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1895～1930年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中论文,进出口商品论文,结构论文,试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到惨败后，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迅速扩大，中国市场进一步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从这时候起，直至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止，是中外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外贸易迅速增长，中国原有的贸易顺差地位很快丧失，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影响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除英国以外，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是农业占优势的国家，在整个世界工业中轻工业仍占主要地位。西方国家虽然在对华输出机制棉纺织品方面有所进展，但是仍然未能完全依靠近代工业产品取得对华贸易的优势。可以说，当时西方对华贸易，“仍未完全改变鸦片战争前的格局，主要是搜购中国农副产品，用输入鸦片抵充对华贸易的逆差。”〔2〕这时候在西方世界发生了第二次产业革命，人们称之为“钢和电的革命”。至19世纪末，重工业在世界工业中已开始占据主要地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先后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张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有力地带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这些使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旧格局大大改变，西方国家越来越多地对华输出近代工业品，其货值已逐步抵上并超过从中国输入农产品的货值。
这一时期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了不少工厂，中国民族工业比以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工业企业家在抵制洋货入侵的同时，也千方百计地开辟海外市场。这些情况对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也起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愈加明显。
关于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在开放条件下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相互作用的认识，加深对中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认识。过去一些学者曾经对1930年前中国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作过分析，其中武堉干、郑友揆的分析较为出色。但是笔者认为他们的分析中间过程过于简略，也不大赞同他们各自所用分期方法，觉得有必要以1895～1930年为一时段，根据各年海关关册的统计和其它一些新的资料，按各类商品，进行新的分析。
一、主要进口商品及进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由于19世纪后期的新工业革命使西方工业品成本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多样；也由于清末民初中国生产和流通的发展，社会消费时尚在商品经济大潮和欧风美雨侵蚀下发生的变化，从而对外国商品产生了种种新的需求，主要进口商品及进口商品结构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这一时期进口商品品种大大增加。仅从海关统计表上所列的进口商品品种来看，1874年上海进口洋货约180种，天津口岸进口的洋货约100种，而到了1911年，上海进口洋货已达850多种，天津进口的洋货也达到800多种。统计表上的这种增加虽有一部分是由于分类比以前明细，但更多的还是由于新货种的增加。西方驻华领事在《商务报告》中就曾强调：“贸易的重大发展必须在新品种中去寻求。”〔3〕新品种的不断增加，从一侧面反映了外贸领域和市场的不断扩大。
伴随着洋货新品种的增加，原先的大宗舶来品进口量、值各有消长，它们所占进口总值的比重也在发生变化。清末民初中国主要进口商品变动情况大致如下：
（一）鸦片
鸦片是19世纪外国侵略势力向中国输入的最大宗的商品，直至19世纪80年代，鸦片始终占据中国进口商品的第一位。鸦片贸易的厚利引起中国国内罂粟种植的扩大，这又反过来成为使以后鸦片进口量逐渐减少的一个主要因素。20世纪初鸦片进口量已在减少，1907年中英两国又签订协定，规定如果中国禁种罂粟，英方可减少印度鸦片的输入量，之后鸦片报关进口量继续下降（见表1），但因协定签署后鸦片价格上涨，1910年鸦片报关进口值仍达历史最高峰。1911年中英又订约提高鸦片“综合税（关税和厘金合并之税）”，1912年海牙“国际禁烟会议”要求各国应会同防止鸦片、吗啡等“运入或运出中国。”〔4〕此后鸦片报关进口量、值都在减少，但走私进口仍然不断。
