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基于SCL-90量表的Meta分析_心理健康论文

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对基于SCL—90量表研究的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理健康论文,量表论文,幼儿园教师论文,SCL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问题的提出

      1.1 背景与意义

      最近几年，少数幼儿园教师“虐童”事件屡次成为舆论的焦点。从2012年浙江温岭的教师“拎耳朵”事件到2014年陕西吕梁的“殴打恐吓幼童”事件，都是如此。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佳被认为是导致“虐童”事件的重要原因（刘昌菊，2014-5-30；刘瑛，2006）。在此逻辑下，大众媒体要求有关部门采取措施，改善她们的心理健康水平，以防此类事件重演。

      然而，大众媒体的推理逻辑可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有可能并不那么糟糕。有的文章认为幼儿园教师状况不佳，且不断恶化；有的却认为状况良好；还有的认为与普通人差不多。如果上述推理逻辑有问题，那么基于该逻辑的政策建议也是错误的，而且还会掩盖真正的原因。因此，弄清真实情况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

      为了摸清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真实水平，本文将对相关研究进行元分析。除了可以搞清楚实际情况外，研究结果还将有助于确定政策的重点。如果心理健康真的不佳，那么行政部门确实需要采取措施。否则，需要寻找别的原因和措施。事实上，研究结果还有助于平息公众的焦虑。公众焦虑主要源于不知原因为何的不确定性。若能通过研究减少不确定性，焦虑也会随之减少。

      此外，研究结果还可以帮助我们看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元分析给出原始研究的整体概况，有助于扩展研究者的视野，使其看到局面外的问题。例如，导致幼儿园教师心理不健康的经济社会原因是什么？幼儿园教师在心理健康连续体上的真实情况如何？等等问题都需要跳出原始研究框架才能看到。

      1.2 文献综述

      目前对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专业判断来自三类研究。第一类是原始研究。这些研究使用调查问卷对一定数量的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并报告其结果。总体上看，原始研究的结论不一致，互相矛盾。

      一些原始研究采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见2.1 SCL-90量表）和方便抽样对幼儿园教师进行调查，t检验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在SCL-90上的得分显著高于全国常模，意味着心理健康状况不佳（陈小异，2009；陈小异，高晓东，王洲林，2005；贺敏，2006；金芳，王永秋，2009；李艳，尹华，卜雪，2005；李颖，2007；刘亭，陈朴，曾宾，2007；刘雄，王乙州，2013；卢长娥，2008a；毛荣建，顾新荣，2002；宁盛卫，姜凤云，2015；邱莲，2003；史滋福，陈小异，张庆林，2006；王杰，2006；王景芝，赵铭锡，2004；王有智，2001；杨宏飞，杨依兰，2001；余欣欣，李萍，2003；张家琼，孙雪梅，陈小异，2007；赵艳云，2012；左瑞勇，2006，2008）。

      采用类似的方法，另一些原始研究报告幼儿园教师在SCL-90上的得分显著低于全国常模，意味着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少于常模群体，状况比较好（洪佳佳，2007；姜晨，曾彬，2015；李方芹，2005；刘漪，杜亚松，江文庆，李婷，2006；卢长娥，2008b；王景芝，2005；郑名，2005）。

      还有一些原始研究在调查后认为幼儿园教师的SCL-90得分与全国常模并没有显著差异，显示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既不比常模群体差，也不比他们好（于爱萍，李培培，张黎明，2009；王兰，彭珊，刘锋，张晓英，2009；王燮辞，2011；张长英，宗鸣霞，2010）。

      此外，郑晓边、姚健梅和黄亚萍（1997）采用自编问卷调查了24名在职幼儿园教师，发现约有20.8%的人心理健康状况不佳，问题主要表现在人际交往和情绪方面。可见，原始研究的结论是很不一致的，甚至有质的差别。

