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分析——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督教论文,重庆论文,为例论文,箴言论文,主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170-10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远东和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此间，日军使用过所谓“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月光轰炸”、“消灭最高政治机关”和“直接空袭市民”等种种暴行，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重庆城市遭到空前浩劫。据重庆市人民政府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的统计，“在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机出动飞机9 166架次，轰炸重庆203次，投弹17 812枚，炸死市民11 178人，伤市民12 856，毁房屋17 452栋又37 182间。”[1]重庆大轰炸期间，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聚焦重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全程追踪报道了这场重大灾难。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重庆大轰炸报道尚无专题研究①。本文选择1938至1943年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74篇全文文本，以及同期1 513条重庆相关文章标题为分析样本②，对报道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文本话语三个方面，探讨该报重庆大轰炸的报道特征及其所建构的战时重庆形象。
一、报道基调与样本统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下简称《箴言报》)由基督教科学派教会(Christian Science)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夫人于1908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办。以“不伤害任何人，并帮助全人类”为宗旨，《箴言报》自创刊以来抵制黄色新闻，不做细节渲染，较少刊登广告。虽然报名和出版商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报纸并不以宗教为内容，而是关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严肃新闻。历史上，《箴言报》曾七次获普利策奖，是美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大报，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七家日报之一[2]。
《箴言报》“特别关注事件背后的故事”，对新闻报道也坚持独立性[3]。和其他追求事实报道的报纸相比，《箴言报》对如何解决事件更加关注，它较早采用“解释性报道”，提供新闻背景，阐明来龙去脉。报道的目标是“赐福”而不是“伤害”，报纸的使命是“帮助人类提供拯救自己的工具”[4]。该报大概90％的读者属于美国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国际研究人员、国会和政府官员等精英阶层。据称，美国总统每天阅读五种报纸，其中有一种便是《箴言报》，90％以上的参议员和众议院订阅《箴言报》[5]。
作为一份主流严肃大报，《箴言报》所提供的国际新闻报道和高质量的评论在全球影响最广，此类内容要占所有版面的一半以上。在国际报道方面，该报并不主要依靠通讯社服务，而是在世界上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派驻自己的记者和撰稿人[6]，注重对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长期和全面的评估，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是该报的专长，例如对那些关于饥饿、人口压力、国家纠纷等事务，该报都投入很大热情[7]。
