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运动”的大转型：专用型技能劳工、选择性移民政策和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蒙 克
摘 要： 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理论预测，市场力量的扩张将迫使社会进行自我保护，采取强调再分配和社会保障的福利政策。然而新自由主义推行市场至上原则近30年后，我们看到的不是左翼福利国家的回潮，而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判断“双重运动”是否正在转型，我们需要理解民粹主义政党近30年来兴起的社会政治基础。通过对主要西方国家近40年的宏观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发现，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源于受选择性移民政策威胁的专用型技能劳工。选择性移民政策会吸收更多的高技能外来移民，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中技能工人间的竞争，增大了本国技术劳工的失业风险。而这些专用型技能劳工，由于其技能的可迁移性低，失业后的再就业可能性小，更惧怕失业的威胁。因此在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制度环境中，他们更倾向于支持反全球化的、主张限制国际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面对市场的威胁，社会选择的不是左翼政党，而是右翼的民粹主义力量，这预示着基于技能专有性的“内外之别”，正逐渐替代源于经济阶级的“左右之分”，成为“双重运动”新的驱动力。
关键词： 双重运动； 民粹主义； 技能专有性； 选择性移民政策； 极右翼政党
一、引 言
2016年将被历史铭记为排外的民粹主义对开放的全球主义造成剧烈冲击的一年。2016年6月28日，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拒绝了作为全球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欧洲一体化。公投后反对欧盟的人士组成了新一届英国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立场强硬的前内政部长特雷莎·梅（Theresa May）出任首相；公投脱欧阵营的领导者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担任外交大臣；而首相办公室主任，则是曾撰文称允许中国投资英国核电站是“出卖国家安全”的尼克·蒂莫西（Nick Timothy）。① 参 见http:／／www．conservativehome．com／thecolumnists／2015／10／nick-timothy-the-government-is-selling-our-nationalsecurity-to-china．html，登录时间:2016年8月19日。 而在大西洋另一端正处于大选年的美国，主要的争夺者都对曾经盛行的全球主义进行了抨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最重要的竞选口号之一就是“美国主义，而不是全球主义，才是我们的信条”。② 参 见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6／07／22／donald-trump-just-put-his-border-wall-aroundthe-entire-united-states／，登录时间:2016年8月20日。 民主党内激进左翼的代言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也宣称全球化无益于大多数人，它只是一种少数精英设计出来用以自肥的经济模式。① 参见http:／／www．nytimes．com／2016／06／29／opinion／campaign-stops／bernie-sanders-democrats-need-to-wake-up．html，登录时间:2016年8月20日。 面对汹涌的反全球化民意，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Hilary Clinton）不得不回避支持全球主义。她为了争取反对自由贸易的工会的选票，甚至刻意与自己国务卿任上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保持距离。② 参 见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5／06／17／tracking-the-many-hillary-clinton-positions-ontrade／，登录时间:2016年8月23日。 而最终当选的特朗普，更以退出各项国际协定、频频挑起贸易争端等单边主义路线将美国曾经的全球主义政策乃至整个全球化进程笼罩在反全球化的阴影之中。
10月25日，福布斯发布了最新的2018福布斯中国400富豪榜。马云自2014年以来首次回归榜首，但财富比一年前缩水40亿美元。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英美两国排外力量的兴起，其实是民粹主义旋涡之中的西方世界的缩影。就如下一节中将要详细讨论的，民粹主义的核心是普通民众对现行体制内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的反叛。由于体制内的主流价值观是自1980年代以来形成的华盛顿共识，信奉自由市场的全球扩张，于是今天的民粹主义的核心诉求就是反对华盛顿共识中的全球主义。这一诉求正席卷着世界，从维也纳到雅典，从华沙到伦敦，我们到处都可以看到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党在集聚力量，甚至掌握政权。图1展示了1960年以来，世界主要民主国家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得票和议席的比重。可以看到，民粹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趋势非常明显。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两个比重从不到2%已上升到近10%。如果考虑到图示中不包含的主流政党内部的保守排外势力（例如英国保守党的脱欧派和美国两大党内部的民粹主义势力），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真实水平还将更高。
图1 主要发达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得票和议席比重（1960—2012年）
本文的目的，就是要揭示当代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势力的社会基础，利用计量分析来探究在何种政策环境下，什么样的社会群体推动了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回答这个问题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实践上，它是理解今后中国对外经济和政治交往环境的关键。随着民粹主义政治势力在世界范围的上台，其反全球化的本质所塑造的国内外政治条件一定会改变过去30年中国发展所处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态势之下，我们如何预测其发展以及采取怎样的应对措施，都有赖于我们对当代民粹主义政治经济逻辑的准确把握。
理论上，此轮民粹主义的全球兴起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理论问题，本文称之为“波兰尼难题”。卡尔·波兰尼的“双重运动”论点认为，社会和市场二者的力量消长就像钟摆一样，在左右之间摆动:当市场力量太盛，造成了太多的失业和贫困，社会就要利用政治力量来管制市场以保护自身；而当这种管制过于严苛，束缚了经济效率时，市场力量又会卷土重来。① 参见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New York:Rinehart，1944，p．136。 二战后福利国家代替两战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以及198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兴起，市场至上原则颠覆了之前的福利凯恩斯主义，都是“双重运动”的典型例证。按照这一逻辑，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至上原则在强势推行了30年、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压力之后，理应迎来左翼福利国家再分配的加强，但实际却是极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换言之，这一轮“双重运动”中，社会对市场的反击方向，不是向左，而是向右，这是否意味着“双重运动”在21世纪出现了转型？对“波兰尼难题”的回答，离不开对当代民粹主义社会政治根源的分析。
任何一个流行构式都是在某一具体流行语的基础上整合抽象而来，产生之后，由于使用的泛化，构式中的变项“X”会逐渐远离其原型中对应位置的词，从而使得构式的压制能力随着能产性的提高而不断增强[8]72。笔者认为任何流行构式的发展都会大体经历四个阶段，即潜伏期、发展期、高潮期和衰退期。