      第二类研究来自对幼儿园教师SCL-90得分的元分析。汪海彬、陈海燕和桑青松（2013）对18项原始研究进行了元分析，认为：（l）幼儿园教师心理问题严重，状况逐年变差；（2）城市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多于农村幼儿园教师。这与王娟和贾林祥（2013）的元分析相关矛盾。王娟和贾林祥（2013）综合了22项原始研究，指出：（1）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少于常模群体；（2）城市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少于农村幼儿园教师；（3）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在逐年减少。这种矛盾的结果很可能与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数量过少有关。

      第三类研究来自对教师SCL-90得分的元分析。这里的教师包括中小学教师、高校教师、幼儿园教师等。衣新发、赵倩、胡卫平和李骏（2014）整合了1994年到2011年18年间的227篇原始研究，认为中国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在不断恶化，尤以焦虑表现最明显。由于数量较少，该文没有专门分析幼儿园教师的状况。杨睿娟（2013）对47组不同学段教师的SCL-90得分进行了元分析，结果显示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有所降低，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但该文所分析的幼儿园教师样本中只有4个，样本太少。张积家和陆爱桃（2008）总结了1994到2005年间有关教师SCL-90的调查研究，比较了幼儿园教师、中小学教师和高校教师的心理不健康检出率，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检出率最低，为29.5%，中小学教师居中，为31.4%，高校教师最高，为56.6%。但该文所纳入的幼儿园教师样本也不多。如前所述，这些针对教师总体的元分析结果也不尽相同，且难以从中推论幼儿园教师的状况。

      综上看来，以往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关于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判断缺乏一致性，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存在本质的差异。而且，那些认为心理健康水平不佳的研究大都建议相关部门采取措施，提升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水平；而其它研究则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

      第二，有关研究所采用的调查工具主要是SCL-90，仅有1项研究采用了自编问卷；相关元分析也都以SCL-90调查结果为基础。SCL-90反映的主要是心理问题的严重程度（孙东东，2004；童辉杰，2010）。尽管心理健康的定义千差万别，但少有或没有心理问题则是所有定义的共同之处。这也是为什么研究者认为SCL-90得分反映了心理健康状况的原因。

      第三，有关元分析所纳入的原始研究数量过少，最多的有22项，最少的仅有4项。数量过少导致统计功效不高，以22项计算，其统计功效在固定模型条件下仅为0.62（Cafri，Kromrey，&Brannick，2010；Valentine，Pigott，&Rothstein，2010），即接受正确假设的可能性仅为62%，一般要达到80%以上为好。

      第四，以往研究没有考察经济社会因素与幼儿园教师SCL-90得分之间的关联，从而未能考察探讨SCL-90得分变化背后的经济社会原因（辛自强，池丽萍，2008；辛自强，张梅，2009）。

      1.3 本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的目的是用元分析方法考察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总体情况，并寻找导致原始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可能原因。本研究共搜索到2001年以来发表的以幼儿园教师为对象的SCL-90研究37项，包括42个独立样本。具体而言，本研究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1）总体上看，过去15年幼儿园教师心理不健康的真实水平如何？（2）幼儿园教师的心理不健康水平受年代、园所性质、所在地域和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程度如何？

      2 研究方法

      2.1 SCL-90量表

      SCL-90量表是症状自评量表的简称，由Derogatis于1975年编制。SCL-90用于评估个体在一定时间（如1周）内躯体化、强迫、人际敏感、抑郁、焦虑、敌对、恐怖、偏执、精神病性和其他等10个方面的严重程度（金华，吴文源，张明园，1986；汪向东，王希林，马弘，1999，pp.31-33）。SCL-90测查正常人时，刻画的主要是心理问题，即亚健康状况，在性质上属于正常，而非异常（孙东东，2004；童辉杰，2010）。

      2.2 文献搜集

      2.2.1 文献检索方法

      在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万方数字化期刊数据库及其学位论文数据库，以及百度搜索引擎中，分别将幼儿、教师、心理健康、SCL，及SCL-90等组成检索词进行联合检索。检索时间截止到2015年9月20日。

