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前后我国教育亟待解决的十大热点问题（下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大论文,下篇论文,热点问题论文,跨世纪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六、教育经费短缺问题
教育经费短缺是当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一个十分严竣和紧迫的任务。种种迹象表明，当前教育经费短缺的状况，非但不能适应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需要，甚至难以满足现有教育事业发展的基本需要。据国家教委发布的《1993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近年来，教育经费紧缺，学校公用经费所占的比例连年下降，不少省市都出现为拖欠中小学教师工资的现象。1993年全国中小学危房比例虽然比上年略有减少，由上年的1.97%下降到1.96%，但农村中小学危房的比例已经开始回升，由上年的2.19%提高到2.27%。另据统计，由于经费短缺，使全国75%的中学和90%的小学未能按教学要求配齐仪器设备，1500多万平方米的危房未能修缮。同样是由于教育经费短缺，使教育系统教职工的平均工资，在全国12个主要行业中，长期徘徊于倒数第2位左右。笔者认为，在教育经费的筹措、调配和使用上，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我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有：
1.如何进一步强化教育投资意识，使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中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
据一些专家分析，我国基础教育是用占世界0.78%的教育经费培养着占世界19.81%的中小学生，基础教育生均投入只有世界水平的1/25⑥。很显然，教育投入总量不足，而长期以来我们又保持高入学率和高发展目标，这是造成教育经费不足的最直接的原因。
早在60年代，世界各国政府预算内的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一度普遍显著增长。工业化国家从约4%增至5-6%；发展中国家从约2.6%增至3-4%。我国到1980年，尽管教育规模已显著增大，但教育经费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1983、1984年稍升到2.7%，以后又逐渐回落，1991年只有2.3%，甚至更低。⑦
另据来自联合国的统计资料分析，教育经费的增长速度，与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速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5%时，教育投入有可能保持较大的增长势头；当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低于5%时，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保持一个大致平稳的状态。但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从80年代开始，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幅度已接近10%，进入90年后，上述两项指标又超过两位数，但教育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却没有出现过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曾出现过的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一方面说明教育投资的意识在政府和国民心目中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总体上，我国教育投入增长的潜力是巨大的。
按照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93年发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所规定的发展目标，在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支出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应达到4%，在各级政府财政性支出中的比重要达到15%以上。虽然这一发展指标与世界平均水平（1985年，世界各国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5.8%）相比较并不很高，但在教育投资意识还未全面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全面实现这一发展目标也并非一件易事。世界著名教育发展战略分析家库姆斯很早就注意到政府和国民对教育重视程度及其对教育性质的认识，对增加教育投入的巨大作用。他说，20世纪50-60年代，教育投资论开始普遍被人们所接受，当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是在牺牲了许多其他预算要求的情况下，给予了教育一个相当优惠的财政特权。在许多国家这一特权的获得不仅与国家的经济状况有关，也与公众与政治势力对教育的支持有关。