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语言学研究
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双向互动在严复翻译话语和实践中的彰显
李雅琳
(山西工程技术学院 基础部， 山西 阳泉 045000)
摘 要： 翻译研究自从开启“文化转向”以来，从意识形态的维度去审视翻译活动就受到了翻译理论界的普遍关注。首先，意识形态会影响翻译活动，表现在翻译实践的始终；那么翻译活动是否会反作用于意识形态呢？本文拟从清末民初的翻译家严复的翻译话语和实践入手，探讨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双向互动作用。意识形态会影响到译者的翻译动机的预设，译本的选择，翻译方法和策略的选用，以及译本生成后的社会效应。与此同时，译本在完成后，也会对社会意识形态产生反作用，促成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2019015)。
关键词： 翻译； 意识形态； 严复； 社会； 中国。
一、导入
季羡林先生曾经将翻译喻为河流，认为中华文化这条大河永不枯竭的缘由就是有印度和西方汇来的新水，而“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许钧 2007:1)，翻译之于中华文化的意义可窥一斑。漫漫中国翻译史上，翻译界不乏胸怀大志的大家，将个人的翻译活动和事业与国家和民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通过自身的翻译实践来反映或实现个人的政治理想。在中国近代翻译史上，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第一个译介西方学术思想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严复先生。他在自己构造的宏大翻译大业中，所留下的翻译话语和从事的翻译实践活动是中国翻译界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我们当前研究中国传统译论，正是为了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超越。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伟大时刻，开展对严复翻译话语和实践的回顾与展望，不仅是时代的需要，也是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体系自身发展的需求。
巴志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是对中国古代朴素的人与自然和谐观“天人合一”及朴素的自然伦理“仁民爱物”论等传统生态文化的扬弃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观的传承［19］。而荣开明则认为，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和前期经验，国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经验，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智慧［20］。
意识形态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但却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理论课题。从意识形态的维度来审视翻译活动，国内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单方面对译者主体性的影响，比如译者选材、翻译策略和方法等方面的具体影响，以及赞助人方面的间接影响等，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和进展。但就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来分析，还存在着进一步拓展和思考的较大空间。
二、意识形态与翻译的关系
(一)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概念范畴，早在十八世纪就有法国学者从该词所对应的英文单词 “ideology”入手，认为意识形态就是关于观念的学说(王东风 2003)。然而，与此同时，“它还与激发具体的态度以及为行动提供特定导向有关”，“一种有机的意识形态必须有能力组织人民群众，必须能够转化为具体的行动指南。没有自觉意识，没有成熟的社会导向，人们就无法采取行动的”(乔治·拉雷恩 2013：86)。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的观念体系，产生于具体的历史阶段，会对社会中的人类行为产生特定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一个宏大的观念网络，有社会的和个人的意识形态，也有主流的和边缘的意识形态，但无一例外地会对持有该意识形态的个人或团体的思维观念和行动有很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风寒感冒时很多食物都有很好的治疗和预防方法，如生姜、葱白、豆豉等，可以用下面的方法将其制作成一些饮料给宝宝喝。
(二)清末民初意识形态与当时的翻译大潮
晚清时期，鸦片战争的惨败粉碎了“科技救国”的美好蓝图，帝国主义侵略加剧，国家内忧外患并存。与当时的封建经济政治制度和内忧外患的国情相一致的以文言文为官方语言和封建帝制是官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具有远见卓识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对西学的了解，有着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希望通过变法来改变政治腐败和国家的衰败。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开始动摇，痛心疾首的清政府不得不做出让步，希望通过变法来传播西学，对国家进行改良，不少边缘或个体的意识形态开始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展开了对抗，使得引进西学、变法图存逐渐上升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概括来讲，清末民初这段时期的意识形态可以定义为“开民智和求变革”，社会流传的各种新兴思想潮流皆为旨在“唤醒国民、思想和现代意识启蒙”(王友贵 2003)。
