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乡土视野研究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乡土论文,社会文化论文,框架论文,视野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0-8462(2011)06-1025-06
有关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早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国外学者的研究始于1960年代，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给予了长期而广泛的关注。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典型案例的实证研究[1]、目的地居民影响感知及其量表编制[2-3]、基础理论与模型构建[4-5]等方面。国内相关研究起步较晚，始于1990年代，学者们在引介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6-7]，并检验了国外相关的理论研究成果在我国民族社区的解释力[8]。分析的理论视角集中在社会交换理论、文化涵化和示范效应、旅游地发展周期理论、系统理论等方面[9-10]。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国内学者在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研究方面存在以下几点不足：①理论研究成果少，实证研究多；②定性分析多，定量研究较少；③对我国民族社区的“乡土特征”重视不足。基于上述不足，本文拟从乡土社会结构理论视角，以差序格局理论为指导，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尝试构建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框架，并以此框架分析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乡土特征的影响。
1 基本概念与理论基础
1.1 基本概念界定
1.1.1 民族社区。民族社区是指以少数民族社会成员为构成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共同的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民族社区的内涵具体分为地域、人群、社会交往和社会关系、社区文化和意识四个要素[11]。从总体上说，民族社区既包括少数民族聚居的城市社区，也包括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社区(自然村或行政村)[12]。本文研究的民族社区是指生活在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的农村社区。典型的民族社区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地域的相对封闭性；二是以某一少数民族身份为主体人群的社会成员构成的单一性；三是民族传统文化的完整性和独特性；四是以血缘、亲缘为纽带形成的社会结构的稳定性。
1.1.2 乡土特征。乡土特征是费孝通先生在1930-1940年代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特点时提出的一个概念，是对乡村社会特征的高度概括。阎云翔将其系统地概括为以下五个特点：①血缘关系的重要性；②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③自我中心的伦理价值观；④礼治秩序，即利用传统的人际关系和伦理维持社会秩序；⑤长老统治的政治机制[13]。
“乡土”中的乡是指乡村，土则是指土地，“乡土”强调的是与传统农耕文明相联系的社会特性。随着时代的变迁，目前传统的村落权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占压倒优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基本上不发生作用[14]，“长老统治的政治机制”已失去存在的基础。但基于传统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部分民族社区仍具有乡土社会特征的某些特点。因此，结合民族社区实际情况，本文选取以下四个特征作为民族社区乡土特征的内涵：①社会关系；②公私、群己关系的相对性；③自我中心的伦理价值观；④礼治秩序。
1.2 理论基础
1.2.1 差序格局的理论内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了“差序格局”这一极为重要的概念，以说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特点，并用散文式的比喻对乡土社会结构格局——“差序格局”进行了描述：“我们的社会结构……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个人在某一时间某一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一定相同的”[15]。费孝通先生认为，最能说明差序的便是传统文化最讲究的人伦。而“伦”是什么呢？进而指出：“我的解释就是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15]。”
阎云翔认为：差序格局不仅仅是一个平面多结的网络，而是个立体多维的结构，它既包含有纵向的刚性的等级化的“序”，也包含有横向的弹性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差”[13]。“人伦”之所以能说明差序，在于“伦”规定了差序格局的内容，即差等。借用费孝通的原话：“伦重在分别，在《礼记》祭统里所讲的十伦：鬼神、君臣、父子、贵贱、亲疏、爵赏、夫妇、政事、长幼、上下，都是指差等。‘不失其伦’是在别父子、远近、亲疏。伦是有差等的次序”。又，“其实在我们传统的社会结构里最基本的概念，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15]。这个差等严明的纲纪或人伦强调的是纵向的、上下尊卑等级分明的一面。这种尊卑上下的差等先于个人而存在，并对个人产生强制性的约束力，即传统礼治秩序所要求的“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阎云翔指出，差序格局是为数极少地超越了政治经济体制而从本土社会文化角度解释乡土中国社会结构的理论概念之一[13]。