⑧国家教委长期研究教育经费问题的专家周贝隆研究员也曾指出：“进行基本建设投资是为了‘明天’的扩大再生产。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关系到今后几十年国民的素质和中华民族竞争能力的提高，这种为了‘后天’的发展的投资不仅更为重要，而且如贻误了时机，临时将无法补救。”⑨他接着指出，在我国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的根本出路，在于重新调整国民收入的分配。据世界银行的报告，1990年我国的国内投资率高达39%，在125个国家中名列前茅。同期，印度只有23%，58个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也只是23%，工业化国家平均为2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92、1993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又增长37.6%和22.0%（扣除物价因素），其数额已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1/3。加上配套的流动资金等，积累率已突破40%。与其他国家相比较，我国的积累率既然能高出70%或更多，教育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完全有可能高出70%。印度、巴基斯坦能达到3.1%、3.2%，我们就应有可能达到5.0-5.5%。这样，教育经费就有充分的保障。⑩看来筹措教育经费，并不是一个简单地分割财政预算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何转变观念和路。
2.如何科学合理地确定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整个教育投入中所承担的份额
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那样，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的利益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利益从整合走向分解，在分解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新的利益主体，形成了多元化的利益指向。(11)在这种情况下，先前严格计划经济体制下，教育投资、补偿和收益在个体、国家、学校和企业间互不侵占的状况已不复存在。实际上，按照目前的教育运行模式，已经出现了国家及教育部门的利益被无偿占有和侵蚀的问题。在这一方面尤以三资企业、民办或私营企业无偿使用高质量毕业生和个人免费享受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为甚。例如，北京大学1989年得到的教育事业费为3500万，而当年实际支出为5000万，缺口高达1500万。学校只好依靠自身的创收填补这个巨大差额，当年每位学生实际上获得了由教师们创收得来的600元以上的补贴。当北大把这批学生无偿地调拨给社会各用人单位时，这些单位和学生本人实际上已在无形中侵占了北大的利益。
很显然，在教育收益社会整体化的条件下，教育投入的主体必然是国家；而在教育收益多元化的条件下，教育投入的主体也必然会呈多元化的趋势。这是教育发展的历史必然。当前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是：国家、企业和个人究竟应在整个教育投入中承担多大的份额？不同性质的企业（如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应分别承担怎样的教育投资义务，如何承担？个人教育投入应集中在教育的哪些方向和层次上？等等。
3.如何进一步调整教育投资的体制，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把基础教育投入的责任划归给各级地方政府的管理体制，在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方面确实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同时也带来了拉大教育投入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例如，1988年北京普通中学预算内生均经费为414.01元，贵州仅为141.58元，两者之比为2.92；1989年对应数据为582.05元和144.09元，比值为4.04；1990年对应数据为683.47元和165.07元，比值为4.14。差距呈不断拉大的趋势。两地间小学生均经费呈现同样的发展趋势。这种差距也体现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市、区、县、乡、村之间。在城乡之间，教育经费之间的差距也相当突出。根据一项在全国范围内对374个县教育财政所做的抽样调查，我国农村小学预算生均事业费为82.84元，比全国城乡105元的平均水平低20%左右；生均公用经费为9.21元，比全国城乡平均水平14.93元低40%左右。有113个县小学预算内生均事业费低于60元，占抽样县总数的30.2%，其中低于50元的有70个县，占抽样县总数的18.7%，更有低于20元的30个县，占抽样县总数的8.02%。(12)