选取接受口腔种植骨结合治疗的糖尿病患者与非糖尿病患者各50例展开研究。糖尿病患者组中，含有男性21例，女性29例，年龄均在40～80岁，平均年龄均在62.12岁，糖尿病病程6.5年，同时该组患者含有55颗种植体。非糖尿病患者中，含有男性26例，女性24例，年龄均在42～80岁，平均年龄为64.42岁，糖尿病病程6.6年，同时该组患者含有55颗种植体。将这100例缺牙患者的患者的年龄、性别和病程等资料进行对比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不具有可比性。
三、意识形态与翻译的互动关系
王东风用严复译作中“看不见的手”形象展示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操纵性影响(王东风 2003)。同理，翻译学“文化转向”的倡导者之一勒弗维尔也认为，翻即是改写，改写即操控，翻译与改写皆为对原文的操纵，都是为特定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制约(Lefevere 1992：14-15)。或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或反抗当时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新的意识形态，总之无论如何，翻译都跨不出意识形态所厘定的界限。翻译实践从前期预设的翻译动机和文本选材，到中期的文本理解和语言表达阶段，以及后期译本的流行程度和社会效应等都接受着意识形态的操控。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
译者作为一个生活在具体历史时代和社会背景之下的社会人，他的任何社会活动都势必会受到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和约束。因此译者在意识形态大网的主导和操控之下开展翻译活动，是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导向性的。比如是希冀通过译本中所携带的新鲜的活力来挑战、甚至是颠覆旧的意识形态呢，还是为新的意识形态给予感染、进行助力的呢？纵观中国近现代史，翻译就对意识形态的变化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建构作用”，“反过来，主流意识形态形成之后，它又对翻译起到重要的操控作用”。(王友贵 2003)因此，译者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结合个人认可的意识形态，选择了翻译活动。它以隐性的方式影响着译者的思维处理，左右着译者在翻译实践中从选材、解读到译出时候所采用的策略方法的全程，甚至在译后，还决定着译本的流行和受欢迎程度，以期实现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影响，或积极的维护，或反向的冲击，意识形态与翻译活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无限循环与运转在历史的长河中。
首先是意识形态对翻译动机的影响。人类是一种有思想的物种，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在拥有特定目的动机的前提下进行的，翻译也不例外。发生在具体社会文化背景下的翻译活动，不可避免地会基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导向而出现，自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由于政治因素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译者在前期形成翻译动机之时，必然会考虑社会和国家的主流意识，是为之助力进行维护，还是认为其落后，试图进行冲击以至颠覆。以清末民初为例，在当时内忧外患的形势之下，政府无能，民不聊生，欧洲列强虎视眈眈，各种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激起了民众强烈的反帝反封建情绪。此种国情之下，唤醒国民，振奋精神，济民救国，振兴国家成为译者共享的翻译动机，皆试图通过译介西方先进的学说和理念让民众得到启蒙和教化，以此来救国保种。其次是意识形态对翻译选材的左右。译者对意欲翻译的文本不是任意和盲目的，而是受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个人自主意识形态双重操控的。若当时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是积极进步而强势的，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译者的翻译行为就完全受之操控。反之，当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落后状态和崩溃边缘的时候，译者在选材时就服从于个人意识形态，意图借翻译作品里蕴含的思想构建新的意识形态。同样以清末民初这个历史阶段为例，鸦片战争加剧了国家的灭亡危险和人民的水深火热，中国即将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阶段，国家机器都行将不保，何谈主流意识形态的强势？此时，翻译家们纷纷想通过译介西方社会学说来开启民智，救亡图存。因此当时的翻译题材，选择什么流派，哪个作家，大多掺和着极大的政治因素，明显与其时的政治形势和意识形态有极大的关联。
1.意识形态对翻译前期行为的操控