1.2.2 差序格局理论对研究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意义。用来解释旅游发展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主要有：涵化理论、交换理论、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等[9]，这些理论都是基于西方社会的团体社会格局结构而形成的，而差序格局理论是基于我国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特点而形成的本土化理论，因此，基于差序格局理论视角，通过研究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关系、商品经济交换活动、传统价值观、礼治秩序等乡土特征的影响，有助于我们从民族社区的社会结构特征和人际关系的实际出发，深层次分析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从而为其旅游的持续发展找到恰当的对策，使民族社区保持适应时代发展的“乡土特征”。
2 乡土视野下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框架
2.1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乡土特征影响的研究框架
研究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紧密结合民族社区的乡土社会特征，提出措施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进行有效的调控，实现民族文化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赢”。要使调控措施有的放矢，必须厘清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核心问题，而要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的实际状况进行实地调查和测度，以判定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以及社区居民对该影响的认知和态度，而所有的研究都是建立在基本概念、基础理论和研究方法等基础性研究之上，以确保使整个研究规范和严谨。基于上述思路，本文提出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乡土视野研究框架，由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层次、反映层次、解释层次、控制层次共四个层次组成，如图1所示。
图1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乡土特征影响的研究框架
Fig.1 The research framework for 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earthbound characteristics
2.2 研究框架详解
2.2.1 基础理论和方法论层次——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及研究方法。基本概念(民族社区、乡土特征)和差序格局理论在上文中已做过专门论述。研究方法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通过问卷调查、半结构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调查手段对民族社区居民乡土特征影响感知进行调查和测量。对问卷数据的定量分析主要使用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用描述性统计分析(Descriptive Statistics)中的频数(Frequencies)和描述统计法(Descriptive)分析调查样本基本信息的分布特征，从总体上判断社区居民对乡土特征影响的感知情况。用均值比较(Compare Means)功能中的独立样本t检验(Independent-Samples T Test)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法(One-Way ANOVA)分析不同居民群体对乡土特征影响感知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差异程度等。
2.2.2 反映层次——民族社区居民对乡土特征影响感知测量。本研究针对民族社区乡土特征四个维度的核心思想，逻辑地提炼出量表开发的题项索引(表1)，共计10项，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构建量表。
2.2.3 解释层次——研究的重点问题解析
2.2.3.1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关系影响研究。民族社区的关系网具有“亲连亲，戚连戚”的特点，其社会结构的稳定性有赖于基于血缘关系①基础之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的维系。正如格兰诺维特所强调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社会关系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中普遍存在，它也潜藏在理性的经济活动中，并会产生与正式权威相对抗的力量，同时它也会发展很多非正式的规则[16]。旅游发展后，经济利益因素的凸显可能对民族社区居民的情感往来等交往行为产生一定影响，使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从而动摇维系社会结构的基础因素。
有关中国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的研究，学者们多从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人情关系等方面进行剖析，并强调其对于维系差序格局的基础性作用[17]。本文在此基础上，将亲缘关系进一步细分为亲子关系和亲属关系，并增加了对民族社区和谐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邻里关系。由此，本文将从亲子关系、亲属关系、地缘关系、人情关系、邻里关系五个方面来分析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关系的影响。通过观察和测量民族社区居民在上述关系中的情感、经济往来等的变化，分析旅游发展对血缘关系的基础地位的冲击，揭示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差序格局”这一社会结构维系力量所产生的影响。
