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小说的艺术改编与媒介传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艺术论文,小说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七年”小说作家大都经历了风云激荡的革命岁月，在“革命”的感召、“国家”的拯救和自我激励机制的心理暗示下，通过创作提升自己的革命素质，提炼民族共同体所需的文化基因，而这与红色政权需要民众合法性认同及革命意识形态有效性传播的需求产生了重构。因此，以革命话语为内核的“十七年”小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需要为红色秩序的合法性服务，就必须为民众提供价值观念、信仰系统和革命知识体系，进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承载起社会转型期民众对于社会主义文化想像和共产主义幸福范式的合理诉求。所以，“十七年”小说一出版就受到戏剧、曲艺、评书、影视、连环画、木刻、剪纸、绘画等大众艺术媒介的青睐，进而建构起民族共同体所需的“经典化”传播机制。例如新华社记者曾经对一个村图书室进行调查，发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苦菜花》《红日》《红岩》等革命文艺作品受到农民读者的热捧，“几乎都是不等摆到书架上，就给借走了。……这些革命书籍激励着青年人上进。”①显然，革命文艺作为一种教育激励机制的文本资源与符码，受到了文化水平不高又渴望获得革命精神滋养的农民读者的喜爱，这为革命精神传播提供了一条道路。于是，为了推进革命价值的大众化传播，让更多文化水平低甚至是文盲的读者有直观的感受，就需要借助古典戏剧、现代话剧、歌剧、舞剧、传统曲艺、影视、美术、舞蹈、连环画等文艺媒介改编小说文本，进行二次创作，打造出让普通老百姓能够通俗易懂、耳熟能详的图像式和动态式符码，并通过这些文艺媒介载体进行符码传播，“灌输”到受众接受中，实现革命意识形态的价值训唤。而这种俗世化传播无疑促进了受众对原文本的了解、认同与接受，推动了小说文本的经典化流传。 相对于书籍阅读和报刊传播而言，通过戏剧、曲艺、影视、舞蹈、连环画等文艺媒介改编“十七年”小说并进行大众化传播，可以让读者更容易理解作品意义和革命精神，获得价值认同和革命启蒙。周扬就在第三次文代会上高度表扬了这种形式，认为这些改编真实地反映了民众最真实的渴求，“是鼓舞他们劳动和斗争，提高他们道德品质的‘生活教科书’。”②下面试做具体分析。 一、通过戏剧、戏曲等造型表演艺术重新演绎“十七年”小说 新中国伊始就开展了戏剧戏曲改革，革除戏曲中陈旧的封建内容，融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内容，从而创新为革命现代戏。因此，在娱乐匮乏的“十七年”时期，经过戏剧戏曲改编的小说作品受到观众喜爱，一方面在文艺资源匮乏时代满足了民众娱乐，另一方面成为革命话语打造的重要媒介载体和国家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途径。 因此，许多“十七年”小说纷纷获得文艺权力的青睐而受到改编，以戏曲之旧瓶装上了革命之新酒。如《迎春花》改编为沪剧，《白毛女》改编为歌剧舞剧，《草原烽火》改编为京剧现代戏、晋剧和评剧等。江苏京剧团创作组编剧、冯玉琤改编的京剧《铁道游击队》一年内在江苏各地演出20场，获得广大观众好评。而根据《林海雪原》改编的戏曲更是不少，1958年上海京剧团尝试把消灭敌匪坐山雕的情节改编为京剧《智取威虎山》，受到全国人民的喜爱，后来经过多次修改后，成为京剧现代戏观摩比赛中的常年演出剧目和“文革”八大“革命样板戏”之一。相比小说，京剧《智取威虎山》增加了无产阶级猎户常氏父女在小分队的影响下走向革命道路的历程，使得普通观众更易于理解和认同革命的必然性。而《苦菜花》多次改编为评剧、吕剧，受到读者喜爱，第一版评剧改编者薛恩厚曾说：“《苦菜花》搬上舞台可以使观众受到爱国主义教育，也是革命历史教育；通过《苦菜花》的演出，使观众认识到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如何领导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顽强的斗争，并最后战胜了敌人；理解到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不过是只纸老虎，胜利一定会属于人民；认识到没有过去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就没有今天的自由、幸福。从而使我们今天的人不要忘记过去，更加要热爱今天，更加热爱党。”③1997年，《苦菜花》被著名吕剧大师郎咸芬搬上大众舞台和荧屏，重温激情燃烧的岁月，依旧观者如潮。