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经济若干反论之调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反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引言
在我们走向21世纪末之际，又碰到了祖先百年前相同的问题，当然也被不同的问题所困扰。百年前与现在相同之处在于：同样是巨大而又广泛的技术变革时期；同样由于新一代通讯技术进步“缩小”着经济活动的地域范围；而企业的组织结构和管理策略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同样是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地理新格局形成时期；国家的监管权限，民事责任的场所与内容均有新的界定和解释；公有与私营机构之间及其内部以及不同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之间的新型关系正一步步建立。
但是，敏锐的观察家会觉得：百年前后的不同印迹更加鲜明。最突出的是：19世纪末的各种事件是在稳固建立和广泛接受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下发生的；而当今的变革似乎正向人们长期珍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以及高度法制化的社会结构发起挑战。同时，上述相同的事件往往既引起分裂，也带来联合。这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组织都预兆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的世界正处于一个转变和动荡的状态。有人也许会将此视为对传统思想、科技和文化的创造性毁灭方式。另一些人害怕这将是许多代人已未见到的又一个社会与政治纷乱时期的开始。带有等级特色的资本主义秩序，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作为创造福利的制度运转相当不错，然而现在已越来越多地被质疑。谁也不知道什么秩序应该或者可以替代这种秩序。〔1〕
就我看来，这种迷惑与不安日益增长的部分原因是：如今发生的一切在特点与内容上不是令人感到矛盾，就是可以提出反论。这一点在经济活动全球化的性质与效应方面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本来良好的技术与经济发展秩序遭到了许多创造性破坏的结果。再者，一些人全然不顾原有秩序给经济带来的明显机会和利益，仍要进行巨大的而往往是痛苦的社会调整，最典型的如普通工人的工作小时与闲暇消遣时间的调整。一位政治科学家在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书中写道：“我们这颗星球正同时走向“分裂”和“统一”。这既与欲将世界各国一体化为“巨大而又具同一风格的庭院”的经济和技术力量不同，也与已不是小范围的令人可怕的因种族、部落和宗教原因导致的国家之间和国内分裂趋势相异。
今天上午，我想谈有关全球化经济的四个反论〔2〕或矛盾， ——也许可以称为全球化经济的“阴”和“阳”。我将提出调和这些反论的方法。一旦这些反论被调和，将决定我们这颗行星的政治与经济未来和我们每个人将来的社会福利状态。我还要进一步指出：正如一个世纪前，国家大公司的出现，帮助（当时正兴起的）等级构成的资本主义指明了宏观经济管理的道路，而调和这些反论的方法已经在跨国企业的种种战略和行动中有了体现。
2.合作与竞争 关系之反论
上个世纪末，企业之间相互作用的主要形式是竞争。买主与卖主之间的大多数交易虽在价格上属公平交易，但交易的主体从性质上讲是对手。除了兼并和限制性竞争条件下的交易外，企业对手很少感觉到有相互合作的需要。自由企业认为只要循规蹈矩，则万事大吉。而一旦市场失效，无论是企业，还是非市场机构都通过私有或公共集团干预，即寻找“出路”，而不是用“声音”作出反应。对于竞争的“阴”，没有合作的“阳”来弥补。
与此形成对照，政府的行为被认为基于这样的假定：由于各国所生产的产品和劳务可以互补，因此国际贸易有利可图。是的，特别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确实施了一些保护。然而，“企业和国家都必须听从市场指令”的格言得到了广泛的赞同。19世纪末叶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的各种事件都没有扰乱这一规律。这早就是根深蒂固的规律。
