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策能否采用美国/印度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印度论文,美国论文,中国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91.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575(2014)04-0027-09 美国经常以“全球最伟大的民主国家”自居，尽管社会科学家的结论全然不同①。印度自诩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也经常被本国人视为笑谈。②但蕴含在这两个国家的法律、法规和实践中的政策套路，还是理所当然地引起了那些崇尚自由的中国人的注意。他们觉得美国和印度政府的少数民族政策，好于中国的现行政策。中国近年进行的这场尚未完结的关于民族政策的重要争论无疑就是如此。 中国这场关于是否巨幅改变国内民族政策法规的辩论已经持续了十多年。知名学者如北京大学社会学家、本人就是回族的马戎，还有清华大学经济学家胡鞍钢，都主张对少数民族实行自由主义的“去政治化”，即主张削减相关法规和实践，旨在削弱中国少数民族成员的集体权利意识，使他们的民族认同归属于国家认同，最终确保中国领土主权完整。他们的论点是，少数民族认同弱化就能减少他们对占大多数的汉人的敌意。尽管其他地方的研究都表明：事实上少数民族的认同感越强，甚至政治活跃度越高，就越能增加他们对国内多数民族的好感。③ 倡导去政治化的人主张：“第二代”民族政策应该取消中国官方划分出来的56个民族，④取消现存低水平但有着法条规定，旨在少数民族地区保住些许少数民族领导权和民族文化的民族区域自治，⑤并且取消少数民族在上大学、计划生育、干部指标、商贸贷款等方面的政策。⑥这些改变将使少数民族成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实体，仅仅拥有法律规定的中国个体公民权利。 汲汲于支持去政治化的学者为支撑其论点，引述美国和印度的体制作为成功模型，坚称它们那里没有中国这样层级的民族关系法规和官方实践。⑦例如胡鞍钢就辩称：民族意识兴起会威胁社会稳定。中国应该淡化民族意识，强化国民认同，再通过制度安排把民族问题“去政治化”，防止任何人自称是地方和民族利益代表。他声称美国政府是既不承认种族/民族社团，也不允许任何族群拥有自治领地。美国的公民认同因而就没有族裔内容。由于美国强调个体而非群体权利，避免把公民的财富、权力、就业和教育差距跟族裔身份挂钩，所以才能确保统一，且个体冲突也不会演变成族群冲突。 但在中国的自治地方，包括地方的资源，都被视为当地民族自家财产。少数民族领导还认为自己是本民族利益的最高倡导者，争相充当联邦制框架里的民族代言人。但任何特权、权利或职责都不应产生于族性族裔。所有政区在法律面前平等，而且应“去政治化”以促进民族融合。⑧ 带头批评去政治化的中国学者，例如蒙古族出身的人类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郝时远和他的同事陈建樾提出两点抗辩：一是现有的中国民族政策赋予少数民族更多的是确实的中国认同；二是美国和印度都充满民族问题，因而不足效法。⑨当然，中国政府自然要为本国民族政策辩护，所以把一切不稳定都归因于发展不平衡。⑩另外在西藏，就说有流亡藏人及其国外支持者干预；在西北新疆的维吾尔族地区，就说有维吾尔分裂分子和外部圣战势力勾结。官员们坚持认为，眼前的难题可以通过提高少数民族的民生标准来克服。(11)但也有某位高官的主张跟“去政治化”疑似。他寻求的是去掉身份证上的民族标识栏，禁止再创建自治地方，还要倡导多民族混合的学校和国民教育。(12) 中国社科院2012年的学者年会也批评了给民族政策做自由化手术的建议。学者们认为这些旨在抹杀少数民族政治主体权利、加速民族融合的政策动议孟浪、危险、幼稚。他们认为这种无视中国自身经验而向美国业已失败的同化模型乞灵的想法是简单化，进而主张扩大文化正义来保护少数民族权利。(13)就中国的民族与国民认同做过调查研究的学科给出的结论是：如果政府不能继续倡导民族认同、保证优惠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直译正向行动)和某种程度的自治，那中国公民身份对少数民族就会失去吸引力，政府与地方民族间的脆弱平衡就会瓦解。(14)有关的争论仍在中国继续，不寻常的是这些争论也出现在针对外国人的出版物上。(15) 马戎假定的美国和印度政策成功是支持“去政治化”论点的关键，因而主张中国学习美国的文化整合政策，即把少数民族做成“亚文化”的群体，使他们把美国当成自己的国族，充分跟其他团体交流以产生广泛的通婚和互化。他还辩称：美国政府不把少数民族遭受的不利处境看成政治问题，也没有专门采取措施来加以保护。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只是提供福利救济。国家鼓励社会承认不同民族文化的差异(即文化多元主义)，但在政治上平等对待所有民族。国家尽管仍强调同化主张和英语及基督教至上，但允许少数民族保留其文化并避免歧视已是社会共识。政府努力减少住宅和学校的民族分隔。美国的政治同一性与文化多样性因而能够共存，民族问题仅被视为个体或社会事务。美国因而具有伟大的国族凝聚力和认同感，仅在处境最坏的少数民族里才有分裂倾向。(16)在马戎看来，印度在民族问题上秉持的也是文化的、去政治化的进路。政府提倡印度国民主义，且90%的公民以印度人的身份为自豪。少数部落发动的社会运动及战事既没有国际化，也不威胁印度统一。(17) 去政治化跟古典自由主义的共同立场是讨厌群体权利。(18)古典自由主义谴责多元文化主义“支持群体认同政治化，而这种认同本应基于文化”。他们拥戴约·斯·密尔基于个体权利的自由民主社会契约论。(19)中国的古典自由论者也认可个体而非群体权利。(20)“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者的观点约等于“自由的多元主义”。