这些戏曲改编一方面满足了那些受到传统文化和民间文化熏染的大众渴望了解革命的文化诉求，另一方面通过讲述革命故事，发挥正能量、熏陶受众的人格成长。 相对而言，戏曲对于受众的审美需求和唱腔理解要求较高，而作为口语化对白的话剧则要求更低，观众更易理解，因此话剧改编最多。《保卫延安》《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红日》《战火中的青春》《红岩》《迎春花》《青春之歌》《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纷纷被改编成话剧脚本，在文艺报刊发表或出版，并编演成话剧搬上舞台。如《野火春风斗古城》就被话剧作家周军改编，搬上了话剧舞台，该脚本于1960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全国各地争相以之为蓝本开展演出；而小说《战斗的青春》则被上海戏剧学院实验话剧团改编为八场话剧，发表在最权威杂志《剧本》1961年第4期，并在社会公演该话剧。可以说，革命小说的话剧改编一方面推进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训唤与传播，另一方面推动了小说文本的畅销化和经典化。 尽管作品故事有虚构成分，但一旦转换成舞台上的真人表演，其声情并茂、惟妙惟肖的近距离舞台演绎更容易感染受众，产生情感共鸣，进而认定这种“表演”是真实的“故事”，激发起读者的爱憎感和对革命共同体的激情想像。所以，“十七年”小说借助传统表演样式(戏剧、戏曲)和现代表演样式(歌剧、舞剧、话剧)，进行革命语境下的意义改编，重述革命价值，成为传播革命历史和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 二、通过广播小说连载、广播剧、评书等曲艺说唱艺术重新改编“十七年”小说 曲艺是“语言、音乐、表演三结合，而以语言为主的说唱人物和故事的民族化、大众化的艺术”④，包括小品、相声、广播剧、评书、评话、山东快书、快板书、锣鼓书、四川金钱板等。其语言生动活泼、朗朗上口，其表演形神具备、绘声绘色，适合文化层次比较低的受众，客观上起着文化扫盲和革命知识普及的功能，自然也受到新中国文艺宣传机构的重视。因此，政务院于1951年5月5日发文《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又富于表现力，极便于迅速反映现买，应当予以重视。”⑤为了实现“化”大众的宣传效果，各地文艺部门组织曲艺工作者将“十七年”小说改编成各种民众耳熟能详、通俗易懂的曲艺，并在这种大众媒介中进行传播，展开革命故事和革命历史的讲述与宣传，让受众获得革命启蒙。 在曲艺改编中，评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普及的说唱方式，艺术家单田芳、李少霆、李鑫荃、姜存瑞、杨田荣、袁阔成、张贺芳等摆脱了传统才子佳人、帝王将相题材的评书，开始根据革命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小说进行改编、整理，上演了《铁道游击队》《破晓记》《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平原枪声》《桥隆飙》《野火春风斗古城》《吕梁英雄传》《烈火金刚》《红旗谱》《播火记》《新儿女英雄传》《苦菜花》《红岩》《战斗的青春》《红日》《保卫延安》等新评书书目，甚至同一个作品被多位评书艺术家改编上演，成为几代“革命继承者”的精神食粮，无疑对小说的畅销和革命核心价值的有效传播起到了推动作用。老评书家傅泰臣读到小说《铁道游击队》非常激动，把它改编为长篇评书上演，很快受到观众的喜爱，随后，该评书经过整理于1965年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评书中最生动精彩部分如《血染洋行》等还获得1957年山东省第一届曲艺汇演创作奖及演唱一等奖。同时，《铁道游击队》还改编成为山东快书和鼓词，快书艺术家陈增智根据部分内容改编出山东快书《夜袭洋行》，发表在《解放军文艺》1957年第5期，被各地学习使用；鼓词艺术家张立武改编的鼓词《二次血染洋行》发表在《山东文学》1958年第3期，上演后深受观众的喜爱。而苏州评弹演员张效声编演的《真假胡彪》以及评书演员袁阔成编演的《舌战小炉匠》都改编自小说《林海雪原》，广受欢迎，纷纷成为学习的模板。田汉1961年5月在听了评弹《真假胡彪》后，非常激动，当场赋诗一首：“江南三月花如海，却整精神写雪原。虎威山头战马喧，贼巢今日子荣掀。”⑥表达自己内心的惊讶与喜悦。可以说，“十七年”小说的评书改编，以最民间化的演绎方式，传播革命价值和红色正能量，满足受众对于革命战争和革命历史的“好奇心”及其“英雄情结”，从而使其作为一种红色基因沉淀为数代人共同的精神记忆和革命情结。 