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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同志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而且也是才华横溢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家和翻译家。在他短暂的一生中，虽然将主要精力都用在了从事党的领导工作方面，但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建设上，也做出了卓著的贡献。
瞿秋白同志从1919年翻译第一篇俄国文学作品起，到1935年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杀害，前后17年里，他译介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和外国文学作品。据粗略统计，其中有长篇小说（片断）2部、 中篇小说2部、短篇小说19篇、诗歌4首、剧本2部、 文艺理论和政论文章37篇，还写有外国文学史著作1部、有关评论文章26篇，以及多种哲学、 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共计百万多字。文体涉及面之广，内容含量之丰富，确实令人赞叹不已。
瞿秋白同志的译介活动主要分两个阶段：从1919年至1926年末为第一阶段，从1931年初至1933年末为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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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同志1899年1月29 日生于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一个破落的“书香之家”。16岁时，母亲被贫困逼得走投无路，含冤饮恨而死。不久，父亲又奔走他乡，从此，一家人星散。家庭的变故，世态的炎凉，使瞿秋白从小就对虚伪腐朽的封建制度深恶痛绝，这也是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因素之一。他于1917年初到北京，投奔堂兄纯白家。同年9月，考取外交部主办的免费的俄文专修馆。由于他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刻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为他日后从事译介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使瞿秋白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他积极投身到“五·四”运动中。因他在同学中有崇高威信，被同学推选为俄文专修馆的学生代表，带领同学们同卖国政府进行斗争。“五·四”运动锻炼了瞿秋白，使他逐渐形成和深化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从1919年11月至1920年5月，他与郑振铎、耿济之、 许地山等人主办了《新社会》旬刊，宣传改造社会的思想。1920年，他参加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年10月，他不满足于对苏联十月革命像“隔着纱窗看晓雾”的了解，以北京《晨报》记者的身份，勇敢地走出国门，克服重重困难，于翌年1月抵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期间，瞿秋白一面深入苏联社会进行考察，一面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不断调整着自己的思想认识。他在完成了大量的通讯报道的同时，还创作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散文集。他以饱满的激情和优美的文笔，描述了列宁所领导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面貌，歌颂了列宁和广大工农群众高昂的革命热情和忘我的革命精神。“这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次出现的反映十月革命胜利初期苏俄情况的散文杰作，它有力地粉碎了国内外反动派对以列宁为首的俄国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的种种诬蔑谰言”。（注： 丁景唐：《略论瞿秋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 《文史哲》1980年第1期。）社会实践和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 使他逐步确立了对马列主义的信仰，并很快地成长为共产主义者。1922年2月， 经张太雷同志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完成了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瞿秋白第一阶段的译介活动，正是在上述的种种经历和思想变化中进行的。
