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环境建设行为与旅游业发展潜力_旅游产业论文

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方政府论文,旅游产业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JEL:L83

       一、引言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都离不开良好的环境条件。作为产业边界模糊、业态多样复杂的产业之一，旅游产业的发展受到内外部环境中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例如，外部宏观环境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生态、社会安全等因素，内部微观环境中的政府、企业、旅游者和居民的相关关系。各种环境因素按照一定的时间、空间方式和作用力作用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影响着旅游产业发展的性质、结构、层次、功能和速度(熊元斌，2008)。构建良好的环境条件，是促进旅游产业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中国，旅游产业发展起步晚、底子薄，环境条件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影响更为突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确立并坚持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的模式，政府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提供和完善旅游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环境条件。与此同时，中国旅游产业规模逐步扩大、结构不断优化、素质显著提升、功能有效释放(国家旅游局，2010)，旅游产业量质齐升。这似乎表明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为旅游产业发展带来了积极影响。然而，中国旅游业的增长潜力是否也受到积极影响?这个问题却不得而知。尤其在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产业发展的关系又将被重新认识和调整。正确认识政府在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层面的构建行为，以及这些行为对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影响，可以进一步充实政府行为与产业发展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可以为政府进一步构建良好的环境、促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综述

       政府介入旅游业①发展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Bachmann，1988；Jenkins，1994)。首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旅游产业发展的阶段，在社会经济水平较为低下的地区，政府必然介入旅游产业发展，以弥补资金投入与旅游企业运营和供给之间的差距(Akama，2002)。其次，由于旅游产业涉及部门多、利益主体广泛，政府不得不主动承担旅游产业顺利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政治和法制环境建设(Jenkins和Henry，1982；Gunn，1988；Hughes，1994；Akama，1997)。更为重要的是公共物品、外部效应、信息不对称以及垄断竞争等市场机制的先天性缺陷为政府介入旅游业发展提供了空间(王起静，2005；魏翔、朱德良，2005；陈丕积，2000)。此外，旅游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政府也普遍选择积极介入旅游业发展(Airey，1983；Clottey和Lennon，2003)。

       既有研究显示，旅游产业中的政府行为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和交叉性的特征。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旅游产业中的政府行为表现(Eden，1974)，且认为其主要体现在现金补助、财政补贴、税收减免、促进出口和限制进口(Hughes，1984)，资金、营销、优惠等(Elliott，1987)，知识生产和传播(Richards和Carson，2006)，产业运营和管理、建立旅游发展集团、免税、财政(Akama，2002)，提供发展资金(Chavan和Bhola，2013)等方面。在国内，通过对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模式的研究，学者们基本认同中国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的介入领域宽泛、介入力度强，并将旅游产业中的政府行为划归为制定法规和政策、编制旅游规划、资金投入、推广营销、塑造形象和营造发展环境(葛丽芳，2003；孟繁婷，2009)等方面。

       关于旅游产业发展环境，至今尚未形成一个普遍而又统一的观点。从范围和构成来看，旅游产业发展环境是由山、水、林木、建筑和天气变化以及人文特色组合起来的场所(陈传康，1983)，或者是旅游活动得以存在和进行的社会政治环境、自然生态环境、旅游气氛环境等外部条件和旅游资源本身的总和(陈安泽、卢云亭，1991)，也可能是包含了社会、经济、自然环境在内的复合环境系统(崔凤军，1995)。熊元斌(2008)对比和综合以上观点，将旅游产业发展环境表述为以旅游系统为中心，影响其产生与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综合体，自然因素涉及水质、大气、土壤、地质、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环境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自然景观资源、自然能源等自然资源，社会因素则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然而，无论上述观点是否一致，政府在政治、经济、治安、文化、生态等方面负有重要责任，介入行为不可避免，对旅游产业发展也带来影响。