表1 十十项主要进口商品量（值）变化
1881～1891～1901～1909～1919～1929～
1883年1893年1903年1911年1921年1931年
鸦版
(公担) 42777 43558 32003 22596
126
478
棉布
(千元) 28494 44912 92945116532221208208586
棉纱
(公担) 118020704877
1503766
1320179807249 89611
棉花
(公担) 106373 54567113482 72571524116
2141764
糖 (公担) 43683477975
2064549
2843572
3606169
7829876
米 (公担) 137940
3650399
3415885
3731575
2739849
8357131
小麦
(公担) 1388 19497
6289726
面粉
(公担) 463465709753309455
4437695
钢与铁 (公担) 273717887337958829
2264257
3525261
5817537
煤油
(千升) 176514176538386178685173717287752055
染料等*(千元)728 2959 6455 15789 34752 51102
机器等*(千元) 1259 2271 12565 53734 72138
*染料色——包括染料、颜料、油漆类；机器等——机器及工具。
资料来源：据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表16改编。
（二）纺织品
纺织品是清末民初进口商品中的重要项目，1886年以后棉纺织品已取代鸦片，占据了进口商品的首位。其中，棉纱进口增长速度又超过棉布。这是由于一般纺机比织机进步速率更高，在中国洋（机）纱排挤土纱的进程比洋（机）布排挤土布的进程更快，手工业者们往往利用洋（机）纱织土布来抵抗洋布。〔5〕19世纪最后20年间，洋纱进口量增长了10多倍，洋布进口增长不到3倍。棉纱进口值曾经在世纪之交时两度超过棉布进口值。进入20世纪后，棉纱进口增长速度减慢，海关报告多次指出，其原因是中国国内棉纺织业的发展。〔6〕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纱进口量不断下降，并开始出口。随着中国国内棉纺织业（包括外资在华工厂）的发展，棉纱出口量跳跃性地上升。战后，这种进口下降，出口上升的趋势继续发展，到1927年棉纱已由入超变成出超。
棉布曾长期居进口商品的首位，但由于其它商品的进口增长，其所占比重逐渐下降。棉布进口值在20年代以前仍有所增长，到了20年代里在中国国内棉纺织业发展的影响下，棉布也出现了进口下降，出口上升的趋势，入超值也在逐渐减少。不过，由于日本棉布在中国的大力推销，以及英国等棉布的竞争，到1928年中国仍有价值1亿7千多万关两的棉布入超。〔7〕
毛、麻、丝……等杂项纺织品在中国进口贸易中也占有重要地位。毛织品的进口在中国有较长久的历史，其进口值长期在300万～600万关两之间徘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其进口值迅速增长，从1920年的479万关两猛增至1926年的2936万关两，1928年更达3651万多关两。毛线、毛棉合制品、人造丝织物等的进口，在20年代也出现了迅速增长的势头。毛制品和毛棉合制品原先主要是英国货，后来也遭到日本货、美国货的竞争。
20年代后期，日本等国人造丝生产猛增，其输出对象“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实际上失掉关税自主能力的中国”，中国在1924年时人造丝的进口约1万担，1928年时已有12万担多，4年间激增了约10倍。因人造丝价格比蚕丝低两倍，外观“亦颇精美”，在“穿着和洗涤方面还有其它令人满意的特点”，很快侵入丝织业而逐步夺走天然丝的市场，令中国蚕丝业“谈虎色变”。〔8〕到30年代时人造丝成为日本对华走私贸易的重要商品。
（三）煤油、汽油等液体燃料
煤油自清同治年间才开始进入中国，起初其输入数量很少，由于它比豆、菜、茶、棉、麻等植物油（土油）点灯亮度高，价格又仅为植物油的五至七成，〔9〕所以逐步取代了照明用土油，在中国各地很快推广开来。1886年时煤汕输入量已达2300多万加仑，其值也超过了200万关两。互1901年煤油输入量已超过1亿3千万加仑，金额已逾1700万关两，已占商品进口净值的6.4%以上。1907年开始，汽油的进口也在逐年增加。1920年时，煤油进口值约5432万关两，汽油进口值也达134万关两。到1928年，两项合计已逾7000多万关两。
（四）粮食
粮食进口的增长也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令人震惊”的重要问题。中国进口粮食原以稻米为主，数量不大。1885年后粮食进口迅速增加，1885年时其进口值不到67万关两，1894年时已达1083万多关两，1907、1908两年平均进口值超过4160万关两，净进口值也达3349万关两，粮食进口值占商品进口净值的比重一度上升到10%以上。粮食进口品种也扩大到面粉、小麦及其它杂粮，面粉进口值占粮食进口值的比重在1895～1915年间达到20%以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初年，中国粮食进口虽然仍有一定的规模，但由于出口大大增加，每年粮食有大量出超。其中面粉于1915年已有4万5743担的出超量，其后出超量逐年增加，1917年出超量14万2259担，1918年出超量增至239万担以上。〔10〕但由于面粉进出口单价的差别，直到1917年面粉仍有50多万关两的入超值，1918年面粉价值上才转为出超。1922年开始，外粮大量进入中国，面粉及粮食总的贸易，都由出超转为入超，1923～1927年粮食进口净值年均约12239万关两，其占商品进口净值的比重达到12%左右，这五年间粮食入超量年均3842万担，〔11〕入超额也常在2000万关两上下，有时几近3000万两。1929年后中国粮食入超常在1亿关两以上。作为一个农业大国，粮食入超如此之大，反映了当时中国粮食问题的严重性。