本文的基本观点是:当代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植根于专用型技能劳工对国际移民的反对，而这种反对倾向，又受到移民政策的影响。专用型技能劳工与通用型技能工人不同，其技能在各产业领域的可迁移性差，限制了他们失业后的再就业能力。因此，专用型技能劳工总是倾向于反对增大市场竞争、增加其失业风险的全球化进程，尤其是带来大量外来技术劳工的国际移民浪潮，因此他们更有可能支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党。然而国际移民的涌入会受到一国移民政策的管控。如果一个国家推行的是专注于引进高技术劳工的选择性移民政策（selective immigration policy），那么该国的专用型技能劳工就会面临更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更容易支持限制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该理论观点可推导出两个假说:（1）专用型技能工人比重更高的国家，其民粹主义政党将获得更多选票；同时，（2）专用型技能工人对民粹主义政党的这种支持，在推行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国家将更强。
本文将结合理论文献深入论述上述观点，并通过计量方法检验从中推导出的假说。下一节的文献综述将结合政治理论和政治科学文献，探讨什么是民粹主义，并回顾关于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现有理论。第三部分将构建本文解释民粹主义政党兴起的理论，强调个体技能专有性、移民政策和政党偏好之间的互动。该理论的推论将在第四部分得到定量检验，这一计量检验是基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从1970年到2010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比较政治数据集》② 参见Klaus Armingeon，Laura Knöpfel，David Weisstanner and Sarah Engler，Comparative Political Data Set I 1960-2012。 《比较福利国家数据集》③ 参见David Brady，Evelyne Huber，and John D．Stephens，Comparative Welfare States Data Set，Carolina: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nd WZB，Berlin Social Science Center，2014。 和《低技能移民政策数据集》。④ 参见Margaret E．Peters，Open Trade，Closed Borders: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World Politics，Vol．67，No．1，2015，pp．114-154。 结论部分将总结全文，并对“波兰尼难题”提出一个可能解释。
二、文献:民粹主义和当代民粹主义政党
物理模型是指以实物或图画形式直观地表达对象特征的模型，如人体结构模型、条件反射动态模型等。教师在教学中使用物理模型，可以将微观现象宏观化、抽象事物具体化、内隐结构可视化，以简单、清晰的形象表达出直观、明确的含义，有利于学生跨越认知障碍，顺利找到事物最主要的特征和功能，进而认识生命世界中的本质。
华觉明:过去,很多人认为江浙等沿海地区经济发达,传统工艺消失得很快,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比如苏州,传统工艺项目非常多,也是全国传统工艺保存得最好的城市之一。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传统工艺只保存在偏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往往更加注重保护传统工艺,比如苏州就把苏绣当作一张名片,刺绣作品不仅在苏州本地销售，还被出口到世界各地。所以,经济的发展不一定会导致传统工艺的衰落。
从以上对古今民粹主义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民粹主义就是“以民为粹”，即把民众（例如古罗马的贫民和沙俄时期的公社农民）而非精英视为社会的精华和合法性的来源，并要求唤起人民的力量来对抗被精英掌控的意识形态和权力机构（例如元老院和沙皇制度）。据此，民粹主义可被定义为“针对现行政治和知识精英的大众动员”。③ 参见Margaret Canovan，Trust the People！Populism and the Two Faces of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Vol．47，No．1，1999，p．6。 因此，民粹主义并不像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或社会主义一样有着明确的意识形态诉求，它具体反对什么，取决于特殊语境下精英所主导的政策方针。这就是在政策立场上很难对民粹主义进行定义的原因。
尽管如此，民粹主义运动仍然具有固定的特征。这些特征都从其对“民众”的特定理解而来。民粹主义的“民众”共有三层相互关联的含义:1．作为一个集合整体的“人民”（united people）。这种理解旨在明确敌人。“人民”作为一个同质的集体，据称长期以来被主流体制所忽视和轻蔑。这种受害者心态给予了民粹主义最原初的动因。2．作为一种归属意识的“自己人”（our people）。这层含义旨在明确朋友，将不同国籍、种族以及民族的人排除在外，从而保证了第一层含义——“人民”内部的同质性，进而从内部刻画了民众的特征。3．作为具备特定素质的“普通人”（ordinary people）。这一理解以对比的方式从外部角度确认了民众的特质:与养尊处优、受过昂贵教育、心机重重的精英不同，民众是任劳任怨、受教育不多但明白事理、内心淳朴的普通人。前者对后者的轻侮就带来一种类似于“老实人被欺负”的强烈不公正感，从而为基于受害者心态的反抗披上了道德外衣。
民粹主义对“民众”的三个理解，决定了民粹主义政治的五个结构性特征:反建制（anti-establishment）、直接民主、魅力领袖、排外倾向和反智主义。首先，信奉作为集合整体的“人民”导致了三个结果。第一，作为整体的人民，其对立面就是精英，以及被精英掌控的权力结构。因此，代表人民的民粹主义者便成为不与现行体制同流合污、反建制的“外来者”，为民众夺回权力机构的控制权而奋斗。第二，既然人民是一个整体，那么民粹主义就不承认人民内部的分裂和对抗，由此反对在自由主义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党派竞争和利益集团，转而支持由人民整体直接做出决策的各种直接民主形式，例如民众大会和公投，这又进一步拒绝了治理人民的其他间接形式，例如官僚集团的统治。第三，由于理想的直接民主形式在日常政治中难以实现，于是人民整体的利益认定和决策行为通常都会人格化为一位克里斯玛型领袖。通过这个领袖的政治决断，人民的意志得以体现。④ 尽管民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强调作为民众意志人格化代表的领袖，但二者有着本质不同。首先，法西斯主义拒绝民粹主义所渴望的直接民主，唯领袖意志独尊，是一种极权主义。而对于民粹主义来说，领袖只是求直接民主之理想而不得后的替代品。其次，就领袖的使命来说，民粹主义的领袖是民众利益的代言人和民众意志的执行者，而法西斯主义的领袖，除了这两点外，还需要带领民众获得新生（rebirth）。换言之，民粹主义的领袖是尊崇人民，而法西斯主义的领袖却要求改造人民。 其次，对“自己人”的强调使得民粹主义政治具有很强的排外倾向。① 在这一点上民粹主义就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诉求是民族（nation）和国家（state）的重合，而这种重合可以通过对外来因素的吸收和融合（assimilation）来实现，因此不一定需要诉诸排外手段。与之相反，民粹主义虽然也支持民族主义关于民族和国家相重合的立场，但其认为外来因素是对人民的同质性和纯洁性的威胁，应该将其排除。因此相比于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排外程度更强，它是一种民族主义加上仇外心理（xenophobia）后形成的原住民主义（nativism）。 对“他者”的认定和排斥既加强了自身认同，又是目的本身。最后，对“普通人”特质的尊崇让民粹主义的表现手段和政治语言拒绝复杂的论证和花哨的修辞，这固然是为了反抗教育精英和主流意见领袖，但常常却在攻击知识专家的过程中变成过于简化社会现实和政治辩论的反智主义。
将上述框架应用于理解当代的民粹主义政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的特点。首先，当代的民粹主义力量，无一不把自己标榜为体制外的、不同于主流政治势力的新鲜力量。2016年美国大选中民主党激进左翼的代表桑德斯，就直接将宣传自己理念的自传命名为《白宫里的局外人》。② 参见Bernie Sanders，Outsider in the White House，New York:Verso Books，1997。 其次，对直接民主的崇拜，在退欧议题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英国独立党长期以来主张通过公投来决定英国在欧盟的去留。在英国成功通过公投脱欧后，其党主席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虽然卸任，但仍将在欧洲各国巡回宣传公投理念。③ 参见http:／／www．politico．eu／article／nigel-farage-announces-european-referendum-tour-brexit-leave-europe，登录时间:2016年8月15日。 除了英国独立党，欧洲的其他民粹主义政党，例如“更好的匈牙利运动”以及瑞典民主党，也都将公投脱欧作为基本目标。④ 参见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05／22／world／europe／europe-right-wing-austria-hungary．