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研究的途径与可能性--以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为例_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研究的途径与可能性--以新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研究为例_文学论文

“华语文学研究的进路与可能”专题研讨——本土楔入:可能与限定——以新马华文文学为例论世华文学研究的新进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路论文,华语论文,文学论文,为例论文,能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命名的角度来看,从一开始的台港文学到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再到世华文学或华文文学研究,相关名称的意义指涉似乎是递进和日益完善的,中国中心主义的色彩逐渐淡化,而不同区域的华文文学主体性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但实际上,在其背后仍然隐藏着中心/边缘的二元对立思维,所谓华文文学/世华文学其实更是原来海外华文文学范围限定的换汤不换药的权宜。当然,更进一步,也可能体现了吊诡的后殖民意味:中国中心主义者对他者/边缘的自我想像,其中也包含了值得质疑的合法性/合理性及背后的权力话语/逻辑。

毋庸讳言,此种名不副实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相关领域学术研究发展的困顿和彷徨,而且从正面角度看,我们恰恰因此失去了诸多可以再出发甚至是提升和丰富自我的可能。而实际上,真正包含了大陆文学的世华文学研究一旦实至名归,其内部的互动则很可能为不同区域的华文书写及研究带来不可估计的冲击力和可能性:不管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真正自我完善(不只是局限于本土研究,也同时兼顾文学以及作家个体发展的流离轨迹),还是对中心/边缘思维的有力动摇;或者是竟可给内在精神羸弱、审美过度疲劳的当代大陆文学书写注入一剂强心针。

而本土性视角则是世华文学研究中诸多新可能中不容错失和绕过的概念,但实际情况是,它受到了意想不到的忽略和误读。

一、范式更新:为何本土?

在今天的世华文学研究中,本土(性)的凸显和被强调并非不证自明和自然而然的,对其别有用心的有意误读或盲点遮蔽下的无意误解兼而有之,但最终却是导致了此概念的表面的被滥用和内涵的浮泛[1] (绪论)。但这确是一个不容忽略且充满威力的概念,如果我们将之置于此领域研究范式更替的语境中,其重要性则更易彰显。

(一)点评既往:被压抑的本土性

1.大陆学界:宏大叙事与本土缺席。早期的世华文学研究(包括日前的一些拙劣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更多是介绍性的,将他人赠送或其他渠道得来的资料进行梳理,按照历时性展开叙述是常见的操作,在此种初级层面的研究阶段中,提及本土性或从此视角进行思考无疑是痴人说梦。

继之的文学史书写虽然在此基础上有所改进,但资料和视野方面仍然有欠缺,在对在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文学脉络缺乏亲身体验的情况下,在对文学发展的诸多线索和整体思路缺乏深入把握与思考的情况下,在对必要史料占有严重不足的前提下,这样的文学史书写,其合法性显然值得质疑,而真正要建立自己的书写个性则更加不易。易言之,在相关文学史书写中,本土性的书写主线贯穿往往是付诸阙如的[2]。

在某种论文书写主流风格的牵引下,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往往成为世华文学研究论文中的流行实践,而这种风格自身的弊端和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中资料掌握严重匮乏的现实不足一经结合,更是导致了意想不到的恶果:重复劳作、以偏概全,即使是相对研究水平不错的论文,对陌生的本土也充斥了主体过于丰富和自我的随意想像与拼凑,这让人在质疑是“谁的研究”的同时,却也可以反观本土匮乏后的内在虚弱。

2.大陆以外:中国性及历史意识。新马本土的新马华文文学研究无疑是重镇之一,但对本土的强调往往更呈现出强烈的历史意识。这当然一方面是相关研究的强势(如王赓武、崔贵强等对相关认同的演变都有精彩论述),而另一方面,作为相对发达的副刊往往也是被视做可以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部分史料的。

台湾的相关研究似乎更因为本土化的影响而对中国性概念青睐有加,尤其是以黄锦树为代表。当然,中国性这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有些时候也牵扯了黄太多的精力,同时因为他和马来西亚本土的紧张关系,而使他对本土有了过度的警惕,乃至过敏。

(二)范式更新:本土凸显

引人注目的是,随着各种新理论的粉墨登场,各种后学/主义(Post-isms)给世华文学研究带来了新的研究范式和契机。

1.后殖民观照。在大陆以外的文化中国联缀的区域中,往往存在着后殖民理论(Post-Colonialism)的用武之地,因为这些区域大多曾是殖民宗主国的属地。二战后,多数殖民地纷纷独立,在文学方面或多或少彰显出本土的认同或者归属感,借此理论,则可将可能原本平淡无奇的文本解读得花样翻新,比如王润华重读老舍《小坡的生日》,将之视为新加坡发展的寓言,结论相当耐人寻味[3]。

2.谱系学视野。放眼于世华文学的整体发展,仔细探究某些文学现象内在契合点的幽微之处,更加强调文学发展的地方性、复数性和开放性,梳理并叙述出其独特的谱系脉络,这种视野可视为谱系学范式。这一方面的集大成的佼佼者无疑是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他不仅在地域、史料、意识形态的限制与罅隙中游刃有余,而且甚至成为引导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舵手。随手拈来,其《落地的麦子不死:张爱玲与“张派”传人》(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相当传神地体现了这一优势;而其《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与小说写作》(台北:麦田出版有限公司,2004)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甚至更高瞻远瞩,深掘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别致与吊诡互动[4]。

3.文学空间诗学。这种范式要求研究者就文学事件的思考不仅仅是历时性的,更要注意它的空间流变,也即某一现象、流派等在其他区域的后续变迁或演绎。比如,从未到过新马的鲁迅却可在“南洋”复活,郁达夫下“南洋”的吊诡赴死等,当然回到其本土书写,许多现象也耐人寻味。

当然,还可能有其他的崭新范式,但不管怎样,在这些范式更新的背后往往意味着研究者对文学本土的深入了解,甚至是有相当的本土感情和认同。这一切在在说明本土性对世华文学研究的必要乃至必然性。

二、辩证与否定:如何本土?