瞿秋白是我国最早从原文直接翻译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家之一。纵观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活动，都与俄苏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固然与他精通俄文、亲自考察过俄国，后来又在苏联工作过有关，另外也与他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深受时代的影响分不开。他曾说过：“翻译——除了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言语。”“把新的文化的言语介绍给大众。”（注：杨之华：《谈谈秋白同志的翻译工作》，引自史习坤编《瞿秋白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出版。）他还曾对妻子杨之华说过：“翻译可以丰富人的知识，是文化的桥梁，对中国人民大众有莫大的利益。”（注：杨之华：《谈谈秋白同志的翻译工作》，引自史习坤编《瞿秋白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出版。）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对他翻译活动产生的影响也很重要。当时，逐渐觉醒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而进步的俄罗斯文学和苏联革命文学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与此非常接近，因此便得到许多富有进步思想的翻译者的重视。据阿英所编《中国新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介绍，从1917年至1927年10年内，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并印成单行本的有225种， 其中仅俄罗斯文学就有65种，占了近三分之一。数量之多，大大超出以往。
瞿秋白最初对翻译文学作品感兴趣，是他在俄文专修馆学习时。当时，他从俄文课本中一接触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作品，便深深地喜爱上了俄罗斯文学。于是，他与郑振铎、耿济之等人抱着改造社会的想法，办刊物，写文章，搞翻译。他翻译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托尔斯泰的短篇小说《闲谈》，刊载在1919年9 月的《新中国》杂志上。接着，与耿济之合作，编译出版了一本《托尔斯泰短篇小说集》，又与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翻译和发表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作家的诗歌、剧本和小说。
瞿秋白在俄考察期间，还撰写了一部《俄国文学史》（又名为《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介绍俄国从古代到十月革命前的文学发展状况。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介绍俄罗斯文学的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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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瞿秋白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委员。1927年8月，在历史的紧要关头， 他主持召开了党的“八·七”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书记。从这时起，直到1931年初，他作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主要活动在政治战线上。
1931年1月， 瞿秋白遭到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打击迫害，被解除中央领导职务，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普列汉诺夫、高尔基的文艺理论著作，就是他在这个阶段翻译介绍到中国来的，对于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建立和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解放后，陆定一同志曾代表党中央对瞿秋白的这段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他说：“1931年至1933年，瞿秋白同志在上海同鲁迅先生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在这个期间，他曾致力于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介绍俄国和苏联的文艺作品，对中国的革命文化运动作了重要的贡献。”（注：《陆定一同志关于瞿秋白同志生平的报告》引自史习坤编《瞿秋白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出版。）谈到瞿秋白在文化战线上的贡献时，我们不能不谈到他与鲁迅在共同战斗中建立的深厚友谊以及他们在文化战线上共同创建的光辉业绩。
瞿秋白与鲁迅认识并相互接近，是在1931年下半年。当时二人，一个是现代文坛上的巨匠，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一个是共产党的著名人物，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作家和翻译家。两个人相互仰慕已久，还没见面，就已经通过冯雪峰同志的联系有了书信交往，并结下了友谊。诚如瞿秋白在后来写给鲁迅的讨论翻译的信中所说：“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注： 冯雪峰：《回忆鲁迅》，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当鲁迅听到瞿秋白对他从日文转译的几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译文意见时，十分兴奋，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当时的情态时说：“鲁迅怕错过机会似地急忙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注：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于是，每当有俄文的、于研究上有用的材料到手，鲁迅都是让冯雪峰给瞿秋白送去，其中较早的译文当属《铁流》的序文。