表2中国主要进口商品所占比重变化（%）
1877年1894年1913年1921年1928年
鸦片 41.3 20.6
8.1
0.0
0.0
棉制品25.7 32.2 19.3 23.6 14.2
棉纱
3.9 13.1 12.7
7.4
1.6
杂项纺织品 6.8
2.5
2.1
2.1
6.8
煤油
4.9
4.3
6.3
5.2
米 2.2
6.0
3.1
4.4
5.4
面粉
0.7
1.8
0.4
2.6
机器
0.7
1.5
6.3
1.8
车辆 0.6
2.5
0.9
染料颜料类 0.6
1.5
3.1
3.3
2.2
金属及矿砂 5.9
4.6
5.2
6.7
5.4
煤 1.5
2.0
1.7
1.5
1.9
棉花
2.0
0.3
0.5
3.9
5.7
糖 2.2
5.9
6.2
7.7
8.3
纸张 1.3
1.7
2.4
纸烟
0.1
2.2
2.8
2.1
烟叶 0.6
1.6
5.1
木材
0.8
1.1
1.2
1.6
合计占总进口值87.6 82.5 76.5 78.6 79.4
资料来源：《上海对外贸易》，上，第193页。
（五）生产资料
1895年以后，随着外国对华资本输出的扩大，以及中国新式工业、交通业的发展，机器、车辆、化学产品、电器材料、染料、钢铁及其他金属等生产资料成倍成数倍增长。这六项商品进口值1913年为6799万关两，占商品进口净值的11.6%，〔12〕1921年时因进口纺织机器价值比以前增加了2000多万关两，其它几项商品也有较大增长，六项合计进口值近2亿关两，接近1913年的3倍。
（六）其它
随着国内某些轻工业的发展，棉花、烟叶……等农产原料的进口数量大幅度增长。1919年前中国棉花每年有数十万担，乃至上百万担的出口，而进口多则不过三、四十万担，少则仅数担。1920年后棉花进口猛增，开始由出超转为入超。1921年棉花进口量已增至168万担，价值3586万关两。1926年棉花进口量已增至274万多担，价值几近1亿关两，入超值达6435万关两。〔13〕烟草的情况与棉花有些相似，在20年代一方面有较大的出口，另一方面进口比以前大大增加，每年入超值也有数千万关两〔14〕
其它如食糖、西药、火柴、肥皂、……等生活消费品进口增长也很迅速。糖曾是中国出口之第三、四位的大宗商品，19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糖出口逐渐减少，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一事件又加速了中国糖出口的衰退过程。进入20世纪后，洋糖进口大大增加，从1900年129万担增至1905年的462万担，同期糖的入超量也由46万担增至410万担。其后，糖的进口在波动中略有上升，已成为中国进口名列前茅的大宗商品。到20年代里糖的进口又出现了新的加速增长，1925年洋糖进口超过1200万担，价值近9000万关两。
表2反映了自1877年至1929年中国主要进口商品价值所占总进口值比重的变化。从中可以看出，过去占进口比重最大的鸦片，在这一期间所占进口总值的比重越来越小，到本世纪20年代时，虽然仍有鸦片报关进口，但其所占比重已经微不足道了；棉纺织品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进口商品的首位，但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其所占比重已呈明显下降趋势。如果将棉布与棉纱分开考察，则棉纱所占比重下降更快。20世纪初棉纱所占比重曾一度在20%以上，高据进口商品榜首，20年以后其比重已从1921年的7.4%，迅速下降到1928年的1.6%，只排在第十几位；煤油、汽油等液体燃料所占商品进口值的比重，一直处于第三、四位；砂糖、粮食、棉花及烟叶等农产原料在商品进口值中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其中棉花等农产品的比重在20年代里上升尤为迅速。机器、车辆、化学产品、电器材料、染料、钢铁及其他金属等生产资料进口值1913年占商品进口净值的11.6%，1921年时合计占商品进口净值的比重提高到21.1%。进口商品结构的上述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二、主要出口商品及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和统一的世界市场形成时期，世界市场上的国际竞争日益加剧，中国也不由自主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之中。但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如生丝、茶叶等，生产发展迟缓，技术水平低下，在国际市场竞争中越来越处于不利的地位；同时，由于世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对中国的豆类、棉花、芝麻、植物油、牛皮、羊毛、猪鬓等农产品及原料的需求大大增加，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产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一）生丝及丝制品