html，登录时间:2016年8月19日。 再次，世界范围内民粹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运动，大多都与一个克里斯玛型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例如法国国民阵线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代表英国工党内激进派的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美国的特朗普和桑德斯以及玻利维亚社会主义运动党的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等等。另外，当代民粹主义势力的排外倾向，既包括对外国移民的直接排斥乃至仇视（anti-immigrant）——就如瑞典民主党主席吉米·奥克松（JimmieÅkesson）所说:“如今我们的家不像家，而这都是他们（即移民）的错，”⑤ 参见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dec／14／sweden-democrats-flex-muscles-anti-immigrant-kristianstad，登录时间:2016年8月23日。 还包括主张限制外来移民使用本国福利资源的福利沙文主义（welfare chauvinism）——就像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左翼党副主席撒哈·瓦根克内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观点，“福利国家只能建在你自己的国家内”。⑥ 参 见http:／／www．economist．com／news／briefing／21702748-new-divide-rich-countries-not-between-left-and-right-between-open-and，登录时间:2016年8月20日。 最后，如今诉诸民粹主义的政治家在政治辩论时总是倾向于贬低知识精英，即便专家能够为其立场提供支持。例如，当被问及有哪些经济学家支持英国退欧时，英国保守党内脱欧派主要领导人迈克尔·高夫（Michael Gove）拒绝回答，理由是“这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受够专家了”，因为他们连这么大的全球经济危机都预测不出。⑦ 参见http:／／www．ft．com／cms／s／0／3be49734-29cb-11e6-83e4-abc22d5d108c．html#axzz4HCMXw0Fk，登录时间:2016年8月20日。
因此，现有理论的缺陷，是未能识别出一类因素，既能在时序上体现足够的变异，又能在国家间展示可观的区别，从而可以解释民粹主义政党势力在历时和共时两方面上的变化。本文认为，这类因素最可能是文献中长期忽略的公共政策，因为公共政策既像“供给侧”因素中的选举制度一样在各国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又比“需求侧”理论中的各种结构性条件更易于在人为影响下改变，从而展现时序变化。本文的观点是，公共政策通过塑造政策环境来影响选民的政党偏好，从而影响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而具体哪一个政策能够施加这种影响，取决于选民对何种议题更为关心。本文借鉴前述“需求侧”文献中关于需要面对外来移民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从而经济安全感较低的劳动者更容易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观点，进一步在理论上指出这种安全感取决于工人的技能专有性。由于专用型技能在产业间的低迁移性降低了此类技能拥有者的再就业能力，专用型技能工人更担心技术移民所加剧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和失业风险，因此管控外来技术移民涌入程度的选择性移民政策就成为了影响此类工人对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程度的重要公共政策门类。
如何解释这类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近年来的兴起，成为政治学的重要课题。目前文献提出的解释分为民粹主义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类，分别强调促使选民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因素和决定该类政党能否有效回应这种支持的因素。早期文献着重于研究“需求侧”因素，其包括三者:去工业化、全球化和后物质主义。首先，去工业化指发达经济体从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经济向以服务业为主的知识经济的转型和升级，表现为工业产值和就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下降。有观点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更可能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因为后者自我标榜的就是普通人利益的代言人。② 参见Hans-Georg Betz，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1994；Michael Minkenberg，The Renewal of the Radical Right:Between Modernity and Anti-Modernity，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Vol．35，No．2，2000，pp．170-188。 该观点的实证研究发现，典型的民粹主义政党支持者是教育程度较低的、要么失业、要么自我雇佣或受雇于体力劳动行业的男性。也就是说，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不一定是后工业社会的最底层人民，而是位于中下层的难以从后工业化进程中获益、经济上安全感较低的劳动者。然而该文献多是经验观察，并没有对这种经济上的低安全感从何而来做出理论说明。
调查显示，从事竹林经营的家庭劳动力以1～2人为主，平均为1.64人，且随其家庭经营竹林规模的增加而稍有增加，经营面积接近1.33 hm2时劳动力人数达到最大；户均从事竹生产天数也表现出与此一致的规律。可见，由于竹林经营面积小吸纳不了太多的劳动力，致使剩余劳动力只能从事其他非竹行业。
其次，全球化指商品、劳动力、资本和文化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其影响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机制有两条。第一条是通过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促进上文所提到的去工业化进程。这是因为发达国家工业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制造业产业向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转移，这种转移涉及资本和货物的全球流动，本身就是全球化的基本内容。全球化影响民粹主义兴起的第二条渠道，是通过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即国际移民来实现的。国际移民增大了国内劳动力的供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因此需要与外来劳工在相同领域竞争的个人，更容易出于保护自身经济利益的动机来反对移民，从而支持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③ 参见Kenneth F．Scheve and Matthew J．Slaughter，Labor Market Competition and Individual Preferences over Immigration Policy，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3，No．1，2001，pp．133-145。 这种将基于经济考虑的反移民倾向与对民粹主义的支持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得到了很多经验研究的支持。④ 参见Pippa Norris，Radical Right: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Elisabeth Ivarsflaten，What Unites Right-Wing Populists in Western Europe？Re-Examining Grievance Mobilization Models in Seven Successful Case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1，No．1，pp．3-23；Jens Rydgren，Immigration Sceptics，Xenophobes or Racists？Radical Right-Wing Voting in Six West European Countri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7，No．6，2008，pp．737-765。 这也说明对移民的反对其实是根植于对失业的恐惧，有研究发现只有当失业率高企时，外来移民才更可能成为失业问题的替罪羊，从而主张限制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才会获得更多支持。⑤ 参见Matt Golder，Explaining Variation in the Success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36，No．4，2003，pp．432-466。
