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从科技记者到科普达人论文

他们是大国崛起的脊梁

他们是中国创新的先锋

他们来自代表各行各业的百名科学家和百名基层科技工作者

跨区取件一般都是出现在加盟制快递企业中。有网点老板为了多挣钱,只能打扩大业务地区的办法,多收件。尽管公司内部规定不许跨区取件,但偷偷摸摸地搞大有人在。即使被发现,但从快递企业总部考虑来看,肉烂在锅里,只要是自家网点收,你收和他收没有区别,最终都是进了企业内部。但对各网点来说,自己的客户被抢走,区域内的市场被打乱,可能会导致网点亏损,危及到自身生存状况。

我们用镜头和笔墨 立题记事

在《大国先锋》

尹传红: 我的科普之路,起初绕着走了一小段。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因为从小受到科普和科幻作品的熏陶影响,很喜欢科技,所以几经周折调到了《科技日报》。白天,我做的是科技新闻报道及其相关编辑工作,晚上,则在业余的天地里从事科普创作。从科学教育、科普、科幻创作理论及其历史研究,目前已发表了200多万字的作品。 2016年4月,我出任《科技文摘报》总编辑。2017年9月,报纸更名为《科普时报》,这是一份综合性科普周报。

讲他们动人的中国故事

看他们为之付出的不凡成就——

记者 :你在多家报刊开设科学专栏,发表了大量的科学随笔,请谈谈你这方面的写作情况。

尹传红:从科技记者到科普达人

文/本刊记者 马铭阳

尹传红,1968年生,现任《科普时报》总编辑、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书长,著有科普图书15部;主编有《科普之道——创作与创意新视野》《直面雾霾》及传世少儿科普名著丛书等。在多家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已发表作品逾200万字。曾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先进个人”。2018年1月,被中国科协和人民日报社授予“2017年十大科学传播人物”。

亲近科学,还需从娃娃抓起

尹传红 :10多年前我在《科技日报》工作的时候,曾经写过两年的“科学随想”专栏,每周一篇,后来我又给《北京晚报》写过一年多的“身边的科学”专栏,也是每周一篇。这两项工作可以说是兴趣的驱使,也可以说是我职业和事业的“升华”。契机是2005年夏天我所供职的《科技日报》“经济特刊”酝酿改版,我的领导突然提出并“逼”着我开设个人专栏,专谈科学话题。老实讲,当时真把我给吓着了,所以我建议自己以主持人的身份来做,不定期地写,也约别人写。但领导否决了我的意见,坚持由我单干,希望我借此能够探索出一条新闻与科普相结合的新路。

商业贿赂犯罪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再加上行贿者与受贿者一般都是“一对一”的交易,行贿过程具有隐蔽性,仅仅依靠侦查机关的监察所收到的打击商业贿赂的效果是不明显的。因此进一步的完善举报人保护和奖励制度,在打击治理商业贿赂的工作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实现废弃物最大利用的前提便是垃圾分类,在北京、杭州等地,垃圾分类试点已经推行了几年,却未见明显成效,“垃圾围城”问题亟待解决。2016年6月,国家发改委、住建部联合发布了《垃圾强制分类制度方案》,提出到2020年,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得到有效分类,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的重点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覆盖率达到90%以上,回收利用率达35%以上。

尹传红: 我生于1968年。在我小学阶段的时候,“文革”到了尾声,1978年成为科学春天到来的一个标志。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的科普杂志、报纸,还有科普图书的出版。我是在广西柳州一个小城市里长大的,父母很重视孩子的学习,给我订了很多科普报刊,这样我就在那个时候看了大量的科普和科幻作品,对科普、科幻和写作都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19.0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采用表示,用t检验进行组间比较,计数资料采用频数和率表示,用χ2进行组间比较,P<0.05表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就我所知,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小时候就是因为接触了优秀的科普读物,甚至科幻读物,对科学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地走进科学的殿堂。科普不是简单地传递、讲授和普及知识。如果我们能够把科学思想、科学方法,还有理性思维这样的东西,也进行普及和传播的话,效果就会好得多,意义也更为深远。科普和科学教育应该有这样的高度和担当。

如今,我们国家已经把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都提升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并且致力于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要不断地创新,要站在世界科技发展的前列。所以,如果说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创新发展的一体两翼,那么,这推动创新发展的两翼应该比翼齐飞才更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做好科学普及和科学教育,就是为未来的科技创新奠基,提供的是一种基础性的支撑。

记者 :科普教育应该从娃娃抓起吗?请谈谈这方面的认识和体会?