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出口丝绸而闻名于世界，到19世纪末年时中国仍然是世界市场上最大的生丝供应国，主要为英、法、意等欧洲国家丝织业提供原料。随着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发展，绸缎消费量日增，促进了欧美丝织业的发展，特别是美国，丝织业发展尤为迅速。这使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生丝的需求不断增加。市场的扩大，对于中国生丝出口是个有利条件，因之中国生丝出口量基本上呈持续增长趋势（见表3）。1926年中国生丝出口38万担多，价值在15786万关两，占当年出口总值的18.3%，为当年商品进口净值的14%。生丝出口在平衡贸易方面的能力，虽比甲午战前有所降低（生丝出口值与当年商品进口净值之比，1873年为43.5%，1894年为20.7%），仍不失为弥补中国贸易逆差的重要支柱。
表3 十二项主要出口商品量变化单位：千担
1883年1893年1903年1913年1917年1921年1928年
茶 2017 1821 1519 144245430
926
生丝 96
161
211
317
302276
435
豆类 128 1967 2615 10326 10433 11836 40391
豆饼3404 11818 15513 22282 21352
花生 157 1115
361
1214
1465
牛皮 6496
242
498
477217420
羊毛 34
130
193
280
339463486
棉花 22
576
760
739
832609
1112
棉纱 128 26350
植物油 4
152
421 1213 2756
2030
2368
猪鬃 405364 44 67
锡42
139
196103118
资料来源：据萧梁林，上引书及杨端六等，上引书有关数据改编。出口花生分有壳、无壳两种，本处按1：0.7的比值将前者折算，与后者合计。
进入20世纪后，美国逐渐成为中国生丝的大销场。但正是在这里，中国生丝遇到了强有力的竞争，以致中国作为世界第一生丝出口大国的地位趋于动摇。竞争对手主要来自于日本。日丝在19世纪70年代出口量还不到华丝的1／5，90年代时日丝出口量增加，但仍不及华丝的3／5。〔15〕日本丝业界把华丝作为主要敌手，动用各方力量调查中国丝厂、茧业情况，分析华丝的优劣，并及时掌握国际市场行情，改进缫丝工艺，使日丝产量和质量不断提高。这一时期中国新式丝厂虽有所发展，但直至清宣统年间手工土丝的出口量仍然大于厂丝。〔16〕江苏吴江震泽镇是丝绸著名产地，当时“虽有丝厂，而蚕户不愿售茧，生产之茧尽做土丝。”到20年代中期时震泽“还是土丝盛行时代”。 由于土丝质量难以保证，因而在与日丝竞争中连连受挫。1905年时日丝出口量已与华丝相当，1908年日丝的出口量已多于中国近3万担，世界第一生丝出口大国的地位从此被日本所夺。到1925年日丝出口量已是华丝的2.6倍。〔17〕生丝虽然在中国仍高据出口商品的榜首，其地位已然岌岌可危。
中国出口的丝制品大致包括绸缎、茧绸、丝锈货、丝带、丝线及丝类杂货等，其中以绸缎为出口之大宗。绸缎在1894年曾位居中国出口商品第三，出口值为840多万关两，1895～1927年间其出口值也大致呈持续增长趋势，最高年份为1926年的3086万关两。不过，中国一些地方丝织业在织造方法上仍然保守落后，在与国外机器丝织业的竞争中仍处下风，以曾经有很高声誉的南京缎为例，因其样式陈旧，其出口量从1923年的8244担，下降到1927年的2363担，减少了近6000担，1929年时更少，只有227担，到30年代时已趋于消失。〔18〕一般来说，中国绸缎质地厚重，不合西方人所好，运往国外者多供海外华人消费，其出口增长与海外华人数量增长有关。朝鲜因邻近中国，且有历史之关系，“风俗好尚，约略相同”，也成为中国绸缎的一大销场。但是日本人一方面改良本国织品，仿造中国绸缎以投朝鲜人之好，另一方面利用其作为宗主国的地位，从1920年起提高朝鲜进口华货的税率，中国绸缎在朝鲜销数渐减。〔19〕
（二）茶叶
茶叶曾在很长时期内是中国出口最大宗商品。不过，其出口由盛转衰的过程从甲午战前就已经开始，甲午战争后情况更为严重。华茶曾经长期独占世界茶叶市场，但是到了19世纪后半叶时，华茶在国际市场上也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中国出口茶叶大致分红茶、绿茶和砖茶三类，红茶主要销往英国，绿茶主要销美国，砖茶销往俄国。19世纪70年代以后，华茶在英国市场上遇到了印度和锡兰红茶的激烈竞争，在美国市场上受到了日本绿茶及印度、锡兰茶叶的排齐。因为印度等国茶叶采用较为先进的资本主义产销方式，〔20〕成本低，品质划一；日本茶叶出口还能得到本国政府的津贴等资助〔21〕：而华茶仍由小农分散种植、采制，难以保证质量，此外华茶缴纳的捐税也比日、印高得多〔22〕，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华茶渐落下风。
英国曾是华茶最大销场，1892年以前华茶输英年达2亿磅以上，面1908～1912年间华茶输英年仅4千万磅，减少了1.6亿磅；同期印茶输英则增加1.5亿磅。一消一长，十分明显。此外，爪哇、锡兰的茶叫也加入英国市场的竞争。英国饮用之茶从前几乎全来自中国，但到1913年时已有95%来自于印度和锡兰：到1924年华茶仅占英国进口茶叶总值的4.63%。〔23〕华茶也曾独占美国市场，20世纪初华茶仍占美国进口茶叶量的一半左右，以后每况愈下，到1927年时华茶只占美国茶叶进口量的11.1%。〔24〕
清末民初华茶在俄国市场上还能保持一定的销路，俄国成为华茶的最大销场，茶叶也成为中国出口到俄国的最大宗商品。各年华茶输俄数量，1880年时为25万担，至1915年时已增加到116万担。在汉口等地茶市上俄商占有很大的势力。1918～1920年间华茶输俄数量曾大大减少，其后华茶对苏联的出口又逐渐恢复。〔25〕
总的看来，由于在英、美等大市场上华茶在国际竞争中失败，中国茶叶出口贸易在走下坡路。19世纪80年代时，华茶出口量年达200万担以上，最高曾达220万担，到1895年时出口量尚有186万担多，1920年已降至不到31万担，以后虽有所恢复，每年也不过数十万担而已，茶叶占出口总值的比重也大大下降。
（三）大豆、芝麻、花生……等油料作物及其制品