       国内定量研究多着眼于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接待设施、制度等与旅游产业发展相关的环境因素。敖荣军、韦燕生(2006)发现区域基础设施、服务设施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是造成区域旅游业发展差异的主要因素。贺振(2009)与王良健、李晶晶(2011)及向艺等(2012)也发现社会经济的发展、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对旅游收入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柳思维、吴忠才(2007)与王良健、李晶晶(2011)发现旅游交通状况的改善有利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在其他环境因素方面，梁艺桦等(2006)发现城市园林绿地面积扩大在推动和促进旅游业快速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余凤龙等(2013)指出中国市场化进程(制度变迁)与旅游经济增长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上述研究的共同点在于选择旅游收入的绝对量或相对量来表征旅游产业发展。然而，旅游收入仅仅是从产出的角度来表征旅游产业的发展，并未考虑旅游产业的投入要素，不能反映出旅游产业质的提升和潜在增长的能力，因此也反映不出环境因素对旅游产业增长潜力的影响。

       旅游产业效率兼顾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是衡量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比较理想的指标。在有关影响旅游产业效率的环境因素研究中，杨荣海、曾伟(2008)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发现人均GDP的提高以及交通、通信、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的完善均给旅游产业效率提高提供了有利契机，第三产业的经营效率不高则会给旅游产业效率带来负影响。胡丽丽(2013)通过多层次灰色感知评价模型和面板数据模型回归分析，也发现高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有利于旅游产业效率的改进。林源源(2010)还发现市场化制度建设的完善对旅游产业自身经济绩效和社会经济绩效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许陈生(2012)运用面板数据随机效应Tobit模型，发现财政分权和法治环境等宏观因素与地方旅游业效率显著正相关。梁明珠、易婷婷(2012)认为区位条件是影响旅游效率的客观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对资源、技术和信息的汲取能力。然而，顾江、胡静(2008)运用Tobit回归模型发现区位条件对于旅游产业效率没有影响。研究结论的不同，原因在于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和因素考量的差异。

       综合上述研究，我们得出以下认识：(1)由于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不同，既有研究在探讨环境因素与旅游产业发展的关系时，仅仅将部分因素或某一因素纳入分析，未综合考虑政治、经济、基础设施、生态、文化等因素；(2)在有关环境因素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中，环境因素的定量分析更为局限，有待进一步深化；(3)在所有的环境因素中，或多或少都可以看到政府的“有形之手”，然而既有研究大多注意到了环境因素，却未进一步探究政府在环境构建中的“有形之手”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关系，更未深究前者对后者的作用路径和机理。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尝试相对全面地将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纳入计量分析，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中国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对中国旅游潜在增长到底存在何种影响?不同的环境构建行为对旅游潜在增长的影响是否不同?政府环境构建行为是通过何种途径作用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

       为探寻上述问题的答案，本文努力尝试以下几点创新：(1)廓清政府构建宏观环境的主要行为及其对应指标；(2)为消除多种因素纳入计量研究中时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突破既有研究中的变量选择及其数据处理方法，将每项变量细化为多项指标，然后为指标选取对应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指数归一的量化方法处理、合成主变量数据；(3)对于用来衡量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旅游产业效率，本文在既有研究基础上，尝试从主客观层面构建测度指标，以获取较为符合实际的效率数据；(4)利用现代计量方法，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解决变量内生性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行为和机理

       地方政府竞争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因素(李猛、沈坤荣，2010)。即使是信奉西方自由市场主义的学者张五常，他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也坚定地认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是源自地方政府的竞争，尤其是县际政府的激烈竞争。因此，本文认为以地方政府行为和旅游产业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更能反映出问题的本质。与宏观经济不同，与旅游经济相关的县际和市际层面的资料和数据较难获取。为此，本文以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级政府的行为和旅游产业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此外，为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和截面数据的局限，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在时期的确定方面，本文认为2000年以来的这段时期，是地方政府对旅游产业发展重视力度不断加强的阶段，比较具有代表性。所以，本文将研究样本确定为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

       根据研究目的，结合既有研究中有关旅游产业发展环境因素和内容的阐述，兼顾资料和数据的可获得性、连续性和完备性，本文将地方政府的宏观环境构建行为主要分为政治安全建设、经济发展努力、自然生态构建、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文化营造等五大方面。这五个方面均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一点已经在第二部分的文献中得到部分证明，本文在“变量和数据来源”部分还将阐明理由，故在此不赘述。接下来，本部分主要就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对旅游业潜在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建构和解析。