      2.2.2 文献选取标准

      满足以下标准的研究纳入元分析：（1）以SCL-90为调查工具，报告了前9个因子的均值和标准差。或者报告了可推算出相关因子均值和标准差的信息。（2）研究调查对象为大陆地区的幼儿园老师。海外华人幼儿园教师不在此列。（3）报告了独立样本的统计数据及其样本量。（4）报告了计分方法，或者根据文中信息可以确定其计分方法。文献中SCL-90的计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1～5点计分，一种是0～4点计分。若将基于0～4点计分方法的因子均分上加1（标准差不变），则可转变为1～5点计分。原始研究若报告“因子得分大于3分为中度问题”，则采用的是1～5点计分；报告“因子分大于2分为中度问题”，则是0～4点计分。

      2.2.3 检索结果

      初步检索到文献60余篇，共有37篇论文符合以上标准。这些原始研究共报告了42个独立有效独立样本，其中邱莲（2003）、卢长娥（2008b）、李颖（2007）、洪佳佳（2007）和左瑞勇（2006）报告了两个独立样本，样本量总计为10255人。

      2.3 原始研究特征编码

      2.3.1 编码范围

      受试特征（如年龄、性别构成）、样本量、被试来源、出版类型、发表时间、计分方法、主要结论、前9个因子的平均分和标准差进入了编码范围，因为它们要么是纳入调节变量分析的研究特征，要么反映了原始研究的基本样貌。

      2.3.2 编码方法

      首先，由通讯作者制成研究特征编码表。然后，其他作者独立阅读原始研究，填写事先准备好的编码表。最后由通讯作者依据原始研究进行反复核查校对，不确定之处共同商讨，以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总体上看，除个别数据有偏差外，独立编码者之间的一致性接近98%。

      需要注意的是，在提取SCL-90的因子得分及其标准差时，每个独立样本只提取一次。若一篇论文同时报告了多个独立样本，则分别提取，为的是在满足效应量计算的独立性前提下，尽可能多地利用相关信息。

      2.3.3 编码结果

      原始研究的受调查者来自全国各地，其中东北2篇，华北3篇，华中2篇，华南7篇，华东12篇，西南11篇，西北3篇，包含多个地区的2篇，样本覆盖了全国七大区。出版类型分布为核心期刊8篇，普通期刊31篇，学位论文1篇，论文集1篇，调研报告1篇。出版年代跨度从2001年到2015年7月。37项研究的研究特征详见下页表1。

      2.4 元分析统计量计算

      2.4.1 效应量计算

      为了进行后续分析。先将37项原始研究中的平均数和标准差转化成效应量（effect size）。计算公式为：

      

      SCL-90的常模主要有以下几个。金华等（1986）在全国调查了1388人，建立了成年正常人常模（简称1986常模）。唐秋萍、程灶火、袁爱华和邓云龙（1999）采用加权平均的算法汇总了169篇原始研究，得到了包含中学生、老年人、病人在内的常模（简称1999常模）。陈树林和李凌江（2003）对杭州市的4526名中学生、社区成年人和老年人进行了调查，建立了杭州市的常模（简称2003常模）。童辉杰（2010）于2006年对全国21个省市的1890名17到84岁的成年人进行了调查，建立了新的常模（简称2010常模）。

      为了得到正确的结论，需要选择合适的常模。常模的选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该常模要与当前分析的样本匹配，才具有可比较性。当前样本是老师，那么就不能用中学生常模，而应该选取包含教师在内的普通群体常模。另一方面，该常模需要应具有时效性，不能离现在太久远，因为随着时间的变迁，人们在量表上的得分可能逐渐升高（童辉杰，2010）。在已有常模中，符合以上两个条件的是2010常模。本文的所有计算，皆以该常模为准。

      2.4.2 出版偏倚检查

      

      需注意的是，出版偏倚并不是导致

差异的唯一原因，因此直接比较未出版的报告（如毕业论文、内部调研报告等）和公开出版的报告是检查出版偏倚的最直接办法（Borenstein et al.，2013，pp.211-216）。