《箴言报》有关注中国报道的传统。早在创立之前的1907年，著名记者William E.Curtis曾经采访该报创办人埃迪，并被其对中国局势的了解所震惊，称赞她有“绝妙的洞察力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理解”。二战期间，《箴言报》派驻重庆报道的主要通讯员之一、冈瑟·斯坦因(Guenther Stein)也曾被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Hollington Tong给予了很高的评价[8]。《箴言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典型地体现出该报一贯秉承的新闻理念和实践。
(一)新闻消息来源
文化研究的泰斗斯图亚特·霍尔在分析电视节目时强调，生产建构了信息，新闻消息来源可以决定如何从自身组织角度来诠释事件的真相[9]423-437。1938-1943年之间，《箴言报》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新闻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本报驻中国记者的消息和通讯(主要发自重庆和上海)，二是本报专栏作家的通讯和社论(主要出自Randall Gould、Guenther Stein和Hugh Deane等手笔)，三是采购美联社的消息(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消息)。《箴言报》自己的采编人员和专栏作者常常是训练有素的国际问题专家，他们的稿件以通讯和背景解释性评论居多。比如Randall Gould是《箴言报》的远东首席记者，他曾在上海主持《大美晚报》，这份报纸在抗战初期属于亲日派，后期倾向有所改变。Guenther Stein则做过长期的驻日记者，国民政府迁都后来到重庆，1944年跟随记者团访问过延安，写出了《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Stein曾在战时《远东评论》杂志上连续发表过对重庆经济生活方面的深度报道。
(二)报道总量统计
1.年份报道数量
以“Chungking”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在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前的1937年，《箴言报》有关重庆的报道仅为8篇。1938年下半年开始，与“重庆”主题相关的文章数量逐年递增，最高时的1942年达到了400篇，即平均每天有1-2篇的报道与“重庆”相关。可见，《箴言报》对重庆的关注度与国民政府迁都和日军大轰炸的军事行动密切相关，如下图：
图1 1937-1943年有关重庆报道新闻标题数量表
2.月份报道数量
此间各月报道数量有一定差异，六月、十月和十二月的报道明显高于其他月份。重庆是一个冬季多雾的城市，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一般集中在夏季(五月到九月)。统计显示，六年中的八、九两个月的报道频度，不如入冬以后的十月和十二月(图2)。显然，《箴言报》关注的重点并不仅仅是战事状况，而是超越了大轰炸事件，深入到了其他更广泛的领域，这一点，我们从下文的主题分析也可以看出。
图2 1938-1943年《箴言报》有关重庆报道标题各月数量对比图
3.报道主题分析
就报道主题看(去掉不相关的217篇标题文本)，有关重庆大轰炸及军事形势的新闻，占全部新闻标题约48.19％；此外，约占36.78％的报道涉及陪都的经济、政治和外交状况。其中，经济类报道涉及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房屋建设、工业的内迁、物价水平的通货膨胀以及战后重建等等；政治类报道涉及较多的是政府在轰炸过程中职能的履行以及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硬新闻之外，《箴言报》重视对软新闻的报道，内容覆盖重庆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包括文化教育、社会法律、精神状态以及人物报道。尽管上述内容仅占总报道量的15.02％，却反映出该报新闻话题的广泛度。政治学家伯纳德·柯恩在《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所说的，“传媒在使人们‘怎样想’这点上很难奏效，但在使人们‘想什么’这点上却十分有效”[10]。正是《箴言报》在报道的主题设置方面超越了轰炸事件本身，才能够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向战争背后的更多样性的重庆故事，而不是仅仅停留在重庆大轰炸血腥的灾难现场。参见图3：
图3 1938-1943年《箴言报》重庆相关报道标题主题统计