       按照市场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和系统动力学的理论，本文认为旅游产业本身是一个遵循市场供需均衡发展的大系统。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其在各种宏观环境上的构建行为虽然是着眼于整个地区发展，并不是针对旅游产业，但却对旅游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供需条件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地区经济发达和基础设施完善可以有效改善和扩大旅游产业的供给条件，显著刺激旅游消费。于是，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的作用效应沿着供需两条渠道，逐渐渗入旅游产业系统的内部，以资金流、物质流、知识流、信息流和创新流等形式负载在旅游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上循环流动，并逐渐对旅游产业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投入要素和游客量、旅游收入和旅游服务质量等产出要素产生影响，然后影响到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两大主要来源——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而影响到旅游产业的潜在增长。根据上述解析，本文认为作用机理的多个环节十分复杂，难以用量化手段进行证实。因此，后文对于作用机理的量化反映，主要归结为揭示地方政府的各种环境构建行为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之间的相关关系。作用机理如下图所示。

       (二)变量和数据来源

       旅游业潜在增长(Tourism Potential Growth，TPG)：即旅游业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等于一定时间内经济产出和各种资源要素总投入的比值，来源于效率改善、技术进步和规模效应(孙盼盼、夏杰长，2014)。它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质量和技术进步、管理效率提高的重要标志(左冰、保继刚，2008)，是衡量旅游业潜在增长的最佳指标。该数据的测算方法结合了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和曼奎斯特指数方法，测度指标兼顾了主客观层面的指标，即将旅游产业固定资本、旅游从业人数、旅行社条件、星级酒店条件、4A和5A景区数量列为投入指标，将旅游总收入、旅游接待总人次、入境游客评价和旅游投诉量确定为产出指标。其中，入境游客评价和旅游投诉量可以表征旅游服务质量产出是主观层面的指标，这是既有的很多文献没有考虑到的(孙盼盼、夏杰长，2014)。与TFP同时测度出来的还有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旅游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及国家旅游局网站统计数据等。

       政治安全建设(Political Security Construction，PSC)：良好的政治状况和社会治安环境对旅游产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旅游产业稳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鉴于中国省际层面的政治制度和体制状况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本文主要选取地区腐败治理和社会治安两项指标来表征地方政府在政治安全环境方面的构建行为。既有研究表明，官员腐败状况对区域经济波动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李猛、沈坤荣，2010)，旅游目的地社会治安环境的优劣也会影响到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两项指标的对应数据分别是地区万人职务犯罪②量和地区万人犯罪率，即检察院依法查处的地区万人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和检察院依法批准逮捕的人数除以地区年末人口总数。原始数据分别来自《中国检察年鉴》(2003—2010)、《中国法律年鉴》(2010—2013)和部分省(市/区)检察院网站。

      

       图 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对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作用机理

       经济发展努力(Economic Development Effort，EDE)：地区经济发展状况是影响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制约着旅游需求和供给(左冰，2011)。地区经济发展也是地方政府致力追求的主要目标。因此，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成为衡量地方政府在此方面行为努力程度的主要指标之一。此外，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特殊发展背景不容忽视，市场化进程所代表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为此，本文选取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市场化发展程度③来反映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环境构建上的行为努力程度。数据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2—2013)、《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年报告》。

       自然生态构建(Natural Ecosystems Construction，NEC)：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是旅游者出游意愿之一(Hall和Page，2005)和重要的旅游产品(Smith和Stephen，1994)，也是区域旅游吸引力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方叶林等，2013)。自然生态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属性，是地方政府行为的主要表现领域。为反映地方政府在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和治理方面的行为，本文主要选择森林覆盖率、自然保护区覆盖率和环境污染治理力度三项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其中，环境污染治理力度指地区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包含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和建设项目“三同时”环保投资，囊括了地方政府在自然生态上的多个治理方面。原始数据源自《中国环境年鉴》(2002—2013)。

