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本科教育目标应当作战略性调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系统和规格的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摘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略性论文,高等教育论文,研究报告论文,培养目标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系统和规格的研究”是我们承担的一项国家“八五”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经过5年的努力，这项研究现已告一段落。本课题研究把高等教育目标置于社会大系统和整个教育系统中进行考察，联系一定的教育观念、内容、过程、环境，衔接中等教育与继续教育，重点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宏观导向中一些带共性的影响大学生整体素质提高、关系我国未来社会发展与国际竞争的问题。通过研究，得出了一个这样的结论：面对新世纪的到来，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目标应当作战略性调整。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是新时期提高我国大学生总体教育质量的关键。本文将就此问题简要地谈点认识，以反映我们的研究思路和认识要点。
一、目标调整的背景分析
应当怎样引导我国的高等教育？培养怎样的大学生？这是与一定的高等教育背景相联系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基本国情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而我们对这一点的认识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算起已经历了70余年。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中国高等教育的正确导向也离不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一方面，社会主义教育不同于资本主义教育，其在意识形态上应当有一个翻天覆地的革命性变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也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土壤里逐渐产生的，资本主义及其以往人类历史上的一切优秀的文化我们都要加以继承。现在看来，我们对这两方面的认识都有必要加深，前者的模糊认识将使我们迷失方向，后者的模糊认识将使大学生的发展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一旦大学生缺乏应有的文化根基，其素质缺陷在所难免，专业发展也缺乏思想支撑。在中国特色问题上，我们的认识也常常是摇摆的：或者根本看不到中国与外国的区别；或者只看到这种区别，看不到教育的共同规律与联系。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继承我们祖先的优秀传统，不断吸取人类创造的各种丰富的文化营养，以最宽阔的胸怀去吸收和融汇人类的包括中国的和外国的文明成果，应当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导向上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另一个重要背景是，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学技术的时代。现代科学技术在发展中的高速度、高起点、短周期、综合化与大科学体系等特征[①]以及随之带来的诸多正面与负面的问题提示我们：高等教育即将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教育内容要更新，专业面应适度拓宽，否则难以适应科技的发展与国际间的竞争；同时，科学不能单独生存，科学技术教育需要有与之相对应的人文教育的补充。
加之，社会主义建设的急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又从客观上加剧了一种功利性的竞争。这种竞争常常不是从提高人才的全面素质着眼，而是从近期的利益着想，使中国高等教育几度向职业性方向偏移，也使中国高等教育质量出现不少值得忧虑的问题。
概而言之，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及教育本身的种种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导向上出现了以下值得注意的问题：
其一，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
其二，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
其三，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
其四，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面对高新科技的挑战，面对学科的综合化发展趋势，面对多元化文化的竞争，面对国际间复杂的形势与国内建设的多方面任务，我国高等教育目标应当作某种战略性的调整。
二、建立双重目标的历史必然
回顾人类教育发展的历史，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一条道路：占绝对优势的古典文科教育——古典文科教育传统受到动摇、科学教育逐渐兴起——科学教育独领风骚、人文教育备受冷落。“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这种此消彼长，维系了几千年之久。按照现代人应有的文明水准，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所提供的先进教育手段，历史的这种摇摆将在21世纪逐步收敛，而趋近一个新的平衡点。也就是说，人类教育在经历了漫长的古典人文教育、独领风骚的现代科学教育之后，将进入更加成熟的现代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的时代”。[②]