但是，对外来移民的排斥并不仅仅是基于经济考量，有时文化上的差异就足以让移民成为仇视的目标。这将我们引向民粹主义“需求侧”的第三个因素——后物质主义。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观点认为，随着发达国家的不断富足，其社会从专注于经济增长、满足生活需要的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向更多关注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包括生态保护、性别和种族平等、文化的保存，等等。⑥ 参见Ronald Inglehart，The Silent Revolu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 然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是一柄双刃剑，对文化议题的讨论让一部分人拥抱了文化多元主义，却让另一部分人回归到传统文化和宗教的怀抱中，并认为全球化背景下外来人口和文化的侵入破坏了本国文明的纯洁性。① 参见Piero Ignazi，The Silent Counter-Revolution:Hypotheses on the Emergence of Rightwing Parties in Europe，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22，1992，pp．3-34。 这部分持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人，出于文化原因反对外来移民，往往会支持保守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
强调民粹主义“需求侧”因素的理论，其长处是解释民粹主义政党的历时变化，特别是其自1980年代以来的兴起，因为该时段同时也是全球化持续深入、知识经济和后物质主义文化在发达国家不断发展的时期。然而，“需求侧”理论却难以解释民粹主义势力在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区别。的确，既然这些国家都经历了类似的全球化和后工业化等结构性转变，那为什么在不同国家会出现民粹主义势力不均的情况呢？例如，为什么2013年奥地利的自由党的选票比重高达21%，而2010年大选时的英国独立党只获得了不到1%的选票？为解释这种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跨国区别，近年文献开始转向研究民粹主义的“供给侧”，即那些影响民粹主义政党如何回应社会需求、从而赢得选票的因素。
目前学界对两类“供给侧”因素进行了最全面的研究:选举制度和政党竞争。所谓“选举制度”，就是将选票转换为议席的规则。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民粹主义政党势力的跨国差别，理论基础是著名的迪维尔热定理（Duverger’s law）。② 参见Giovanni Sartori，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4，pp．27-29。 该定理认为，边缘性的小党在并不严格按照得票比重分配议席比重的非比例性选举制度下更难以胜出。这类选举制度的典型代表就是英国的单名选区多数代表制，其规定代表每个选区的唯一席位都由该选区得票最多的政党获得。这相当于在这一选区选择其他政党的选民都投了不影响议席分配结果的“废票”。这造成了两个结果:首先，为了不浪费自己的选票，选民渐渐趋向于只支持两个有望获胜的大党，这解释了为何英国形成工党和保守党独大的两党制、其他小党很难出头；其次，为了不浪费自己的才华，政客渐渐加入这两个大党，而不是在一些无法进入议会的小党上虚度光阴，这就是为什么英国2010年大选时英国支持脱欧的政治势力，不是加入同样主张退欧的英国独立党，而是加入本来支持留欧的保守党，并成为其议员进入议会的原因（而这也为后来保守党在欧盟议题上分裂、迫使时任首相卡梅伦同意公投以安抚党内的脱欧派埋下伏笔）。这两个后果都意味着在英国这种非比例性高的选举制度下，民粹主义政党这样的小党无法发展壮大，并且难以获得选票支持；而这种情况在欧洲大陆国家以得票比重决定议席比重的比例代表制下却不会出现。这一观点得到了很多经验研究的支持，③ 参见Duane Swank and Hans-Georg Betz，Globalization，the Welfare State and Right-Wing Populism in Western Europe，Socio-Economic Review，Vol．1，No．2，2003，pp．215-245；John Veugelers and Andre Magnan，Conditions of Far-Right Strength in Contemporary Western Europe:An Application of Kitschelt's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4，No．6，2005，pp．837-860。 但近来也有学者发现选举制度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率并无影响。④ 参见Kai Arzheimer，Contextual Factors and the Extreme Right Vote in Western Europe，1980-2002，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53，No．2，2009，pp．259-275；Lenka Bustikova，Revenge of the Radical Right，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7，No．12，2014，pp．1-28。
如果我们计算1980年代以来9个西方主要移民国家移民政策的选择性的历年平均值，将其与这些国家民粹主义政党所获选票比重的平均值相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两条时间序列重合程度很高（见图2）:当移民政策的选择性变强，经过一段时间的滞后，这种移民政策的变化就会体现在民粹主义政党得票比重的提高上。因此，移民政策的调整比文献中指出的其他因素，例如全球化、去工业化和后物质主义，都更能解释民粹主义政治势力的历时变动，尤其是在此过程中的波折。例如2003年后民粹主义政党所遇到的挫败，我们就不能用全球化或去工业化来解释，因为，在此时期这两大结构化趋势都没有减退，但这一挫折却可以用移民政策的调整来说明。
试验地点安排在三合镇仲家村严孝的承包地，经度101°56′31.5″，纬度36°24′31.3″，海拔2680 m，土壤养分情况：有机质21.92 g/kg、全氮1.48 g/kg、速效氮134 mg/kg、全磷1.74 g/kg、有效磷14 mg/kg、全钾25.74 g/kg、速效钾378 g/kg，pH值7.98。
“供给侧”因素能够解释民粹主义政党实力的跨国差异，但却无法帮助我们理解这类政党在过去30年间的崛起。这是因为主要的“供给侧”因素，例如选举制度和政党在意识形态光谱上的分布，在过去30年来变动都很小，几乎是常量，无法用来解释民粹主义政党发展的历时变化。可见，关于民粹主义政党的“需求侧”和“供给侧”两类理论的解释力正好相反，前者长于澄清历时变化的原因，后者则在解释跨国差异上更胜一筹。
校园贷，又称校园网贷，是指一些网络贷款平台面向在校大学生开展的贷款业务[1]．在需求的驱动下，各种校园贷平台开始蓬勃发展，但校园贷引发的悲剧也不在少数，无力偿款跳楼、校园裸贷和刷单被骗等现象不断出现．国家相关部门已经逐渐关注校园贷问题，各部门也相继发布条例要求对网贷行业增强监督管理．
由于当代民粹主义政党反建制、领袖崇拜以及排外倾向等特征与欧洲两次大战之间涌现的法西斯主义政党类似，有文献将这些民粹主义政党归为与后者同属一类的极端右翼政党（extremeright）。⑧ 参见Piero Ignazi and Colette Ysmal，New and Old Extreme Right Parties，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22，No．1，pp．101-121。 但也有论者强调当代民粹主义政党与历史上法西斯主义政党的区别，例如其缺乏军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诉求，认为应该将其划分为极右翼（far-right）、新右翼（new-right）或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① 参见Terri E．Givens，Voting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 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本文跟随后一部分文献的做法，将当代民粹主义政党定位为意识形态光谱上的极右翼，表示其立场比通常的支持自由市场和全球化的右翼政党更偏右，但又不至于像法西斯主义政党一样走上全盘否定整个政治体系的极端道路。
三、理论:专用型技能劳工、移民政策与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