1930年，在苏联工作的曹靖华受鲁迅之约，开始翻译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铁流》。1931年5月译毕，寄给鲁迅，然而， 却难以再抽时间把该书最主要的一篇长序译出来。而鲁迅又急于出版，因此想到瞿秋白，鲁迅便托冯雪峰把序文拿给瞿秋白翻译。瞿秋白接到后，很快便赶译出来了。译文之精确流畅，堪称空前。以致鲁迅在该书编校后记中说：“没有木刻的插图还不要紧，而缺少一篇好的序文，却实在觉得有些缺撼。幸而，史铁儿（“史铁儿”是瞿秋白1920年底赴俄后为自己起的俄文姓名）竟特地为了这译本而将涅拉陀夫的那一篇翻译出来了，将近二万言，确是一篇极重要的文字。读者倘将这和附在卷末的‘我怎样写铁流的？’都仔细地研读几句，则不但对本书的理解，就是对于创作，批评理论的理解，也有很大的帮助的。”又说：“在现状之下，很不容易出一本较好的书，这书虽然是一种翻译小说，但却是尽三人的微力而成，——译的译（指曹靖华），补的补（指瞿秋白），校的校（指鲁迅自己），而又没有一个是存着藉此来自己消闲，或乘机哄骗读者的意思的……”（注：曹靖华：《罗汉岭前吊秋白并忆鲁迅先生》引自史习坤编《瞿秋白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出版。）不久，仍然是由鲁迅通过冯雪峰把卢那卡尔斯基的《被解放的唐·吉诃德》的俄文剧本拿给瞿秋白翻译，连载在《北斗》杂志上。本来鲁迅已经根据日文译本翻译了这个剧本的第一场，并已登在《北斗》第三期上。然而当鲁迅了解了瞿秋白之后，认为最好是请瞿秋白依据原文从头翻译。显然，鲁迅非常看重瞿秋白的翻译能力，并已将他当作自己多年的老朋友看待了。
1932年夏秋之间，瞿秋白与鲁迅，两位心神向往已久的朋友终于见面了。据许广平回忆：两个都有“一见如故”之感。“鲁迅和瞿秋白——开始相见就真像鱼遇着水，融洽自然。”（注：许广平：《秋白同志和鲁迅相处的时候》引自史习坤编《瞿秋白研究资料》，中央民族学院科研处1982年出版。）接着，互访、交往逐渐多了起来。1933年2、3月间，瞿秋白夫妇曾在鲁迅家中避难，住过一个时期。住在一起后，两人常常对政治时事、文艺运动、社会生活等问题作彻夜长谈，加深了相互间的了解和友谊。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了瞿秋白的那篇杰作——《〈鲁迅杂感选集〉序言》。这是瞿秋白“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方法具体科学地分析鲁迅思想演变过程的丰硕成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准确地评价鲁迅在中国文化革命中的崇高地位，充分肯定鲁迅的战斗的杂文的社会价值，思想性和艺术性”，“而在此之前，即使在革命阵营内部，对鲁迅思想发展，他对新文化运动的作用，他的杂文的战斗意义等等，也是认识不足，缺乏应有的高度评价的”。在充分肯定鲁迅杂文的战斗作用和社会价值的同时，瞿秋白也分析和批评了鲁迅前期思想上的缺点。而对这种分析和批评，鲁迅是心悦诚服的。他说：“分析是对的，以前就没有人这样批评过。”（注：冯雪峰：《回忆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因此，鲁迅亲切地将瞿秋白引为知已，他写给瞿秋白的那副对联：“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一直传为文坛佳话。
瞿秋白与鲁迅的频繁往来和交谈，使两人在思想上相互影响，在文学创作和翻译上相互支持，合作十分默契。与此同时，他们二人又共同指导了左翼文化运动，团结广大文化工作者，粉碎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促成了革命文学的空前繁荣。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瞿秋白在上海的短短两年半中，无论是革命文学的著述，还是外国文学和理论的翻译，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他那些最重要的翻译作品，几乎都是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完成的。究其根本原因，一是因当时革命文学运动的需要，二是与鲁迅的支持和鼓励分不开的。鲁迅不但在生活上关心照顾瞿秋白，而且对于瞿秋白的译著的出版，也给予了大力的帮助。有时他亲自联系出版，向外推荐；有时亲自进行校对，付出了许多心血。
这一阶段，瞿秋白还与鲁迅合作，编成了《萧伯纳在上海》一书。1933年2月，英国剧作家肖伯纳到上海访问，当时，鲁迅、蔡元培、 宋庆龄等人都与萧伯纳会见过，在上海的各式人等也在中外报刊上发表了有关萧伯纳来华的形形色色的文章。后经鲁迅提议，由许广平搜集报纸，鲁迅和瞿秋白圈选并加评语，由许广平、杨之华剪贴，编辑整理成书。鲁迅还为此书作了序。他们编写此书的目的，为的是让人们“看看真正的萧伯纳和各种人物自己的原形”。（注：《瞿秋白文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00页。） 对萧伯纳的创作和思想作了比较客观的评价，又反驳了一些人对萧伯纳的歪曲。
1935年5月，当鲁迅得知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后， 他在致曹靖华的信中沉痛地写道：“它（瞿秋白别号之一）事极确，上周弟曾得确信，然何能为。这在文化上的损失，真是无可比喻。”（注：《鲁迅书信集》下卷815页。）距此信写出不到一个月，即传来瞿秋白被害的噩耗， 正在大病中的鲁迅，为纪念这位知己和战友，也是为了表示对反动派的抗议和示威，他以“诸夏怀霜”（夏：中国；霜：秋白）的名义，抱病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的译著《海上述林》，共两大册，洋洋80万字。他还特为此书的出版写了介绍：“本卷所收，都是文艺论文，作者既系大家，译者又是名手，信而且达，并世无两。其中《写实主义文学论》与《高尔基论文选集》两种，尤为煌煌巨制。此外论说，亦无一不佳，足以益人，足以传世。”（注：《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3期。） 《海上述林》上卷出版后，鲁迅特意托冯雪峰同志通过地下交通带到陕北2本， 分别赠送给毛泽东和周恩来，以表示对中国共产党的敬重和对瞿秋白的深切悼念。
