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货币供应量主控对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供应量论文,货币论文,对象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回眸“八五”期间，我国经济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是，货币供应量屡屡“越位”：高于经济增长和物价增长之和。隐蔽性通货膨胀不时困扰着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对此，不少专家学者从货币供给理论角度，探讨货币和存款货币的调控方式，比较流行的观点是分层次调控货币供应量，或主控M[,1]，或主控M[,2]，以期控制通货超量。笔者循其思路分析觉得，在我国现行银行体系构架下，单纯控制M[,1]和M[,2]很难有效地抑制货币供应量的扩张之势。追根溯源，以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操作扭曲和运用过度对货币供应量有着重要的影响。即是说，货币供应量超经济发行是凭借基础货币的扩充而实现的。真正调控的重点不在货币和存款货币本身，主控对象应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
一、我国基础货币的导流特性
基础货币亦称高能货币或强力货币，西方理论界业经形成的共识是，商业银行存入中央银行的准备金——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与社会公众所持有的现金之和。然我国情况却不能等同，自1984年人民银行行使中央银行职能以来，基础货币的内涵实际上要比这丰富厚实得多，它包孕着的，除流通中货币、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外，还有财政金库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基本建设存款和邮政储蓄存款等。假定：
H=基础货币 D[,4]=邮政储蓄存款
D[,1]=财政金库存款 R[,1]=法定准备金
D[,2]=机关团体部队存款 R[,2]=超额准备金
D[,3]=基本建设存款 C=流通中货币
则 H=D[,1]+D[,2]+D[,3]+D[,4]+R[,1]+R[,2]+R[,3]+C
如果以D[,n]代表各项存款，R[,n]代表准备金，上式变为：
H=D[,n]+R[,n]+C
客观地看，这个等式只是对我国基础货币的一种最直观的认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等式右边的诸个字母所代表的量常常有着质的不同性，而且，它们还会在各自的运行中产生相互影响作用，其表现是，(1)在基础货币总量变动的同时，各个构成项目会发生或幅度不等的变动，或项目之间的交替移位；(2)在基础货币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各个构成项目同样难免产生此长彼消的变化，从而反作用于货币供应量。
在我国现行中央银行制度下，基础货币是执行货币政策宏观意义上最直接的调控变量，因为它是银行赖以扩张存款和创造货币的源头。在中央银行帐户上，D[,n]是中央银行对客户的间接负债，各项目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而R[,n]和C则是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和社会公众的直接负债，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就大不一样。作为中央银行基础货币组成部分的这两种负债，均已成为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闸门的总闸。所以任何形态的扩张或收缩，都会对M[,1]、M[,2]的伸缩产生极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假定流通中非银行体系的社会公众现金持有量保持不变。(1)中央银行不增加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即不增加再贷款或再贴现），则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亦不会无故增加，从而制约存款创造和现金投放，使M[,0]、M[,1]或M[,2]受到限制；(2)中央银行减少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即压缩再贷款或再贴现），则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势必相应减少，从而引发贷款收缩和存款降低，使M[,0]、M[,1]或M[,2]存量减少；(3)中央银行提高或降低法定准备金率，同样也会使M[,0]、M[,1]或M[,2]产生扩张或收缩效应。于是，在纷繁复杂的经济生活中，就自然地形成了一条相互影响的连琐作用琏：中央银行——基础货币——货币供应量——通货紧胀——经济盈萎。这就是我国现时中央银行制度下基础货币的导流特性。
二、我国基础货币的创造能力
从表象上看，基础货币是中央银行的负债，但实际上，基础货币的出现往往又总是中央银行资金运用的结果。因为我国中央银行独占了货币发行权，资本运用决定资金来源，所以，中央银行创造了基础货币，基础货币又能直接或间接地获得自我创造能力。
假设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1000，则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增加1000，这时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情况如表1，倘若商业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企业在商业银行存款增加1000。当企业使用这部分存款时，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存款减少1000，由此构成商业银行的原始资金来源，从而是启动出商业银行内部一系列的存款派生过程。继之，资金通过复杂运动，在M[,2]中相互转换，一部分将转化为中央银行的各项存款，一部分转化为法定准备金，一部分转化为流通中现金，这时的中央银行资产负债情况如表2，负债的结构发生变化。这即是中央银行通过资金运用创造基础货币的途径和方式。反之，如果中央银行不准备增加现金发行总量，基础货币各构成项目就又成了中央银行再贷款或再贴现的资金来源。在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与再贷款间，其关系的最终意义2是：基础货币增加
再贷款资金来源增加；再贷款资金运用基础货币的创造。二者反向作用于对应，即：
（其中：N＝再贷款或再贴现，其他字母含义与前述相同）
表1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资产 金额负债金额
一、对商业银行贷款1000一、商业银行存款1000
合计 1000合计1000
表2中央银行资产负债表
资产 金额负债金额
一、对商业银行贷款1000一、各项存款 600
1.财政性存款 200
2.机关团体存款
200
3.邮政储蓄存款
200
二、法定准备金
100
三、流通中货币
300
合计 1000合计1000