随着新的千年的到来，企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多元和矛盾的状态。在过去的十年中，企业之间的联合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增长。它们共同渗透新市场，且共担成本，一起加快技术革新的步伐。令人疑惑的是，企业之间在生产要素和最终产品市场上的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增强后，企业在中间产品市场上的离心行为颇具逆国际化特色。而替代形式是一系列严密牢靠的企业协议和网络安排。这种趋势也导致另一反论，即当实力庞大的跨国企业继续在国际上进行吞并和购买，且控制着高新技术、名牌商品和服务市场时，中小企业为什么仍雨后春笋般涌现。
组织经济活动出现“阴”和“阳”的原因有很多。但首要原因是管理成本迅速增长。如当制造方式需要灵活，技术更新的速度加快，尖端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更加紧密，生产增值线上不同环节（特别是企业的研究发展部门与制造部门）的渗透增强时，都会增加间接成本。上述因素加上达成合作协议越来越易如反掌，使得企业在专业化选择上可扬长避短，且与在上述事件中已有投入的企业建立新的长久联合。
各国（或者更确切地说各国政府）已看到全球化正带来新的不和谐关系，当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越来越局限于行业内部，而非跨行业时，失业率高得令人难以接受，人才资源的发展超过了经济的需要。企业特定资产的国际流动性不断增强，各国便会为同样的资源和实现自己特殊的社会目标而公开地相互竞争。由于各国的经济结构正趋于一致，因此法律因素就成了十分重要的特定区位禀赋。政府的行为在这里最为关键。后面还将详谈此点。现在， 我们可对照一下百年前后的国家政策。 19世纪末叶，各国政府的政策不是相互独立，就是倾向互补。而如今则属于竞争（阴）与合作（阳）的混合物。
对于当今出现的企业与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使是最粗略的审视都可看出：冲突是绝对不存在的。合作与竞争在动态市场经济环境里均有各自独特的作用。二者本身都属中性词，但作用的方式有别：或让市场流畅，或使市场扭曲。合作与竞争都又有让人难以接受的一面。解决这两种经济组织形式的表面矛盾性质是经济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之一。显然，何时应该合作，何时应去竞争的选择部分取决于企业行为和国家特色，因此难有任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指南。不过，在过去大约二十年里，西方企业和国家从东亚生长的商业关系和法律体系的“阴”、“阳”中学到了不少东西。如此获得的见识正不断地得到消化和修正，使之适用于西方的标准和需要。就这样，“联合”资本主义这一说法被创造出来，可用来描述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的新轨道。这个轨道的特点是又一个反论：竞争与合作不仅会带来企业组织形式的增加，而且二者共同的唯一选择是相互协作或配合。
3.“全球化”与“地方化”：空间的反论
正如19世纪晚期出现了企业市场从地方向全国发展，对外直接投资一出现并成为国际贸易的有力方式一样，20世纪后期也出现了经济活动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不过，两大事件的不同点不仅仅在于市场的范围和特征。更重要的是：一百年前的经济活动大多数是在相互独立的买方和卖方之间进行的，而当代世界经济的独特之处在于较深层次的结构性一体化和跨国界业务的独立性。
地理范围的扩展对各种经济活动的影响程度是不相同的。当一些产品，如可口可乐、快餐食品、Levi′s牌牛仔裤和一些服务， 如金融资产、音乐、电视和体育充斥全球市场时，而另一些产品却因为诸如地方供应能力、风俗、口味和政府法规等特殊原因受到限制。同样，对价值增值过程的不同环节的影响也不同步。当财务职能与制造过程正越来越标准化的时候，而采构要求、分配和人力资源的开发还需要更好地因地制宜。不过，对当代许多产品和生产技术的急需，加上一些客观与人为壁垒的减轻最可能使企业对其国际和国内业务进行更加全面的布置。
市场的自由化，更开放的外向型发展方针以及当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吸引力都极大地鼓舞企业迈出国门。除了对外直接投资是完成这种扩张的主要途径外，
正如我在上一节所指出的：国际分包、
连锁（Keiretsu）式的关系以及对手企业间的发展与研究协议等不同形式的联合，在过去的十年里已具有较重要的地位，似将成为21世纪资本主义的主要特色。