同时，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和评书连播成为“化”大众的另一种普及性途径，作为一种特定时代的话语传播体系，许多听众在听取了融革命历史传奇和生动幽默的语音表演于一体的评书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训唤与认同。例如艺术家杨田荣根据小说《战斗的青春》改编并上演了同名新评书，一位电工听众因为领导要调他去大西北工作却不想去，到茶馆刚好听到杨田荣说评书《战斗的青春》，听后非常感动，瞬间就把自己内心的包袱化解了：“听到许凤、秀芬、小曼在敌人监狱里和刑场上一心一意想到祖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激起了满腔热情，不禁反躬自问：祖国需要我去边远地区，还计较个人得失，实在对不起革命先烈。于是，他决定去酒泉，并且怀着惜别的心情在临走以前来听一场书。这就是评词演员杨田荣说新书教育和感染观众的故事之一。”⑦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教育故事。可以说，革命小说不断被各种文艺样式改编，生产出革命符号资本和意义象征符码，并不断上演和反复传播，让民众获得了革命意义的重塑，使新中国社会秩序、制度体系和权力运作更加合法化、正当化，我们可以从《人民日报》刊载的调查文章进行佐证。1958年春，评书演员李鑫荃、李荫川和西河大鼓演员刘田利、贾莲芳去门头沟矿区两家书馆分别说新评书《保卫延安》《吕梁英雄传》和唱西河大鼓《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听者如云，许多矿工听后深受感动，在两个月演出结束时候：“二十多位矿工，联合送了四位演员一面锦旗，旗上的大字是‘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听众送说书演员锦旗，这是史无前例的。”⑧还有一个例证，据中国曲协的调查，“仅在北京等地，艺人们用各种曲艺形式说唱的小说就有四十七部。其中主要是描写尖锐的阶级斗争、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明朗、语言生动丰富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苦菜花》、《红旗谱》等文学作品，已分别被编成评弹、评书、鼓书、快板、时调等各种曲艺形式。有的取其一段，单独表演，有的编成许多回目，连续说唱。这些或短或长的曲艺节目深受各地工农群众的喜爱。”⑨由此可见，曲艺艺术改编是当时最流行的大众娱乐方式之一，成为文艺“化”大众的主要阵地。 所以，根据“十七年”小说改编的广播剧、评书、快书、广播连载等曲艺说唱不仅在各级广播电台进行表演、朗诵、连播，更在茶座、集市、书场、书店以及礼堂等地演唱，成为民众的主要精神食粮和娱乐途径。这种单向度的说唱客观上推动了小说的经典化传播，推动了受众的革命性成长。 三、通过电影、电视等动态图像艺术二度创作“十七年小说” 作为大众化传播的电影具有非常直观的“单向度”宣传功能，以致建国后被大力推行，许多“十七年”小说如《黎明的河边》《红日》《红岩》《青春之歌》等融革命叙事与英雄成长于一体，不仅满足了受众的英雄情结和潜在欲望认同，更容易受到电影青睐而获得改编。但“文革”中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打成“毒草”，只剩下八个“革命样板戏”。“文革”后，电影恢复生机，电视也开始走入千家万户，于是，“十七年”小说的影视化改编形成热潮。而且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国家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大家庭的紧密融合，整个神州大地开始进入读图时代，视觉图像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激发起受众的民族自豪感和共同体想像。 影视剧是以图像、动作、对话的直观符号传递故事的内容、人生的哲理，而受众在接受的过程中是以“被看”的方式接受影视剧发出的主体信息，并进行译码和过滤，选择自己需要的养分。换句话说，受众从小说的“线性阅读”到影视剧的“视听观看”，最后通过大脑的思维转化，把视觉符号编码为空间想像，能更加形象地理解影视剧主人公的价值与意义，唤起人类内心隐藏的温柔、喜悦、恐惧的复杂情感和集体无意识的心理艳羡。“十七年”小说中的“英雄”被影视剧二度创作后更为阳刚、挺拔，其崇高的革命立场和阶级情感可以了却受众内心的孤独、恐惧与无助，英雄所承载的精气神既满足了受众无法实现的心理想像和情感欲望，又填补了受众崇拜英雄、渴望稳定、侠者征服的欲望真空，革命伦理取代了传统武侠中的忠孝节义而影响大众。