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基础货币又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自我创造能力。第一，我国中央银行单设后，基础货币一直向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财政部门敞开的，前者以再贷款、再贴现形式出现，后以以购买债券或借支形式出现。譬如，(1)甲商业银行将取得的再贷款向乙商业银行偿付同城票据清算资金，则乙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超额准备金增加；(2)倘若中央银行购买财政发行的国家公债，或财政借支，则财政在中央银行存款增加。二者形成的存款无疑是中央银行基础货币来源，且都是通过基础货币运用创造的，笔者谓之：基础货币自我直接创造现象。第二，假定中央银行向甲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1000，甲商业银行用于向甲企业发放贷款，甲企业又全部用于向乙企业承付贷款，乙企业在乙商业银行存款增加，乙商业银行存款增加1000后，向中央银行缴交法定准备金200（假设准备金率为20%），若乙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超额准备不足，则必须动用库存现金上缴，如此往复到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中的法定准备金增加到1000而终止，笔者谓之：基础货币自我间接创造现象。基础货币的这种创造能力在实际运作中越是无限，贷币供应量越是难以控制。
三、我国基础货币的扩张趋向
据有关资料显示，“八五”期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12%，零售物价平均增长11.4%，银行贷款平均增长26.94%，M[,0]平均增长24.87%，M[,1]平均增长28.15%，M[,2]平均增长31.82%。显见，比较经济增长和物价增长而言，我国基础货币伴生着自我不断“创造”趋于扩张。
1.法定准备金动用过分。法定准备金是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经济最主要的手段之一。西方国家的再贴现资金均取自商业银行向中央银行缴交的法定准备金，但一般控得严格，用得谨慎。然而我国的情形却大相径庭，一方面法定准备金率高达13%，比美国平均法定准备金率高出8个百分点，为基础货币扩张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央银行把法定准备金作为资金来源之一，以再贷款、再贴现形式发放给商业银行，法定准备金制度并没有成为调节货币供应量的政策工具，反而成为再分配信贷资金和平衡中央银行信贷收支的手段。尤以费解的是，仅仅用足尚嫌不够，而且还要超量：1993—1995年，我国4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之和分别为4480、5627.6和7338.4亿元，同期对人民银行负债分别为9555.7、10182.2和11095.2亿元，占商业银行同期各项贷款总额的27.45%、23.62%和20.96%，三年间4大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负债平均余额高出在中央银行资产平均余额4462.4亿元。打个不恰当的比喻：权且把法定准备金制度理解为是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征收的一种资金“税”，那么，我们现时的作法即是一种“税后返还”政策，这显然与法定准备金制度设计的初衷南辕北辙。法定准备金制度形同虚设，其超量释放的结果，不仅会使M[,1]—M[,2]无法控制，而且一旦遇到社会消费预期的错误导向，就会造成风起云涌的存款挤兑，从而倒逼中央银行增发现钞。
2.再贷款规模使用过量。中央银行单设后，我国信贷规模管理模式沿用至今未有实质性改革，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并未真正施行。控制信贷规模和控制货币供应量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换言之，中央银行再贷款规模之大小，会引发全社会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变动。从理论上说，再贷款规模扩充与否，一方面取决于基础货币中的法定准备金、超额准备金和财政金库存款的伸缩程度；另一方面，亦取决于国家的货币信贷政策和银根的紧驰力。然而，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确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但在我国目前现实经济生活中，发展经济仍是第一位的，稳定货币依然服从于经济的发展，因而中央银行再贷款规模实际上受发展经济这个目标所左右，只有经济增长的冷热程度才是确定再贷款规模的主要参照系。近年我国再贷款额占中央银行资产总额的55%左右，1995年未绝对额高达1.1万亿元，与之美国再贷款额仅占美国中央银行资产总额的1%左右相比，可谓放出“天量”。从1984年至今，我国曾几度紧缩银根，但多以叫得紧，放得松而收场，其实再贷款规模一直旺而不衰。在经济过热的气候下，企业会“见风扬帆”争贷款；经济稍一冷却，企业也会“逆水行舟”要资金，步步紧逼，迫使再贷款规模一再扩张。这种情况在财政收入年年创“新高”和企业唯利税是求的高经济指标压力下，更是愈演愈烈，企业争项目，财政增收入……等等。短缺型经济下的资金饥渴症，无不诱使着社会经济的信贷化程度越来越高，使中央银行再贷款不由自主地信用扩张。
3.财政性货币发行过多。改革开放10多年来，国家财政为平衡收支，向银行借款，这在我国现在经济关系的格局下本也无可厚非。可是，财政出现收不抵支的数额越来越大，向银行借支的资金愈来愈多，却是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由财政赤字而为赤字财政，决不只是轻易的词序颠倒，它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有直接因果关系，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1990—1994年，财政向国有商业银行借支额以平均每年20.47%的速度增长，1994年达到1687.1亿元。尽管财政赤字在我国国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小，但由于财政借支是一种变相的基础货币运用，财政赤字通过银行借支弥补后，一旦转入财政性存款，它亦能通过支付国家干部工资和行政事业单位预算拨款等渠道分别转化为现金、个人储蓄和企业存款。如果财政借支最终以现金形式注入流通领域，那么其直接的基础货币，必然会借助货币的乘数作用，使货币供应量增加：如果财政借支最终以个人储蓄和企业存款出现，那么商业银行可视其为资金来源而予以运用，通过不断衍生后，也同样会扩张货币供应量。无论哪种情况，最后形成的扩张货币量远远多倍于原始借支额，倘若加上银行垫付财政应拨未拨的补贴和应补未补的政策性亏损，财政性货币发行则更大，导致M[,1]或M[,2]总量增多。
综上所述，我国基础货币支撑着整个社会的信用规模，对贷币供应量产生巨大的影响，矫正基础货币的运行轨迹，牢牢控制基础货币总量指标，才能全面地控制整个社会信用规模，继而合理地、有效地控制货币供应量、确保国民经济健康成长。
注：1.本文货币层次划分采用我国现行通用划分法。即；M.流通中现金；M[,1]=M[,0]+企业活期存款+机关团体部队存款+农村存款+个人持有的信用卡类存款；M[,2]=M[,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企业存款中具有定期性质的存款+外币存款+信托类存款。
2.本文采用的数据均引自李鹏《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统计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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