如果我们将经济活动的空间扩展视为经济全球化的“阴”，那么“阳”当然就是个人，企业和地方重新直面正视其特色和需要的压力不断增加。经济一体化虽然是单个企业家和私有企业共同努力的结晶，但也存在这样的反论：经济一体化将经济的类同带进了人们的生活。对于这种类同，只能通过突出其它更独特的个性来消除。尽管我会指出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但在一定情形下，它确能导致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反叛和政治上的崩溃与分裂。公司兼并行动无疑是为了小型企业的再生和繁荣。同样，国家组成集团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共同的经济抱负。但是，他们在重新正视自己特有的文化遗产和政治传统时却都又表现出十分的不安和忧虑。正如奈斯比特所言：普济主义与部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加大，要区域统一，还是要区域割据之间的分歧在加深。〔3〕
由于经济全球化对大跨国企业的经济增长有利，所以许多企业的空间单位在变小。“子公司”这一概念已更广泛被各级政府接受。在经济活动的选址定位上，次国家区域、地区和城镇的影响作用越来越大，而非越来越小。当英语在全球化经济领域继续被当作通用的交流工具时，各国和地区都更加希望焕发自己当地语言和方言的活力。
无论如何，我都要重申：在经济空间问题上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之间的矛盾已经白热化。它在较成功的跨国企业运作中已清楚地展开。谁都明晰“思维全球化，行动地方化”这一说法的含义，也知道需要将应用现代技术的经济战果与根据本地实际通过改进生产技术和产品特征所取得的经济成果进行调和。这些跨国企业还懂得：认识这一需要，甚至扶植这一需要，并有效调节两种经济成果的能力本身就是竞争性优势。同时，90年代所要求的技术改进的性质与深度与一个世纪前大不相同。那时候的改进仅仅停留在自然资源的适用性（和质量）以及国内消费者口味的不同上。而如今的改进是基于现有财富（典型的如革新、生产技术和组织结构）的灵活利用上，基于已被人们接受的一个事实：通过许多精妙的方法，使消费者所期望的某种产品的改进既能体现国际的、文化的和历史的价值，又能体现民族的和地区的价值。
综上所述，经济全球化正导致经济活动的空间格局大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企业职能和消费者口味在全球调和和适应的结果；而从另外一些情况来看，也许是对现代技术需求的反应。地理上相邻企业之间（如在贸易区和科技园内）的地区性联合的价值不断增加，也不断刺激个体和国家都力求各不相同，突出自己独有的特征。经济一体化（“阴”）便与再估价国家与地区管理方式的作用（“阳”）以及文化的崩溃手挽手同行。如果这些趋势被当作经济全球化的互补成果，而非可相互替代的结果对待，那么就不存在真正的地理空间反论。再者，我在前面已指出，较成功的跨国企业已经展示了使空间扩张最小化和实现全球目标的一些方法。我们认为这一任务当然对政府更具有挑战性。如果经济全球化的整体利益不会被国家间的社会与文化冲突所损坏，政府则应不顾一切地为之奋斗。我将在本报告的第五节里回到这一点上。
4.政府的作用 “较少”与“较多”的反论，“集权”与“分权”的反论
一个世纪前，有关国家管理作用的争论至少在西方经济社会里相对较少〔4〕。 亚当·斯密及美国革命先辈们的精神遗产那时候仍充满活力。在经济问题上，至少人们认为市场内“看不见的手”要比市场外计划和政府法规优越。而政府的职责是保卫领土，维护国法与秩序，克服资本主义弊端，提供私营企业能够兴旺发达的法律与贸易框架，以及利用政府自身多方面的功能缓解社会的贫困与痛苦。对于这些任务绝无反论。这些任务与其他各种组织的任务根本不存在竞争或矛盾。在有些国家，如法国和德国，政府推行了比较家长式的政策，比英国等国家实施了更多的干预。事实上这只能反映这些国家特有的法律与文化传统，或发展的阶段，并不反映经济哲学的任何不同。一般情况下，假如资源不能流动，不存在跨国界的经济结构性一体化，国家的管理主要会依据自主的经济和社会战略。那时，尽管在某些贸易方式中的一些限制已经出现，但国际贸易的对象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金本位。
今天，关于什么是政府最佳和最适当的作用的争论很多。尤其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资本主义经济的三种主要组织形式，即企业、市场和公共机构之间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经济全球化强化了政府作用的“阴”“阳”两面。一方面，当市场更加自由化，中央计划做法令人怀疑之时，政府的作用大大减轻；另一方面，当企业和国家的经济繁荣越来越依赖于不断高估本地或本国资产——最典型的如革新能力、人力资源、法律、贸易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价值时，由于其中许多具体行动需要靠政府的权力来影响，因此，国家的作用显得十分重要。