      2.4.3 同质性检验

      为了确定是否需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需要进行同质性检验（homogeneity test）。同质性检验公式是：

      

      2.4.4 数据管理与分析

      原始研究的研究特征、各个因子的平均分和标准差录入WPS电子表格存贮和管理。出版偏差和同质性检验的计算在WPS电子表格中进行，效应量的计算及后续统计分析在SPSS 11.5中完成。本研究并不试图将结果概括到所有幼儿园教师，仅希望整理过去这些年受调查者的整体情况，因此，所有分析都基于固定效应模型，而不是随机效应模型（Card，2011）。

      

      在考察社会环境因素与幼儿园教师SCL-90得分之间的关系时，社会环境因素可以从社会威胁、教育环境、经济状况三方面考虑。参考以往研究（如辛自强等，2008；辛自强和张梅，2009），社会威胁用离婚率、失业率、犯罪率、死亡率（指的是婴儿出生死亡率）等指标表征。教育环境则从高考升学率、中考升学率、小学升学率、在校生人数、教育经费投入等指标测量。经济状况则可用恩格尔系数、城镇化率和基尼系数等指标衡量。所有这些指标从中国知网统计数据库中查得，均以《中国统计年鉴》系列的数据为准。

      3 结果

      3.1 出版偏倚检查和同质性检验

      同质性检验结果列于表2，结果显示Q值均在1928之上，大于

的临界值70，因此9个因子的效应量均是异质的，提示有调节变量存在，需要进行亚组比较。

      出版偏倚结果也列于表2。结果显示人际敏感、敌对、偏执三个因子的失安全系数（

）小于5k+10=5×42+10=220，提示可能存在出版偏倚。根据方法学研究者的建议（Card，2011），我们直接比较了核心期刊（k=8）、一般刊物（k=31）和非公开出版物（包括学位论文和调研报告，k=3）三类之间平均分。结果显示，方差齐性检验不显著，三组在SCL-90所有因子及因子均分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见表2），即显示出版偏倚不大，

值可能受到了其它因素的影响。未公开出版的学位论文和调研报告的纳入也从根本上降低了出版偏倚的影响。

      3.2 幼儿园教师SCL-90得分的总体水平

      以2010常模（童辉杰，2010）为标准，效应量的计算结果见下页表3。Cohen（1988）建议，d＜0.2为小效应；0.21＜d＜0.7为中等效应；d＞0.8为大效应。以此观之，幼儿园教师与常模的差异，除焦虑为中等外，均属于小效应。若将比较标准换成1986标准，所得结果基本不变（见表3右两列）。

      为了便于理解，将d换算成百分等级，结果如下：除在焦虑、抑郁、躯体化上的得分约为60%外，其余各个因子基本都在50%左右，因子平均值位于常模中的56%（详见下页表3）。这意味着幼儿园教师的SCL-90得分的分布与常模群体的基本一样，其得分平均值趋近于常模的平均值，这意味着问题并不严重。

      除了与常模群体比较外，我们还比较了幼儿园教师与中小学教师在SCL-90得分上的差异。用于比较的数据包含180个中小学教师独立样本，它们来自李漠川和范会勇（2013）、范会勇和李漠川（2014）。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在9个因子上的得分均显著低于中小学教师（见下页表4）。换成效应量计算，幼儿园教师与中小学教师的因子平均的差异为d=-0.21，其余维度的d在-0.29到-0.10之间，意即二者的差异不大。

      

      3.3 研究特征的影响

      出版年代、受调查者所在地域、幼儿园所有权性质等3个研究特征纳入此次分析。这3种特征对原始研究的影响依次成为出版年代效应、地域效应和园所性质效应。

      

      

      3.3.1 出版年代效应

      为了探求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随年代的变化趋势，计算了SCL-90各因子的平均分、标准差与年代的相关。结果显示，SCL-90各因子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与年代之间的相关均不显著。将因子分转换为效应量，再求各因子效应量与年代的相关，结果也均不显著。从下页图1可见，d平均与因子均分的走势是一致的。根据王娟和贾林祥（2013）的建议，以2006为界数据被分成两组，t检验结果显示两组在因子及因子均分上均没有显著差异；也就是说在2001到2015年9月间，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的状况在总体上是稳定的。