它要“禁止地域排他性”、强调“同化和互化”，因而就反对“容忍地域排他性”和“用差别化群体优惠政策合法化来保证资源分配平等化”的“社团多元主义”。(21)两者的最大相似处就是都要给印度和美国的民族政策唱赞歌。(22) 但下文展示的美国和印度民族政策比较研究的结果却证明：这两个最大的自由民主国家里的少数民族，仍处于从属且不断恶化的地位，因此这里的少数民族跟中国相比，就未必有更高的国民认同，或者更低程度的政治不满。由于“去政治化”势必要在中国压缩少数民族的权利，并且以伤害少数民族为前提来改变族性、治理与人权之间的交集方式，所以它极有可能加剧而非减缓社会不稳定，特别在藏族和维吾尔族地区。 其实中国的民族政策并非只有仅仅承认个体权利或者原封不动地维持现状这两个选项，还应当把扩展少数民族的权利纳入考虑范围。范例之一就是用“少数民族的自我表述/再现(self-representation”来容纳结构创新，例如创建基于民族的协会组织，让少数民族用来处理自身内部事务，包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元素如自我认同、语言及宗教等等，还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体系里的位置，包括不平等问题。这些结构未必跟国家对抗，或成为精英牟利载体，而有可能聚焦于诸多现实难题。这种自我表述/再现还能增加少数民族对中国治理的参与。整合包容(Integrating)而不是同化少数民族，将能在减少分裂主义的同时，通过让少数民族专注于找出解决自身与汉族之间经济和社会差距的办法来提高全国人权水平。(23) 我们首先考察取材于印度的假定模型：这个国家经常被拿来跟中国对比，但很少被当成学习样板，但他的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跟中国确实接近。然后我们再来讲想象中的美国模型：人口比中国少很多，但确实是个更发达也更多民族的国家，它避免给少数民族集体权利的做法令中国的自由派艳羡不已。审视比较研究结果，我们将发现“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者引述的美国和印度经验数据不确：这两个国家的少数民族地位比中国更糟糕。美国少数民族跟多数人的差距缘于歧视。印度少数民族跟多数人的差距缘于资源掠夺。中国少数民族的差距则主要是地域作用使然。测查结果还将显示：印度和美国的少数群体国民认同水准并不比中国少数民族更高，在某些方面还比中国低些。 中国民族政策尽管仍有缺陷，但如果因此就去效法美国或印度，那肯定是病笃乱投医。一旦出此下策，医术就比症候更能令人死于非命。 二、印度样板？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说他的政府始终“尊重多文化、多族裔和多宗教的权利”。(24)但建议中国少数民族去政治化的人却声称印度的民族政策成功。马戎辩称印度国内没有分裂主义活动威胁，即使存在分离主义，全球媒体也不予关注。印度的民族因而是团结的。(25)但郝时远却反驳：印度不堪作为样板，因为它不是团结统一的国族或国家：各个族群、种姓、甚至各邦之间都深有敌意，且社会缺少内聚力。他否认印度的民族政策已经去政治化，确认政府处理反复发作或新近产生的民族和族姓冲突的做法都属于高度政治化而且很失败，原因是印度社会充满基于极端印度教和“地区”民族主义的怨恨，缺少共享的国民自觉性，且有着强烈和持续的民族和种姓歧视。(26) (一)原住民状况 印度官方把少数民族分为原住民(Adivasi)与“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两类，共计一亿零三百万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跟中国相似，也是大约8.6%。(27)不同的是，原住民多半不是住在边远边疆，而是在印度内地。2005年，印度农村人口占全国69%，但表列部落农村人口占90%。(28)他们的文盲、失业或无地人口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印度平均水平。(29)表列部落“更容易生病，更少受教育，更多从事农耕且常常生活在恐惧和压迫的氛围里。”(30)主流社会对表列部落的剥夺包括： 难以获得有效公共服务，与传统土地日益疏离，在政治领域发声微弱、参与度低，公共援助和减贫计划实施不力。因表列部落是贫穷和劣势阶层主体，所以上述影响有相互叠加效应。(31) 事实上，原住民的处境比印度著名的贱民阶层(不可接触者)还要差很多。(32) 2000年的印度贫穷线已经极其低下，但相比于其27%农村人口和23%的全国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总体水平，当年印度原住民中还约有46%农村人口和36%城镇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33)表列部落人口占印度总人口8.5%，但它有1/4的人口落入全印度最贫穷的10%人口当中。这种情况自1990年代初期印度经济私营化以来呈现出日益严重的趋势：“1993年，25%的表列部落沦为全印度最贫穷的10%人口；到2005年，这个数字竟上升到30%。1993年，52%的表列部落属于全印度最贫穷的30%人口；到2005年，这个数字上升为64%。”(34) 另据人民发展亚洲统计中心(ACPP)报告指出： -40.1%的原住民流离失所 -55.2%的原住民生活在贫穷线下 -63.5%的原住民家户不通电 -53.1%的原住民家户没有饮用水源 -83%的原住民家户没有厕所 -56%的原住民儿童营养不良 -53%的原住民还是文盲 -76%的原住民没有永久的住所 -93%的原住民没有土地(35) 一项针对少数民族聚居度较高的“两邦”原住民家庭营养调查发现： 该研究从拉贾斯坦(Rajasthan)和恰尔肯德(Jharkhand)两邦40个样本村提取的1000个原住民家户样本里，竟有99%处于长期饥饿状态……25.2%受访原住民家户上周有过半饥荒状态；24.1%家户上个月处于半饥饿状态；超过99%家户上年曾有过饥荒或食物供应不稳定状态。另在500个拉贾斯坦邦原住民家户样本里，竟然没有一户在上年能保证全年一日两餐。