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并没有减轻政府的作用。但它改变了政府存在的理由，并驱使政府在两种结构性一体化情形下采取新的措施组合。它扩大了政府作用的范围（既包括贸易、政策，也包括革新、行业和地区竞争）和资产流动的范围，这意味着如果一国的财富创造者在对其政府行为不满（感觉到在经济命脉和社会安宁方面有不利影响）时，可以比过去更容易将资产向国外转移。〔5〕
全球化的另一大特点是：它带来了一个巧合，政府与私营企业对市场经济存在共同兴趣。就连市场力量的主要宣传者世界银行〔6〕都认识到了这一点。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和公断人，不进行其它形式的干预（“阴”）正被政府作为有效市场和较大比较利益的提供者（“阳”）所补充。这是对以多余市场为形式客观存在的地方市场失效的增加，许多产品大众化增强以及结构性变化的社会成本增大的直接反应。
政府的作用需要调整这一点在联合资本主义社会只停留在认识阶段。真正实施调整的只有东亚一些国家的政府。私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竞争与对立关系，一直作为以等级构成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大特色，依然深深扎根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之中。但是，经济全球化的种种现象，对一国的竞争力取决于提供非流动资产吸引别人的企业特定流动资产，以扩充自己长期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一事实的进一步认识，对政府实际上都在为可流动资产进行竞争这一事实的共识，都在为极端自由化的市场的管理推广“要么溺水死，要么一起游”的哲学。
在已识别的三种反论中，恐怕政府“少一点”或“多一些”干预的反论最难调和。这不仅有意识观念顽固和法律规章僵硬等原因，也有不进行市场干预的机会成本与收益极难衡量的缘故。所以，一旦市场真的失效，千万别肯定地推测政府的干预可扭转局面，因为干预的成本可能要大大高于收益。换言之，在政府管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不完善的市场也许仍然更有利。
尽管有关政府为减轻市场失效程度而进行干预时，在什么条件下成本较小的研究已有一些，但我们在这方面的知识基本上仍然可悲地不足。〔7〕不过，从跨国企业对市场失效和经济全球化的反应中， 特别是当今在企业组织结构方面发生的各种大的变化中，我们又能得到一些启发。随着决策执行者与第一线经理之间较平等（和横向）关系的建立，等级结构的金字塔被不断辗平。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组织“布景”中，经营管理的任务是少一点控制、执行决策，多一些战略性思考、确立目标和标准、监督考绩和促进权力下放条件下的企业关系的建立。公司集权战略和确立目标的“阴”总是由实现这些目标的责任转移（即子公司承担责任）的“阳”来伴随。同样，大家能看到经济全球化正导致国家政府的传统任务（顺便举个例子，如科研园地的建设或贸易区的管制）更多地向地方政府下放。与此同时，有些其它任务，诸如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竞争性政策的协调，技术与环保标准的确立则更多地成了区域和超国家机构的责任。
5.经济全球化对人类的影响：“有利”与“有害”之反论
可能经济全球化最明显的影响，或更确切地说，与全球化相关的经济力量已触及到世界人民的日常生活。当经济结构性独立和市场自由化（“阴”）无可争议地提高人们的平均生活水平，提供新的工作机会，扩大消费者的选择范围，以及不拘一格地改进人民的生活方式时，而经济全球化的（“阳”）也有大量的展现：高失业率，特别是年轻，非熟练工作失业率令人头痛地处于高水平；个人的不安全感；与技术变化加快有关的不详之兆；社会传统道德的失落；部族纠纷的兴起；有形的和无形的公害（如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毒品贩运、国际恐怖活动和令人难以接受的行为方式等）更容易跨国界流动。一些评论家甚至指出：除非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可传递的问题得到严肃处理，至少部分得到解决，否则，不存在敌对行为的经济进步这一乌托邦式的梦想将很快化为一场社会极度不安、政治动乱、文化崩溃、国家甚至文明之间的意识形态上产生激烈冲突的全球性恶梦。〔8〕