20世纪初年，以黄豆为主的豆类成为中国农产品中出口增长特别迅速的品种。在1858年时豆类曾被规定为出口禁品之一，后来虽然禁令撤消，出口数量并不多。及至20世纪初，每年豆类出口量约一二百万担，最高年份不到267万担，主要销往日本。1908年一家外国商行〔26〕将中国东北大豆运至欧洲试销，获得极大的成功。此时正值西方棉籽和亚麻籽缺货，西方肥皂制造业者接受了豆油，“需求增加得如此大，以致为了新的季节（1909～1910年）派出了50艘轮船到大连和威海卫去”。〔27〕1909年中国豆类出口突增至1443万多担，价值3278万多关两，已超过原先占出口第二位的茶叶出口值。此后几年豆类出口虽有些降落，但每年都保持在1000万担上下，价值2000多万关两左右。1919年后豆类出口又出现新的快速增长，1928年出口量已达4039万担，价值14734万关两。中国豆类主要输往俄国（占大豆出口量比重1912年为49.1%，1928年为36.7%），其次是日本（其比重1912年为18.2%，1928年为22.1%）。20年代中国对苏联的输出中，大豆已超过茶叶，占据了首位。〔28〕
豆饼也成为中国出口贸易的重要商品。1894年中国豆饼出口约51万担，到1913年时已增至1182万担，价值2496万关两，其出口值超过豆类，豆与豆饼两项合计占出口总值的12%，超过了茶叶；1926年豆饼出口量增至2605万担多，价值也超过了7000万关两。出口的豆饼大部分输往日本，用作肥料。民国初年输往日本的商品中豆饼数次占据首位，如将豆饼与豆类合计，则常占输日商品比重的30%以上，最高年份接近50%。〔29〕
1908年后中国豆油开始打入欧洲市场，但海关统计中自1910年才开始将豆油与其它植物油分开记载，该年豆油出口57万担，其后几年豆油出口量在这一水平上下波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豆油消费国第一是比利时，其次是日本、俄、英等。大战爆发后，欧洲国家油脂工业大多改为军火生产，使得人民食油奇缺，日本商行趁机扩大他们所控制的中国豆油出口贸易，他们开辟了由大连运往美国转销欧洲的贸易路线，大连运往美国的豆油量大幅度增加；这一期间美国棉籽油的减产，也需要进口豆油作为补充。中国豆油出口量由1914年的60万担左右激增到1915年的100多万担。此后，每年豆油出口量不断增加，到1919年时已达236万担多，价值约2106万关两。豆油出口口岸主要是大连，豆饼及豆油出口贸易的增长带动了当地油坊业的发展，1913年大连油坊业已发展到48家，成为大连全市第一大工业。这以后大连油坊业继续发展，使大连成为东北地区油坊业集中地，博得了“油坊之都”的称号。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萧条使中国豆油出口贸易也受到冲击，20年代初期豆油出口量下降，到1923年才恢复到200万担以上的水产，1926年豆油出口达到266.7万担，价值近3000万关两。
这一时期芝麻、花生、菜籽、棉籽、胡麻籽等植物籽实也逐渐成为中国大宗出口商品。芝麻在19世纪末每年出口值数十万两，进入20世纪后各年出口量时多时少，出口值一般多在数百万关两，有几年达到1000万两以上。大战前中国芝麻多运往荷兰、德国，战时对英国、意大利的出口激增，战后日本成为最大的消费国。花生运往国外多用以榨油，少量供制作糖果。其出口统计中分有壳、无壳两类，出口数量在20世纪最初几年不多，1909年后增长较快，大战期间又下降，战后恢复增长，有壳者出口值最高年份为1924年（1696万两），无壳者出口值最高为1927年的519万两。菜籽每年出口约六七十万担，值二三百万两，多运往日本，20年代里因印度菜籽的竞争，出口减少。〔30〕
除豆油外，花生油、棉籽油、菜籽油、芝麻油、茶油、桐油等植物油出口增长也很快。花生油出口值1910年时为257万两，1926年时已达1077万两。桐油主要产于华中，为油漆工业中的重要原料，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对中国桐油的需求大大增加，桐油出口值1913年时为375万两，至1927年时已达2197万两，2／3以上运往美国。〔31〕中国油类（包括豆油等）出口值合计，1894年为100万两，1913年达1488万两，1927年更达6180万两，占当年出口总值的6.7%。
（四）毛皮
牛皮、羊皮、驼毛、猪鬃等动物毛皮及其制品，也是中国出口货之大宗。黄牛皮、水牛皮等生皮出口量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在逐渐增长，年生皮出口量甲午战前为数万担，1902年已增加到近30万担。1913～1918年间因欧洲国家扩充军备的需要，大量搜购中国生皮，年均生皮出口量增至45万多担，约值1578万关两。战后生皮出口有所下降，但每年仍有20万担以上。天津、汉口为中国生皮主要集散中心。除生牛皮外，中国出口的皮货还有羊羔皮、狐狸皮、黄狼皮、旱獭皮、兔皮等，种类较多，出口值合计每年约在五六百万两以上。羊毛、驼毛等也是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出口逐步增加的大宗土产。1915年以后，羊毛出口上升到一个新台阶，多数年份出口值在1000万两以上，大部分销往美国，其次为英、日等国。中国羊、驼毛最大的出口口岸是天津，1927年中国羊、驼毛出口值约1841万两，其中天津占3／4以上。〔32〕
中国出口的主要毛制品是地毯。1903年在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上中国地毯广受称许，此后出口渐增。其出口值1912年不到6万两，1922年时已达330万两，1926年更达655万两。
中国所产猪鬃，因强韧而富于弹力，且不大受干湿冷热影响，外人多用于制刷，清末民初时其出口量也在不断增长。其出口值1894年不到57万两，1913年时已增至443万多两，1926年时更达1047万两，已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商品之一。
（五）矿产品