       基础设施建设(Infrastructure Building，IB)：基础设施的建设往往周期长、投资大，通常需要地方政府主导统筹发展。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增强区位可达性，进而促进旅游产业的快速演变和发展。此外，旅游目的地的公共设施完善程度也直接决定了旅游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接待条件状况。基于此，本文选取铁路密度和公路密度作为交通基础设施的衡量标准，即用铁路营业里程和各等级公路里程除以地区土地总面积；选取城市公共厕所建设、公共交通建设、城市道路建设和城市公园绿化建设四个指标来综合反映城市接待设施条件，对应数据分别为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量、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量、城市人均道路面积和城市人均公园绿地面积。数据来源为《中国交通年鉴》(2002—2013)和《中国环境年鉴》(2002—2013)。

       社会文化营造(Social Culture Construction，SCC)：在旅游产业发展过程中，文化环境是最复杂、最深刻且最重要的潜在影响因素。文化是旅游的灵魂，各地在发展旅游经济的过程中，普遍都重视文化的突出作用(厉新建，2013)。作为已经积淀固形的地区社会文化，政府在其本质内容上的作用较小。不过，为了增强更为浓厚的地区社会文化氛围和气息，地方政府仍在文化事业发展上给予支持，且因地区而存在差异。为此，本文选取地区人均文化事业费和文化事业费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来表征地方政府在社会文化环境建设中的行为力度。数据源自《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02—2013)。

       (三)数据处理和统计描述

       除了被解释变量之外，所有的解释变量均由多个行为指标组成。为取得每个解释变量的数据，本部分遵从以下步骤进行处理。

       第一步：确定各行为指标的正负向或者中性性质，正向指标意味着该项指标的数据越大或越小，政府在此项指标上的行为强度也越大或越小；负向指标则意味着指标数据和地方政府行为强度呈现相反的变化；中性指标则反映该项指标数据的大小对政府行为强度的大小变化均具有影响。从本文所选取的指标来看，地区腐败治理是中性指标，因为在监察效率相同的情况下，依法查处的官员职务犯罪案件数量越多，反映出地方政府治理腐败的强度越大，同时也反映出地方政府机关腐败程度越高；社会治安则是负向指标，原因在于地区万人犯罪率越高，意味着地区社会治安状况越差。除了这两项指标之外，其余指标均为正向指标。

       第二步：按照指标性质，将每项指标的原始数据转变为0～100的政府行为指数。正向指标、负向指标和中性指标的变换公式依次如下：

      

       第三步：利用指标归一化方法，依次将处理后的分项指标数据合成为相应变量的数据。通过对比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The Fraser Institute)、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李晓西团队和樊纲团队四大有关市场化指数测算的经典案例，发现简单算术平均是备受推崇并广泛使用的方法。因此，本文也选择使用简单算术平均的方式来取得各项解释变量的最终数据。

       经过数据处理之后，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四)模型设立和估计方法

       确定变量和数据之后，本部分利用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设立以下实证模型，对中国政府主要环境构建行为与旅游业潜在增长的相关关系进行验证。

      

       方程(4)中，被解释变量为旅游业潜在增长，由于旅游业潜在增长往往表现出明显的滞后效应，因此我们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值纳入解释变量中。这样，方程(4)是一个典型的动态面板模型。式中，PSC、EDE、NEC、IB和SCC即代表政府在宏观环境上的主要行为；β分别代表它们对旅游业潜在增长的影响程度；ρ代表一阶滞后值对TFP的影响程度；α是个常数；i代表第i个省(直辖市、自治区)；t代表第t年；

是不随时间而变化的个体特征，比如性别；

是不可观测的随机变量，代表个体异质性的截距项；

为随个体和时间而变的扰动项。

       旅游业的潜在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为了进一步反映政府的各种环境构建行为是通过影响技术效率还是技术进步，抑或是同时影响二者，进而作用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本部分依照方程(4)的形式，分别以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为被解释变量，构建政府主要环境构建行为与它们之间的实证模型。

      

       在方程(5)和(6)中，EFF和TEC分别代表被解释变量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β和ρ分别代表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旅游技术进步一阶滞后值对它们自身的影响程度.