PBL教学模式可以让学生自主建立知识框架，更好的去接受新的知识，培养发现问题的能力，进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传统的教学模式一味的让学生遵循教师的脚步，记录专业知识，不能使自主学习的能力发挥出来。相反PBL这种模式可以让学生体验各种各样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14]。在讨论的同时，还可以增强团队意识、团队精神，促进学生们的和谐相处，减少部分学生在学习方面的迷茫。此研究对学生的成绩进行综合测评，两组学生在不同的教学模式下达到不同的成效，PBL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医学生的整体成绩，本次研究中，研究组学生的学习成绩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意识形态对翻译中期行为的操控
在这样的个体意识形态驱动之下，以及各种思潮同时并存的环境下，翻译家们开始大规模地译介西方著作，传播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思想，一方面宣传自己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达到先启发民智，后救亡图存的目的，适应了时代的发展，冲击当时落后的封建帝制，建构崭新的科学民主化的意识形态。据统计，中国近现代时期的翻译作品的数量之多、主题之丰富以及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巨大促进作用等诸多方面来看，在中国都可谓史无前例，因而该时期的翻译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中国翻译史上的三大翻译译高潮之一。总的来说，翻译活动是具体意识形态操纵下的产物，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烙印。它绝不是简单的一种语言文字转换行为，而是从属于大的社会和文化系统。
译者经过前期翻译动机的思考和题材的选择之后，就进入了翻译活动的本体阶段——理解和表达。首先是对原文本的解读，即阅读行为。此时的译者，就如同一名读者，在理解阶段，自身的文化修养、生活阅历、艺术造诣、审美能力和意识形态必然会影响到自身的解码能力，自带主观色彩。若某些内容有悖于个人文学理念或意识形态，或判定其为谬误，为冗余；相反，可能是正中下怀，或茅塞顿开。
理解之后，即译文的表达。译者在理解阶段对原文进行解读之时，其实已经基本为此刻的表达做好了前期的铺垫。哪些是顺应目的语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哪些是和社会意识形态相冲突的，之后以服务自身的翻译动机为出发点，可能就会产生“创造性叛逆”行为。在晚清翻译史实中，能找到不少翻译家在翻译中进行的大胆改写的例证，有删减，有省略，甚至有增补，宗旨都是为个人意识形态的导向服务，以期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冲击和颠覆。研究该阶段的翻译文本，去分析为什么译文会做出这样那样的改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必然会发现背后的因素都是意识形态在起作用，发挥着影响力。翻译绝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实践活动。
在清末民初的诸多翻译家中，严复独领风骚，是公认的代表人物。他的译著几乎囊括了西方现代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基本原理，输入西方思想精华，尤其是进化论、经验主义等观点，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观点，冲击旧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在翻译中，他有所扬弃，选择和侧重，写下了大量按语，皆是在他的意识形态之导向下，为了经时济世，解决中国的问题而做的“是非正法”的变通策略。
3.意识形态对翻译后期行为的操控
译本在发行之后，是否受目的语读者欢迎，能达到译者想要的翻译目的，产生预期的社会效应，除了译本本身的诗学质量、译者的翻译能力以及赞助人和出版社方面的宣传之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样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因为翻译的结果，不无例外地要移入异域意识形态和文化内容。这样的植入和渗透是否符合社会大环境，是否适应经济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是否符合积极进步的主流意识形态，都决定了译本的流行程度和社会效应。
翻译话语还没有上升到翻译思想或者理论的高度，只是在“翻译实践基础上产生的所有直接或间接有关翻译的陈述”(耿强)，可以是随笔的评语，印象式的零散感悟等。
从意识形态维度来研究翻译活动，可以让我们穿过语言差异的的迷雾看到背后隐形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的操纵。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纵有其相对性。一方面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可以有意识地回避意识形态对其翻译行为的影响，将其降低到最小化。另一方面，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受其经济基础所决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翻译活动影响的方向和强度也会有所差异。
(二)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影响