(36) 另外，“无论是儿童夭折、营养不良、缺乏免疫，还是妇女避孕、怀孕或孕产保健，原住民相比于全国平均水平都要差，相比于非原住民的平均水平则更要差很多”。2004年至2005年，非原住民未受教育的比例是1/3，但原住民却是53%。(37)辛格总理承认：“现代经济进程在帮助部落民方面遭到了系统性的失败。”(38)官方列举出的“表列部落政策绩效不良原因”。“包括(但不限于)有效服务不到位，广泛地从传统土地和森林搬迁，旨在提供权益保护的立法实施不力，缺少集体发声，旨在提供帮助的计划失败……”例如1951年到1990年全印度有2130万人被国家征地搬迁，其中原住民高达40%(850万)。(39) 由印度、瑞典和中国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在对比印中两国的贫穷与少数民族地位后认为： 中国贫穷人口的主体是汉族，但印度贫困人口主体是穆斯林或表列种群/部落民。虽然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少数民族-多数民族收入差距规模相似，从我们多变量分析结果显示，中国的差距是由于少数民族人口多半集中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有证据显示印度的差距源于多数民族对于生活在同一地区的少数民族成员不能公平对待。(40) (二)克什米尔和东北地区的宗教少数人 印度对族裔和宗教少数人的政策在克什米尔，东北大部地区如纳加兰、阿萨姆(Nagaland，Assam)和占印度总人口15%的穆斯林当中的实施很不成功，甚至在很多非少数人的语言和地域群体中的实施也不成功。 克什米尔人口有2/3是穆斯林。部署50万印度部队反暴动和镇压亲独立势力的战争迄今长达20年，造成了7万人死亡，急剧地抬升了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成本，进而造成了当地基础建设和国家服务与其他地区相比严重落后。(41)2011年战事终于缓和时，人们发现绝大多数死亡的都是穆斯林，其中数以千计的平民竟然是被军警屠杀，然后弃尸于万人坑的。克什米尔也曾有穆斯林屠杀260名印度教徒，结果引起10-15万印度教徒逃离，这是1947年印巴分离以来最大的逃离行动。(42) 人权组织讲道：印度安全部队风纪败坏，纵容法外杀戮和强奸穆斯林妇女的情况司空见惯。(43)一份由克什米尔人权法官在2012年撰写的报告指出：“酷刑不仅司空见惯，而且有系统地实施。在一个由50个村庄组成的片区里，就有超过2000份极端酷刑的记录”。(44)一份研究发现：“有足够证据证明查谟(Jammu)和克什米尔(Kashmir)穆斯林的所有已知指标，都比印度教和锡克教徒还要贫穷。”(45)克什米尔问题有区域影响：印度认为周边国家占有其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部分领土。巴基斯坦控制着“阿扎德克什米尔”，中国把无人居住的阿克赛钦视为本国领土。克什米尔问题还有国际影响：全球媒体，特别是伊斯兰国家和地区，都把它置于关注的焦点。克什米尔获得的全球关注一直高于新疆，只有2009年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动乱之后那一小段时间除外。(46) 各方都注意到：“部落民地区的暴力反抗运动持续升级。近年(2008)计划委员会的报告直陈：这些运动都跟原住民、表列部落的欠发展和边缘化直接相关。”(47)源于多民族的动乱在印度很普遍，(48)但在有着1600万原居民的东北地区表现特殊，部分动乱持续居然超过60年，引起数万人死亡。(49) 印度国家的中央集权在东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的8个邦受到反复质问。同时受到质问的还有政府对异见人士、政治认同等难题的管理，特别是如此强调同质性的“单一国族”问题。(50) 曼尼普尔邦的“法外施刑受害家庭协会”向法庭呈上了一份2007-2012年1528名受害人在东北地区被警察滥用私刑杀害的名单。(51)这场冲突涉及东北200万纳加(Nagas)人的领导者自1947年印度独立时就提出的丘陵单独建邦的要求。这个问题已经国际化，并且在不同时期涉及美国、缅甸、中国、孟加拉和巴基斯坦。(52)很多纳加人领袖拒绝承认纳加人属于印度民族。(53)2004年在纳加兰的一项调查发现：5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只是纳加人”，9%认为自己“只是印度人”，34%受访者认为自己“既是纳加丘陵人又是印度人”。(54)一位在当地做过实地调查的人类学家指出： 在纳加人眼里，“印度人”是指从印度非东北地区迁入的人。他们也是印度人民的组成部分，“印度”是指“印度人”居住的国家。对于纳加人，他们在族属上不是印度人，因而也就不是标准的印度人，虽然他们属于技术意义上的印度国民。(55) 东北人拒绝承认印度人身份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受到了种族歧视。很多印度内地人承袭英国殖民者的辱华称号，把那些带有东亚样貌的东北人称为“Chinki(华猪)”，因而通常也不把他们看成印度人。(56)印度东北部暴力冲突现在转为间歇性，也只是因为联邦当局转而承认并容忍了专制性的“腐败和镇压的地方当局”。(57) 在印度，“少数人”这个称谓不是用于指称表列部落原住民，而是用于指称非印度教群体如锡克教徒和穆斯林的。印度在1980-1990年代击退了锡克人寻求旁遮普独立的分离活动。1984年英迪拉·甘地总统被近身侍卫报复性刺杀之后，针对锡克教徒的大屠杀随之出现，导致7000人死亡。(58)然后又有治安部队1990年代早期推向高峰的官方大杀戮，导致约两万人死亡。(59)据说旁遮普仍将“可能是除了有国际争议的克什米尔领土之外，全印度分离性最强的地区”。(60) 2002年，远在西部的古吉拉特邦的一场大屠杀，残酷杀害了2700多名穆斯林。邦政府首脑纳伦德拉·莫迪当时没有主动制止这场屠杀，现在甚至还为其辩护。