例如《铁道游击队》不仅改编过连环画、快书、评书、京剧、鼓词，还被多次改编为电影、电视剧，1956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赵明导演、刘知侠编剧的电影《铁道游击队》被无数人引为经典，无论是主题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还是芳林嫂未拉弦就扔手榴弹的经典镜头都给人带来美好而温馨的情感记忆。就是改革开放后，这部小说还分别改编成12集同名电视剧、35集同名电视剧以及电影《飞虎队》，革命战争之余的爱情生活和英雄们的日常生活逐步成为影视剧的主要叙述核心，但革命英雄的忠勇智谋和惩恶除奸却也实现了受众虚拟化的潜在欲望和精神补偿。 尤为重要的是，“十七年”小说的影视化改编推动了革命进程的时间空间化和空间时间化，使得图像叙事和造型符号成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文化象征和隐喻载体，进一步传播革命知识，推动着民族共同体和集体无意识的有效性整合，确证了文学经典的有效性，使革命想像以大众化的方式训唤读者的情感冲动与欲望投射，进而让受众获得政治启蒙，达到文艺“化”大众的意识形态规训功效。 四、通过连环画改编“十七年”小说 文学大师鲁迅在1920年代就非常重视根源于传统绣像与插图的连环画，一方面扶持左翼画家、木刻家的成长，资助他们的画作出版；另一方面创作文章《连环画辩》，为连环画的艺术价值和教育价值叫好，鼓励年轻人进行连环画创作。受到鲁迅提携的连环画家们进入苏区和解放区后，与普罗大众紧密结合，创造出很多精品，更加推动了连环画的发展。新中国继承了鲁迅关于连环画发展的遗志，更加重视连环画这一老少皆宜的大众娱乐样式，大力发展连环画，以获得合法性和有效性的法理支持。1950年，毛泽东就发现了连环画的重要性，指示中宣部长周扬创建连环画出版机构：“连环画不仅小孩看，大人也看，文盲看，有知识的人也看，你们是不是搞一个出版社，出版一批新连环画。”⑩很快成立了专门出版连环画的大众图画出版社，一年之后并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大量图文并茂、通俗易懂的连环画。而“十七年”小说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救国救民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被成人读者所接受，于是，把这种“畅销书”改编成连环画不仅简单易行，而且读者尤其喜爱。 由于连环画“充分发挥了文学的故事情节和绘画的视觉形象相结合的特殊功能，广泛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和革命历史的题材，是对广大劳动人民和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生动有力的工具。许多优秀的连环画作品已成为广大读者的良师益友。”(11)因此，“十七年”小说改编的连环画成为新中国前40年最为风靡的少年儿童知识启蒙读物，填补了文艺媒介单一时代少年儿童革命知识和精神营养的空白。一方面实现了少年最浪漫的侠客想像，使他们在革命的文艺中获得快乐成长，进而在革命认同和国家认同上产生同一性；另一方面让他们认识到共产党领导革命发展的源流、革命英雄形象以及新中国的来之不易和创业的艰难，满足了小读者们渴望了解革命的最迫切而简单的文化需求和学习需求。而这种改编以及一出版就数以亿计的销售量也开创了出版史上的奇迹，显然在客观上又推动了小说的传播和革命知识的普及，成为教育、征召、询唤青少年读者的最佳模式。 因此，“十七年”小说的连环画改编和出版无疑成为当时重要的文艺媒介、教育工具和传播手段，它以简洁的文字语言和精炼的图像符号重述“十七年”小说中的革命故事，为读者提供了解革命历史发展的阅读图景，呈现出丰富的革命信息和革命形象，进而传播革命历史想像，满足青少年的英雄情结，实现了革命意义的大众化传播和经典化生产。 五、通过绘画、木刻、年画、剪纸等传统艺术改编“十七年”小说 中国当代文学延续了左翼文艺的传统，美术绘画、木刻、年画、剪纸等线条符号成为新中国小说的封面、插图或者宣传画，具有浓郁的泥土气息，诠释和传播着文字符号下的革命意义内涵。如小说《逐鹿中原》1962年作家柯岗创作出版时，封面就是一幅由艺术家邹雅雕刻的古朴木刻，苍劲的线条和强有力的肌肉凸显出了革命者的英勇与顽强，尽管子弹横飞、炮弹满天，但战士们却无所畏惧冲锋陷阵，气吞山河的气势可歌可泣；1980年该小说平反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封面和插图重新更换为俞沙丁雕刻的彩色套色木刻，封面内容选用了远景镜头：刘邓大军逶迤行军、逐鹿中原，开始打开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之门。木刻插画上的线条、明暗、粗细、位置设置把小说的人物形象演绎得生动坚强，使得读者感受到一种革命的震撼和洗礼，进而理解作品，获得了革命教育认同。 