2.2.3.2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商品经济交换关系影响研究。民族社区地域相对封闭，人员流动小，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一个亲密的社会。费孝通老先生指出“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这并不是说这种社会不发生交易，而是说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15]。“人们的商业活动主要基于情感，缺乏理性支配”②。因此，熟人社会互通有无的方式主要是“人情互惠”，讲究的是“人情法则”③，这种交换方式建立在个人之间相互了解的基础之上并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旅游发展后，游客作为陌生人进入社区，与当地居民发生商品交换关系，而陌生人社会的交易不靠人情维持，讲究的是“公平法则”。随着商品交换数量和范围的扩大，“公平法则”不断冲击着“人情法则”，社区居民的商品经济观念逐步增强，商业活动渐渐发展起来，原有的交换规则趋于市场化和理性化，居民的经济行为也随着发生变化。
通过观察和测量民族社区居民之间，居民与游客的商品交换行为，以及在帮工、红白喜事等人情往来等方面的变化，分析旅游发展对“人情关系”影响的广度和深度，以及民族社区商品交换规则的变化，厘清民族社区居民商品经济观念变化的原因。
2.2.3.3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居民公私、群己观念影响研究。民族社区的独特的传统文化、民居建筑、浓郁的民族风情是吸引旅游者的重要资源，为社区居民所共享，具有“公共资源”的基本特征。每一位居民都有从事旅游接待服务而获取收益的权利，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义务。然而，在对民居建筑风貌的维护，传统文化传承和维护方面，当地居民却表现出“只关注私人利益，而对集体利益漠不关心”的尴尬局面[18]，这与居民的“公、私”观念有关。公私、群己观念是“群己、人我的界限怎样划法的问题”[15]，在乡土社会中，其边界是模糊的，基于此形成的权力义务关系的边界也是模糊的④，对群体的奉献意味着对个人利益的压抑。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集体经济结构影响下的人们集体观念强烈，集体事业高于个人利益；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后，群体的边界缩小到家庭单位。旅游发展后，居民以自家的房屋为载体从事旅游接待服务，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经济计量，家庭经营的个体经济进一步巩固甚至缩小了“私、己”的边界，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的凸显削弱了集体利益的地位，因此居民往往只关注自家经营的收益，鲜有主动保护“公共资源”的意识。
然而，民族旅游的持续发展有赖于社区居民共同维护作为旅游核心吸引物的“公共资源”，只有当家庭利益与社区利益协调统一发展，才能保证社区居民的长远利益，实现民族社区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居民不能仅仅只关注自家“私”利，还应将家庭与社区有机地联系起来，关注社区利益。由此可见，通过分析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公私、群己观念的影响，有助于认清居民该观念的变化，为引导居民增强旅游资源保护义务感提供依据。通过调查民族社区居民在旅游资源保护主体的认知状况，以及对有损当地旅游发展的行为的看法，从而了解居民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价值判断，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积极引导居民保护旅游公共资源的措施。
2.2.3.4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居民传统价值观影响研究。旅游发展对社区居民的最终影响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影响，即对居民价值观的影响。价值观是民族文化的核心，每个民族都有其共同珍视的价值取向。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一些原本朴素美好的传统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蜕化。旅游发展后，经济利益凸显，与传统价值观相对的功利价值观开始彰显，传统的“重义不重利”的淳朴民风开始慢慢变化，“重利不重义”的功利价值观开始显现。“作为自然生物体的个人，他必然有各种需求，必须从外在环境中获取各种资源，来满足一己的需要；也必然会重视各种不同的现实价值”[19]。因此，研究的重点不在于评判“重利轻义”的是与非，而是如何在满足居民利益需求的同时，保留最根本的传统价值观的特征。为此，有必要对传统价值观进行细分研究，分析哪些具体观念发生了变异，判断民族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价值是否受到动摇和破坏。
通过深入民族社区进行实地访谈和交流，收集当地最为典型的传统价值观的特征，经过编码形成具体指标。在此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测量并分析社区居民在传统价值观和功利价值观具体特征上的变异程度，分析旅游发展究竟对传统价值观的哪些具体观念产生了影响，从而对与传统价值观不符的行为予以正确的引导和调控。