翻译作为跨语际的社会活动，从表层看，涉及的是是两种语言，但隐藏在语言之下的依托着不同意识形态的文化内容，最终相遇在翻译活动之中。因此犹如硬币的两面，翻译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和影响，但与此同时，翻译活动也会通过语言的差异，呈现出异域陌生意识形态的差异，积极参与目的语环境下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这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纵观我国翻译史，汉唐时期的佛经翻译大潮，改变了儒家思想独霸中国思想界的局面，引入了有着“万事皆空”、“生死轮回”等关键词的佛家思想。同时，改变了老百姓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逐渐促成了后来的“三教合一”局势。其次，明末清初“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科技翻译大潮，引发了向西方学习科技和自然常识的大潮，为中国国民普及了科学知识，改变了愚昧状态，为后期各种社会变革思潮的出现打下了铺垫。而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中国人民反抗封建帝制，追求民主和科学的意识形态思潮，造就了有特色的中国文化。历史也证明了意识形态和翻译的作用与反作用的事实存在，之后本文将通过清末民初的翻译翘楚严复先生的翻译行为，来显示这种双向作用的彰显。
四、严复的翻译话语和实践
(一) 关于严复
严复所生活的年代(1853——1921年)是中国封建社会从衰败到灭亡，军阀混战，新旧思想斗争激荡的时代。虽是封建地主家庭出身，却从小在“福州船政学堂”接受了西方自然科学新知识。后来他在被公派出国留学英国期间，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了浓厚兴趣。回国后，任职北洋水师。甲午战争失败，北洋水师覆灭，严复对清政府彻底失去信心，出于爱国情感，他开始译书立说，宣传变法思想，给国民普及科学和民主，唤醒国民起来救国。
此时因为社会动乱，社会上还没有产生强势的意识形态，封建帝制摇摇欲坠，不得民心，多种意识形态并存。严复此时就本着译介“关乎中国之贫富”，又能“系乎黄种之盛衰”的翻译动机，以宣扬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为途径，以颠覆当时本土落后的意识形态为目的，开始了他的翻译大业。作为清末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认识到当时西方诸国的先进，是源于其政治、法律、经济制度和思想意识等。正如其在给长子的信中表露的“治国明民”之路径：惟“看西书”为“真实事业”，读懂西书，方“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皆舍之莫由出”(杨肇林 2016：220)。严复的突出贡献，不是海军建设，而是戊戌变法前的二十多年，他结合甲午战后的国情和自身意识形态的认知，连续发表的多篇文章，振聋发聩，为戊戌变法提供了思想武器，填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空。以及之后又翻译发表的《天演论》等“严译八大译著”影响了几代中国人。
②沥青砂浆具有良好柔性和抗渗性能，可以较好地适应沥青混凝土心墙整体变形，将分期施工沥青混凝土心墙链接为一个完整的防渗体系，但其材料弹性模量较小，建议施工过程严格控制砂砾石过渡料压实度和二期浇沥青混凝土孔隙率，保证对沥青砂浆形成刚性约束，限制材料可能产生的变形。
光能合成是植物进行有机物积聚的基石，恶劣环境致使叶绿素含量变化，对光合作用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影响植物的生长发育，因此研究植物叶绿素含量至关重要[24]。研究结果显示，除‘晋荞4号’外，随着胁迫程度的加深，各苦荞叶绿素含量均显著下降(图1)。与正常供磷(P1)相比，在P2、P3浓度处理下，叶绿素含量降幅最大的是‘西荞1号’，降幅达37.46%和52.74%；‘KQ10-11’和‘迪庆1号’次之；降幅最低的是‘晋荞4号’，降幅为5.73%和13.57%。可见，耐低磷苦荞叶绿素含量降幅小于不耐低磷苦荞，且叶绿素含量高于不耐低磷苦荞，更有利于光合作用，对低磷胁迫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
上世纪在福州举行的“93年严复国际学术会议”，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为会议成果作序时，论述道：“中国近现代文化史表明，‘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都是有害的。从严复到鲁迅并直到今天，中国新文化的发展创造都是在不断探索、实践类似严复这条‘阔似远想，统新旧而视其通，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的道路的。”(转自杨肇林 2016：224)他也评价道：“严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高举科学与爱国的旗帜，苦心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表现了一个先进的中国人非凡的见识和勇气。”(转自杨肇林 2016：225)这是对严复的文化理念和翻译实践的客观评价和高度肯定。
(二)严复的翻译话语和实践
4.操纵的相对性与本体的把握