本文的基本理论观点认为，当代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特定的社会基础（专用型技能劳工）和政策环境（选择性移民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决定公民政党偏好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个体的技能专有性。与通用型技能相比，专用型技能在各产业领域间的可迁移性更差，导致了该技能的拥有者在失业后的再就业能力低。因此，专用型技能工人更倾向于反对增加劳动力市场竞争程度、增加其失业风险的外来技术移民，从而更可能支持主张限制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这类工人在多大程度上会遭遇外来技术劳工的竞争，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如果这个国家采取的是专注于吸引技术移民的选择性移民政策，那么该国的专用型技能工人将面临更激烈的外来技术移民的竞争，从而更可能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因此，微观层次的技能专有性和宏观层面的移民政策，二者共同作用之下促成了当代民粹主义政党在西方的兴起。本节将详细阐述这一理论观点，并从中推导出可供实证检验的假说。
要解释以选票比重衡量的民粹主义政党在近年来的兴起，我们的起点是政治学中选民政党偏好的理论文献。一般而言，决定选民支持哪个政党的因素，最重要的包括三类:社会阶级地位、宗教和意识形态。然而，最近30年来，这些因素在解释西方选民的政党偏好上的重要性在逐渐下降，原因主要包括两点:第一，后物质主义兴起后涌现的新议题（生态保护、国际移民、同性恋，等等）难以被纳入战后在物质主义价值观基础上形成的政治框架；第二，中产阶级的扩大，使得主要政党都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汇聚，原有的基于社会阶级、宗教派别和意识形态所构建的政党区别正在减弱。因此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三类传统因素更适用于解释1950年代到1970年代出生的选民的投票行为，而对于更年轻的选民，其解释力就要大打折扣。① 参见Agnieszka Walczak，Wouter van der Brug，and Catherine Eunice de Vries，Long-and Short-Term Determinants of Party Preferences: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estern and East Central Europe，Electoral Studies，Vol．31，No．2，2012，pp．273-284。
于是，解释当代选民政治偏好的，就从上述结构性的长期原因，变成了反映个体当下境遇和所关注议题的短期因素，② 参见Wouter van der Brug，Structural and Ideological Voting in Age Cohorts，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3，No．3，2010，pp．586-607；Lauri Karvonen，The Personalisation of Politics，Colchester:ECPR Press，2010。 其中就包括所谓的劳动力市场风险（labour market risks）。这个概念指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上由于各种原因所面临的失业风险。这种原因可能源于劳动者自身，例如种族、性别、教育水平等等，也可能来自于外界，例如技术变迁、产业转型、经济波动以及全球化所带来的国际竞争。劳动力市场风险之所以会与选民的政党偏好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个体会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来降低这种风险，而手段之一就是通过投票，支持承诺推行相关政策来减少劳动力市场风险的政党上台。因此，许多实证研究都发现，发达国家的公民，在面临较高的失业风险时，会更倾向于要求更多的社会保障，并支持承诺推行此类政策的政党。③ 参见Torben Iversen and David Soskice，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5，No．4，pp．875-893；Thomas Cusack，Torben Iversen，and Philipp Rehm，Risks at Work:The Demand and Supply Sides of Government Redistribution，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22，No．3，2006，pp．365-389；Philipp Rehm，Social Policy by Popular Demand，World Politics，Vol．63，No．2，2011，pp．271-299；Philipp Rehm，Jacob SHacker，and Mark Schlesinger，Insecure Alliances:Risk，Inequality，and Support for the Welfare State，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106，No．2，2012，pp．386-406。
本文认为，由于拥有专用型技能的个体更可能投票支持民粹主义政党，那么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重越大的国家，其民粹主义政党获得的支持就会越多，并且这种支持在选择性移民政策的环境下将会更强烈。检验这两个假说需要利用跨国面板数据。目前关于移民政策最完备的跨国面板数据来源于《低技能移民政策数据集》，西方国家涵盖了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因此本文的宏观分析包括这9个主要的移民大国从1970年到2010年的数据。此处的因变量是民粹主义政党所获选票占全部选票的比重，代表了一个国家的选民对这类政党的支持，数据来源于《比较政治数据集》。自变量包含两个: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重和选择性移民政策。前者是专用型技能劳工（ISCO88第七和第八大类的职工）占所有劳动者的比重，① 本文跟随比较政治经济学主流文献的做法，用职业来指代技能种类。该文献利用1988年版的国际职业标准分类体系（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简称ISCO88），将其9个大类中的第七（工艺及相关行业的工人）和第八大类（厂房及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员）职业划为使用专用型技能，而剩余职业则被认为是使用通用型技能（包括高端的咨询和研究职业，以及低端的餐厅服务员、超市收银员等服务业职业）。该划分方法具体参见Timo Fleckenstein，Martin Seeleib-Kaiser and Adam Saunders，The Dual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Protection and Human Capital:Comparing Britain and German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4，No．12，2011，pp．127-156。其余使用ISCO88职业测量技能专有性的相关文献参见Torben Iversen and David Soskice，An Asset Theory of Social Policy Preferences；Jane Gingrich and Ben Ansell，Preferences in Context:Micro Preferences，Macro Contexts，and the Demand for Social Policy，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5，No．12，2012，pp．1624-1654；Tobias Wib，From Welfare States to Welfare Sectors:Explaining Sectoral Differences in Occupational Pensions with Economic and Political Power of Employees，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Vol．25，No．5，2015，pp．489-504。 后者是一国的移民政策专注于吸引高技能工人的程度，分为1到5个等级（1代表该国没有对外国移民没有任何技能上的要求；5代表这样的要求非常高）。因此，本文宏观层面的两个假说预测，这两个自变量应与因变量正相关，并且这两个自变量之间的交互项的系数应该显著为正（意味着选择性移民政策越强，专用型技能劳工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就越强）。
本文也关注劳动力市场风险在决定当代选民政治偏好上的重要作用，但本文强调另一个个体层次的塑造劳动力市场风险的因素，那就是技能专有性（skill specificity）。它源于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资产专有性概念（asset specificity），后者指仅能用于某些用途和地点的资产性生产要素。④ 参见Oliver E．Williamson，The Economic Institutions of Capitalis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5，p．52。 威廉姆森的这个概念揭示了经济生活中的“套牢”（hold-up）现象——使用高专有性的生产要素的经济活动者会受其限制，无法随意转换自己的经济活动。将资财专有性中的生产要素具体化为人力资本，就产生了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所说的技能专有性。⑤ 参见Gary S．Becker，Human Capital，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贝克尔的人力资本理论根据技能在行业间的可迁移性（transferability），将其区分为两种:通用型技能——可迁移性高，从而能够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具备生产力，以及专用型技能——可迁移性低，因此只能在有限的几个行业产生市场价值。不难理解，依赖专用型技能的人，会被“套牢”在某几个行业中。这样的工人若是失业，受其技能的低迁移性所限，很难在其他领域再就业。所以，由于其较弱的再就业能力，失业对专用型技能劳工的威胁要高于通用型技能工人。