需要说明的是，《箴言报》使用的“重庆”一词，其外延既是一个遭遇日军轰炸的西部中国城市，又是中国的战时首都，还是世界反法西斯的远东指挥中心。二战期间，《箴言报》经常在头版以“the world's day”为主题刊发大幅文章，以综合消息版的方式介绍世界各地反法西斯的战况，远东地区的标题通常冠之以“The Far East：Chungking……”，重庆成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的四大名都之一。作为国统区的心脏，在西方主流媒体的话语中，“重庆”一词的内涵，又常常成为“国民政府”、“民族”和“国家”的代名词[11]。以“Chungking AND China”为关键词检索报纸官方网站，得到1 562篇相关文章；以“Chungking AND Kuomintang Party”为关键词检索，共有97篇文章，以“Chungking AND Free China”为关键词，共得到文章186篇，显然，“重庆”概念与“中国”概念的相关度更高。
4.文章体裁与版面设计
在《箴言报》“重庆”相关新闻标题1 513篇中，除去内容不相关的217篇，大致可分为消息、通讯、社评和固定栏目四种体裁。其中消息类新闻是主要的报道类型，多数采用的是美联社通稿(共693篇，占53.47％)；此外，固定的专栏文章(共215篇，占16.59％)也随着战争的进程而逐渐增多，主要有The Week in Focus、The World's Day等等，由该报专门的War Editor负责组稿；长篇的通讯、社论(共388篇，占29.94％)均来自报社记者或者特约撰稿人在大轰炸现场的亲历亲见，这类深度报道成为《箴言报》重庆报道的重要特色。
此外，从版面位置看，有1 010篇刊发在十版以前，占重庆报道总稿件的66.75％。其中，又以居前五版的稿件最为集中，有792篇，占总稿件的52.35％。1939年5月4日《箴言报》头版刊发美联社消息“日本飞机再次轰炸中国的首都”，自此，重庆与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一样，成为二战期间该报头版头条经常报道的城市。1940年，《箴言报》的第5版(有时是第4版)开辟为中国战场的专版，专门刊登字数超过1 000字的长篇报道，显示出《箴言报》对远东反法西斯战争的指挥中心——中国首都重庆关注度的提高。
二、报道特征分析
(一)客观性与时效性
《箴言报》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新闻主要转发美联社的消息。美联社自身的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性原则，以及在业内富有盛誉、新闻内容广泛、稿件严谨可靠等特性，保证了《箴言报》消息来源的高效度和高信度。《箴言报》也十分注意采用不同消息来源的信息，以显示其全面客观的报道立场。例如，1941年6月9日该报报道中国内陆战事的时候，同时采用了中央社的消息和日军发言人的数据。
战争由于其突发性，对时效性的要求较高，但《箴言报》并不以新闻的时效性为追求目标。在重庆大轰炸期间，有两次值得关注的重大惨案发生，一是1939年日军实施的“五三”、“五四”大轰炸；二是1941年6月5日发生的“大隧道惨案”。在两次事件中，重庆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都很惨重。通过检索事件发生后的两个星期的报道，可了解《箴言报》对重大突发事件的报道效率。1939年5月3号到13号的一周多时间内，《箴言报》在头版的世界各地战况栏目中，共连续采用了美联社的7篇消息来报道这一灾难性事件。5月8日《箴言报》发表题为“狂轰滥炸”的评论文章，谴责日军的暴行，并指出：“虽然日本人的残忍手段可能会诱发国内不同派别与它媾和，但轰炸并不能软化国民政府最高领袖蒋介石。”[12]不过，在“大隧道惨案”之后，《箴言报》并未及时报道，只是在三天之后的一篇通讯中提到了关于惨案的善后处理工作，这与《箴言报》提倡新闻干预生活的理念，重视对时局进行深入的解释性报道，并不过多追求新闻的时效性有关。
(二)解释性报道的运用
解释性报道的特征就是通过运用相关的背景知识，对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意义进行阐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正是《箴言报》解释性报道方式和理念成熟的时期，解释性报道成为该报对重庆报道的典型方式。从1940年开始，《箴言报》驻渝记者和特约撰稿人就战时重庆和内陆地区的战后发展做了较为深度的报道，体现了该报严肃的政论性质以及以全人类为福祉的独特视角。
1940年5月28日该报发表《重庆需要更强的防御》的评论文章，根据美联社一则《重庆又遭轰炸》的消息，就中国应对日军轰炸的防御措施(人口疏散、防空洞、防空警报、反空袭能力)进行分析，从重庆的防空建设成效中，看到了中国人持久抗战的决心。评论指出，“把中国和日本现在的状况相比，虽然日本在物质的很多方面优于中国，但是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更加疲惫”。评论还从两国民众对战争的期望和信心展开论述，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广泛而顽强的抵抗让日本人早日卸下战争包袱的想法成为泡影，“因为中国的抵抗有广泛的民众基础”。