作为“近代翻译大家和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严复希望通过“推广西学的方法来旧中国”(陈福康 2011:84)。意识形态和翻译的双向互动在他的翻译话语和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翻译动机：严复的翻译活动，怀有明确的政治目的，“民智不开”，“炎黄子孙有沦亡的危险，中华古国难以复苏”(陈福康 2011:90)而西方社会科学在他看来，正是“审敌自镜之道”所有著作都是经过精挑细选，反复斟酌而定的。了解西方、求富图强、救亡图存、民族革命和科学启蒙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文化理念。一方面通过精心挑选的原作，综合与原书内容有关联的其他著作，旁征博引，力图通过介绍“西学”的精髓，警醒世人。如在翻译《天演论》时，就掺入了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斯宾塞的《综合哲学》、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甚至还谈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等人的学说。译《原富》综合了《斯密亚丹传》，译《法意》引用了《孟德斯鸠传》。他认为：“穷理与从政相同，皆贵集思广益。今遇原文所论，与他书有异同者，辄就谫陋所知，列入后案，以资参考。间亦附以己见——”(严复，2012：132)另一方面他通过选定封建上层士大夫为合适的目标读者，想方设法吸引他们有兴趣阅读，从而接受译文的异域信息，接受新思想，追求科学和民主。此外，还体现在他所采用的翻译方法和风格之上。为了迎合他锁定的上层知识分子为目标读者，严复的译文采用古雅文体——这种上流社会的主流话语方式，而非当时刚兴起的白话文，旨在“用汉以前的字法句法”的“糖衣炮弹”来吸引封建士大夫。除此以外，他在翻译中，采用“译述”,自认“译文取明深义，故词句之间，时有所颠倒附益，不斤斤于字比句次。”(严复 2012:131)同时，他还在译文中大量添加按语，以对原作进行补充或拓展延伸，竭尽所能“播文明思想于国民”。翻译对于严复，是一种投身社会政治活动的武器，而非个人谋生手段。因此，于严复，翻译只是手段，而启蒙思想，服务于意识形态的建构才是最终目的。
翻译选材：作为学贯中西的启蒙思想家，他深知国力强弱在民智，他选择的著作是政治、经济之类西方社会学著作。他的每部译著都恰逢其时，直中要害。甲午战败后的《天演论》借“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警告国民，唤醒人们的战斗意识。下一步则为建立民主的体制，封建统治之下无民权可言，而西方的民主体制，可供借鉴。孟德斯鸠的《法意》论，主张以法治促民主，句句点到要害，揭示了当时的中国衰败的根由，正中严复下怀。之后要想强国，必发展生产和经济，《原富》即是最好的指导书，不仅能使中国由穷变富，更能使中华民族由衰转盛，是以不得不翻。正是他的学贯中西的才识，和高屋建瓴的气魄，使得他在翻译过程中方能集思广益，旁征博引，偶尔联系国内实际发表评论，将原文知识进行扩充后如数家珍般娓娓道来，使原作中蕴含崭新意识形态的思想能力透纸背传播到目的语文化中。至此，严复将他的译作建构成一个旨在启蒙民众、初具规模的思想认知体系，为其时的社会意识形态而服务。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是现代实验教学方式之一，其借助多媒体和信息技术虚拟出仿真的实验环境，能起到弥补教学资源不足、丰富教学内容的作用。作为一种辅助教学手段，虚拟仿真教学对丰富学生药剂学知识体系、突破实体实验限制、提高实验安全性、降低实验成本、提升学生的实验技能起到重要作用。将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作为教学平台，正确认识其教学特点，把常规实验和虚拟实验教学有机结合，合理设计，科学论证，积累更多的经验，对高校应用虚拟仿真教学和培养药剂学应用型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反思以上情况，我认为，阅读对开发学生的智力，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是有帮助的，不仅仅对学生如此，一个教师要想成为优秀的教师，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也是势在必行的，人们常说：“活到老，学到老。”每个人对知识的渴望都是无穷的，成功的秘诀就在于你有没有坚持学习，坚持读书，我们每个人都期望成功，成功就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需要我们努力读书，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
翻译方法：清末民初的译者选择什么样的翻译方法很多时候不是出于语言能力层面的因素，而是由或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个人意识形态决定的。这一时期的翻译作品之所以大受争议，引来诸多诟病，正是因为各种“不忠”和“失节”，而这样的“达旨”和“译意”创造性译法，恰恰是由当时的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在当时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之下，严复为了服务于自己的翻译目的，传播西学，同时迎合目标读者的阅读喜好，在翻译实践中采用了增加按语、增评、删节和改写等归化译法，以牺牲原文的文体特征和表达方式为手段，重在传播原文基本思想，同时为了进行一些诸如名词解释和他对原书的理解、评论和补充，他还增加了很多按语。精心雕琢，振奋民心。总之，受当时关于主流话语方式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严复最大限度地体现译语的“可读性”，以迎合读者来实现其政治理想。这在我国当前实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今天，也具有现实启发意义。
翻译策略：严复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试图使晚清士大夫们接受当时先进的西方思想意图，以改革图强。可以说，这样的翻译策略是一种“糖衣炮弹”，古雅文体的背后是西方的以求开启民智，改良社会的思想，最终还是服务于其翻译的政治目的。当时的中国和西方的交流不受政府重视，封建士大夫对异己的因素非常排斥，为了尽可能减少异域情调，严复采用桐城派文体，使用大量的修辞手法，并用熟知的汉语表达替换掉一些西方概念术语同时，他还添加注释来保证读者的充分理解。
译本效果：严复作为清末民初的启蒙思想家，他的八大译本逐一问世，带给贯穿几个世纪的中国封建思想带前所未有的冲击，挑战了传统的帝制意识形态，加速了国民学习先进思想的步伐，为成功引入西方先进文化夯实了基础。从而达到激发民众的爱国和民主意识和民族精神。严复的译著不仅传播了民主理论，更给我们的前人孙中山、毛泽东等以启迪，唤醒了大批青年的爱国意识，对于当下也有诸多发人深省的昭示。