的含义等同于方程(4)。

       将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纳入解释变量中，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则不可避免。由于内生性容易导致参数估计有偏，必须选择合适的估计方法来克服模型的内生性问题。一般而言，工具变量法(Instrument Variables，IV)、广义矩估计(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GMM)和系统广义矩估计(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GMM)是常见的三种克服内生性问题的有效方法。IV方法的原理是先利用一阶差分消除个体效应，然后将被解释变量的二阶滞后或其差分项作为被解释变量一阶滞后的工具变量来消除异质性。此时，这些工具变量则不再与随机扰动项的差分项存在自相关关系，但前提是随机扰动项之间不存在序列相关。然而，由于这种方法没有完全利用所有的矩条件，也未将所有残差扰动项的所有差分项的结构情况考虑在内，因此所得出来的参数估计结果可能一致但却无效。GMM方法则不需要知道随机扰动项的实际分布情况，只要允许其存在异方差和序列相关，就可以利用更多的信息进行参数估计，并且得出来的参数估计量更为有效(Arellano和Bond，1991)，所以，其在动态面板模型中具有广泛的应用。但是，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容易导致“过度识别”(即工具变量的合理性)检验被拒绝的情形，即通常所说的弱工具性问题。因此，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提出用SGMM来解决此问题，使得工具变量合理性检验得以通过。SGMM的具体做法是将水平回归方程和差分回归方程结合起来进行估计，这种估计方法一方面使用一阶差分方法消除固定效应，并利用解释变量的滞后水平项作为差分项的工具变量；另一方面又通过引入水平方程的矩条件约束来增加工具变量的个数，以此来克服解释变量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胡鞍钢等，2012)。为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将政府的社会文化营造行为作为工具变量，原因在于文化的影响是潜在的、多方面的，加之目前国内文化对旅游产业的影响程度较低。

       采用GMM估计方法，需要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Arellano和Bover(1995)以及Blundell和Bond(1998)给出两类检验方法，即自回归(Auto Regression，AR)检验和Sargan检验。AR检验是用来判别随机扰动项在差分回归和差分—水平回归中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而其原假设是不存在序列相关的，不过随机扰动项却允许存在一阶序列相关，但不允许存在二阶序列相关；Sargan检验是用来检验工具变量的过度识别问题，即估计过程中所使用的矩条件工具变量是否总体有效，而其原假设为工具变量有效。如果AR(1)的检验值小于0.05，AR(2)的检验值大于0.05，同时Sargan检验值大于0.05，则说明随机扰动项的序列相关性符合要求，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表2列示了中国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对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影响数据。数据显示，差分GMM估计和系统GMM估计的AR(1)的检验值均小于0.05，AR(2)和Sargan检验值均大于0.05，说明本文所采用的数据序列的相关性符合GMM估计的要求，所采用的工具变量也是有效的。鉴于此，本文对二者关系的实证分析主要建立在差分GMM之上，作为对照，本文也将面板数据的混合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法(FE)和系统GMM估计结果列出(见表2)。

      