《箴言报》还就国民政府应对通货膨胀和粮食危机，采取了诸如打击囤积商人、实行食品配给、制定最高限价等措施，来缓解各种经济危机等话题进行正面报道，多次使用了解释性报道手法。1941年10月31日发表《粮食仅够维持几个月，重庆遇到了严峻的危机》一文，论及重庆国民政府所面临的粮食危机问题，并进而重点分析出现危机的原因。作者从四川粮食产量逐年下降的趋势说起，指出政府如不能解决这一问题，战争就无法维持下去。而在这场对粮食的斗争中，作者明确指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其实是三股力量的深层矛盾，即中央政府、地方军阀和大量的饥民之间的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三者的关系，才能解决危机。
(三)话语的象征意义
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认为，修辞与意识形态限制着人类的选择，支配着人类的行动，人类在使用自己所拥有的权力时，受他们认为自己必须运用的语言的影响，受他们在相互交易中的意识形态的影响[13]。
1.认同感的塑造
现代西方修辞认为，要赢得读者的最基本的作用方式是建构认同与区别。S·霍尔在《编码/译码》中也提到，要在传播者和接受者之间尽量减少“歪曲”或“误解”的现象，就要尽量使用一个统一的“话语规则”[9]425，这种规则在国际报道中，就是通过认同感的塑造。《箴言报》在对战时国民政府进行改革的报道中，常常使用“民主”和“现代化”等西方话语体系中公众认同度高的词语；此外，该报在对国民政府要人的报道中，凡是有美国学历或者宗教背景的人物，都会在该人物的名字后用一个同位语解释出来，以期获得一种美国受众的认同感。例如，《箴言报》强调蒋夫人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领导人的妻子”，国民政府的新闻部长有密苏里新闻学院的学历，而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则有着普林斯顿大学的教育背景。该报对这些人物的描写充满了赞扬，如：重庆市长吴国桢指挥人们用黑火药进行地下隧道的爆破，增加防空洞的容量，并积极疏散人口，在郊区也进行建设，让大家都能分享到城市建设的成果[14]。大隧道惨案后吴被解职，《箴言报》报道他仍然奉命“加快救援工作，分发抚恤金，以及改进城市的防空洞系统”[15]。
实际上，《箴言报》涉及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个人的相关报道很少，有关蒋夫人在重庆的活动报道则十分突出。以1942年为例，全年共有20篇报道记录了宋美龄为大轰炸开展的对外宣传和赈灾救护等活动。如，蒋夫人参加灾后救济、捐助和筹集善款[16]、训练女性救援者、收容和看望孤儿[17]的系列图文报道，从另一个侧面建构出硝烟弥漫中的战时首都重庆的形象。
2.图像的象征
艾柯认为图像看上去是“现实世界中的物体”，任意性不像语言符号那么强，然而却是最无意识的代码化运作的结果，因此，其效果甚至比语言符号更加直观和有冲击力[9]429。《箴言报》重庆大轰炸的报道文本，共计配有8张大幅照片，这是该报在语言符号外的第二大表现手段。
1940年5月17日《箴言报》第五版，以《中国人仍然坚守重庆堡垒》为题，用两大幅图片的对比表现了灾后重庆建设的速度。第一幅图片中，残垣瓦砾占据了画面的一半，四散的人们在废墟中寻觅和行走；第二幅图片中，则是修葺一新的街道，两旁店铺林立，行人来往如织，店铺悬挂的林林总总的招牌和广告，预示着新的正常的生活正在进行，丝毫看不出被大轰炸破坏过的痕迹。前后两幅图片的对比，隐隐表达了一种神秘和神奇的力量。
1940年9月25日的报道中，以《中国的首都建了再建》为题，采用了大幅蒋夫人在废墟中视察的照片。图像中的宋美龄身穿中国传统的旗袍，身后跟随着三名空袭救济委员会的成员，其中的两名妇女，也身着旗袍。宋的女性身份和她脚下的废墟，构成了西方宗教中“救赎”的主题；而宋本人的基督教徒身份，对有高度宗教信仰的美国受众产生不小的共鸣。宋美龄在大灾面前表现出的沉着稳重的中国妇女形象，向西方世界展示出中国人对待灾难的态度，即：充满温情但决不软弱。
3.修辞的意识形态