跨界融合 培养理性的科学思维

尹传红 :西方科学源自于古希腊,那个时代的先哲爱智慧、好探究,还善于抽象,这正是中国古代文化里所欠缺的,所以我们说中国古代科学是有的,但往往只是停留在工匠水平上,缺少西方的那种抽象思维。也不见得中国人不聪明。但是,思维路径确实不一样。

尹传红 :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呈现出一个特点,就是越来越专业化,专业分工越来越细。但是在科学技术的某些方面,又出现了融合,恰恰是跨界的融合,容易有新的思想火花迸发,出现新的现象。最近几年里颁发的诺贝尔奖的科学奖项,已有多个呈现出了跨界的特征,很难界定它到底是生物、化学或是物理领域的事情。

尹传红参加江西卫视《顶级对决》科普讲解团(右一)

“激光照排之父”王选的科研经历最能说明问题。24岁的时候,病中的王选做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即从硬件跨入到软件中去,做两者相结合的研究。跨学科、跨领域的两种背景交叉、融合在一起,使王选一下子就豁然开朗,找到了创造的源泉,蹦出了创造的火花,“很多新思想就提出来了”。这是他后来能够承担激光照排系统研制的决定性因素,由此也验证了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说过的一句话:在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领域之间的空白区上,最容易取得丰硕的成果。

记者 :有人说,中国古代只有技术,没有科学,你对中西思维路径与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看的?

金隆公司主要工艺流程为:闪速熔炼、PS转炉吹炼、阳极炉精炼、电解精炼以及两转两吸制酸工艺。投产以来,金隆公司坚持生产和改造并重,经过多次技术升级和挖潜改造,现已具备年产45万t阴极铜、120万t硫酸的生产规模。其中,电解生产工艺主要以大极板常规电解(以下简称常规电解)及PC不锈钢永久阴极板电解(以下简称PC电解)两种工艺为主。随着国内外铜行业电解生产管理、技术水平差距日趋缩小,电解高电流密度生产、高技术指标的对标管理逐渐成为主流,电解生产仍有潜力可待挖掘[1]。

记者 :当今,许多科技创新往往都是一种多学科的跨界融合,对于这种“聚合”,你是如何看的?

就科普和科学教育来说,读科学故事也是让孩子亲近科学、培养理性思维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必要时,老师、家长要多加引导发掘、延展故事的内涵。比如“曹冲称象”,不能止于讲述小孩子如何如何机灵聪明,也要注意阐释其意义所在:曹冲的“设计”实际上体现了一种间接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者说转换、分解疑难问题的思路。

作为银行间市场主管部门的人民银行,在债券违约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必须加强对直接债务融资重点企业的风险监测和预警,对其生产经营情况、股权和债权结构的变化应密切关注,对潜在的风险点保持警惕。一旦风险发生,及时介入并处置,在最大程度上减弱对市场秩序和投资者信心的负面影响。但由于涉及的行业监管缺乏统一的协调机制,往往存在监管盲区,风险防控存在不连续的特点。应建立统一的综合监管协调机制,监管机构加强各自领域的风险监测,提早作出预判,及时通报风险信息,共同研究风险处置对策。

类似的一则趣闻同样体现了这样一种科学方法:爱迪生让助手去测量不规则的灯泡容积,助手用尺子等工具忙乎半天都解决不了问题。爱迪生见状,笑了,说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将水灌满灯泡,再倒进有刻度的量筒里,灯泡的容积就测出来了。

浙江省科协《科学会客厅——回望科幻巨匠阿西莫夫》现场

2009年7月22日,尹传红(前右二)应邀参加北京电视台科普专题节目,畅谈智能机器人(照片左一为主持人英达)

从课外读物上常能看到科学家的传奇故事,比如牛顿与苹果的故事、瓦特与水壶的故事,但需要提示的是:“神奇”“有趣”“难得一遇”通常是人们从中获得的“第一印象”,而其“副产品”则很有可能会诱发人们对科学世界的向往,同时也难免会导致人们对科学发现与科学活动产生某些误读。因为这些传奇故事凸显的是灵感、偶然和机遇,它们往往“简化”了科学发现与科学活动的曲折历程,忽略乃至掩盖了做出这些发现的真实历史条件,以及其他探究者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图9a显示,在海州湾有中尺度反气旋环流,其反气旋气流维持着与海风锋锋面相交的海风。在长江口,是辐合线及辐合中心,等温线与海岸线基本平行。海风自海面登陆,在内陆数十千米处发生显著辐合。在该类海风锋过程中,海陆温差非常明显,达8 ℃以上。海上的最大风速不超过3.5 m·s-1,说明热力环流的作用占主导作用。江苏徐州和安徽北部是鞍形场,并具有变形场锋生。因此在江苏与安徽境内具有多个锋面系统,并且从东西南北方向汇集或相遇,为海风锋伴随不稳定环境以及激发强对流提供了条件。

记者: 你的科普之路走得不循常规,多有曲折,能谈谈这个历程吗?