由此可以推知，专用型技能劳工会更急迫地要求降低失业风险。如前所述，失业风险的来源有很多，本文聚焦于其中重要的一种，即全球化的影响。由于全球化是商品、资本和劳动力的高密度跨国流动，它就会通过三个途径来加剧失业风险。首先，外国商品的流入会冲击本国的商品市场，如果本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的商品竞争中败下阵来，那势必就会减产甚至破产，导致工人失业。其次，资本的自由流动便利了外来资本对本国企业的收购，同时本国资本的海外投资也会带走大量工作机会，这些都会加大本国工人下岗的可能。最后，外国劳动力的流入增加了国内的劳动力供给，加剧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直接提高了本国劳动者所面临的失业风险。全球化造成的这些失业风险是一个国家的全体劳动者都要面对的，但由于专用型技能的可迁移性差，这类技能的拥有者就无法像通用型技能工人那样通过转换就业领域、或是失业后再就业等方式来规避这些失业风险。也就是说，与通用型技能劳动者相比，降低全球化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风险，这个要求对专用型技能劳工来说更为迫切。
鉴于全球化中的商品自由贸易会增加劳动力市场风险，有论者认为贸易保护主义（trade protectionism）事实上能够起到社会保障的效果。① 参见Elmar Rieger and Stephan Leibfried，Limits to Globalization:Welfare States and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3，p．64。 这是因为贸易保护，不管是通过提高进口关税还是减少进口配额，其作用都是减少了外国商品对国内市场的冲击，保护了国内就业。因此，在同样能够减少失业、降低劳动力市场风险这个意义上，贸易保护政策与社会保障政策其实是异曲同工。因此，如果专用型技能劳工更为急迫地想要规避全球化所带来的失业风险，那么他们就更有动力去支持反全球化的、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民粹主义政党。因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假说:
要理解今天的民粹主义为何会具有反全球化立场，以及如何解释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我们首先需要厘清民粹主义的概念内涵。民粹主义（populism）词根来自于拉丁语populus，意为“人民”或“群众”，即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帝国正式全称的著名缩写——SPQR（Senātus Populusque Rōmānus，意为“元老院与罗马人民”）中的“人民”。公元前3世纪出现的“平民派”（populares），其目标就是在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马略（Gaius Marius）、凯撒（Julius Caesar）等魅力非凡的领袖的带领下，借助罗马公民大会的力量，来对抗甚至取代元老院作为决策机构的地位。如果说民粹主义中的民众在古罗马时还只是追随者的话，那么在现代民粹主义中，民众则获得了更高的地位。现代的民粹主义源于号称“第三罗马”的沙皇俄国，其民粹派运动（народники，词根“народ”即意为人民）所秉承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直接意义就是“对人民的崇拜”（worship of the people）。① 参见Alexander Chubarov，The Fragile Empire:AHistory of Imperial Russia，New York:Continuum，1999，p．88。 俄国民粹派诞生于19世纪70年代，继承亚历山大·赫尔岑和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认为俄国的农村公社传统中平均（“征税对社不对户，贫户所欠富户补”）、民主（村社审判和村会选举）和集体主义等价值与社会主义相契合。② 参见金雁:《俄国民粹主义的缘起》，《学习时报》2005年第3期。 因此，能让俄国告别旧制度，从而向新的社会形态转变的历史主体，只能是农民。他们淳朴、高尚、善良，而所谓的上层精英则是被金钱和西方所腐化的寄生虫。因此，“到民间去”（хождениевнарод），不仅是理性的，更是道德的。
商品的自由贸易只是全球化加剧劳动力市场风险的一个面向，对专用型技能劳工就业稳定造成更直接威胁的，是技术劳工的国际移民。就像商品的跨国流动会受到贸易政策影响一样，劳动力的流动要受到移民政策的控制。移民政策是一系列管理外来人口和控制边境的政策的总称，其包括三个部分:入境控制（允许什么样的外国人进入本国），移民权利（进入本国的外国人享有何种权利），以及出境遣返（何种情况下本国内的外国人将被遣返出境）。本文所使用的《低技能移民政策数据集》将这三类政策细分为12种，见表1。
假说1:因此，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重更大的国家，其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比重将更高。
图9表明：产品为纯七钼酸铵，无杂质物相。图10表明：七钼酸铵中值粒径为12.36μm，粒径分布较均匀，分布范围较窄。
表1 移民政策的维度
资料来源:《低技能移民政策数据库》。参见Margaret E．Peters，Open Trade，Closed Borders:Immigration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World Politics，Vol．67，No．1，2015，p．125。
在这12种政策中，直接影响专用型技能劳工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的，是入境控制中的“技能”维度，即是否专门吸引国外的高技术劳工来本国工作。这种政策被称为选择性移民政策，其根据移民申请人的技能和教育水平有选择性地吸收本国需要的劳动者。文献发现，选择性移民政策能够提高一国入境移民的人力资本存量，① 参见Simone Bertoli and Herbert Brücker，Selective Immigration Policies，Migrants'Education and Welfare at Origin，Economics Letters，Vol．113，No．1，2011，pp．19-22。 并降低本国高技能工人的相对薪资。②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一个国家移民政策的选择性越强，其在本国劳动力市场上为技术工人引入的竞争就越多，后者面临的失业风险也就越大，从而越可能支持排斥外来移民的民粹主义政党。
民粹主义政党在一国是否得势，不仅要受到该国选举制度的影响，还取决于主流政党如何回应民粹主义政治力量的兴起。主流政党的应对策略，就是政党竞争文献所关注的内容。按照这套文献的观点，民主国家的政党在两个方面上进行竞争:议题重要性（issue salience）和议题所有权（issue ownership）。前者指政党所支持的议题（例如改善生态、限制移民、贸易保护等）对于选民是否重要；后者指如果该议题重要，那么到底哪个政党真正拥有针对这个议题的代表能力（例如，通常认为右翼政党在谈论环保时就不具有说服力，因为选民知道加强环境管制会损害其真正代表的商业利益，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右翼政党不“拥有”环保这个议题）。基于上述两个面向，主流政党在面对民粹主义政党的兴起时可能采取三种策略:主流政党要么对民粹主义者的诉求（如限制外国移民）不予置评（dismissive），从而降低这些诉求的议题重要性，要么同意民粹主义议题的重要性，但提出与民粹主义政党相似的政策立场，用一种适应性策略（accommodative）与民粹主义政党争夺议题所有权，或是提出与民粹主义政党相反的解决方案，以一种对抗性的姿态（adversarial）来放弃议题所有权。① 参见Bonnie M．Meguid，Party Competition Between Unequal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 第三种策略经常被主要的反对党采用，目的是通过有意助长民粹主义政党在该议题上的影响力来间接弱化执政党。由此可见，政党竞争会塑造主流政党的策略，进而影响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力量。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当左翼和右翼的主流政党为了争夺中间选民，从而向意识形态光谱的中间位置靠拢时，激烈的竞争会促使反对党采取上述对抗性策略，从而增强民粹主义政党的力量。换言之，持中间立场的主流政党（如中左的社会民主党和中右的基督教民主党）的强大会促进民粹主义政党的生长。该假说得到了一些经验支持，② 参见Elisabeth Carter，The Extreme Right in Western Europe，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5；Dennis Spies and Simon T．Franzmann，A Two-Dimensional Approach to the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 of Extreme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West European Politics，Vol．34，No．5，2011，pp．1044-1069。 但也有论者指出中间立场的政党力量对民粹主义势力的发展并无影响。③ 参见Pippa Norris，Radical Right:Voters and Parties in the Electoral Marke；Lenka Bustikova，Revenge of the Radical Right。