在基础教育地方负责的体制下，教育投入的非均衡性是很难完全避免的，但放任这种差距的扩大既不符合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也不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总体发展，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妥善地加以解决。实际上，既使在有很深地方自治传统的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注意利用联邦财政和州财政的力量，对于不同经济收入水平的地区给予不同程度的资助。今后我们应当注意研究如何适度增强财政上的宏观调控力量，强化对落后地区的教育资助，以逐渐缩小教育经费配置上的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
4.如何合理有效地调整教育经费在教育内部各层次的分配比例，以最大程度地避免教育浪费
我国教育经费不仅在总量上投入不足，而且内部分配的比例也很不合理。长期以来，教育投入的重心一直过高，即对高等教育投入过多，对基础教育投入过少。据统计，我国初、中、高三级教育生均事业费之比为1:2.7:53.09，而世界一般发展中国家为1:1.7:8，发达国家为1:1.1:1.3(13)。三级教育经费分配率的国际比较亦表明了我国高等教育经费所占的比例过大。（见下表）。
我国与日本等国三级教育经费分配比率的比较
国名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日本42 45 13
美国43 32 25
英国50 38 10
法国53 39
8
中国31 30 33
（资料来源：吴德刚编著《中国义务教育》，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97至98页。）
另据统计，1992年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867亿元，国拨预算内教育经费为549亿元，较上年增长13.96%，其中高校增长16.99%，职业学校增长16.98%，中学增长4.09%，小学仅增长1.7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高校增长9%，中专增长7%，中学增长-4%，小学增长-6%。(14)上述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了我国教育投入比例的不合理性。
根据经济学家对教育模式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在劳动力丰富的不发达国家中，侧重初等教育的教育模式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一模式与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然后再发展资金、技术、高级人才密集型的部门的发展模式相一致。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国际比较亦表明，教育模式侧重于初等教育的国家（如韩国、泰国等）与教育模式侧重于初等后教育的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等）相比，都获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15)而我国这样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其教育模式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律。国家在教育投入方向和比重上的不合理，支撑并维系着这一不合理的教育模式，它不但未能很好地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而且造成了有限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七、有偿教育问题
目前，我国高等学校正在逐步推行有偿教育制度：即所有学生一律按照统一的录取标准和收费标准入学。这一重大改革举措已引发了一系列新的问题，能否很好地解决它们，将直接关系到高校招生和办学制度改革的成败。这些问题主要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对实行有偿教育的宣传还欠广度与深度，人们未能深刻认识其社会意义，传统观念阻碍着这一改革的深入进行
高等教育属于非义务教育，按照世界各国通行的“教育成本分担”理论，其教育成本是由学校、学生、父母和纳税人共同负担的。而我国长期以来却一直由国家统包着高等教育，从极其有限的教育经费中拿出相当大部分用于发展高等教育，其结果不但阻碍了义务教育的普及与提高，而且也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使整个教育陷于困境之中。而对高等教育实行有偿教育，则可以回收部分教育成本，增加教育投资总量，减轻国家财政对高等教育的负担，使教育投入更多地向义务教育倾斜，更加合理地利用有限的教育资源。另外，根据当代经济理论中的“寻租”理论，免费的高等教育实质上只是为少数人提供的“租金”，它明显地意味着社会的不公平。简言之，免费的高等教育是在用全体公民交纳的税金，供养少数人上学，而绝大多数未上大学者却在承担着“隐性教育开支”，这对未上大学者是不公平的。
然而，有偿教育在我国毕竟是一个新生事物，加之舆论宣传上还缺乏力度，人们对于其重大社会意义仍缺乏深刻的认识与了解。另外，长期以来人们在思想上已形成了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的传统观念与“思维定势”，对有偿教育的心理承受能力很低，这些都阻碍着这一改革的深入进行。因而，如何加强对有偿教育的研究和宣传，是今后必须给予切实关注的重要课题。
2.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规章，缺少统一的收费标准体系