美国新闻学者赫伯特·根斯(Herbert Gans)认为，某些西方主流社会意识影响着西方媒体的新闻话语，比如种族优越感或国族中心主义，这种取向尤其在处理国际新闻、战争新闻时最明显。以《箴言报》社论的修辞特征为例，该报绝大部分的社论文章属于辩论型和阐释型政论，极少活泼型话题，这使得该报表达意识形态和话语权力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如《箴言报》社论把支持美国或美国政府的热情当作“爱国主义”(patriotism)，把别国的这种热情当作“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主义带有一种排外的情绪，强调国家内部的目标而非国家之间在共同发展中相互促进[18]。这种表达方式在对重庆的报道中也屡见不鲜。例如，把中国的对日抗战称为“民族主义”，而把美国支持本国或者本国政府的热情叫做“爱国主义”[19]。“爱国主义”的正面色彩与“民族主义”所具有的盲目性和情绪性形成对比，加之战时中国依然贫穷落后的国际形象，这种修辞带有更加明显的西方世界的民族优越感。
三、轰炸中的重庆城市景观
重庆大轰炸期间，《箴言报》以长篇通讯、特别报道和评论等形式，向全世界讲述了中国抗战首都反轰炸的故事，话题涉及经济、政治、外交、文化、教育、民众心态和城市精神等各方面，勾画出一幅西方人视野中的抗战重庆的多元景观。
(一)灾后重建的努力与艰辛
《箴言报》关注战争中的和平建设，尤其注重挖掘大轰炸背后深层次的经济话题，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战时重庆的现代化进程。统计表明，城市建设的新闻在非轰炸消息类的报道中所占比重最大，“重建”(reconstruction，rebuild)、“扩建”(expand)等词汇的使用频率与“轰炸”(bombs)、“空袭”(raids)接近。1939年6月13日，《箴言报》发表通讯“重庆在轰炸中生存”，文章指出，随着夏日天空的晴朗，重庆的无辜百姓又开始遭受日军野蛮的狂轰滥炸。尽管如此，这场灾难并不能改变重庆发展城市和郊区的计划。将稠密的人口和工业疏散到郊区，是避免更惨重损失的途径[20]。1940年1月13日，报纸刊登长文“中国的战时首都在日军的轰炸中扩建”，深度报道重庆的疏散与重建并举的反空袭措施。为减少轰炸损失而实施的疏散计划，给城市空间的拓展提供了条件；政府陆续出台的种种政策，如规划通往周边的公路和隧道建设，疏散都市人口和学校机关，安置难民生活等等，逐渐演变为应对日军大轰炸的一种建设机制。报道宣称：“中国战时首都的版图已经拓展了三倍。经过日军几个月异常残酷的空中打击，重庆不仅没有被毁灭，且进入了一个明显的扩建时期”。由于城区的不断拓展，“大重庆”已成现实。为适应城市拓展的需要，政府将增加400万元的建设经费预算。一项耗时三年、耗资1 000万元的环绕旧城的公路建设也刚刚完成[21]。3月29日《箴言报》又以“古老的重庆再次规划建设，修复轰炸带来的损失”为题，长篇报道“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到一年的城市建设情况：成渝间的现代高速公路正在兴建，通往郊区的公路在建设中，新修的防空洞，以及都市的公共设施等工程陆续启动，到处都是重建的景象[22]。
“雾季”是重庆高速建设的时期。重庆的重建速度之快，几乎“超过了日本人的炸弹对这个城市的毁坏”，“昨天还是一堆瓦砾，今天就建成一所商店”。过去“只说不做”的新生活运动委员会，也规划在市中心的废墟上建立“模范社区”[23]。每次轰炸过后，都会进行街道的拓宽工程；而新建的房屋就建在废墟原址，过去狭窄的旧街道，被拓展得更宽，“日本的战机成了新重庆从古老的旧址上耸立起来的间接建筑师”[24]。
伴随“工业西渐”，重庆被称为“中国战时工业之家”。《箴言报》对大轰炸引发的重庆经济困境给予了相当的关注，进而展开对战时中国发展大局的评论。③对重庆迈向全面现代化的“高速增长”计划，《箴言报》发表评论，指出这种“雄心壮志”有时超出了政府的执政能力。在没有真正意义的民主宪政体制下，重庆的全面现代化就会像现在陪都正在进行的几项浩大工程一样，受到失败的惩罚[25]。
(二)战时首都的“乡村”生活
《箴言报》描绘的重庆，是一个传统与现代景观并存的城市：城市依山而建，长长的石阶蜿蜒于长江和嘉陵江汇合的半岛，街上有最时尚的汽车，也有依靠原始人力的滑竿、黄包车和轿子……[26]。早在日军飞机到来之前，这个富饶而人口稠密的大都市已经被作为中国复兴的基地。为适应西部商业发展和人口内迁的需要，现代的银行、公司、百货商店和旅馆在重庆随处可见。现代的蒸汽轮船在长江上繁忙地运输[27]；而战争的需要，苦力运输业也复苏了[28]。
由于日军长时间的疲劳轰炸，城市缺乏足够的防空设施。借助重庆特有的岩石地貌，人们在房前屋后修筑起各式各样的防空洞，但它们并不是躲过日军炸弹的聪明办法，幸存者会在下一次知道怎么躲更好[29]。防空洞开辟了陪都重庆的另一个城市空间。
应对日军的大轰炸，重庆人创造出快速修建房屋的办法，建筑风格的主流是简易的框架结构。原先两三层楼的住房被炸毁后，代之而起的多半是一层楼的新建筑。轰炸使得新建筑色彩更加明快。旧商店多为沉闷的灰黑色，新商店则显示出中国人生动的建筑想象力。商店成为色彩丰富的建筑群，标志的颜色特别艳丽，有的店铺还体现出西式风格的影响。砖瓦房是很奢侈的建筑。最普通的民居是用大竹子作房屋的基础主干，窗格等则用细竹条，外面覆盖一层混有稻草秆的泥墙。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居住的“记者宾馆”就是这种建筑风格。这种建筑很容易被毁，但可以在一周内修复[30]。