图2 主要西方移民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得票比重和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历时变化（1980—201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比较政治学数据库》和《低技能移民政策数据库》绘制。图中涵盖后者中数据可得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新西兰、瑞士、英国和美国。
如果我们考察选择性移民政策的跨国差异（图3），我们可以看到它与民粹主义政党得票比重呈现正相关（相关系数为0．321）:在推行更具选择性的移民政策的国家，如瑞士和荷兰，相比于移民政策更为开放的国家，如美国和新西兰，民粹主义政党能够获得更多的支持。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这两类国家不同的选举制度造成的（瑞士与荷兰是比例代表制，而美国和新西兰是多数代表制）。因此，要严格检验是否是移民政策的差别造成了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率的区别，我们需要控制住其他变量来检验如下假说:
假说2:采取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国家，其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比重将更高，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专用型技能劳工会面临更高的劳动力市场风险，从而更有动力去支持民粹主义政党。
图3 主要西方移民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得票比重和选择性移民政策的共时差异（2010年）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比较政治学数据库》和《低技能移民政策数据库》绘制。图中包括的国家同图2。本图中，德国和加拿大在民粹主义政党的得票比重和移民政策的选择性两个变量上取值相同，故二者用同一点表示。
四、实 证
在麦当劳吃完炸鸡腿和汉堡，大林带着倩倩去了顶楼的游乐场。低劣的投币游戏器材，孩子们坐在小鸡小猪的背上享受童年的乐趣。无忧的乐趣。父女俩拿着橡皮锤打了东躲西藏的老鼠，换来了一个气球的奖品。牵着飘飞的气球，倩倩洋溢着荣誉的笑脸。
根据文献中所包括的竞争性假说，本文宏观分析的控制变量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民粹主义政党的“需求侧”理论所强调的因素，包括:1．全球化，用贸易开放度（进出口总额占GDP百分比）和移民开放度（每年吸收的外国移民总数占国家总人口的比重）衡量；2．去工业化，用服务业就业的增长率来衡量，该指标同时也用于测量一国进入后工业社会，从而具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程度。3．国内经济波动，用失业率和实际GDP增长率衡量。第二类是“供给侧”理论所研究的因素，包括:1．选举制度的非比例性；2．政党竞争，用民粹主义政党主要竞争对手，即中左政党（社会民主党）、中间派政党、中右政党（基督教民主党）的政治势力来衡量。第三类是本文所关注的移民政策。如前所述，移民政策包括三个组成部分。本文的自变量——选择性移民政策，属于第一部分“入境控制”。而第二部分的“移民权利”，也可能通过影响本国对外来移民的吸引力，改变移民的涌入，进而影响民粹主义政党所能获得的支持。因此需要控制住一国政府给予外国移民的权利（分为1到5个等级，1代表移民在该国不享有任何福利和政治权利，5代表移民享有与本国公民同等的权利）。至于移民政策的第三部分——“出境遣返”，由于尚无理论文献讨论其对民粹主义政党力量的影响，本文不做专门分析，但在稳健性检验中会将之加入方程，控制其作用。表2总结了宏观分析所使用的变量及数据来源。
大多是教师都是从学校毕业马上到学校任教，极少数是在企业或者事务所有实践经验的经历。这些教师理论知识专业知识比较扎实，但是讲课缺乏实践经验的话对同学们的讲解就没有这么深入和理解，更多照着书本讲。
表2 宏观分析所使用的变量
对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所使用的估计方法，本文选择面板修正标准差方法（Panel Corrected Standard Error，以下简称PCSE），并辅之以一阶自回归修正和面板层面的异方差修正。①
参见Nathaniel Beck and Jonathan N．Katz，What to Do（and Not to Do）with Time-Series Cross-Section Data，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89，No．3，1995，pp．634-647。 该方法自1995年提出以来，已成为比较政治经济学中跨国面板数据分析的最常用估计方法。② 对该方法的一篇批判性介绍甚至用其创造者的名字将之命名为“Beck-Katz标准”，参见Thomas Plumper，Vera Troeger，and Philip Manow，Panel Data Analysi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Linking Method to Theory，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Vol．44，2005，pp．327-354。 其针对面板数据结构常常带来的截面相关、时序相关和截面异方差等问题，对标准误的估计方法进行了调整，克服了常用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easible Generalized Least Squares）可能高估标准误的缺陷。PCSE将用于估计本文的基准模型，而后文的稳健性检验也将使用其他估计方法来考察基准模型的结果是否会随估计量的不同而改变。
表3 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的微观决定因素：基准模型
表3报告了基准模型的结果。模型1到模型3依次控制住民粹主义政党的“需求侧”“供给侧”和移民政策变量。模型4加入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重和选择性移民政策的交互项，成为完整模型。可以看到，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重和选择性移民政策的系数都显著为正，二者交互项的系数也显著为正。这支持了本文宏观层次的两个假说:在专用型技能劳工越多的国家，民粹主义政党将获得更多的支持；而选择性移民政策也会提高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率，因为移民政策的选择性越高，专用型技能工人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就越强。
表4报告了对完整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的结果。模型5控制了剩余的所有移民政策变量。为解决逆向因果问题，模型6使用了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由于当期的民粹主义政党选票比重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其在上一期的比重，为解决这一序列相关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对一阶自回归进行修正的方法。为了进一步解决序列自相关，模型7在方程右侧控制住因变量的一阶滞后。模型8改换估计方法，使用固定效应估计量。① 豪斯曼检验拒绝了随机效应估计量。 模型9再使用另一种估计方法——采用Driscoll-Kraay标准误的固定效应模型。② 参见John Driscoll and Aart Kraay，Consistent Covariance Matrix Estimation with Spatially Dependent Panel Data，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Vol．80，No．4，1998，pp．549-560。 该估计量也能够解决面板数据中截面相关和序列相关的问题，但与PCSE不同，它对国家的数量（N）和年份的数量（T）不作特别假设。可以看到，在所有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中，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重、选择性移民政策以及二者的交互项的系数全部显著为正，符合本文的假说。
1)带磁力驱动清洗装置的密闭容器多相物料料位监测装置，在对密闭容器中多相物料料位的实时监测的同时能够保证筒形密闭容器严格密封，无泄漏，特别适用对产生有毒有害气体、腐蚀性气体的多相物料进行监测.