我认为，这样一个直接了当的反论，在上个世纪交替之时是缺乏论据支持的。不错，当时确有很多结构性革新。首先是电的发现使电话问世，继而是内燃机的产生和标准化大生产方式的推广。但是，不管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经济的增长总是能应付或吸收这种变革的新创造的工作机会总比被替代的更适合时代要求。同时，在多数情况下，教育的发展和假期培训总能紧跟市场需求的步伐。此外，所需的绝大多数社会调整都寓于国内经济之中。而且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对外直接投资才成为国家之间经济活动以及工作机会分配的有力手段。
那时候，对国家资源和潜能等非经济性质的要求也比今天少得多。大多数社会福利方案都处于摇蓝之中，且极少顾及环境问题。伴随19世纪晚期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上是比第一次工业革命更多的看得见的利益和较少的看得见的成本，以及（将出现的）一个世纪后的成功。尽管当时的变革对小家庭企业的财富有些不利影响，但以等级结构管理的资本主义制度给予普通工人的利益和机会一般要比从他们身上拿走的要多！
90年代出现的“地球村”里的情形大不相同。很明显，该村的村民既有单个企业、也有国家成员。好象几乎每天都能读到大量公司结构调整和重建的消息。这不仅仅在一国，而是在很多国家都给人民的生存与生活经常带来伤害和痛苦。“一个人的工作就是另一个人的失业救济金”的话说得通常是千真万确。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有人欢喜有人愁，失败者与成功者同在。这种经济变革的特殊节奏甚至往往要求成功者在生活上作大的调整。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认为涉及到老百姓生计变化的经济活动的结构性重组比18世纪晚期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对一国而言，经济面向全球需要对比较利益学说的基本信条，即各国资源不能相互流动的前提大胆质疑。如今，不仅存在企业特定资产和生产力的跨国界流动，而且这些企业对各种受到限制不能流动的当地资源的要求也在发生变化。比如，跨国企业在投资定位上，则会较多地考虑革新潜力，交通与通讯基础条件，熟练工人的工资水平及劳动效率等因素。上述资产要素不仅很难跨国界流动，而且其供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政策。如果这些政策不合适，投资者感到不如其它国家的政策合意，则很可能将其流动资源投向其它地方。那么，经济全球化对于未能吸纳别国流动资源的国家则弊大于利。同样，建国时间长短，国家结构，社会政策和国家管制的适应性不同，使得各国吸收经济全球化的“阳”的能力也大不相同。
关于全球化影响的争论如何调和？这些影响至少在经济竞争场上可分流吗？我相信最关键的是要认识到：除非有天灾人祸，经济活动的全球化不可逆转。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而技术进步的趋势本身不可逆转。不过，正如政府可以对不利的影响作出反应一样，经济全球化的节奏与方式可以调整。我还坚信，一国在多大程度上可成功地设计新方法，通过有效的“声音”，而非寻找“退路”的策略，使接纳全球化经济的成本最小化，将决定全球化对一国产生负效益的多寡。
既然伴随“地球村”出现后的许多不利影响是非经济的，那么跨国企业的行为对政府决策的参考作用是有限的。不过，一些较敏感，通常最成功的跨国企业可以通过再培训和劳动力转移计划以及使环境标准升级等措施自身承受一些代价。其中一部分是靠扩展经济活动的地理范围来承受的。但不幸的是，各国的疆域都很有限，这就再准确不过的说明了为什么一些与全球化有关的问题在一国范围内难以处理，而必须在一个超国家的层次上解决。这也是政府之间的合作（阴）认为应该与政府之间的竞争（阳）相伴的原因。
6.结束语
综上所述，当我们迈步走向21世纪的时候，既乐观、又悲观；我们满怀希望，时而又产生动摇。我们的将来比百年前祖先的后来更加扑朔迷离，令人灰心丧气。我这里有四个论据。第一，土地空间对个人与公司的开放是同时存在且是在国家法制的轨道上进行的。这正导致许多反论与困境，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得与失在国家之间分配时体现得最明显。第二，组织经济活动的传统机构，特别是企业、市场和政府机构的权利领地正不断被侵蚀。这是决策机构网络更加错综复杂且多元化的结果，也是为适应竞争与合作这一对互补事物的结果。第三，生活水平的改善，特别是在富国，生活水平的改善主要以提高生活质量为内容。出现了一些新产品和服务（如计算机软件，电子通讯、教育、卫生保健、环境保护，防止犯罪和恐怖活动等等）。而政府会通过行为与非行为极力影响这些产品的供应。经济全球化的效果越来越要用其对上述“公共”产品的适用性、特征和销售渠道的影响来估价。从交通与通讯业的进步，跨国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到现在来看，经济活动一直附带着国家或民族特有的文化与价值的更新。这也引起了一系列关系的延伸，营造了与第二次工业革命在规模与影响上都完全不同的困境。第四，如果说20世纪以等级结构为特色的资本主义一直伴随着国家政府在经济中作用的膨胀，那么21世纪的联合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复兴似乎不仅需要国家政府的作用在性质上有所改变，而且需要增加和加强国内各地区和超国家权利机构的作用。