大轰炸使重庆的日常生活更加艰难。1940年，重庆的生活费用在一年内增长了五倍，物价指数剧增到1 700[31]。重庆市场的囤积居奇成为蒋介石国民政府应对的重要问题，但陆续出台的新举措效果似乎不大。飞涨的物价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中国的1元钱只值5美分，一磅奶油需要45美元，一磅奶粉则需要110美元[32]，一条毛巾要卖到相当于75美元的价格[33]。物价上涨的真正受害者是白领阶层，因为他们的工资已经远远赶不上高昂的生活消费。那些内迁来重庆的小职员们，如果不购买政府提供的特价大米，他们将入不敷出。甚至还有偷偷去拉黄包车来补贴生活的。生活的窘困让很多家庭养起了猪、鸡、鸭子和山羊。政府机关的大院里也已种上了蔬菜，这里曾经是有钱的富豪和省城退休将军的大花园。这种“乡村的生活”已经渗透到城里，就如同城市生活因为轰炸的疏散而渗透到重庆周边的乡村一样[34]。
重庆日常生活的艰难，还可以从人们吃和穿上看出来：宴会和婚礼等奢华活动比从前减少了许多；因为营养问题，人们开始明显地消瘦；苦力们原始的衣服上增添了更多的补丁，一般政府职员的中西式服装则都需要更换了。当然，让记者深感意外的是，在战争爆发后第四个年头，在重庆的街上和餐馆里还是可以见到不少穿着很好的人[35]。
战时的重庆，有最新的西洋式的“嘉陵宾馆”[36]，商店里陈列着标有不可思议价格的“奢侈品”。但是，在《箴言报》的记者看来，这个远东的反法西斯中心，不仅“封闭”、“原始”、物价昂贵，且生活清贫而单调：“这里的生活很难谈得上舒适。没有多少电风扇，不到一打的电冰箱。大多数时候是喝不加冰的水，没有电影看，不能到夜总会，因为这里根本就没有夜总会。整晚呆在屋里，因为没有好玩的地方可去。”“多数美国人都在怀念沙发、热狗、果汁牛排、冷热水龙头，淋浴和夜总会节目。”[37]
1944年年初，专栏记者斯坦因发表长篇通讯：“新的黄页述说重庆市政历史”，就重庆的城市电话系统、公交交通、市民饮用水供应、邮政通信、法院、银行、旅馆餐饮、电影院、文化机构及社会生活等状况进行评述，就在大轰炸刚结束时，重庆的城市生活仍然处于现代化的“起步”水平[38]。
(三)轰炸下的城市文化生态
《箴言报》的驻渝记者并未过多渲染大轰炸的血腥画面，而是将眼光转向了战争背后的故事，从大众传播媒介、音乐、文学、戏剧、阅读和妇女角色的论争等话题描绘战时重庆的文化生态，使战争报道充满了人性的温情，传递出饱受战争祸害的人们对和平的无限渴望。
伴随国内著名高等院校、新闻出版机构和文化艺术团体相继迁驻重庆，文人学者纷纷云集重庆，陪都成为战时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中心。以空前繁荣的陪都新闻业为例，此间发行过报刊的报社、通讯社达200家，约占全国的一半，其中报纸总数为70家左右。《箴言报》记者特别报道了内迁重庆的《大公报》、《新民报》、《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扫荡报》和《中央日报》等大报，以及重庆本土的《新蜀报》和《西南日报》。文章指出，重庆的纯中文报业与上海的充斥日文报刊和深受日本文化侵略的状况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路透社、合众社美联社、哈瓦斯社、塔斯社等世界著名的通讯社和《泰晤士报》、《纽约时报》、《时代》、《巴黎日报》、《消息报》等报刊社纷纷向重庆派驻新闻记者，《箴言报》记者认为，重庆还不是一个高水平的新闻中心，到1939年3月都没有外文的日报发行[39]。
在战争灾难中，最美妙的莫过于能抚慰人心灵的音乐。1940年4月5日《箴言报》发表特别报道《音乐击败战争》，由加拿大使团的Gordon Agnew博士指挥，由外国传教士和来自成都五所大学的学生等85人组成的合唱团，在重庆最大的中国剧院连续演出三场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高品位音乐会，为战时孤儿募得善款7 000元(约490美元)。演出结束后，合唱团还受到包括财政部长孔博士在内中国领导人的接待。记者细腻地描绘了音乐会的场景：大剧院挤满了各个阶层的民众。合唱的歌曲从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到有黑人精神的“听兰姆说”，以及一支佛教歌曲。听众都在笑着想一个佛教歌曲是怎么跑到基督教的节目中的。当麦克道尔的“致玫瑰”和其他的西方经典歌曲唱起时，战争是如此遥远。但当“抵抗之歌”响起时，战争的意识又被唤了回来。汉德尔的“弥撒曲”成为一周来的娱乐高潮。这一切被“音乐饥渴”的重庆热切地接受了[40]。