认识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曾经丧失过两次历史机遇：当世界上许多国家从人文教育向科学教育发展的时候，我们却迟迟难以起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封建的政治体制、强大的儒学正宗文化都不同程度地制约了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腾飞。因此，当欧洲科学革命的狂飚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推动下，把西方的科学迅速推进到近代，中国却由过去的昌盛时代逐渐滑落了下来。第二次机遇是当许多国家的著名学府在发展科学教育中冷静地保持了人文传统，并适度推进了通识教育或普通教育时，我们却在相当程度上实施着重理工轻人文的教育，并且采取了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模式。这些教训应当说是深刻的。当然，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现在，我们又面临着第三次机遇：“人们正在以新的眼光审视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在现代条件下的平衡与互补。”[③]如果我们依然左顾右盼，将会再失良机。
因此，所谓高等教育目标的战略性调整，就是要适度地树立起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双重教育目标，使大学生通过学校的教育和自身的努力，既能具有较高的科技水平，又能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提出这一双重目标的意义在于从多方面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并给这高科技、重物质的世界里注入必要的人文精神。
这一双重目标对中国大学更有现实意义。这是因为：中国大学生的学科环境偏于单一，致使不少大学文理基础太弱，作为大学最基本的综合性、学术性、人文性要求没有得到必要的保证；中国大学的职业性特点太强，50年代以来，一直强化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强化如何做事的知识学习，忽视如何做人、如何生活的人格教育；中国大学教育的功利导向太重，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学科设置纷纷向有利于近期市场需求方向调整。这些都说明中国大学距离双重教育目标更远，更有必要早作准备，从教育观上确立，从教育模式上转变，并花气力来进行学科建设与师资建设，以校正我国高等教育中某些不利的倾向，迎接21世纪大学教育的新阶段——“人文·科学阶段”的来临。
三、着眼于提高学生全面素质的大学素质教育观
要树立双重教育目标，要提高学生全面素质，必须强化素质教育。
“人的素质，包括先天遗传素质和经后天学习、训练而逐渐内化的养成素质，是一种先天遗传与后天培养相结合的人的身心特点的综合的、内在的、整体的体现。”[④]面对现代社会对大学生带来的生理与心理的过重负荷，面对高科技对大学生越来越高的智力与非智力要求，面对社会高层与深层决策的复杂性，人们对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期望。而教育中日益强化的功利色彩与浮漂学风和日益淡化的人文教育，使大学生素质与社会期望形成较大反差。在这种情况下，强调大学素质教育是必需的。
素质教育不是对教育的分类，而是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教育观念。它强调的是一种基础，是一种素养，是一种做人和做学问的功底。这种教育可概括为：“利用遗传和环境的积极影响，调动学生认识与实践的主观能动性，促进学生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认知与意向等因素全面而和谐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向学生个体心理品质的内化，从而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形成良性循环。”[⑤]“发展”与“内化”，是素质教育的实质。正是这样，中小学需要素质教育，大学也需要素质教育。这是一种发展的教育观，与应试教育、功利教育形成对照。
诚然，教育在给人们谋求就业机会，改变社会地位，提高适应能力等方面，具有功利性。然而，教育在陶冶人的情操、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确立人的理想信念、打好广博而坚实的学习基础以及丰富人的文化生活、和谐人际关系等方面，则具有很强的非功利性。从根本上说，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是通过提高人的素质间接发挥的，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也是通过潜移默化实现的。因此，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重视教育的非功利性，使偏离了的教育价值取向有所复归。否则，让逐利原则无限制地扩大到教育和精神领域，必然导致人们实用主义倾向和物化心态的蔓延，其直接危害便是忽视基础，忽视人文教育，削弱教育的教化作用，迷失教育的精神目标，致使新一代缺乏关于人类与社会的整体观念及社会责任感[⑥]，缺乏做人与做学问的深厚根基。素质教育思想和目标的提出，正是教育观念的一场变革。
在现代社会，知识激增，人们要学的东西层出不穷。因此，人们应当利用各种方法来减少内存，增加外存，以增强对新鲜信息的敏感性。我们把这种教育称为“方法教育”。虽然人们掌握方法也是其素质的一种表现，然而，方法教育告诉人们的东西主要不在于内化，而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一句话，在于“外存”。值得强调的是，尽管如此，对于人的教育而言，仍然是以促进“发展”和“内化”为实质的素质教育为主，以方法教育为其重要补充。两者结合起来，其要点就是：“发展”、“内化”、“外存”。不过，在两者的关系上，素质教育是基础，它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为宗旨。
四、实现双重目标的基本教育模式
要强化素质教育，实现双重教育目标，我国大学本科教育的现有模式要作某种根本性的转变。现有模式的基本点是从原苏联模式沿袭下来的。其主要缺陷在于知识面太窄，文化陶冶不够，思维视野局限，基本品德教育忽视。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二是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前者强调大学的普通教育和较宽口径的专业面，后者强调大学的专业教育与实践能力的培养，各有其利弊，现在已有一种相互靠近的趋势。
在现代信息手段与教育手段较先进的条件下，在大学继续教育和终身教育提到重要议程的社会里，有可能出现第三种模式，这就是我们在本课题研究中所提倡的“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⑦]的构想。这种模式兼有上述两者之长，但专业口径较宽，独立工作能力要求适度，“临床”教育主要是提供一种能力训练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⑧]：