目前，已实施的有偿教育制度，还很不规范，缺少立法的保障，现行的一些收费手段只是权宜之计，缺乏长期实行的依据和标准。有偿教育制度的确立，其关键在于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用立法的形式规定收费的比例与标准，使之有法可依，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笔者认为，建立合理、统一的收费标准体系问题，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首先，要重新划分国家对高等教育的投资比例，它既包括国家对三级教育投资比例的重新划分，又包括国家财政向高等教育的总投资以及社会和个人教育成本分担的比例划分；其次，要划分学校的收费类型，对不同性质、类型、层次和地区的学校实行不同的收费标准；最后，要按照全国居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和国家对各级各类学校的投资比例，确定大多数居民家庭可以承担的收费标准基准。
3.建立、改革和完善学生资助制度问题
随着有偿教育的实施，一种主要由奖学金和贷学金组成的新的学生资助制度正在形成之中，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这一新的制度还有许多不完善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国外实行奖贷学金制度已多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应借鉴他人之长，尽快完善我国的学生资助制度，例如：重新确定奖学金的内容、标准、种类和结构；确定贷学金的管理机构、发放标准、数额、偿还条件和期限、回收办法、激励条件等等；建立完善的学生资助组织系统，以保证各类资助项目的顺利实施；统筹社会力量资助设立的专项奖、助学金，确保其有序性等等。
4.关于建立起配套的教育扶贫体系问题
有偿教育制度顺利实施的一个重要保证就是教育扶贫体系的建立。我国有相当比例的人生活在老少边穷地区，自实行有偿教育以来，由于缺乏配套的教育扶贫体系，每年各地都有一些学生因家境贫寒不得不放弃入学机会。尤其在现行的经费管理体制下，贫困地区往往比富裕地区增收更多的学杂费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这使得贫困家庭濒于雪上加霜的境地。这些固然不应成为反对有偿教育的佐证，但它警告我们：如果忽视了教育扶贫问题，有偿教育可能最终将走上“自戕”的道路。因此，必须建立配套的教育扶贫体系，使之与有偿教育并驾齐驱，以保证这一改革的顺利进行。建立教育扶贫体系，主要应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地区性、大面积扶贫问题；二是个别家庭和个别学生的资助问题。(16)
此外，勤工助学的组织与指导问题也伴随有偿教育的实施而愈发紧迫起来。为解决这一问题，可在高校内设置勤工助学岗位和勤工助学基金，并成立相应的指导机构进行组织管理。
八、教育竞争问题
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教育领域内的竞争愈发为人们正视和关注。然而，目前我国的教育竞争还处于自发、盲目的状态之中，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妥善得以解决将直接关系到较长时期内我国教育竞争机制能否顺利形成和运行。归纳起来，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关教育竞争的理论认识还不够深入和明晰
围绕着“教育竞争”问题，我国的教育理论界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但就目前的讨论状况看，“理论指导实践”的任务还远未完成。讨论主要围绕着下列问题展开：教育竞争是否存在；教育竞争及教育竞争机制的含义；教育竞争机制在教育领域内是否合理存在及如何运行；教育竞争与经济竞争的区别；如何正确开展教育竞争等。但由于对问题论争过于泛泛和笼统，缺乏深入具体的分析，加之对于竞争、教育竞争、市场竞争、市场经济竞争等基本性概念认识模糊，使论争相应地缺乏实效和针对性，对于一些基本性问题也就不可能达成一定的共识。理论界自身对问题认识的不清与迷惘，使其不可能对实践作出有效地规范和指导，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实践中的盲目和混乱。
2.竞争评估标准的严重偏差，干扰了教育目的的顺利实现
竞争评估标准的偏差主要表现为：以升学率和考试分数的高低来评估学校、教师及学生，即上级教育主管部门以升学率和考试分数来评定学校教育质量的高低，学校在其内部管理上，又以同样的标准来要求教师，而教师则把标准又具体落实到了学生身上。这种错误的评估标准，直接导致了“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和应试教育的产生。学校的一切工作，包括培养目标、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第一整套教学体系都围绕“升学”这一中心而运转。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学校往往只重智育，忽视道德品质、劳动技能及身心素质的培养；只重知识的传授，忽视对学生智能的培养；只集中力量抓毕业班、复读班和少数尖子生，忽视其它年级的教学，放弃对大多数学生的培养教育。竞争评估标准的偏差还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学校和教师能否获得较好评价，能否在竞争中取胜与学生的考试分数密切相关。因此，学校和教师有意无意地使学生成为其竞争的工具，将其竞争压力转稼到了学生身上，运用一切手段和措施，诸如布置大量作业、频繁进行考试、进行各种补课辅导等，使学生为考试分数而整日忙碌，从而加重了学生的负担。所有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的正常、全面发展，干扰了教育目的的顺利实现。