欧盟事后对他制裁了一段时日，但为了促进英国石油(BP)、英国天然气和其他公司“在古吉拉特邦的实际利益”，这个禁令已被“民主之母”英国于2012年解除。(61)2013年，莫迪还成了印度主要反对党“印度国民党(Hindu nationalist”/Bharatiya Janata Party)2014年的国民选举运动领袖。(62)无怪乎基地设在海湾的印度圣战组织如印度圣战游击队(Indian Mujahideen)2000年后在印度出现，并已用炸弹杀人数以百计。(63) 印度还一直存在针对国内基督徒的小规模屠杀，还有基于语言和地区的印度教徒迫害，还有虽然不是族裔性质但情形相似且极其严重的种姓歧视。(64)在印度政治家宣称的国民高度一致性之下，基于语言、领土、传统差异的地区运动频繁地挑战着印度中央政府。(65) (三)原住民和毛派叛乱 内陆原住民是印度毛派的主要支持者。毛派与克什米尔和东北分离者的联系也被广泛报导。(66)号称有10万武装民兵的毛派在全印度28个邦的22个邦里开展活动。2005年至2009年，他们杀死了900名警察。(67)截至2007年，已有6000人死于暴动，其中包括1300名暴动者和2900名平民，其中多半是表列原住民。毛派还在切蒂斯格尔邦的巴斯塔地区杀死了1700名警察和警察支持的民兵。在印度政府特别积极地帮助“印度最强大的工业王国——金达尔电力和钢铁公司和塔塔钢铁公司”强行征地的巴斯塔地区，(68)“大部分辖区都有主权争夺”。(69) 一位印度人类学家确认：“当前内战背后的驱动力包括日益严重的不平等，日益强化的商人和政客在这两个表列原住民聚居区的寻租行为，日益自由化的国家采矿政策，还有日益得到强调的国家工业化对原住民和其他农民的排挤。”(70)现在毛派支配的10个邦180个地区相当于印度国土40%，是2001年的4倍。绝大多数毛派干部是表列原住民或贱民，他们的根据地主要建在表列原住民地区，(71)动员焦点不一而足：切蒂斯格尔邦和西孟加拉邦是争取部落权利；奥里萨邦和恰尔肯德邦主要是抵抗采矿企业侵害；比哈尔邦、北方邦和哈里亚纳邦是种姓平等和土地；旁遮普是用水权。(72) 印度内政部承认，毛派“受当地拥护”，乃是基于“无权者和偏远边缘人口的广泛不满及其对蔑视和不公平对待的尖锐感受”。(73)一位反恐专家指出，公众对毛派的同情“相当强烈……因为社会上的不平等与不公平极其明显，且毛派在利用有争议的政府行动，例如强行为采矿项目征地引起的不满方面特别有效”。(74)一位研究原住民但反对毛派的历史学家指出：“毛派为了召开村民会议或带着同情去聆听部落抱怨，不惜跋涉几英里……毛派毫无疑问是跟贫困部落生活在一起并且同甘共苦。他们的行动有时能帮助原住民也是毋庸置疑的。”(75) 2010年一项针对7个邦里受毛派暴乱影响的36个地区的调查发现，10%受访者说他们同情毛派，还有37%表示“有限同情”。该调查的结论是“原住民对毛派的支持强度跟其他印度人相同”。(76)2010年《印度时报》在安德拉邦这个自认为已经用镇压手段消灭了毛派的地区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58%随机受访者同意“马克思”(毛主义)对他们地方有益。(77)辛格总理把毛派说成是“对印度内部安全最大的本土威胁”，但也承认针对毛派的行动正在失败。(78)确实，很多原居民都认为对表列原住民的最大威胁是印度国家和受它雇佣来攻打原住民的民兵。 按照印度宪法的列表五(原住民人口占多数的地区)和列表六(印度东北地区)，原住民确实拥有“诸种特权”，而且： 几个受政府资助的著名委员会业已建议原住民在自身发展方面应有更多发声，并在此过程中强调土地和森林的重要性。最近，政府通过迈向更高自治的立法承认了表列原住民地区的“权利”……还由中央和邦政府联合创建了专项发展基金，透过“部落专门计划”(tribal sub-plan，TSP)的特别预算工具来确保资金流往部落地区。同时，表列部落还享有专门为他们预留的公共职位名额，其中包括各级政府7.5%的职位和半官方的工作岗位(占有全薪岗位的主要部分)。他们在公共教育机构和本地政府享有与此相当的预留名额。(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这项影响深远的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一直较弱……(79) 由此可见，原住民根本就没有“去政治化”，因而宣称他们除了印度宪法规定的个人权力以之外再无其他权利，是严重失实。表列原住民的集体权利和优惠政策实实在在地写在法条上，但其实效却主要在城市才能看到。城市表列原住民的收入与其他种姓相当，(80)但只有1/10的原住民在城区生活。中国的“第二代民族政策”倡导者实际寻求的是，通过把权利个人化而实现集权，进而在全国各地把权利统一起来。但各项研究都表明，当印度领导人做出再集权的选择时，他们就极有可能不再能容纳民族和地域差别，进而加剧各民族的不满情绪。(81) 印度安全问题牵涉的少数民族因素至少跟中国的新疆和西藏一样严重，这就使得宣称印度比中国国民统一程度更高的这个说法大成问题。(82)很多调查都能支持这种评价。2009年一项在33个国家进行的关于“对国家的信任、赞誉、尊重和自豪”的调查显示，印度和中国大体一样，国民对国家的赞誉分别位列第六和第七。(83)2005年一项题为“自豪在印度”的调查显示，全印度的“非常自豪”和“自豪”的比率是89%，原住民结果稍低，是77%。研究者解释“部分原因是受访者未能理解问题(这本身也反映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观念分布不均)，部分原因是他们确实对印度民族主义没那么热心”(84)。确实，2010年的一项大型调查发现，18%的印度人随机样本“甚至不知他们国家的名字”。这个数字也适用于文盲率，很多文盲是表列原住民。1/6的受访者说他们仅认同自己的族裔、所在邦(省)或宗教，而不是印度人。(85) 在国民团结的主观态度方面，中国和印度其实大同小异，但整体来说，印度少数民族对国家的不满比中国更高。2012年的一项皮尤调查显示，中国有83%的人基本满意他们国家的前进方向，明显高于印度的38%。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保持国内凝聚力的机遇比印度更大。