表4 民粹主义政党支持的宏观决定因素：稳健性检验
（续表4）
最后我们来考察各控制变量的表现。在所有模型中都呈现统计显著性的变量包括贸易开放度、移民开放度、移民权利和中间政党的力量。前三者的系数为正，这一结果支持了全球化论点:越融入世界市场、接纳越多国际移民并且给予移民越多权利的国家，其选民将给予民粹主义政党更多的支持。中间政党政治力量的系数为负，说明强大的中间党会抑制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这也许是因为中间党的强大会抑制左翼政党（如社会民主党）和右翼政党（如基督教民主党）对意识形态中间地带的争夺，使得左右两派主流政党固守自己的意识形态位置，从而更可能对民粹主义政党采取不予置评或是适应性的竞争策略。这些非对抗性的策略让民粹主义政党无法走上政治辩论的中心，于是难以集聚支持者。
五、结 论
基于跨国面板数据分析，本文论证了如下假说:由于专用型技能工人更可能支持民粹主义政党，因此一个国家经济体内专用型技能工人的比重越高，该国的民粹主义政党就会获得更多的支持；同时，一国移民政策越具有选择性，专用型技能工人支持民粹主义政党的动力就越强，从而后者的得票比重就会越高。支撑这些假说的基础是技能专有性理论。专用型技能在行业间的迁移性很低，这限制了其使用者的再就业能力，于是此类工人急迫地想要降低失业风险。由于当代的劳动力市场风险的重要来源之一是全球化所加剧的国际竞争，尤其是选择性移民政策带来的大量海外技术劳工，这促使了渴望规避失业风险的专用型技能工人去支持保守排外的民粹主义政党。
这一结论直接指向了本文引言部分提到的“波兰尼难题”。如果专用型技能工人希望降低失业风险，那为什么他们支持的不是主张提供社会保障的左翼政党，而是要求限制全球化的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换言之，如果波兰尼的“双重运动”成立的话，那么在经历了30年新自由主义市场原则的全球扩张之后，市场和社会之间拉锯战的结果，应该是后者的左转和福利国家的回归，就像二战后凯恩斯共识下的福利主义替代了两战之间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一样。然而我们实际观察到的却是右翼保守势力在西方的兴起。面对新自由主义带来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加剧、社会不平等加深等问题，社会的反应不是向左，而是趋向保守和封闭。这是为什么？
本文的理论提供了该难题的一种可能解释。与以往一样，在本轮的“双重运动”中，遭受市场力量压迫的社会也需要采取措施实现自我保护。但本轮双重运动的特殊性，在于其发生在全球化和去工业化的背景之下。如前文所述，全球化通过商品的国际竞争和技术劳工的国际移民，加剧了国内的劳动力市场风险。如果劳动者能够通过支持左翼政党、推动国内社会保障扩张的手段来应对这一风险，那么本轮的双重运动还将像从前一样，实现从“右”（市场至上）到“左”（福利国家）的回归。但这条路在去工业化的背景之下已经无法走通。去工业化过程中服务经济的兴起创造了一大批低端服务业工人（例如所谓“三保人员”，即保安、保洁、保姆，等等）。这批劳动者收入不高，但拥有通用型技能，可以凭借其技能的可迁移性在各低端服务行业内转换就业，从而规避失业风险。这批工人的出现，就以技能专有性为界限，将中低收入的劳动者群体分化为低端服务业工人（使用低端通用型技能）和制造业蓝领工人（拥有专用型技能）。就如本文所阐述的，技能专有性的不同意味着对社会保障的需求不同:由于更惧怕失业，专用型技能劳工比通用型技能工人更需要社会保障。因此，去工业化的后果就是在社会福利这个议题上分化了作为福利国家推动者的左翼政党的社会基础。失去了传统的阶级基础，面对选举压力，仍然希望执政的左翼政党不得不向中间选民靠拢，为迎合中产阶级放弃高税收支撑的福利国家，并与右翼政党一道拥抱中产阶级所支持的全球化。而全球化，恰恰就是加剧失业风险的最初原因。左翼政党不再是解决方案，反而成了问题的一部分。这就决定了它无法成为此轮“双重运动”的推动者。于是，既然无法从不愿承诺高水平社会保障的左翼政党处寻得解决办法，急迫地希望降低失业风险的专用型技能劳工，只能转投极右翼的民粹主义政党，希望后者反全球化的保护主义政策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风险的问题。换言之，本轮的“双重运动”中，由于“左”（福利国家）的解决方案在其阶级支持在后工业化过程中分化瓦解的情况下已无法实现，社会只能寻求另一种封闭保守的手段来实现自我保护。
总而言之，去工业化使得发达国家主要的社会分化（social cleavage）从之前基于经济阶级的低收入人群对抗高收入人群，逐渐转变成基于技能专有性的专用型技能劳工（制造业蓝领工人）对抗通用型技能工人（包括高收入的高端通用型技能工人，例如科研和咨询领域的从业者，以及低收入的低端通用型技能工人，如“三保”人员）。如果社会分化基于阶级，那么从高收入到低收入的再分配将成为政治生活的首要议题，低收入群体也将成为支持追求再分配的左翼政党和福利国家的社会基础，于是“左右之分”作为最主要的政治分野，并主导“双重运动”的展开。但如果社会分化是基于技能专有性，这就会瓦解左翼政党和福利国家的阶级基础，促成左右两翼主流政党的趋同，降低了“左右之分”的重要性。同时，全球化背景下劳动力市场风险加剧，要求降低这种风险的社会群体在左翼政党处寻找不到解决方案，只能支持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党，从而将到底是应该对外开放还是封闭保守的“内外之别”凸显出来。此轮“双重运动”中社会为对抗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压力，选择的是极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非左翼政党和福利国家，从而采用保守排外而非社会保障的方式来求得自我保护。这个事实就说明“内外之别”已经替代了“左右之分”，成为双重运动的基本驱动力。“双重运动”在21世纪迎来了自己的大转型。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养老、就业和家庭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的研究”（16CGL045）；退役军人事务部基金项目“退役军人事务基本问题研究”；清华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和总和生育率关系变动”（2015THZWJC09）；唐仲英基金会“仲英青年学者”项目
作者简介： 蒙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文 易）
标签：双重运动论文; 民粹主义论文; 技能专有性论文; 选择性移民政策论文; 极右翼政党论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