清末民初世界市场上对中国的煤、铁、钨、锑、锡等矿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矿产品在中国出口贸易中占有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在矿产品中，煤的出口值最大，增长也快，1907年煤出口值不到5万两，到1913年已达66万两，1927年时更达2941万两。中国出口煤几乎完全是给日本的，也中日之间煤的贸易形成一个奇特的现象：日本一方面向华中、华南推销大量日煤，把中国作为日煤的主要海外市场，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东北和华北进口大量华煤，把中国作为海外煤炭资源的主要供应地。1927年中国从日本进口了160万吨煤，约占当年日本出口煤的60%以上，其值1530万两，平均每吨约9.56关两；又向日本出口了约259万吨，约占当年日本进口煤的80%以上，其值1970万两，平均每吨约7.62关两。这一年中国对日本出超煤近100万吨。这种奇特现象的产生原因，一是因为日本在中国东北和华北的煤矿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二是因为两国煤的生产与消费地区之间在地理上极为相近，可利用廉价的水路运输。〔33〕中国出口到日本的煤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日本不能完全自给的焦炭煤，中国开滦的焦炭“受到所有日本商人的欢迎”；另一种是普通的燃料煤，大多数来自抚顺。日本工厂主欢迎廉价的抚顺煤，把它作为“减低工业成本的一个方法”。而日本煤矿主们却把廉价的出口煤“看作对他们生存的威胁”，要求限制进口。1921年日本煤矿主协会和管理抚顺煤矿的满铁签订了限制运往日本煤炭的协议。〔34〕这个协议每年签订一次，但我们从有关统计上可以看出，中国东北煤对日本的出口仍在增长。〔35〕
中国输出的生铁绝大部分也是运往日本，供日本炼钢用。出口生铁的产地主要是东北和华中。东北出口的生铁都是鞍山和本溪湖出产的，输出量因产量增加而年有进展，1915年东北出口生猴不到37万担，1921年达131万担，1926年增至277万担。〔36〕华中出口的生铁主要为汉冶萍公司所产。清末民初时日本资本利用汉冶萍资金短缺之机会，以提供贷款作诱饵，迫使汉冶萍签订长期向日本钢铁工业提供大量优质而廉价的矿石、生铁等原料的合同。1913～1925年间汉冶萍向日本制铁所共输送了400多万吨的铁矿石和近80万吨生铁，〔37〕为日本钢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原料。汉冶萍向日本提供原料的价格与市价相差很远，仅1914～1918年五年内，其差额估计约3.37亿日元。〔38〕由于日资的控制，汉冶萍不仅蒙受巨大的价格损失，而且所欠日债越积越多，每年单在利息支付上常达一百数十万银元，致使公司在国际市场钢铁价格跌落时便连年亏空，所属炉、矿等陷于减产或停产。1926年后汉冶萍停产，华中出口到日本的生铁“因之绝迹”。〔39〕
中国的锡、锑、钨等特种矿产在进入20世纪后出口也有所增加。锡锭块出口量在20世纪最初几年每年出口数万担，1910年后增加到每年10多万担，最高年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近20万担。锑的出口量，由1905年的5万多担增至1917年的近60万担，其后虽有所下降，每年仍保持在二三十万担左右，约值数百万关两，约占全世界供应总额的40%以上。钨砂的出口在20年代海关始有统计，1926年出口量约117担，值167万两。锑、钨等主要向工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等出口。
（六）其它
这一时期其它较为重要的出口商品还有蛋类及蛋制品、猪羊肠类及若干“机制洋式货物”。鲜蛋、皮蛋、咸蛋等，虽然早有出口记载，但是蛋类、蛋粉出口的较大增长，是在1908年以后。这一年蛋类及蛋制品出口值共计261万两，而5年后，到1913年时已达634万两。1916～1918年间，虽然因世界大战中的运输问题导致鲜蛋出口一度锐减，但是蛋粉的出口上升幅度更大，所以蛋品出口值升至1000万两以上。战后出口值继续上升，至1926年已达3817万两，1929年更达5000万两以上。猪羊肠类的出口在20年代里也有较大的增长。
20年代中国棉布、棉纱、毛呢、水泥、电灯、面粉等数十种“机制洋式货物”的出口，也有人做过统计。这些商品的出口总值在1923年时为1200多万两，1926年翻了一番多，达到2600多万两。〔40〕这些商品的国外销路也是以适应各地华侨的需要为主。其出口值虽然有所增长，但即使在1926年也只占出口总值比重的3%，仍然微不足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新式工业的落后状况。
表4中国主要出口商品所占比重变化（%）
1877年1894年1913年1921年1928年
丝 26.9 33.3 20.7 20.2 16.2
绸缎6.6
6.6
5.2
5.0
2.4
茶 49.4 24.9
8.4
2.1
3.7
豆及豆饼 0.9 12.0 13.9 20.5
皮及皮制品 0.8
2.7
6.0
2.9
5.4
毛类0.4
1.8
1.7
2.2
2.6
猪鬃 0.4
1.1
0.7
1.0
蛋品0.9
2.2
4.4
籽仁及油0.4
1.2
7.8
6.3
5.8
煤 1.6
1.9
2.9
矿砂及金属0.2
3.3
2.9
2.1
棉花0.5
5.7
4.0
2.7
3.4
棉纱及棉制品0.1
0.1
0.6
1.2
3.8
合计占总出口值 85.3 78.6 73.3 64.2 74.2
资料来源：据《关册》及郑友揆，上引书，第43～44页计算编制。