(86) ①民主幅度计，以100实证指标来量度民主原则，在1995年到2005年间量度30个“典型民主国家”，发现丹麦(88.8分)排行第一；美国(74.9分)排行第十。苏黎世大学，“丹麦、芬兰、保加利亚有最高的民主”，新闻稿，2011年1月27日，http://www.mediadesk.uzh.ch/articles/2011/schweizer-demokratie/110115_MM_Demokratiebarometer_Europa_E_def.pdf.经济情报机构“2012年民主指数”，对165个国家以五个程序性和实质性的因素研究，发现挪威排行第一，美国排行二十一，https://portoncv.gov.cv/dhub/porton.por_global.open_file?p_doc_id=1034.自由民主和种族权力的，详看Daniel A.Bell，超越自由民主：东亚区的政治思考，(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80-205 ②Sukhman Dhami，“印度将不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除非她尊重人权”，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2013年3月29日 ③Fiona Kate Barlow等，“拒绝檄文：种族间的敌意和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对政治行动的抗拒”，英国社会心理学51(2012)：167-177。少数民族中种族意识越强，对少数民族态度则更为正面。Sylvia Chen等，“白人会否向有强烈意识形态的亚洲人显示对他们的偏见”，心理学5(2010)：39-50。亦可参考Christopher Walsko等，“建构跨种族的意识形态框架：多文化和公正角度对群组和个人决定的效应”，个人和社会心理学78：4(2000)：635-654(民族内对民族群体外的分化加剧，令其对种族外群体的态度更正面)。 ④概述参考：Emily Hannum及Wang Meiyan，“中国的种族性、社经地位、社会福利”：2012：1-3，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024&context=emily_hannum。 ⑤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英译本)”，1984，www.cece.gov/resources/legal-provisions/regional-ethnic-autonomy-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mended.法律的参考：Zhang Haiting，“中国的少数民族自治区法例：法律惯例和应用”，Loyola芝加哥国际法律回顾9(2012)：249-264；Xia Chunli，“从话语政治到法制：了解中国民族区域自治的框架”，国际少数与群体权利14：4(2007)：399-424。 ⑥详看Wang Tiezhi，“帮助少数民族学生入读中国大学的优惠政策”，亚洲种族8：2(2007)：149-163；Gu Bocheng等，“二十世纪末中国本土及国家政治”，人口与发展33(2007)：129-148。 ⑦详看：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少数民族族群问题的去政治化”，北京大学学报6(2004)：122-133；概述详看贝瑞·沙伯力，"Paved with Good Intentions:Proposals to Curb Minority Right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for China," Modern China 38:1(2012):10-39。 ⑧胡鞍钢及胡联合，“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2：5(2011)：1-13。马戎讨论印度与美国，胡及胡讨论巴西，其中包括郝时远批评巴西应否作为模型。“巴西印度能为中国民族事务提供什么‘经验’？”，人文与社会，2012年8月22，http://wen.org.cn/modules/article/view.article.php/3465.2010年的普查显示51%巴西人是“混种”或黑人。白人的收入平均是黑人的2.4倍。“巴西人口普查显示非洲裔巴西人首次是多数”，Guardian(英国)，2011年11月17日。歧视引起巴西人“种族”不平等。Stanley Bailey等，“巴西‘种族’问题的办法和种族不平等的分析”，社会科学研究42：1(2013)：106-119。 ⑨郝时远，“国际经验的比较和借鉴必须实事求是：论第二代民族政策说之三(上)”；Chen Jianyue，“多民族国家和谐社会的构建与民族问题的决定——论民族问题的‘去政治化’与‘文化化’”，世界民族No.5(2005)。很多由郝时远写的文章集录在Minzubao.com,www.mzb.com.cn/html/Home/folder/292573-1.htm。 ⑩国务院资料办公室，“中国民族政策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及发展”，2009，www.china.org.cn/government/…/node_7078073.htm。 (11)Bavna Singh，“新疆的种族性、分离主义及恐怖主义：中国的三重难题”，和平与冲突研究所，新德里大学，ICPS第96特别报告(2010)；晓杰，“印度对西藏流亡人士仍然采用双重标准”，环球时报，2012年8月5日。 (12)朱维群，“对当前民族领域问题的几点思考”，学习时报，2011年10月12日。亦可参考James Leibold，“中国的民族政策：改革是否无可避免？”东西中心政策研究第68(华盛顿：东西中心，2013)：41-43。