变化的世界随时挑战人们的理性和情感,适应变革的时代需要智慧,需要科学的视野和思辩——这是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偏见和误区的积极选择。作为一名热爱生活、关心科学的新闻工作者,我在考虑“科学随想”专栏的写作时,想得更多的不是自己要怎样怎样,而是尽量站在读者的角度去观望,希望能够跟他们一道,共同去思考、探讨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要求自己的写作能够以科学的眼光和理性的思维,以及宽容和多元的理念,来审视和考量纷纭的现实,前瞻后顾,理智地观察、分析和评判事物。我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它不奢求面面俱到,但希望有一个独特的视角。它可能给不出答案,但希望有助于思路的拓宽。它未必是绝对正确,但希望能留下思考的空间。”总之,期待自己努力做一个敏锐的观察者,理性的思考者,审慎的判断者,沉稳的剖析者。我也希望自己笔下的文字,能够尽可能地多一些人文的色彩、思想的内涵:既有时新的、前沿的知识点和看点,又有富于思辩与启迪意义的见解和观点。

《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是我的一本科学随笔集的名字,也是书中收录的一篇专栏文章的标题。此文连同专栏前一篇文章《不确定的边界》,聊的是与冥王星“降级”有关的话题,我在文末写道:“星星还是那颗星星,但世界已不是那般光景。瞧,曾经作为太阳系边界之标志的冥王星,如今却站在了通向另一个新世界的门口。”不谦虚地说,这句话应该可以看作是全文的点睛之笔吧。我想,它也体现了我在科学随笔创作中所勉力追求的那种“思想性”。如今,在《科普时报》上我也坚持每周写一篇“科学随想”,就当是对自己思想和笔头的一种磨砺吧。

记者 :你已经出版了十几本书,你认为记者身份和作家身份可以兼顾么?

尹传红 :这两个身份当然是可以重合的,关键看自己有怎样的追求。记者就职业特点而言有转成作家的优势和便利,科技记者与科普作家,交集就更多了。我在学生时代很喜欢看报纸副刊上的文章,尤其是科普文章和科学评论。例如当年《中国青年报》上有“长知识”副刊,《北京日报》上有“学科学”副刊,《科技日报》上有科学副刊和文化副刊。这些副刊有着较为丰厚的科学文化内涵,我读得兴味盎然,还保存了不少当年的剪报。

随着大数据的到来,透明度变得越来越重要。大数据的威力很大程度上源于数据集的二次使用,以产生新的预测和推论。何种情况下需要透明度,以发挥“最好防腐剂”效用,是值得研究的。在政府问责制中,透明度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大数据背景下的政府监管实则为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因为数据收集和使用通常都是迅速而秘密地进行,在此过程中的行为通常由技术加以控制,这些新特点无疑给目前的政府监管带来新挑战。据此,大数据时代透明度同样是我们在制定规则时不容忽视的伦理价值观。

我觉得职业与事业是有差别的。我的一位老领导曾经引述一位美学家的话说:“事业艺术化,人生情趣化”,我特别赞赏。一个人,如果能把自己心仪的事业当作(业余)爱好来做,这样的人生岂不是很有意思的吗?我想,我把自己的科技记者身份延伸为科普作家身份,实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转化”吧。我在不断地写东西,并且期望自己写的一些东西,隔了一些年头以后拿出来看,还是有价值的,至少有一点儿思想价值,可以不断地修订、重印。

参加中国科协藏区青少年科普阅读活动时给西藏学生签名

我曾经连续两次获得过中国科协“好新闻 好作品”一等奖,它们都是我在深度调研、精细思考基础上撰写的长篇系列报道,都跟科普相关。当时我是有意让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跟科普工作对接,也就是把自己的“职业”与“事业”对接,集中研究业界中的一些问题,比如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创作瓶颈在哪里?可以说是带着问题去采写,发表以后社会反响不错,也引起了主管部门的关注。我更意识到自己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得有一点思考价值,不敢说思想价值,至少要有点儿思考价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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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传红:从科技记者到科普达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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