表4反映了1877～1928年中国主要出口商品各自占出口总值比重的变化：（1）原先丝、茶两项合计占出口总值比重的一半以上（19世纪70年代时占3／4以上），甲午战争以后所占比重越来越小，到1928年两项合计已不到20%。其中，茶叶出口的比重下跌更快，从1877年代接近50%，降至1921年的2%多一点，以后虽然有所回升，也很有限，反映了这项中国传统出口大宗商品，由于产销方式的落后保守，在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中接连败北的情况；（2）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发展，对中国农牧矿产品需求的扩大，过去的一些小商品，如皮类、毛类、猪鬃、豆类、豆饼、籽仁及植物油等，逐渐发展成为大宗出口商品。豆及豆饼在1894年时比重只有1.9%，到1928年时比重已增至20.5%，增加了10倍多；（3）还有一些新的出口资源，例如蛋粉、猪羊肠类、锑、钨一类的特种矿产等，被不断发掘出来，出口日益扩大；（4）随着中国境内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些原来要从国外大量进口的商品，如棉纱、机制棉布等，至20年代后，它们所占出口总值的比重逐渐增大，但是与其它商品进行横向比较，它们的比重仍然很小。（5）原先出口值集中于少数几项商品的情况已有很大改变，出口值已分散在更多的品种上，反映了出口贸易也呈多样化发展的趋势。
三、从商品结构看中外贸易的基本性质
中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虽然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进口以直接消费资料为主，出口以农产品原料及手工制品、半制品为主这一反映半殖民地性质贸易的格局基本上没有什么改变。我们从表5可以看出，1893～1930年进口商品中消费资料仍占73.1%（其中直接消费资料占55.8%），说明进口仍以消费资料为主体；不过，生产资料比重由8.4%增加到26.9%，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国内工业的发展，（但是这里又包括外国在华工业资本的发展在内）。出口商品以农产品原料及手工制品、半制品为主的基本格局也未变，只是其中农产原料比重上升幅度较大，手工产品比重下降。这一阶段后期，随着国内新式工业（包括外资工厂）的发展，机制品出口比重有所增加。
表5 A、各年进口商品分类比重（%）
年份 生产
资料 消费 资料
机器及大工具
原料 建筑用品等消费品原料 直接消费资料
1893 0.6 -
7.8 13.078.6
1903 0.7 - 14.3 22.362.7
1910 1.50.1 16.0 17.065.4
1920 3.20.2 25.1 16.954.6
1930 3.71.9 21.3 17.355.8
资料来源：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72～73
B.各年出口商品分类比重（%）
年份原
料半制品 制成品
农产品矿产品(手工) 矿产品(机采)
手工 机器手工 机器
189315.6
--28.4
0.153.4 2.5
190326.8 0.2 0.217.2 14.732.9 8.0
191039.1 0.2 0.513.1 11.928.3 6.9
192036.4 0.9 2.8 8.2 12.331.2 8.2
193045.1 1.2 3.4 3.5 12.227.1 7.5
为了进一步研究进出口商品结构变化，我们引进一个统计指标——MP，即部门间分工参与度。MP＝qiPi+qeMe
其中，Pi为初级产品在进口总额中的份额；
Me为制成品在出口总额中的份额；
qi为进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
qe为比口在贸易总额中的比重（qi+qe＝1）。
如果一个国家进口的商品完全是初级产品（pi＝1）；出口的完全是制成品（Me＝1），则MP＝1，表示该国完金参与了国际的部门间分工，即部门分工参与度为最大。
反之，如果一国进口的完全是制成品（pi＝0），而出口的完全是初级产品（Me＝0），则MP＝0，表明该国主要是以自然资源换取所需的制成品，这是经济不发达的特征，是自然经济的延伸，算不上自觉地参与国际分工，因而部门间分工的参与度为最低。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MP越大，表明一国通过参与部门间分工与世界经济相关联的程度越高；反之，MP越小，则表明该国经济较不发达。
根据表4、表5计算，得出当时中国的MP，1894年为0.35，1920年为0.27，1930年为0.26，MP值比较低，而且越来越低。这说明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下，半殖民地的中国越来越成为帝国主义推锁制成品和榨取原料的场所。
注释：
〔1〕拙文《1895～193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值的修正及贸易平衡分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上海对外贸易，1840～1949》第39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3〕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第1095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西·甫·里默着、卿译：《中国对外贸易》，第116页，三联书店1958年版；马士等着、姚译：《远东国际关系中》第526页，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