在重庆的“文协”总部，聚集着众多中国的抗日作家。他们发表的多数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以适应唤起民众抗战意识的内容需要。为推动作家快速出成果，一种有趣的“集体写作”方式也出现，这种样式和报告文学一起，成为战时中国最重要的文学体裁。大众阅读的印刷日报也刊登诗歌、戏剧和短篇小说。文学出版物也以小说、诗歌和戏剧为主，接受专访的郭沫若告诉记者，像这样的现实主义作品，重庆大约每月要出版十部左右[41]。战时中国的戏剧也进步飞快，尽管在技巧和内容上都有待改进，但戏剧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抗战宣传工具[42]。
1941年3月3日，《箴言报》刊发“重庆的茶壶风暴”一文，评论陪都上层社会的一场“既消遣又严肃”的妇女角色论争。文章中首先引述T女士“妇女应该呆在(或回到)家里”的观点：“表面上看，中国妇女从五四运动以来获得了解放，但是实际上，她们已经退化了，她们憎恶家庭事务。她们不喜欢工作。吃喝玩乐，那才是她们应当过的生活。她们没有幻想，没有远大理想，没有高尚的人生观。”作者对此评论道，作为中上层妇女的代表，T女士显然没考虑农村妇女至今被土地束缚的现实。而那些成百的穿上军装和参加战争救助的女性也不会同意T女士的观点。作者又引述另一位妇女的观点：“中国妇女必须挑战几千年来的社会秩序，她们必须参加新中国的重建。如果她们仅仅站在一边观看，怎能达到男女平等？过去的三年里，很多房子被夷为平地，我们如何能呆在快乐的家里享受所谓的幸福，而不顾周围都是无家可归的那些穷人？这太自私了。”[43]
《箴言报》的记者敏锐地观察到，即使在物质匮乏时期，重庆仍然保持了对高品质读物的广泛需求，“每条街道都可以发现一些小书店，那里可供阅读的有小说、严肃的读物，以及杂志和二手的外国图书——通常都是英语读物。众多的顾客中不仅有学生，还有各个年龄层的读者，他们希望通过阅读开拓视野，因为这些年的战争限制了他们的生活空间。阅览室以提供热饮吸引读者，可供借阅的图书馆和很多重庆书店都很受欢迎。”“人们聚集在墙边，在那里，报纸被拼贴到一起，以便那些不能订阅报纸的人阅读……在海外流行的书籍，包括小说和非小说类读物，都迅速地在中国再版，经常同时出现几种翻译版本。……海明威先生的《丧钟为谁而鸣》在重庆和其他城市都在销售。约翰·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和《月亮下山了》反响都很好，后者大概同时有六七种不同的翻译本。”[44]1943年旅居重庆的美国出版商William Sloane的私人信函印证了《箴言报》记者的发现。Sloane写道：“书店里摆满了杂志。多数看起来都是看《国际事务季刊》的那种读者。……受教育是中国的知识阶层非常看重的事情。阅读是一件受重视的事情，能给人以知识的东西是好的阅读材料，……所以你(指Sloane在美国Doubleday Doran & Company的上司Malcolm Johnson——译者注)要出版和出售的杂志应该是在美国针对教师和研究者阅读的领域。我向你提出这一点是想说明，我们的出版者应该认识到这里的图书需求市场，那就是几乎达到大学出版社水平的理性读物。”[45]的确，当阅读成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战争时期的基本需求，灾难便无法停止人们前进的脚步。
(四)重庆“永不放弃”的坚守
日军的大轰炸，使重庆在世界版图上的知名度大为提高。重庆与伦敦、华盛顿和莫斯科一道，成为世界媒体关注的反法西斯中心城市，重庆是战斗中国的象征。
频繁的轰炸、躲空袭、跑防空洞以及向郊区疏散，成为战时重庆的生活状态。经历了长达五年半的残酷战争，重庆人以顽强不屈的精神，耗费着日军的资源，坚守住了中国的抗战堡垒。《箴言报》真实地记录了中国人的坚韧、乐观、渴望和平以及抗战到底的决心，报道中不乏对重庆精神的直接赞誉，“spirit”、“great”、“strength”、“Morale Still High”等话语十分醒目。
战争的苦难并不能停止人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渴望，重庆市民的精神状态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乐观。斯坦因在重庆的街道上观察到，人们看起来活泼、喧闹、自由自在，像往常一样沉浸在日常的繁琐中，他们坚信抱怨和担忧不会减少困难和障碍。经历四年之久的战争，对于偏远的四川人来说，实际上已经融入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对普通中国人来说，没有比对战争更熟悉的了，即使是最恶劣的情况，也不需要太多的评论[46]。
《箴言报》的记者们评论道：“重庆精神，对所有困难和损失都保持乐观和坦然的态度，很难让人抗拒或者视而不见”，“对中国现在的时局保持夸张的乐观主义可能是荒谬的。毫无疑问，中国还在经历着各种各样的麻烦和倒退。但我可以想象得到，在重庆经历了这么惨烈的轰炸之后，能够很快有效地重建，生活继续前进。轰炸不能赢得对中国的战争。”“如果明天和平就到来，建设这个西部省份的工作会像今天一样继续下去，只是速度更快。这块古老土地现在焕发的活力，是完全让人吃惊的，她钢铁般的意志也是如此。”[47]“伟大的中国人民知道如何在废墟上重建，这就是中国的力量。”[48]中国人是打不倒的，“因为他们有用不尽的能量和信念，不能消灭的对未来的想象”[49]。