为了寻求经济全球化各种反论的调和方法，我还进一步指出：公共机构在制定自己的政策时，应该对一些成功的跨国企业根据当今发生的各种经济事件带来的变化修正组织的和经济的策略的方法进行仔细观察。另外，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和战略性联合进行的跨国经济活动本身能帮助政府不仅提高本国企业和资源的竞争地位，而且促进长期经济与社会目标的实现。
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状态正在定格：大公司董事会的会议室，政府部门的走廊和办公室以及国际机构的会议桌上是决策之地。作为国际贸易的学者，我们所能做的事情应该是向决策者提供经济全球化的成本与利益方面的信息。各级机构与决策执行者的一切工作将受到鼓励。我们确实有责任参与并力求影响掌握我们及我们孩子们命运的决策者。
杨长春译
注释：
〔1〕约翰·H·邓宁（John H.Dmning）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在国际投资和跨国公司领域有广泛著述。邓宁先生出生在英国，现任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及英国里丁大学教授、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名誉教授，并任国际商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1〕B.R.Barber,jibad vs McWorld,New York:Times Books,( 1995).
〔2〕Put more accurately,perceived paradoxes,as I shall hope to show that the
paradoxes
described
are
more'imaginary' than they are 'real'.
〔3〕J.Naisbitt,Global Paradox; The Bigger the WorldEconomy,the More Political its Smallest Player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4).
〔4〕The same might well be true of most Easterneconomies,but here the functions of government were viewed ina very different light to those in the West.
〔5〕An expression first coined at the time of theAmerican Revolution to reflect the extent to which firmsand/or individuals
could
escape( throughemigration) unacceptable taxes and other fiscal duties imposed bynational govert ments.
〔6〕See especially its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199
〔7〕As is reviewed,for example,in J.H.Dunning,Globalization;The Challenge for National Economic Regimes.Dublin:The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Councn (1994).
〔8〕See Barber od cit and S.Huntington,The clash of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 72.Summer,22-49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