2.2.3.5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传统礼治秩序影响研究。费孝通先生指出，“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维持礼这种规范的是传统”[15]。“礼治的可能必须以传统可以有效地应付生活问题为前提。乡土社会满足了这前提，因此它的秩序可以用礼来维持。在一个变迁很快的社会，传统的效力是无法保证的。不管一种生活的方法在过去是怎样有效，如果环境一改变，谁也不能再依着法子去应付新的问题了”[15]。“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传统乃是某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用来回答和处理关于人类生存及社会秩序之重要问题的基本模式”。因此，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得以实现的前提是具有“实用方便性”，“一旦某一种传统的思想或行为模式丧失其功能，这项传统便不可能再持续下去”[15]。旅游发展后，旅游收入成为某些家庭主要的经济来源，农业、副业的经济地位降低，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以实用性为前提，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环境，居民必然会对旧有的思想和行为模式进行改变，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秩序和相应的行为规范。这一过程是对传统礼治进行“扬弃”的选择过程。
此外，礼治秩序的推行是靠“教化”的力量实现的。人们“从教化中养成了个人的敬畏之感，人服礼是主动的”。“依照着做就有福，不依照了就会出毛病。于是人们对于传统也就渐渐有了敬畏之感了”[15]。随着旅游的发展，社区居民获得知识和教育的途径增多，教育不再仅仅是对传统文化的习得，也包含了对自我兴趣的发展以及掌握有利于发展旅游的各种技能。
通过调查民族社区居民在发展旅游后对传统节庆的过法、对传统行为规范的要求，以及对传统技艺的学习等方面的变化，反映“礼治”对当下社区发展的适用性变化情况，以及对居民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力变化情况，从而明确旅游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保护的影响。
2.2.4 控制层次——控制原则和调控机制
2.2.4.1 控制原则。“传统”与“现代”共存，传承“活历史”，珍视“遗俗”。所谓“遗俗”是指对当下“失去了功能的事物”[20]。“活历史”则指“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有别于前人在昔日的创造，而现在已失去了功能的‘遗俗’。传统是从前辈继承下来的遗产，这应当是属于昔日的东西。但是今日既然还为人们所使用，那是因为它还能满足人们今日的需要，发生着作用，所以它曾属于昔，已属于今，成了今中之昔，至今还活着的昔，活着的历史”[20]。
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的影响问题应当用发展和动态的眼观光看待。“传统”需适应“现代”的发展才能保持生命力，但如果丢掉了“传统”，也就失去了民族社区存在的“根基”，也谈不上“现代”的发展和进步。因此，不能把“传统”与“现代”看做是互不兼容的两级，而是肯定传统中也有值得保存并有利于现代化之物，“批判地继承与创造的发展”，“对传统作创造性的转化”[19]。
全球化背景下的“和而不同”。“当代全球化浪潮包含着一种支配性的逻辑和同质化的趋势，中国的变革一方面离不开向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的学习和借鉴，但另一方面又必须在开放性中确立自身的自主性。所谓‘和而不同’，表达的正是这种开放性与自主性、关联性与多样性之间的辩证关系”[21]。民族社区的旅游发展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自身的异质性、原生态、非标准化。因此，保留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乡土特征才能实现全球化背景下的“和而不同”。
2.2.4.2 调控措施。不同的社会结构对抵御外来影响的力量和选择是不同的，基于民族社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特征，针对民族社区居民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的感知差异，通过加强政府积极引导，构建激励机制等措施，强化居民的文化认同，有的放矢地予以引导和调控，既促进民族社区的旅游发展，又留住民族社区的“根基”。
3 研究展望
基于我国乡土社会结构特征的本土化社会结构理论，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重视民族社区的社会本质特征，从乡土社会结构视角分析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旅游发展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实质，也有助于深入分析旅游活动对民族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内在机理。
采用微观社会学的社区研究方法固然可以反映旅游活动对一个社区社会文化影响的全貌，但一个社区的研究成果并不能代表全部，因此，要通过对多个不同类型的民族社区的比较研究，历经较长时间的研究过程，才能全面认识民族社区受旅游活动影响而发生的社会文化变化。
注释：
①血缘关系是“差序格局”依赖的基础，“血缘，严格说来，只指由生育所发生的亲子关系。事实上，在单系的家庭组织中所注重的亲属确多于由生育而少于由于婚姻，所以说是血缘也无妨”[15]。“血缘所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15]。
②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而地缘却是契约社会的基础。契约是指陌生人中所作的约定。……在这里是冷静地考虑，不是情感，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15]。
③“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必须同情他、帮助他、作‘人情’给他。如果他接受了别人的恩惠，更应当尽力设法回报，这就是所谓的‘人情法则’”[19]。
④“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这是种差序的波浪形式，把群己的界限弄成了相对性，也可以说是模糊两可了。这和西洋把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的社会，大异其趣”[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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