翻译作为人类的一种社会活动，社会功效毕竟大于纯语言功效。所以，从“不忠”或“失节”的维度对严复翻译大肆诟病，是狭隘的做法。严复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翻译家，更是一位启蒙思想家，这样的身份定位对于理解严复翻译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历史证明，严复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创译，成功地实现了他通过翻译想要实现的政治目的。他的译作唤醒了国民救国保种的爱国意识，宣传了西方进步的民主和科学思想，影响了好几代中国知识分子和进步人士。王东风甚至直言，严复虽“没有直接启动中国革命”，但正因为他影响了“后来启动中国革命的思想家和政治家”，所以，“没有严译的思想启蒙”，“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中国的现代民主进程”甚至“中国走向共和”得晚多少年，都不得而知(王东风 2003)。总之，严复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使得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深入人心，新的民族认同得到重新构建，甚至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铺平了道路，翻译作为一种在意识形态操控下的社会活动，反过来在新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中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再次得到了最大的彰显。
(五)结论
关于意识形体和翻译的双向反作用，需要放置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用发展的眼光来辩证地看待。新的世纪，恰逢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进，反观严复翻译话语和实践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因为中国翻译话语的完善，是一个不断深化的不间断过程，需要在传统翻译话语和思想的基础上进行更新和提高。“我们需要横向的引进，还需要纵向继承”(陈福康 2011：引言)”，因此从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中探讨精髓，使其走向世界是每一个翻译实践和理论界同仁光荣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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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action Betwee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in Yanfu ’s Translation Discourse and Practice
LI Ya-lin
(School of Fundamental Studies, Shanx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gquan 045000, China)
Abstract : Since the “Cultural Turn”, translation theory has shown great interest in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ideological perspective. It is a fact that ideology influences translation practice; then, does translation also place any impact on ideology Based on Yanfu’s translation discourse and practice,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deology and translation. On the one hand, ideology will influence translators’ motivation, choice of the source text, translation methods and strategies, as well as the social effects of the target text; on the other hand, the target text will influence the social ideology and help to construct new ideology.
Keywords : translation; ideology; Yanfu; society; China.
收稿日期： 2019-05-20
基金项目： 2019校级教改项目“意识形态视域下以提高大学生民族文化认同感为导向的外语教改实证研究”(20190040014)；2019校级科研项目“翻译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研究——以严复翻译为例”(2019015)。
作者简介： 李雅琳(1982- )，女，山西保德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和大学英语教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 7408( 2019) 04- 0079-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