大部分关于中国的种族性及教育的社会学研究认为学校已经强调“国家统一和爱国主义”，有些学者谴责“同化教育”和“选择他们所称的多文化途径”，Sebastian Cherng及Emily Hannum，“社会学对中国种族性及教育的观点：来自中国和英国的看法”，2012：19，http://repository.upenn.edu/elmm/4/。 (13)刘玲，“坚持基本政治制度在发展中解决民族问题——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座谈会纪要”，2012年2月23日，www.cuaes.org/content-EA0200-2012031609383390681.htm。 (14)唐文方及何高潮，“分隔而忠心：中国的种族性及爱国主义”(檀香山：东西中心，2010)：43-44。 (15)参考：王雯雯，“少数民族优惠政策”，环球时报，2012年3月18日；Turgunjun Tursun，“少数民族对肯定行动误置的抱怨”，环球时报，2012年3月18日。 (16)马戎，“美国如何处理‘民族问题’”，南方周末，2009年7月16日。 (17)马戎，“在21世纪引领民族关系的新角度：中国民族性的‘去政治化’”，亚洲民族8：3(2007)：199-217(215-216)。 (18)刘军宁，“古典自由主义对中国影响”，民主11：3(2000)：48-57；“对阶段性的集体权利的需求，违反主权及被支配的个人”Ephraim Nimni，“国家自治”，取自Athena Leoussi(ed.)，国家主义百科全书，(新不伦瑞克省：Transaction出版社，2001)：213。 (19)Brian Barry，“文化和平等：从平等化视觉看待多元文化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五章节。 (20)详看冯崇义，“中国开放知识分子对‘混合福利’的态度”，中国研究协会在澳洲会议，悉尼，2009；冯崇义，“第八宪章，中国自由主义棘手的历史与未来”，太平洋亚洲，2010年1月11日。 (21)Jacqueline Simpson，“多元化：一个模糊概念的进化”，美国行为科学家38(1995)：459-477(464)。 (22)非古典主义自由者并不反对少数民族的集体权益。一个著名的加拿大自由政治哲学家建议国家：“给予群体一些集体权益从而来认可他们的特点。”Will Kymlicka，“通俗政治学：国家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公民权益”(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1年)：42。 (23)对自我表达的概念，可参考：贝瑞·沙伯力，“中国的自我表达及少数民族权利”，将在亚洲种族发表，2014。 (24)“中国入侵的困惑：曼莫汉”，印度斯坦时报，2009年11月24日。 (25)马戎，“引用文献不能断章取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对印度‘民族建构’的评价”，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3(2006)，52-54。 (26)“印度构建国家民族的‘经验’不值得中国学习”，民族问题研究NO.2(2013)，67-79。 (27)“根据2011年普查，25%人口由原居民组成”，印度快信，2013年5月1日。 (28)C.R.Bijoy，“印度Adivasi人：歧视、冲突与抵抗的历史”，PUCL Bulletin，2003年2月；亚洲人权委员会，“居住在羞辱与饥饿的部落”，2009年6月4日，www.ahrchk.net/statements/mainfile.php/2009statements/2066/。 (29)Maitreyi Bordia Das等，“印度：原住民部落”，摘自：Gillette Hall及Harry Patinos(eds.)，土著人民、贫穷及发展(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12)：205-249(210-211)。 (30)Raghav Ghaia等，“有没有什么改变了？在印度农村的剥夺、差距与歧视”，Brown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 14：2(2008)：113-123(122).统计数据详看Sumeet Jain的列表，“印度抓紧经济”，Washington University Global Studies Law Review8(2009)：567-592；and Anand Teltumde，“在有阶级的社会追求平等，在印度的正面歧视”s.d.，ca.2005，www.boell-india.org/download_en/anand_teltumbde.pdf。 (31)Das，印度：207。 (32)Ramachandra Guha，“未被承认的受害者”，经济与政治周刊，2007年8月11日。 (33)“种姓制度与社会档案：印度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民”，2007年3月17日，http://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Caste_and_Community_of_Profile_People_below_povertyline_in_India.PNG。 (34)Das，印度：214亦可参考David Ludden，“帝国面对全球化”，经济与政治周刊(印度)，2012年7月28日(“在东北印度的少数民族和部落人口……失去了土地”)。 (35)ACPP，“亚洲热线——印度Adivasis情况的背景”，2009年10月，www.acpp.org/uappeals/bground/Adivasis%20in%20SIndia.htm。 (36)环境及食物安全中心(新德里)，“Adivasi地区饥饿的政治经济”，2005，www.cefs-india.org/reports/Research%20Study%20on%20the%20Political%20Economy%20of%20Hunger%20in%20Adivasi%20(Tribal)%20Areas%20of%20India.pdf.中国也有面临食物不足的人。在2011年盖洛普调查中，在4000个中国人当中6%同意“在过去12个月间多次没有足够金钱买食物，供给自己或他们的家庭”；在2011年由19%美国人投票同意该陈述。“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容易得到日常生活的必需品”，2011年10月12日，www.gallup.com/poll/150068/chinese-struggling-less-americans-afford-basics.aspx/。 (37)Das，印度：222-223，231.印度原住民在2007年五岁以下小童的死亡率是每1000人中96人，同样的比率非原住民是74人。调查显示在十个原住民居住的印度州分中，52%一至五岁小童体重不足，而国家平均是42%。印度儿童体重不足的比率高于非洲近撒哈拉地区(30%)及中国(4%)，尽管儿童体重不足的比率在中国西部是东部的两倍。同上：224-225。Malavika Vyawahare，“营养不足摧残印度儿童”，纽约时报博客(印度)，2013年8月28日；Jacque Dreze及Amartya Sen，“不确定的光芒”，(伦敦：Allen Lane，2013)；Pranab Bardhan，苏醒的巨人，泥足：评价中国与印度的经济起飞(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10)，93; Claire Malamed，“2015年的不均”，海外发展研究所，2012：3，www.odi.org.uk/sites/odi.org.uk/files/odi-assets/publications-opinion-files/7599.pdf.印度原居民出生死亡率是每1000人中62人，比西藏的数字高很多(20.7)。Jonathan Kennedy及Lawrence King，“了解Binayak Sen的信念：印度中部部落的新殖民主义、政治暴力及政治经济的健康”，社会科学与医学72(2011)：1639-1642(1640)；国家统计局资料办公室，“西藏和平开放后的六十年”2011，http://no.china-embassy.org/eng/zyxw/t841187.htm。 (38)“印度计划武力对待造反者”，南华早报，2009年11月9日。 (39)Das，印度：236-237。 (40)Vani Borooah等，“中国和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部和北部的收入不均和贫穷情况”，亚洲经济17(2006)：797-817(816)。 (41)Debidatta Mahapatra及Shailender Shekhawat，“克什米尔冲突：原因、代价的和平的前景”，引自Seena Shekhawat及Debidda Mahapatra，亚洲非洲冲突：正在改变的轮廓、代价与后果，(德里：新时代出版社，2008)：147-163(151-160)。 (42)“几个克什米尔梵学家被诱惑回家”，南华早报，2009年9月21日；“克什米尔”，纽约时报，2012年6月25日，http://topics.nytimes.com/top/news/international/countriesandterritories/kashmir/index.html；Robert Wirsing，克什米尔：在战争的阴霾中(阿蒙克：ME Sharpe，2003)。武力冲突自2011年减弱，不过警察持续使用武力对付反对者。“CURBS，罢工令矽谷瘫痪”，克什米尔观察报，2013年2月22日。 (43)“印度警察——在克什米尔地区武力镇压的情况创新低”，AFP，2009年8月31日；“两个命案令印度克什米尔的冲突火上加油”，纽约时报，2009年8月16日。注：“在克什米尔地区，当倾向民主和自治时，分离主义者变得较弱”，Deepa M.Ollapally，南亚极端主义的政治(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8)：116。 (44)“我们需要保护”，保护者(英国)，2012年7月10日。 (45)Ajit Bhalla等，“社会不满和少数民族：透视中国与印度的情况”，发展政策研究与辩论中心，讨论文章2.9，2012：17。 (46)布哈拉，社会不满研究还发现“在新疆，贫穷与收入不均的情况，汉族比(维吾尔)回教少数民族更严重。对于新疆，贫穷和贫富差距的指标比J & K低，对比中国其他城市，以个人消费计算，新疆城乡差距最低”。Ibid：19。 (47)Das，印度：240。 (48)列表详看“在世界上最多分离主义活动的地方”，Rupee新闻，2012年8月14日.http://rupeenews.com/2012/08/the-land-of-the-largest-number-of-separatist-movements-in-the-world/。 (49)“东北印度冲突”，路透社AlertNet，2008年10月22日，www.alertnet.org/db/crisisprofiles/IN_CLA.htm?v=in_detail.纳迦叛乱首领宣称二十万纳加人被杀。Luke Harding，“纳加反叛者宣告与印度战争结束”，Guardian，2003年1月13日。 (50)Charles Chasie及Sanjoy Hazarika，“国家大罢工回归：印度和纳加叛乱”(华盛顿：东西中心，2009)，viii。 (51)“终审法院研究曼尼普尔邦杀警案”，纽约时报，2012年10月2日。 (52)Dinesh Kotwal，“纳加叛乱”，技术性分析(IDSA)24：4(2000)，http://www.ciaonet.org/olj/sa/sa_jul00kod01.html.