       由表2参数估计结果可知：

       (1)地方政府在社会文化营造上的行为强度SCC与地区旅游业潜在增长TPG之间存在双向正面影响关系，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SCC增加10分，则会促进TPG上升0.038；反之，TPG上升0.038，也会促使SCC增加10分。这个发现比较符合理论研究和实际情况。许多理论研究肯定了社会文化对旅游业的积极影响，建议旅游业的发展必须以文化为基础和内涵(厉新建，2013)。而伴随中国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业由于缺失文化底蕴而遭遇发展瓶颈，也倒逼地方政府和行业重视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不断加强文化底蕴的培育、文化氛围的营造。所以，地方政府在社会文化营造上的行为强度与旅游业潜在增长之间存在着双向正相关关系。(2)地方政府致力于地区政治安全建设的行为PSC对地区旅游业潜在增长TPG具有积极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表现显著。PSC每上升10分，则TPG上升0.014。这与本文的先验性假设和既有研究中有关政治安全与旅游产业发展相关关系的结论是一致的。地区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全是吸引游客的重要的先决条件，也是地区旅游产业稳定发展的保障。(3)地方政府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行为努力EDE对旅游产业的潜在增长TPG的影响是正向的，且在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根据相关系数，EDE每增加10分，则会带动TPG上升0.075。这一点与惯常的研究直觉是完全相符的，既有的实证研究也基本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旅游产业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经济发达方可具备较强的投资能力，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建设，世界上前10位旅游目的地国家或地区(除中国外)都是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或地区(左冰，2011)。(4)地方政府在自然生态建设上的行为NEC对旅游业潜在增长TPG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在所有估计方法下均通过了1％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NEC每增加10分，TPG则增加0.057。这说明地方政府重视自然生态环境建设、改善自然生态状况，有助于旅游业发展。比如，近几年中国入境旅游的不确定性增强，除了经济形势、国家关系等常规因素之外，天气环境等因素使得入境旅游发展环境越来越复杂，雾霾天气已经成为中国入境旅游发展不景气的主要因素之一(中国旅游研究院，2014)。(5)地方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行为强度IB对旅游业潜在增长TPG的影响是正向的，均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二者相关系数显示，IB每增加10分，则会使得TPG上升0.065。许多文献研究的结果已经表明，基础设施的状况对于旅游业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上的投入越大，越有助于改善旅游目的地的可进入性和接待条件，进而越有利于旅游产业的发展和潜在增长的提升。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被解释变量的一阶滞后在差分GMM模型下显著为负，在系统GMM模型下为负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旅游经济潜在增长的可持续性较差，旅游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迫在眉睫。这也与当下中国整体宏观经济形势和旅游业自身发展状况是相符的。

       对比各个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相关系数，不难发现，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行为努力EDE对旅游业潜在增长的影响是最大的，为0.0075；其次是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行为IB，为0.0065；再次是地方政府的自然生态环境建设行为NEC，为0.0057。地方政府的社会文化营造行为SCC和政治安全建设行为PSC对旅游业潜在增长TPG的影响相对较小，分别为0.0038和0.0014。因此，既有研究多选择经济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状况作为旅游业发展的解释变量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囿于资料和数据，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和政治安全在既有定量研究中多被忽略，则未免有些遗憾。而本文对这些因素的定量考量恰恰弥补了该遗憾。

      

       表3列示了政府环境构建行为与旅游业技术效率EFF和技术进步TEC的相关关系结果。由表3数据可知：(1)在1％显著性水平上，地方政府的社会文化营造行为SCC与旅游业技术效率EFF和技术进步TEC均呈现显著的双向正相关关系，SCC增加10分，则EFF和TEC分别提升0.01和0.017；反之亦然。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社会文化的营造，有助于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而旅游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和技术进步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政府加强社会文化的营造力度。这也反映出一个现象，地方政府的社会文化营造行为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双向积极互动关系是通过旅游产业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为途径表现出来的。(2)地方政府的政治安全建设行为PSC对旅游业技术效率EFF具有负面作用，对旅游业技术进步TEC则具有积极作用，均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地方政府的政治安全建设行为强度增加10分，则引起EFF降低0.01、TEC上升0.02。结合实际情况来看，中国旅游产业的发展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推动的，作为地方政府行为主体的官员，其腐败治理所带来的官员更换、政策变化、项目中止等后果必然会对旅游产业技术效率造成影响；而旅游治安犯罪量增多所带来的治安环境恶化，也可能对旅游产业的招商引资、项目规划和投资等造成负面影响，造成旅游产业技术效率下滑。不过，伴随腐败治理和地区社会治安治理强度的上升，又为旅游产业发展的重新定位、战略规划、政策走向以及地区安全建设提供了新的契机，使旅游产业的生产前沿线得以提升，进而促进旅游技术进步。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也表明了地方政府的政治安全建设行为主要是通过旅游技术进步来促进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3)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努力行为EDE对旅游业技术效率EFF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说明EDE对EFF没有影响作用；然而，EDE对旅游业技术进步TEC则呈现正向作用，在1％显著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EDE对TEC具有积极影响。从中国实际发展状况来看，伴随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地方政府不断增强的投资力度对中国旅游产业规模扩大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中国旅游产业的技术效率是无效的(孙盼盼、夏杰长，2014)，因此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努力行为未对旅游产业的技术效率产生影响。然而，随着信息和互联网等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线旅游、智慧旅游等业态兴起，旅游产业技术进步也不可避免，与宏观经济发展形成正相关关系。因此，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努力行为是通过促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而提升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4)地方政府的自然生态建设行为NEC以及基础设施行为IB对旅游业技术效率EFF和技术进步TEC均具有1％水平上的显著正相关关系，NEC增加10分，则EFF和TEC分别提升0.012和0.038；IB增加10分，则EFF和TEC分别提升0.032和0.039。地方政府对自然生态的治理，可以改善旅游形象和增强旅游吸引力，对于提高旅游接待量和旅游收入等产出指标具有显著影响。而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和加强，无论是基于理论发现还是惯常经验直觉，均可以在旅游供给和需求等层面形成对旅游产业发展的强力支撑。因此，地方政府的自然生态建设行为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为对于提升旅游产业技术效率EFF和技术进步TEC都具有积极作用，并通过二者将积极效应传递给旅游产业的潜在增长。