鲁迅曾把翻译介绍马克思文艺理论和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工作，比作普罗米修斯窃取天火给人间。在这个窃取天火的行列里，他们二人都是杰出的代表。
20年代末30年代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还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当时，不但在革命文艺队伍内部出现过各种问题的论争，如关于“革命文学”论争，文学的阶级性问题，文学与革命的关系，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等等。而且，一些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也趁机散布各种经过伪装的反动观点，以混淆视听。针对这种现状，瞿秋白先后翻译了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易卜生、哈克奈斯、保尔·恩斯特等人的信，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以及普列汉诺夫、拉法格、高尔基等人的文艺理论文章。这些文艺论文大部分是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来。瞿秋白还根据苏联公谟学院《文学遗产》上的有关材料，结合自己的理解，在每部分译文前作了比较透彻的分析和阐述。他的这些译文和论述，从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对于澄清革命文艺队伍内部文艺思想的混乱状况，击退反动文艺思潮的进攻，引导中国30年代初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而且在今天也没有失去其生命力和新鲜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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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瞿秋白的译著中，高尔基的文学创作和理论占有不小的比重。他仅在1932年一年间就翻译完成了《高尔基创作选集》和《高尔基论文选集》两部译稿，约25万字。其他还有高尔基的自传、诗歌、散文、以及长篇小说《克里慕·萨慕京的生活》（第一章，部分），并且他还译过一组苏联著名评论家评述高尔基的文章。瞿秋白为什么对高尔基如此推崇呢？首先，他认为“高尔基是新时代的最伟大艺术家”。（注：瞿秋白：《〈高尔基论文选集〉写在前面》引自鲁迅编《海上述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高尔基的作品对中国的革命和文学事业大有裨益，“高尔基的书却不是安慰我们的书，这是惊醒我们的书，这样的书要‘教会我明天怎样去生活’”。（注：瞿秋白：《〈高尔基创作选集〉后记》引自鲁迅编《海上述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次，希望通过对高尔基作品的介绍，“能够帮助一般读者了解苏联的各方面的社会现象，了解国际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能够帮助中国的文学界，更深刻的提出许多从来没有人注意的问题”。（注：瞿秋白：《〈高尔基创作选集〉后记》引自鲁迅编《海上述林》，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由此即可看出，瞿秋白的译介活动始终都遵循这样的宗旨，即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服务于中国的革命事业。
瞿秋白一生所译外国诗歌很少，总共还不到10首。然而，却有其特殊的贡献，这就是对《国际歌》的翻译和传播，他是把《国际歌》的主要歌词和曲谱准确完整地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位译者。1923年初，他从莫斯科回国后，即负责主编刚刚改为党的机关刊物的《新青年》季刊。当时，国内虽然已有了三个不完整的《国际歌》中译歌词，但是译的都不够理想，也不能演唱。瞿秋白决定亲自把它译出来，并使它能在广大人民中传唱。他多才多艺，不但懂乐谱，而且会弹琴，他把译好的歌词，合着乐谱， 反复弹唱。 其中最难合节拍的是歌词的最后一句中的“Nhtephaunohal”一词， 而他却巧妙地用音译“英特纳雄耐尔”代替了它。同年6月，他将译好的歌词刊登在《新青年》创刊号上， 很快便在人民中间传播开来。
瞿秋白为使中国有更多的“文化窃火者”，他在培养文学青年和翻译工作者方面也倾注了许多心血。例如我国著名的俄苏文学翻译家曹靖华同志，最初就是在瞿秋白和鲁迅的亲切鼓舞下成长起来的。
曹靖华与瞿秋白相识于莫斯科东方大学。当时，曹靖华作为学生在东方大学学习俄语和文学，而瞿秋白则作为《晨报》记者在苏联考察，同时他也给东方大学的中国学生上俄文课，并担任理论课的翻译。曹靖华在学习俄文中，每当遇到困难，特别是原意懂而中文不易表达得好的词句，便向瞿秋白请教，而瞿秋白总是十分热心地为他讲解。尽管那时瞿秋白的身体非常虚弱，几乎是在用药维持着生命。渐渐地师生二人结下了深厚情谊。在瞿秋白的热情指导下，曹靖华的俄语水平不但大有提高，而且也开始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俄国，尤其是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和介绍上。曹靖华的第一本译稿——契诃夫的独幕剧《蠢货》，就是由瞿秋白看后推荐发表在《新青年》季刊上的。接着，曹靖华又翻译了契诃夫的《三姊妹》，再次由瞿秋白介绍给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此后，曹靖华受到鲁迅和瞿秋白的谆谆教诲，辛勤耕耘在俄苏文学这块沃土上，并成为我国翻译界的一代名家。
收稿日期：1997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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