主管，实行聘任制和主任负责制，研究经费主要来自BBSRC，转制后的洛桑实验室对自己的研究定位是：从事世界性的研究，传递农作物产量增加、质量提高和环境发展的知识、创新和新实践。[3] 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的一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有学者也对他们此类改革的背景和模式进行了介绍，并指出GOCO模式值得中国借鉴。[4]我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启动已十多年了，取得一定的经验，但进一步深化改革不能仅从模式方法上去模仿别人，而要探究别国模式成功与否的深层文化精神方面的原因，则是中国创造出来符合中国特色改革路径的重要前提。因为“任何一项伟大事业的背后都存在着一种支撑这一事业，并维系这一事业成败的无形的文化精神。”[5]这里所说的文化精神的核心就是价值倾向。 英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公共科研机构改革，对其国家科学研究、经济和国际竞争力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改革推进与改革主体在这一事务中的价值倾向密切相关。尤其是政府主体、科研人员主体及社会群众相关主体在改革中价值观层面上的协同力，只有各主体对改革的价值认同趋于一致，主导价值取向发挥作用，改革的内在动力才能形成。在促使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取得成效的诸多因素当中，最为关键的是公共科研机构改革实践选择是顺应当时英国的主导价值取向，也就是由政府主导的价值选择。二战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由凯恩斯主义向新古典自由主义转变、科学的社会化、经济由弱到强的需要，是英国掀起公共科研机构改革时所呈现出的三大时代性特征。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背景当中，公共科研机构并非总是联系着大学，而是经济赶超的结构性支撑。[6]如何以时代需要来把握国家发展新方向，推进经济、政治、社会和科技等方面的改革，是当时英国主导价值取向支配下的重要课题。英国的国立科研机构是政府的直属机构，靠政府资助、提供科研设施等，它们的作用与政府的职能是联系在一起的。 19世纪末英国建立第一个公益类科研机构，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国立科研机构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覆盖了政府干预的所有领域。国立科研机构在国家科研系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公共科研机构内部机制出现了极大的弊病，严重地阻碍了科研创新。改革要涉及的利益相关主体只有在明确统一的价值立场的引导下，才能整合各个主体的价值倾向，形成强大的合力推动改革向前。这一主导性的价值取向的构成来自统治阶级，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7]英国政府作为发起这场改革的重要主体，推进改革必须思考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构建积极的政策环境，这是决定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公共科研机构改革问题上，由统治阶级提出，并以国家权力为背景而确立的价值立场，创设激励科研人员改革的政策环境，基于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而形成有益的协同力量时，改革推进才会有重要保障。 2 英国政府主体明确的价值选择 价值选择，是对人的生存活动或实践活动、实践方式的价值取向选择。以价值评价为前提，存在于价值观念中。主要包括价值标准和价值目标的选择。而指导英国政府掀起的这场公共科研机构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它为公共科研机构进行的科学研究的价值定位提供了大方向。作为公共科研机构改革的重要主体之一的英国政府在决定改革时，凯恩斯主义已转向哈耶克的新古典自由主义。另外，新公共管理运动在20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这为改革提供了契机，也就是说英国的公共科研机构的改革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余蓄，是英国在面临经济发展困境和世界竞争力削弱的情况下，统治阶级要巩固其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举措。因此，英国政府在指导这场改革中，必然要维护和发展其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1979年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时，她的内阁和智囊班子中，信奉哈耶克主义自由市场观点的所谓“新右翼”(NewRight)人士已占据了主导地位，政府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作为指导改革的“宝典”，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旨在缩小政府职能范围、扩大市场领域的改革运动。基于哈耶克的“小政府理论”，撒切尔政府一直把削减公共开支当做最重要的目标，认为“公共开支是目前英国经济困难的核心”。玛格丽特·撒切尔曾在担任首相后不久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8] 所以，在新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的主导下，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是同政府职能转移这个大背景密切相关的，在“政府失灵论”蔓延的背景下，英国政府展开了对政府部门与其所属研究机构之间关系的重新反思，加上英国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经济竞争力提高的要求，迫使多数国家实验室只能接受有限的支持。在此基础上，公共科研机构内部的运行机制必须被激活，有效提高科研机构内部的竞争力。而哈耶克理论观点认为：国家的作用仅仅在于提供一个公正的规则体系，让每个人自由地通过市场，在公正规则体系下追求私人利益，从而推进社会的公共利益。这为公共科研机构走向市场化、私有化提供了思想基础，为解决一系列现实问题提供了指导，哈耶克顺应时代的观点也成为政府行动的重要思想武器。 3 引导科研主体价值的政策环境 明确的价值导向结合具体化的政策激励，往往能够促使相关主体在自身的多种具体价值取向中将其中某种取向确定为主导的追求方向。对英国公共科研群体而言，英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尤其表现在八十年代后的科技政策是确定激励机制的基础，以此来明确政府鼓励的行为和倡导的价值导向。“科技政策是政府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国防、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和健康等)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9]政府作为科技政策制定的主体，其执政理念和价值导向一般都渗透于具体的政策当中。 英国政府从1987年开始的一系列科技政策和资助体系的改变，都说明了英国政府选择了“市场牵引”的途径。英国政府重点资助近期内可产生商业价值的科学研究。撒切尔政府不相信维持一个良好的学术基地对当前或未来的繁荣有什么特别的价值。昂贵的基础研究应由那些能负担得起的国家去做，在证明其有实际应用价值后再从国外引入。政府这一科技管理理念为英国公共科研机构私有化、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政策导向。 