       五、结论和建议

       本文以2001—2012年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省级政府在政治安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自然生态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构建行为为解释变量，以省际旅游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起三个动态面板数据实证模型，以探讨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及作用机理。实证结果证实，中国地方政府的上述环境构建行为均对旅游产业潜在增长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其中，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努力行为对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基础设施建设行为，第三是自然生态环境建设行为。在作用机理方面，中国地方政府的社会文化营造、自然生态环境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为均通过对旅游产业效率和技术进步的积极作用而推动旅游产业潜在增长的提升，政治安全建设行为和经济发展努力行为则主要通过对旅游产业技术进步的积极影响而促进旅游产业的潜在增长。

       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首先，本文将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进行量化，并通过现代计量模型来分析其与旅游产业潜在增长之间的关系，将地方政府行为和旅游产业效率两个交叉研究甚少的领域连接起来，对旅游研究理论是一种有益补充，也在客观上发展了政府行为与产业发展相关关系的量化研究；其次，本文相对廓清了地方政府的环境构建行为对旅游产业效率的作用机制，对于地方政府行为与产业发展的相关研究领域，也是开创性的理论贡献。

       此外，本文研究结果的政策含义十分明显，作为长期坚持政府主导旅游产业发展的国家，中国旅游产业的蓬勃繁荣发展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宏观环境构建程度息息相关。这意味着，在中国整体经济和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虽然会时时面临如何廓清政府与旅游市场之间边界的难题，但政府坚持改善宏观环境要素仍将是促进旅游产业增长的不二法门。在中国经济呈现增长速度换挡、结构调整阵痛和前期刺激有待消化等一系列新常态问题的大背景下，政府要想更好地促进旅游产业增长，仍需要坚持大力促进经济水平提高、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和城市公共设施建设，重视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文化氛围的营造，注意防范官员腐败和维护社会治安。同时在政治安全建设上要注意旅游产业相关政策、项目投资、发展规划和招商引资的连续、平稳过渡，以防对旅游产业效率造成影响；而在经济发展中，地方政府要注意宏观经济发展与旅游产业发展的相互联动性，加强旅游产业学习效应以提升旅游产业技术效率。总而言之，中国政府在完善旅游产业的环境要素供给时，要考虑常规，也要尝试创新；要高瞻远瞩，也要贴地而行。

       注释：

       ①严格意义上，“旅游业”与“旅游产业”的概念和范畴存在一定差别。然而，从国民统计来看，二者基本一致。本文认为二者等同，既有研究对前者的论述观点也适用于后者。

       ②职务犯罪主要是指掌握一定管理、支配公共财产、人事关系等多种实权的国家公务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侵犯公共利益的犯罪，其本质特征是以权谋私、权钱交易，主要表现是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经济犯罪和渎职侵权犯罪等腐败行为。

       ③2010—2012年的地区市场化指数是由前五年的市场化指数进行平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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