如前所述,本土仍然是一个富含可能与威力的概念,如果我们可以剔除其中人为强加的话。而实际上,在我看来,这个概念本身也包含了一种辩证与否定的哲学,值得仔细参详。

(一)流动与发展的本土嬗变

必须明确的是,本土(性)也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发展的概念,我们可以从时间和空间的层面进行思考。

1.历时性演变。在新马华文文学发展的不同阶段,本土性的表现和内涵也是流动的。在“南洋第一诗人”邱菽园那里,在浓郁中国性和认同背后,也偶尔闪烁着一点对本土的关切,不管是风物还是习惯;而1920~1940年代也有着因为经典论争而凸现的本土轨迹,可视为一种载道的艰难与自我的张力[5];1950~1970年代,在反黄运动过程中顺便也有对本土的零星关涉,而陈瑞献等人无疑是本土现代性形塑和张扬的旗手。进入20世纪80、90年代至今,本土书写也随着本土认同的强调(新加坡如鱼尾狮,马来西亚如2020愿景)或者淡化(国际化的冲击)而起起伏伏。但不容否认的是,本土性的表现姿态却是前所未有的多元和复杂。

2.空间撒播。从空间的视角看,本土性也仍然是可以流动的,甚至呈现出一种独特的撒播姿态。如果我们观照李永平,便不难发现,在这个马华离散代表作家的小说中本土流动的多姿多彩。早期的《拉子妇》,在不事雕琢的文字描述的南洋种族冲突的张力中,却呈现出作者相对纯粹的本土关怀和情感诉求;《吉陵春秋》可以视为一种转折,这种转折体现在他对本土思考的胶着与超脱——在这部小说中,吉陵可谓四不像,不像大陆、南洋、台湾,却又是上述地域特征的综合——李永平通过对地域具体特征的淡化来彰显出一种普遍华人人性的“恶托邦”集结。而之后的小说,如《海东青》等则在侧重台北的情况下体现出空间的游移。总体而言,其笔下的本土也是离散的。

(二)对立与兼容的辩证

本土性是不断发展的概念,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兼收、融合异质性的过程。

1.从中国性到本土中国性。毋庸讳言,在本土性和中国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张力关系。一方面,为了形塑区域华文文学的主体性,作为占据主导地位且中国中心色彩明显的中国大陆的中国性往往具有霸权和遮蔽作用,但同时,作为文化的母体载体,文化中国却又是区域华文文学不可忽视的汲取资源。这样就形成了一方面要警惕其暴力倾向,而另一方面又要批判吸收的复杂局面。耐人寻味的是,此中却也包含了从中国性到本土中国性的转变过程。也即在文化中华的宏大视野底下其实也包含了不同区域各种各样对中国性的反思、塑造,渐渐地,这种带有本土意味的中国性也就成了本土中国性。我们不妨以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1937~)的诗作《搬家》进行分析。诗中的班兰(Pandan)无疑是这一嬗变的最佳纪录:“她已缓缓下车/踱到泥沟边/两手用力/把一丛‘班兰叶’拔起/‘孙儿/把这叶子带到新家/种在后园里/每年端午节/留着包粽子’。”从中国故土的芦苇叶、荷叶到马来西亚的班兰叶,通过本土植物的上升,在务实的现实考虑之外,吴岸相当细致和微渺地刻画了植物意象中从中国性到本土中国性的内在嬗变。

2.异族性或他者。毋庸讳言,华人与不同区域多元种族和文化语境中的主流民族往往可能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甚至因为政治而牵涉到了文化冲突,但是,文学本土性却要尽量逃脱机械的对抗,毕竟本土性本身也包含了异族性/他者对其自身中华文化的耳濡目染与渗透。具体到马华文学语境中,在马来西亚华族和马来族之间因为政策的倾斜、不平等等原因会有一种紧张乃至冲突,但是马华文学的书写如果想要建立成熟、丰硕的本土性,就不应画地为牢。相反,批判地借鉴他者的经验、文化反过来可以丰富自身文学的面貌,否则,在既远离了文化故土的基础上,区域华文文学的本土性在可能先天不良的情况下,又多了挑食的毛病,这样的本土性结果可想而知。

三、结论:否定与跳脱

日本近代重要的思想家竹内好(1910~1977)在论述日本文化是曾经指出:“日本文化必须依靠否定日本文化自身才能成为世界文化。必须成为无,才能成为一切。回归于无,就是在自己的内部描绘世界。”[6] (P176)在此意义上,本土性的辩证也可以通过否定之否定激活自己。

强调世华文学研究的本土性视角/进路绝非是对其他领域的忽略或者打压,相反,其他可能的存在反过来可以使其发挥更大威力,本土性绝非对外来的排斥,相反,只有巧妙利用外来特质才会让自己更加本土化。如果能够立足本土性,我们对世华文学研究范式的可能更换会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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