⒈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⒉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⒊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需要指出的是，普通教育特别是普通教育中的人文教育，在我国普通高等教育中被严重削弱了。素以“人文学术之邦”著称的中国，具有悠久的人文教育传统。而在解放后的非文科教育中，它占有的位置十分可怜，长期以来停留于3门政治课，总学时不足10%。这与世界高等教育的走势不符，与中国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的地位不称。良好的人文教育不仅有助于启发学生的创造思维，促进学生心智的成长与发展，有助于学生把技术问题或专业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培养学生宽阔的视野，更主要的是能有助于学生学会做人，提高他们作为一个“人”的素养。对于文科教育而言，同样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的文科教育，在相当程度上也变成了一种狭窄的专业教育。因此，我们认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当然，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三者要有机结合，而不是偏执一端。
五、“倡个性以补不足”的个性教育
世间万事万物，千差万别，各具特色，因而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体现出万物的生机与活力。教育也不例外。因此，基本模式只是一种总的框架，需要以个性教育作补充。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把个性教育视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将之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立起来。人们忌谈个性，不敢理直气壮地提出培养和发展良好个性品质的要求，似乎发展了个性就纵容了个人主义，于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一个模子塑造各具差异的所有学生。虽然我们在理论上主张人与社会的价值和谐统一，但在现实中却往往只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而忽视教育促进人的完善的功能。因此，当提到教育目标时，我们往往只提社会发展要求，而忽视人的发展要求，其结果常常是牺牲众多学生的兴趣、爱好、才能、特长等，来换取彼此差不多的几乎“清一色”的人才。这种现象对直接培养高级人才的高等教育而言，危害更为严重。
当然，正如裴斯泰洛齐所说：“教育的宗旨不是孤立地发展个人，而是把个人放在把人类缚在一起的大链条的位置上，使整个个人都得到发展。”[⑨]小原国芳说得更明确：“无视个人的社会不可能繁荣，无视社会的个人不可能生存。”[⑩]无疑，个性与共性，个别与一般是共存于事物之中的；然而，个性先于共性，共性源于个性，因此事物的殊相是事物更本质的特征。(11)这是我们之所以强调个性和个性教育的理论基础。对学校也是如此。我们不能使每个学校千篇一律地按一个模式来办，必须因校制宜，因地制宜。前面所提基本模式，只能是对一些基本的共同的问题的探讨，而且实现起来又将呈现风格各异的特征。就中国高等教育而言，由于以往集中过多的体制影响，常常是共性有余，个性不足，这就更需要“倡个性以补不足”(12)。只有这样，我国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生机与创造力，才更有利于各类人才尤其是杰出人才的涌现。
总之，尽管我国大学本科教育在整个高等教育中取得的成绩是喜人的，不仅直接为国家输送了大量急需的建设人才，而且为更高层次的教育提供了优秀的生源；然而，我们还必须冷静思考，审时度势，在社会发展的重要转折关头对其目标实行及时调整。调整的主要战略是实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的教育，根本目标是培养既具有较高科技水平，又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人才；而基本的指导思想是强化素质教育，加厚基础，拓宽专业，转变“过弱的文化基础、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与过强的共性制约”的状态，同时把这种思想落实到教育过程中，实施“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一体化的教育模式，并鼓励不同的学校与个人发挥自己的特色，展现丰富的个性。
注释：
①②③文辅相：《21世纪的大学教育目标：高科技水平与高文化素养》，《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6期。
④⑦文辅相：《提高学生整体素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对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目标的思考》，《教育研究》，1994年第11期。
⑤文辅相：《论大学素质教育》，《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
⑥顾清扬：《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高等教育目标》，《有色金属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⑧文辅相：《我国高等教育模式应当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高等工程教育研究》，1990年第2期。
⑨引自[英]伊丽莎白·劳伦斯著，纪晓林译：《现代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北京：语言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
⑩引自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目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316页。
(11)(12)董云川、文辅相：《论高等教育个性化》，《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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