      3.3.2 地域效应

      按照经济发达程度，将地域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有16个样本，中部地区有11个样本，西部地区有17个样本。F检验显示，东中西之间的差异没有达到显著。

      

      3.3.3 园所性质效应

      同时调查了民办园和公办园，并报告了相关数据的原始研究共有5项。汇总相关数据，进行了重新分析。结果显示，强迫、人际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这几个指标上，民办园教师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公办园，因子均分没有达到显著差异（详见下页表5）。

      3.4 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环境因素对幼儿园教师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是部分的。详见下页表6。具体而言，社会威胁中的当年离婚率与人际敏感（r=-0.37，p＜0.05）、偏执（r=-0.25，p＜0.08）、精神病性（r=-0.29，p＜0.08）和因子平均（r=-0.29，p＜0.08）的相关显著。当年失业率与人际敏感和恐怖的相关均为-0.31，p=0.06。

      

      

      教育环境中的当年小学升学率与人际敏感（r=-0.36，p=0.05）、恐怖（r=-0.33，p＜0.07）有显著相关。当年教育经费投入与人际敏感（r—0.33，p＜0.05）、焦虑（r=-0.35，p＜0.05）、恐怖（r=-0.40，p＜0.05）、偏执（r=-0.38，p＜0.05）相关显著，与因子平均也有显著相关（r=-0.29，p＜0.05）。

      当年经济指标与各个因子的效应量的相关均不显著。

      交叉滞后分析显示，5年前的死亡率与人际敏感（r=0.40，p＜0.05）、焦虑（r=0.39，p＜0.05）、敌对（r=0.34，p＜0.05）、恐怖（r=0.48，p＜0.05）、偏执（r=0.40，p＜0.05）、精神病性（r=0.38，p＜0.05）和因子均分（r=0.40，p＜0.05）都有显著相关。

      虽然5年后的大部分指标与因子均分均没有显著相关，但5年后的教育经费投入与人际敏感（r=-0.52，p＜0.05）、偏执（r=-0.39，p＜0.05）具有显著相关。

      4 讨论

      本元分析结果显示：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不严重，明显好于中小学教师；研究特征中年代效应不显著，地域效应和园所性质效应部分显著；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离婚率、教育经费投入，以及出生死亡率与幼儿园教师的SCL-90得分有显著正相关。

      4.1 幼儿园教师SCL-90得分的总体水平

      原始研究中的大部分（32/42=76.19%）都得出了幼儿园教师心理问题很严重的结论，只有7篇认为幼儿园教师的状况优于常模，另有3篇认为无差异。本文认为幼儿园教师的SCL-90得分稍高于常模，但并不严重。即使在采用被原始研究广泛使用的1986常模后，本次元分析仍然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问题并不严重。

      造成本研究结果不同于以往大多数研究的原因可能主要来自统计分析方法。原始研究采用的均是t检验来比较样本得分与常模得分的差异。t检验作为一种基于虚无假设的检验方法，只能判断有无差异，但不能给出差异的大小，而且容易受到样本量的影响，得出令人误解的结论（焦璨，张敏强，2014）。

      通过采用Cohen（1988）的效应量指标d，研究者可以估计两个群体得分的差异有多大，而且这种估计稳健性比较好，受样本量的影响较小。本次元分析的结果显示，躯体化、人际敏感、抑郁、焦虑的d在0.18到0.4之间，其余的均在0.1以下，其中敌对最低，d为-0.02。因子均分的d为0.15。总体上看，与100个正常人比较，幼儿园教师在SCL-90上的得分位于56%的位置，所以说是并不严重。