〔5〕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267～269页，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许涤新、吴承明等：（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第952～964页。
〔6〕例见《关册》，1908年，I，第46页；1909年，I，第46页。
〔7〕肖梁林，“China’s Foreign Trade Statistics.1864—1949”（中国国际贸易统计手册）、第39、86,1974年版。
〔8〕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资料》第3卷.第4～5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9〕姚贤镐：上引书，第三册第1389～1394页。
〔10〕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1〕据许道夫，上引书，第146页有关数据计算。
〔12〕据《上海对外贸易》，上，第195页表及有关年份《关册》编制。
〔13〕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36、45页、第28页，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1931年印行。
〔14〕杨端六等：《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第36、45页、第28页，中央研究院社会调查所1931年印行。
〔15〕（日）石井宽治：《日本蚕丝业史分析》，转引自万峰：《日本资本主义史研究》，第19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6〕《吴江蚕丝业档案资料汇编》，河海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页31。
〔17〕朱斯煌主编：《民国经济史》，上海银行周报社1948年版，页819～820。
〔18〕《海关1922～1931年十年报告），卷1，第625页。
〔19〕曾同春：《中国丝业），第155～156页。1929年版。
〔20〕英驻汉口领事曾从11个方面总结了印度茶叶对华茶竞争的有利条件，详见姚贤镐：上引书，第二册第1215页。关于中印茶叶产销的对比，亦见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203～1209页。
〔21〕武堉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43页，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
〔22〕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1840～1894），第1208页，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3〕武堉干，上引书，第143～144页。
〔24〕何炳贤，上引书，第98～99页。
〔25〕孟宪章等：《中苏贸易史资料》，第314、363～366、456～460页，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6〕武堉干说是三井洋行（见上引武著：《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第127页）；蔡谦说是华俄道胜银行（见蔡著：《近二十年来之中日贸易及其主要商品》，第104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7〕《满洲的大豆》，中国海关特集第31号，第210页，1911年版；西·里默，上引书，第110页。
〔28〕蔡谦，上引书，第58页；何炳贤，上引书，第433～434页；沈光沛：《中俄贸易之检讨》《东方杂志》1934年2号。
〔29〕顾明义等：《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第396～399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0〕参见武堉干，上引书，第136～139页；肖梁林，上引书，第99、100页。
〔31〕参见武堉干，上引书，第132-135页。
〔32〕蔡谦、郑友揆：《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第536—539页，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33〕据蔡谦、郑友揆，上引书，第158、482页有关数据计算。原因解释见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4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版。
〔34〕蒂姆，赖特著、丁长清译：《中国经济和社会中的煤矿业》，第96～97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5〕《满州经济年报》，1933年第三章，转引自孔经纬：《新编中国东北地区经济史》，第363页，1994年版。
〔36〕蔡谦，上引书，第116页。
〔37〕《旧中国汉冶萍公司与日本关系史料选辑》，第1122、112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38〕许涤新、吴承明等，上引书，第815页。
〔39〕蔡谦，上引书，第116页。
〔40〕武堉干，上引书，第163～1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