1943年10月，兰德尔再次发表长篇评论，他写道：“自1938年这个长江上游遥远的城市成为中国政府的首都以来，重庆就已经展示出她的魄力：既承担着更高的国家责任，又保持了城市的原有风貌。今天，从很多方面看，这个城市仍然是一个高低不平，发展过度的一个山城乡村。但是，这个城市在向现代性的迈进过程中的变化引人注目，尽管这一现代化进程受到地理环境和日军空袭的严重障碍。令人鼓舞的是，看到这片神奇土地上的人们已经战胜了悲伤，坚持着他们‘永不放弃’的精神。”兰德尔将这种精神称为“中国精神”[50]。
四、结束语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箴言报》的事业发展进入成熟期。当目睹了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反人类暴行，《箴言报》公开声明，尽管秉承“以博爱为宗旨”的传统，但报纸并不会采取所谓超脱的不介入态度，“我们要去反对那些试图毁灭人类文明基础的恶魔”[51]。解读《箴言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文本，不难看出其同情中国抗战，谴责日军残暴的舆论倾向。
重庆大轰炸期间，《箴言报》高度重视对远东地区的国际新闻报道，及时地派出了驻渝记者，广泛采用特约撰稿人的稿件，忠实地履行新闻专业主义精神。该报以其独特的新闻理念，不仅记录了这场人类战争史上的空中屠杀，更将目光投向了陪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领域，为我们展示出灾难中重庆城市的多元图景，即：城市在轰炸中变为废墟，日军的封锁使得都市的物资短缺，物价飞涨，社会经济问题丛生，民众生活困难重重；而面对日军的暴行，政府和人民保持了坚强乐观的姿态，积极实施自救，迅速重建家园，重庆人对生活的热情依旧，陪都的文化生活持续活跃……这些都是对中国人民面对外来侵略永不屈服的精神的真实写照。
《箴言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视野广阔，评论视角的多样性，热点话题深入而极富人情味，以及亲历者的真实现场感，在同一时期的西方主流媒体的重庆报道中特色凸显。需要指出的是，《箴言报》根深蒂固的西方主流价值观弥漫在重庆大轰炸报道的各个层面，从宏观结构的主题设置，到微观结构的话语修辞，无不体现出报纸的立场和观点，使其建构的中国抗战首都的形象更符合西方受众的认同心理；而《箴言报》在世界舆论格局中的主流话语权地位，无疑会加深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的刻板印象。
注释：
①涉及这一问题的主要相关成果有：《〈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社论的现代修辞研究》(史明磊，硕士论文，2006)；《变化中的中国形象——1972至1985年〈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苏尚明，博士论文，1991)；《美国报纸的中国形象——对〈洛杉矶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芝加哥论坛报〉的研究，1988-1991》(张侃，硕士论文，2002)。
②本文使用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全文文本来自美国哈佛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oQuest Historical Newspapers全文数据库，相关新闻标题据该报官方网站www.csmonitor.com统计。
③相关专题报道见：China Is Building Industry Beyond Reach of Invader(1940-04-03);War Compels China to Expand Industries (1940-04-22); China War Aids Backward Provinces(1940-07-12); Coolie Transport Revived In China for Wartime Needs(1940-09-14); China Halts Profiteering(1940-09-21); Food for Mouths of China——Chungking Has Grim Problem(1941-10-31); Chungking Put on Meat Ration In Co-Operative Store Chain (1943-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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