3.升学竞争日益激烈，导致了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严重影响了学生身心的健康
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中国传统教育价值观和市场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学历”的价值似有攀升的趋势。这导致了从70年代末即爆发的“高考热”、“升学热”非但没有降温，还有继续膨胀的势头。所不同的是新一代竞争者由于普遍受过系统坚实的“升学”训练，因而使升学竞争的强度显得愈发巨大。这种日益激烈化的升学竞争引发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中小学生学业负担过重”。为了较早地作好升学竞争的准备，同时也由于小学入学采取“择优与就近入学”相结合的方法，目前我国的小学生与中学生一样都承受着沉重的学业负担。主要表现为：(1)作业量过重，复习参考资料过多。据统计，目前大多数中小学生的平均作业量都超过国家规定的一倍以上。一般小学生日平均完成家庭作业需要1.5小时，而初中生则需2.5小时，初三的学生则超过了3小时。(17)同时，各种参考书、复习资料也令中小学生应接不暇，使中小学生书包的重量“与日俱增”，一些小学五、六年级学生书包竟重达5千克，初中学生书包重达6千克。(18)(2)学习时间过长。据统计，城市小学的日授课时数一般都超过了5小时，高年级有时高达7小时。(19)除正规课时外，学校还常利用学生的休息、活动时间及寒暑假，为学生进行各种补课、辅导或提高性授课。同时，目前许多中小学生在校内外参加各种“提高班”、“奥校班”、“特长班”。上海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分别有61%、65%、48%的小学生参加了语文、数学、外语的校内、校外举办的提高班或各种“专题班”。(20)如此超负荷的学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健康发展，使学生身心状况“每况愈下”，厌学、逃学、辍学现象也屡有发生。据北京农大附中1993年3月对该校初中学生心理负担状况进行的调查，从初一到初三，学生感到学习负担重和很重的比例由26.1%、57.3%到71.1%，呈逐年上升趋势。其中，初一有22.5%的学生感到学习吃力或很吃力，初二有34.1%，初三有41.8%的学生感到吃力或很吃力。(21)同时，学生的体质也明显下降。1993年对十省市中小学生的视力抽样监测显示，小学生近视率达16.8%，初中生达45.59%。(22)如此严峻的事实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引导好升学竞争。而且从国际上的发展趋势看，目前一些发达国家高等教育虽已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竞争名牌学校、热门专业的角逐仍十分激烈。可见，升学竞争的激烈化将是我国较长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因此，如何纠偏除弊，防止其消极影响，引导其正确发展，是我国教育界必须面临和加以解决的问题。
4.竞争还缺乏规范范性
竞争，必须在一系列规则的规范下有序地进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公正、平等、效率等原则。而目前，我国的教育竞争还缺乏相应的规则，竞争表现出无序与混乱。比如：现行的小学升初中的方法是“择优与就近入学相结合”。为了使子女能被“择优推荐”跨片入学，许多学生家长展开了社会力量的竞争，而学校在这些社会力量——“权”、“势”的迫使、诱惑下也掀然让步。于是，原本是学生之间的公平竞争变成了“权”、“钱”“势”的交易。据悉，北京市重点校的跨片入学费为5万元左右，而区重点学校则为3万元左右。(23)在这种交易下，许多被推荐保送的学生并不名符其实，许多真正学习优异、学有专长的学生则被拒之门外。据调查，去年一所重点中学对保送来的三好生进行了测试，两科考试均不及格者占16%，最差的两科只得40分，而今年，有的重点校甚至出现了数学得0分的三好生。(24)再比如：目前，许多高等函授学校为在竞争中多创收，竟弄虚作假，擅自招收学生，并私自印发文凭，违反了国家有关函授的某些规定。另外，一些私立学校为了争得生源，在招生时给家长许多空口许诺，如“保证考上重点大学、名牌学校”，“保证毕业时精通两门外语”，“精通多种技术”等等，而完全不顾这些许诺实现的可能性。由此可见，我国教育领域内的竞争还存在许多混乱之处，特别是“以钱买分、以钱买学籍、以钱选拔学生”严重干扰了学校、学生之间竞争的正常秩序。因此，反不正当竞争已不仅仅是经济领域内，而且也应是教育领域内重视并予以解决的问题。
九、教育效益问题
教育资源的奇缺在我国是个不争的事实，然而令人痛心的是这有限的资源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发挥出最佳效益。因此，笔者认为教育效益问题是中国教育界面对现实走出困境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人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突出，致使教育效益发挥受滞