英国的科技体制改革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是以罗斯切尔德原则(政府部门应通过顾客－合同关系资助部门内“应用性”研究与开发工作)的提出为标志的，但这一原则并没有区分政府实验室所有人的责任与作为顾客的利益。直到1979年以后，撒切尔首相的改革才开始把英国的科技置于市场经济。1987年7月21日英国政府发表了题为《民用研究和开发》的科技白皮书，同时发表了题为《对科学基地的战略》的报告，这两个文件反映了英国科技政策进行了“市场牵引”的战略性转变。[10] 1993年5月26日，英国政府发表了《发掘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的战略》的白皮书，其发表的主题和基础是要打破对科学技术在英国将来重要性的认识障碍。这份英国继1972年发表的罗斯柴尔德的顾客—合同制原则以来最重要的科技政策声明，是英国科技发展方向的纲领性文件，其目的是引导加强科学与企业间更好的伙伴关系，最大限度地发掘英国科学技术潜力来为经济服务。强调懂得和运用科学技术对于国家的命运、企业创新和人类活动等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并突出政府分配科学技术经费时，也要在科学家的独立自由(好奇心驱动)研究和按国家引导方向开展研究之间进行平衡。[11] 英国贸工部于1994年、1995年分别发表了《竞争力：帮助企业取胜》和《竞争力：稳步向前》两个白皮书，作为1993年科技白皮书的补充，旨在把促进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创新活动作为提高竞争力的关键与核心，积极鼓励企业增加研究与开发的投入。1998年以后英国又出台了《竞争的未来——实现以知识为动力的经济》(1998年)、《科学与创新》(2000年)、《卓越和机遇——21世纪科技创新政策》(2000年)、《企业、技能与创新》(2001年)、《科学与创新战略》(2001年)、《变化世界中我们的机遇》(2001年)和《为创新投资——科学、工程与技术的发展战略》(2002年)七个科技战略白皮书。英国政府明确提出这些战略对竞争性和科技优势的依赖，所以竞争性和科技优势的发挥就成为这些政策环境下围绕的中心问题。 一系列的科技政策出台，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大的方向，在宏观和微观政策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的导向十分明确，公共科研机构科研主体原有的价值倾向在一系列的政策干预中必然逐步发生转变，这为公共科研机构实现私有化、市场化、社会化并逐步提高竞争力在主体价值层面上进行导向提供了媒介和桥梁，在科研主体的主导价值追求的转向中，改革也逐步得到实现。 4 社会群体的价值认同 价值认同，是指个体或组织以某种共同的理想、信念、尺度、原则为追求目标，实现自身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定位和定向，并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是主流价值取向形成并发挥作用的基础。主流价值取向在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中发挥动力作用有赖于社会群体对改革的价值认同的形成，而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因为改革要求顺应了英国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传统价值取向。传统价值取向不单纯是昨天的历史，在今天仍然是支配着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力量，正如黑格尔所说“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12]所以主流价值取向构建在整合现代的、外来的等价值因素外，传统价值因素也是重要基础和根基。英国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凝练成一些相对较为稳定的价值倾向。如个人主义、保守主义和实用主义等都是英国传统价值体系中最为基本的内容，基于这些传统价值的主流价值取向在推动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主义，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是一种高尚的理想。英国人也不例外，个人主义已经变成了他们遗产和语言中的一部分，俨然成了他们的第二性，即生理反应。[13]13世纪的英格兰就开始出现个人主义特征。17世纪英国著名哲学家霍布斯对个人主义进行系统阐述，在经洛克、休谟、亚当·斯密、埃德蒙·柏克、边沁……凯恩斯、以赛亚·柏林和哈耶克等的发展以后，个人主义与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成为英国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自此英国不仅承认个人的唯一性，也承认他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个人主义价值观。这种思想对20世纪后期英国公共科研机构改革中协调政府、科研人员和普通公民之间利益关系起到重要作用。 英国保守主义虽然在思想理论体系上不够系统，但也有自己从未改变的最基本原则：维护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保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需要。英国自19世纪初以来，皮尔为保守党确立了基本原则，狄斯雷利则推行托利民主，为现代保守主义增添了新的内容。二战后的新形势使保守党左翼进一步加大了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而撒切尔主义则回到狄斯雷利以前的保守主义。保守党在思想和政策上这些转变，体现了其在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这正是它能够一直延续至今，深入影响英国公民的一个重要原因。基于此，1979年，保守党在大选中获胜，撒切尔首相进行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改革，也得到英国社会主流力量的支持。 英国实用主义思想早已深入人心。自17世纪以来，实用主义思想就广泛渗透到英国的科研活动中，二战后，关于科学在国家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是成为英国科学工作者工作的重要目标之一，他们普遍认识到“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益和健康的有用发明，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自然科学)，特别是其中同增进贸易有关的部分。”[14]“英国科学的特点是从17世纪起就延续下来的。它同德国或法国科学不同，特别讲求实用和着重类比”[15]。出自实用目的的英国政府也为科研活动提供大量资助，大力支持科学研究。随着科学研究与现实生活联系的日益密切，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在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下走向融合。英国成为世界早期的工业大国可以说是依赖于她的科学研究的发达，近代科学家们希望和期待科学与技术之间存在一种极端密切的关系，早期的科学院全都致力于实用的发明。基于此，英国的科学研究的实用性一直比较突出。 总之，价值取向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动力，所以由改革相关主体在价值层面上形成的动力机制，绝不能脱离民族传统价值观，否则政府主导的价值取向是不可能对民众产生吸引力的；其次，主导价值取向的核心即政府的指导思想，其作为政府行动的指南和引导社会各界的航标，必须通过多种方式明确并为改革相关主体所理解并逐步接受。再次，还要通过一系列科技政策来整合科研群体的价值倾向，并引导改革相关主体来强化主流价值取向的传播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