东北的叛乱详看Sanjay Baruah，长久动乱：了解印度东北部的政治(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 (53)详看Kaka D.Aralu，“纳加事件：印度内部种族冲突或冲突在两个国家发生？”Imphal免费出版社(印度)，2012年1月30日。 (54)Alfred Stepan等，描绘国家州分：印度和其他国际民主(Baltimor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1)：108，fn 35。甚至在邻近的米佐拉姆邦，自1986年是一个常发生动乱的自治地方，在2003年调查中32%受访者认为自己是米佐拉姆邦的人民。Ibid：105。 (55)小田聡(おたさとし)，“印度纳加年轻人的种族身份认同和流行文化的消费”，IJAPS 7：3(2011)：53-75(65)。 (56)“东北学生在Mary Kom后作乐”，日报新闻和分析，2012年8月10日，www.dnaindia.com/print710.php?cid=1726173。 (57)Bethany Lacina，“印度东北部政治稳定性的问题”，亚洲调查46：4(2009)：998-1020。 (58)“RS承认吸引注意”，Right Vision新闻，2009年11月27日。 (59)Dhami，印度不会。 (60)Henry Hale，“联邦政治系统分裂主义的政治经济”，2002：18，www.core.ucl.acbe/PolIntDes/papers/Hale.pdf。 (61)“在英国会谈上，对支持动乱的元首感到愤怒”，英国时报，2012年10月23日。 (62)Lakshmi Rama，“印度的爱国主义者反对Hindu首领引导运动”，华盛顿时报，2013年6月9日。 (63)“档案：印度圣战者”，BBC，2013年8月29日；“印度逮捕印度圣战者恐怖主义疑犯Yasin Baotktal”，CNN，2013年8月29日。 (64)概述参考Arundoati Roy，聆听草蜢：民主的田野笔记(伦敦：Hamish hamilton，2009)：3-8，150-151，184-185。 (65)详看Tomasso Bobbio，“使古吉拉特邦充满活力，在印度的印度教、发展和地区主义的提升”，第三世界季刊33：4(2012)：653-668。 (66)“安东尼：没有军队对付毛泽东主义者”，UPI，2009年11月2日；“毛泽东主义者说，如果塔利班攻击印度，我们会攻击他们。”印度时报，2009年10月20日；“官方：印度毛泽东主义反叛者的影响力扩大”AP，2009年9月14日。 (67)Thomas Marks，“怪物的回归：毛泽东主义者搞动乱”，反恐怖主义和家园安全15：3(2009)；Jim Yardley，“叛乱者加大在印度本土的死亡力度”，纽约时报，2009年11月1日；“部长同意打击毛泽东主义”印度快递(IE)，8月28日，2008年。 (68)“毛泽东主义高级领导在印度被逮捕”，BBC，2007年12月19日，http://news.bbc.co.uk/2/hi/south_asia/7151552.stm.；Megha Bahree，“永远的战争：在印度毛主义者的斗争”，世界政策(2010年6月)：83-89。在该次毛主义者动乱的震中，可参考Nandini Sundar，中尉和君主：1854年~2006年巴斯塔人文历史，(新德里：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Jason Motlagh，“森林里的毛主义者：跟踪印度分离主义反叛者“，弗吉尼亚季刊回顾84：3(2008)：102-129。 (69)Nandini Sundar，“印度中部的动乱、对抗动乱和民主”，引自Robin Jeffrey(eds.)等，超越毛主义：南亚的政治、政策和动乱，(新德里：Manohar，2012)：149-168(149)。 (70)Sundar，暴动：151。 (71)“军队不是被用作对付纳萨尔派”，印度时报，2009年10月12日；Sundar，暴动：150。亦可参考Amulya Ganguli，“对付被知识分子削弱的毛主义者的战斗”，印度亚洲新闻，2009年10月17日(毛主义者活跃在印度626个地区中的231个)。 (72)Sudeep Chakravarti，红太阳：在纳萨尔国家旅游(新德里：企鹅/维京出版社，2008)。 (73)印度内政部，内政部年度报告(新德里：印度政府：2009)：15-16。 (74)引自Jason Overdorf，“印度地下战争越演越烈”，全球时报，2009年9月24日。 (75)Guha，未被确认。 (76)“全国州分调查：2010”，8-9 www.lokniti.org/state_of_the_nations_survey_august_2010.html。 (77)“TOI投票发现：59% AP认为纳萨尔主义是好的”，TOI，2010年9月28日。尽管投票在“对毛主义者的所有行为惩罚”的地区进行，仍然能有效地支持论点。Sundar，暴动：161。 (78)“Manmohan说：印度对毛主义者的抗争正在减弱”，(印度)每日时报，2009年9月16日。 (79)Das，印度：208-209。 (80)同上：221-222。 (81)Atul Kohli，“印度：种族国家主义的联邦制和驻屯”，引自Ugo Amoretti及Nancy Bermeo，“联邦制及领土分裂”，(巴尔的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281-300(300)。 (82)流亡人士认为西藏人和维吾尔人不是完全等同中国。 (83)“国家骄傲”，经济学人，2009年9月29日。 (84)Stepan，Crafing:59。 (85)“印度人不是盲目的爱国者，并讨厌霸权”，CNN-IBN-印度时报的国家调查，2011，http://ibnlive.in.com/features/rday/stgateofthenation/natioal.php。 (86)“统计调查：印度人对经济和政府的失望”，联合商务出版社，2012年9月11日。美国的数字是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