人才的结构性失业是指由于教育结构与社会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不相适应，培养出的人才的质量和规格不符合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实际需要，而形成的知识和能力的闲置、错位与浪费。当前我国在这一方面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教育的类型结构和层次结构不合理，每年都有大量的毕业生找不到适合于他们所学专业的工作，而许多企业又招聘不到能胜任所急需的新型工作的毕业生；二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每年都把大量的没有受到任何职业技术训练的毕业生抛向社会。
2.有限教育投入的浪费巨大，未取得相应的教育效益
一是表现在规模效益差的问题上。我国的教育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而任何稀缺性生产活动都必须进行成本核算，因此，利用稀缺性资源的教育经费必须重视规模效益问题。我国各层次学校都存在规模效益差的问题。例如，据国家教委发布的1994年统计公报：小学生师比22.9:1，大大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例29:1；中学16.1:1，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1；普通高等学校生师比7.1:1，远远低于其他国家。规模效益问题在我国高等教育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国高校目前平均规模为2000人左右，而英国、美国、前苏联等国家大学的平均规模一般都达到4000-5000人。二是表现在教育投入的优化配置还没有实现，难以产生高效益。有限的教育投入的各层次各结构的教育中不尽合理。例如，极其有限的教育经费本应投向最需要国家资助的义务教育，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做为非义务教育的高等教育却享受了最多的教育经费配置份额。因此，教育投入的优化配置机制应尽快完善，使有限的教育投入发挥最佳的效益。
3.教育内部诸要素高内耗、低效益问题突出
一是表现在由于教育管理水平低而造成的低效问题相当突出。这里既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的原因，又有管理者素质方面的原因。我国从1985年开始实行校长负责制，但时至今日，学校内党、政关系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协调，影响教育效益的提高。由于学校管理者管理能力差，不懂科学的管理方法，造成学校内部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人、财、物等因素不能优化组合，发挥整体的最佳效益。二是表现在教师素质低，影响教育效益的全面提高。据1994年国家教委统计公报，小学教师学历合格率为86.59%，初中仅为63.84%，高中为53.38%，农村民办教师的学历达标情况更低。由于教师素质低，不能运用科学的教学方法，单位时间内向学生传授的知识技能率较低，而且在教育过程中对学生品德、个性及智力发展的综合影响力也较小。教育界一直未能很好解决的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在很大程度也归结于此。三是表现在人浮于事，冗员包袱沉重。近几年来全国中小学人员经费比例高达65%和75%以上，预算内公用经费（除去人员经费以外的办学经费）降至1978年来的最低点。四是表现为教学内容、教育方法的陈旧，满足不了社会发展和技术更新对掌握新技术、新知识的劳动力的实际需求。由于教育内容的陈旧，脱离现代社会发展实际，学生花费了许多时间习得的知识在未来实际利用率较低，而且呆板僵化的教学方法，如“题海战术”、简单重复的单调训练，造成学生过度学习，不利于在单位时间里更有效地掌握知识技能。同时一味注重知识传授，还忽视了学生素质、能力的提高。
另外，出国留学人员流失严重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都说明，我们所面临的提高教育效益的任务还相当严峻。
十、民办教育的发展问题
在我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形势下，消失了几十年的民办学校再度复兴并蓬勃发展起来。但它在发展中，还面临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
1.相关的政策法规建设滞后于民办学校本身的发展
笔者认为这是当前民办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近年来，民办学校（除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以外的各种社会团体、个人筹集资金，依法创办的学校）蓬勃发展，截止1992年底，我国民办学校有2万余所，但有关的政策法规建设却相对滞后了。虽然从1982年《宪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都先后提出鼓励和支持各种社会力量依法办学，但这只是为制定民办学校法规确立了基础。迄今为止，我国除《民办高等学校暂行决定》外，还没有明确的民办学校的政策法规。笔者认为，在民办教育问题上所出现的，如民办学校办学方向出现偏差，管理体制的混乱，职、权、利不明确等问题相当程度上缘于此。
2.民办学校管理系统混乱，急需理顺多种关系