1959年是建国十周年，出版了很多名家绘制封面及插图的革命小说，《文艺报》在该年第18期(9月26日出版)专门开辟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专号”，刊载了《文学作品插图九幅》，是当时绘画水平最高、影响最大的9部小说插图，它们分别是：《三里湾》和《山乡巨变》插图各1幅(画家吴静波创作)、《林海雪原》杨子荣智杀小炉匠1幅(画家孙磁溪创作)、《红日》军长骑马图1幅(画家凃克、刘旦宅创作)、《灵泉洞》插图1副(画家古元创作)、《苦菜花》母亲喂乳图1幅(画家张德育创作)、《青春之歌》插图1幅(画家侯逸民创作)、《草原烽火》牧民反抗图1幅(画家俞沙丁创作)、《红旗谱》宣讲革命图1幅(画家黄润华创作)。这9幅根据文学作品创编的插图由素描、写意、油画、木刻等构成，线条圆润饱满，气势宏大磅礴，刻画的英雄形象更是栩栩如生，反映出革命英雄的英勇果敢与坚强不屈。中国青年出版社1961年出版了马忆湘的自叙传小说《朝阳花》，画家王盛烈为小说创作了4幅国画插图：第一幅画的是童养媳“我”关在柴房；第二幅是“我”等红军护士受到贺龙将军接见；第三幅是三位生病红军女护士追赶红军；第四幅是红军围看革命后代。四幅国画线条细腻、色彩均匀、面影光明，情感的悲喜、信念的坚定、同志的友情就在画面中慢慢生长，呈现出长征中革命者的忠诚与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可以说，这种绘画艺术改编“建构出绘画个体对时代与文本的自我认同和价值诉求，通过图像语言和文学语言的转换与交融，在文本内容的表达、文学形象的丰富、艺术审美价值的独立性上都有各自特色，促进小说文本的传播和认同。”(12) 总之，通过戏剧、曲艺、绘画、影视、木刻、连环画等大众化艺术改编“十七年”小说，重新演绎和传播阶级斗争、英雄情感和革命伦理，把“革命”信息“复制”到受众中，实现文艺“化”大众的意识形态规训功能，促进了文学艺术的生产、流通和接受，实现革命意义和革命伦理的通俗化传播，客观上不仅提升了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的传播价值，还加速了小说更大范围的传播，强化了“十七年”小说的经典化过程。“只有通过这些媒介传播才能促进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让小说文本和各种再创造的传播性艺术文本一道，建构起舆论宣传网络，进而把相关革命历史信息传播到读者中，如此才能使受众在无处不在的文化消费网络中获得文艺化大众的认同和思想政治认识的提升。”(13)尽管时代语境已经变化，但在当下大众读图时代，这种传播策略对于红色基因的传承依然有着借鉴意义。这些传播经验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应该借鉴“十七年”时期的相关经验，在建构文学的民主与自由秩序中，重新树立起人的价值观和对社会的信心。 ①李萍、祁英：《读革命书做革命者——聂口生产大队图书室建立前后》，《河北日报》1963年11月14日。 ②周扬：《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人民日报》1960年9月4日。 ③薛恩厚：《从改编中感到的问题》，《人民日报》1959年1月14日。 ④陶钝：《陶钝曲艺文选》书首“作者手迹”，中国曲艺出版社1985年版。 ⑤周恩来：《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论文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7-29页。 ⑥田汉：《“真假胡彪”》，《曲艺》1961年第3期。 ⑦金源清：《走红色文艺战士的路——记评词演员杨田荣》，《曲艺》1963年第6期。 ⑧金受申：《说新书》，《人民日报》1963年10月12日。 ⑨编辑部：《许多现代题材的小说改编成曲艺》，《人民日报》1963年4月10日。 ⑩姜维朴：《周恩来与连环画书刊出版》，《出版史料》2003年第3期。 (11)沈柔坚：《谈谈连环画、年画、政治宣传画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人民日报》1960年11月9日。 (12)龚奎林：《“十七年”小说的图像叙事》，《文艺理论与批评》2010年第4期。 (13)高丽琴、龚奎林：《论“十七年”红色小说“经典化”打造机制与传播策略》，《求索》2013年第11期。标签：艺术论文; 评书演员论文; 文学论文; 战斗的青春论文; 野火春风斗古城论文; 媒介策略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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