民办学校作为市场经济下的一个“新”事物，它的管理体制还没有理顺。一是表现在民办学校与上级行政部门的关系上，存在多头管理的现象。目前我国民办学校有普通教育，也有职业技术教育；有初、中等教育，也有高等教育；有岗位培训，也有成人自考培训。各级各类形式多样的民办学校目前均由省、市、区各级教委成人办公室分级审批，同时，业务上又需与普教、职教、高教有关部门挂钩。因此，民办教育在未来要获得健康发展，急需理顺管理体制，各管理部门之间需要协调、统筹。民办学校业务上同样急需行家管理，加强指导和监督。二是表现在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的关系上。如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缺乏公平竞争的机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接轨困难等。三是表现在各民办学校之间的关系上。如一些民办学校的高消费造成生源不足和这些学校为争夺生源而产生的不正当竞争。
3.办学质量问题影响民办教育健康发展
民办教育办学质量不高，首先表现在师资质量上，民办学校主要有专兼职两类教师，由于种种原因，专职教师中占大多数的是离退休的具有高级职称的老教师，兼职教师多为中、青年教师。据1992年底对上海五所民办中小学的一项调查表明，97位任课教师中63位具有高级职称，比例为79.75%。在中学教师中46-55岁的占56.3%，56岁以上的占29.3%。在小学教师中46-55岁占25%，56岁以上的占43%。兼职教师在整个教师队伍中占73.4%。(25)由于专职教师基本上都是离退休教师，因此，教师队伍的老龄化和师资队伍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到民办学校的办学质量。其次表现在教学条件、教学设备不完善上。许多民办学校由于投入资金不到位，教学条件、教学设备都很不完善，大多是租借教室。再次表现在教育、教学质量上。民办学校由于缺乏一套独立的教育评价系统，许多民办学校尤其学历教育部分仍以升学率为最终评价指标，而不是重视学生全面的发展和素质的提高。有的民办小学、中学成为升大学的“强化学校”。在教学内容上，以民办小学为例，仍按照国家统一的教学大纲，因而尽管有的学校增补修改了一些内容，但在这种未突破现有统一课程设置模式前提下，民办学校期望产生有别于公立学校的办学特色和较高质量有相当的难度。同时，这种在现有教学大纲上的少量教学内容的增补、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
4.民办学校高收费所产生的社会负效应，对其未来发展形成消极影响
民办学校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有其独立的经济权利，根据教育成本进行核算收费是正常的，但由于缺乏客观公正的核算方法，民办学校高收费、乱收费、收费失控问题严重。以民办学校收取的集资费、住宿费为例，民办学校收取的集资费至今尚无统一规定标准，各校均以需求度、知名度、师资水平等自定标准收费，一般也是上万元。而住宿费的收取几乎类似于宾馆收费标准，从700元／月～1200元／月不等。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高收费客观上拉大了社会上本已存在的阶层差距，激化了矛盾。同时，也使某些公办中小学形成一种攀比心理，间接助长了乱收费、乱涨价的不正之风。(26)有的民办学校甚至单纯以盈利为目的，背离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宗旨，在群众中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据1992年北京的一项调查，488位中小学家长中，88%的家长不准备选择民办学校让子女入学。因此，从长远看，这些社会负效应的存在对民办教育发展的消极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注释：
①丁东：《漫谈我国区域改革与教育发展》，载《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②游心超：《农村基础教育需要打什么样的基础》，载《人民教育》1994年第9期。
③参见任宝祥主编：《教育社会学》，西南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④参见张传燧：《我国职教现状及其发展对策》，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⑤(13)参见张光喜：《回顾与展望——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载《中小学管理》1993年第5期。
⑥⑦⑧⑨⑩参见周贝隆：《试论我国教育经费问题的症结与对策》，载《科技导报》1994年第11期。
⑧参见库姆斯著：《世界教育危机——八十年代的观测》，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英文版，第342页。
(11)(16)参见苗苏菲著：《从无偿教育到有偿教育》，四川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72页。
(12)参见吴华：《我国教育经费结构性短缺的现状、趋势和对策》，载《教育研究》1995年第1期。
(14)参见廖德：《试论对非义务教育建立有偿教育的运行机制》，载《湖南教育》1994第2期。
(15)参见国家教委教育管理信息中心编印：《教育参考资料》第3-4期。
(17)(18)(20)(21)(22)陶女中：《减轻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载《新华月报》1995年第3期。
(19)姜书良：《提前兴奋：我国教育思想的一个误区》，载《争鸣》1994年第2期。
(23)(24)刘经宇、薛宝生：《请向实践问利弊——取消小学升初中统考的思考》，载《新华文摘》1995年第1期。
(25)朱益明：《民办学校透视》，载《未来与发展》1994年第6期。
(26)参见顾美铃、刘德煊：《私立学校与市场经济》，人大复印资料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