      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幼儿园教师的得分明显低一些。杨睿娟（2013）的元分析结果支持本文的结论，该研究发现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要优于中小学教师、特殊教育教师和职业中学的教师。张积家和陆爱桃（2008）则报告幼儿园教师的心理不健康检出率低于中小学教师的检出率，但差别不太大。仔细检查可发现，该文所纳入的幼儿园教师的数量只有本研究的1/10，而中小学教师的数量也仅为本研究所用数据的17，而且检出率这个指标相对粗略，没有因子分刻画细致。因此，本研究的结论相对可靠些。

      4.2 研究特征的影响

      4.2.1 年代效应

      汪海彬等（2013）发现幼儿园教师心理问题在缓慢增加。本研究则发现，幼儿园教师SCL-90得分的均值及其标准差与年代的相关都不显著，即近些年来幼儿园教师心理问题没有显著的增加。本研究分析年代效应的方法与汪海彬等（2013）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结果之所以不一样，主要是因为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数量不一样。从图1可看到，2010年之前是下降趋势，2010到2014是上升趋势。但2010后的这种上升趋势可能主要是用于抽样误差导致的，因为2010到2014间，每年的原始研究均只有1篇。即使如此，9个因子的标准差并没有出现系统地变化，依然与年代相关不显著。

      王娟和贾林祥（2013）采用了先分段后比较的方法。2001年教育部颁布了《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基[2001]20号）。可能因为这个原因，王娟和贾林祥（2013）选择了5年后的2006年为分段界限，认为2006年之后的心理问题要少于2006年之前的。依此分段法，本研究也进行了比较，但没有发现显著差异。2007年教育部颁布了《关于加强民办学前教育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教基[2007]16号），要求对当时所有的民办学前教育机构进行全面清理整顿，全面检查办园基础、卫生条件和安全问题。本文又以2007年为界限，比较了前后两段的得分差异，也没有发现显著差异。

      4.2.2 地域效应

      本研究发现城市和农村的幼儿园教师只在焦虑、敌对和恐怖三个因子上得分差异显著。与杨宏飞和杨依兰（2001）的研究结论一致，他们也认为总体上城乡差异不显著。与汪海彬等（2013）和王娟和贾林祥（2013）的研究结论均不一致。

      

      汪海彬等（2013）认为城市幼儿园教师在9个因子上的得分都高于农村幼儿园教师。王娟和贾林祥（2013）也认为农村地区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要好于城市地区的幼儿园教师。汪海彬等（2013）未报告其分析城乡差异时的原始研究的数量，王娟和贾林祥（2013）报告的是10项。本文反复查找也只找了5项明确为农村的原始研究。实际上，即使是10项，这个比较的统计功效都是很低的，不到50%。换句话说，城乡差异是否真的显著还需要等待将来研究证据的检验。

      本研究按经济发达程度将原始研究分成东中西三类，方差分析显示三类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与王娟和贾林祥（2013）报告的东部地区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状况总体来看要好于西部地区的幼儿园教师的结论也不一样。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之一是分析的原始研究数量不一样，是否真无差异，还需进一步研究。

      4.2.3 园所性质效应

      本研究发现在强迫、人际敏感、焦虑、偏执、精神病性等因子上，民办园教师的得分均显著高于公办园教师，而在其它因子上则没有显著差异，因子均分也没有显著差异，园所性质效应是部分显著。与汪海彬等（2013）报告的公办幼儿园教师在各个因子上的得分都高于私立幼儿园教师的结论不一致。由于汪海彬等（2013）未报告纳入分析的原始研究的数量，其统计功效无从考证。本研究纳入分析的是同时报告了公办和民办幼儿园的原始研究，数量同样偏少，统计功效难以保证。因此，也只能是个暂时的结论。

      4.3 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

      已有的以幼儿园教师为对象的元分析均未涉及到社会环境效应。本研究发现在社会威胁、教育环境和经济状况三类社会环境中，社会威胁中的离婚率和教育环境中教育经费投入与因子均分显著负相关，而5年前的婴儿死亡率与因子均分也显著相关。

      这与中小学教师的情况不太一致，范会勇和李漠川（2014）发现高考升学率与中小学教师的焦虑、敌对、恐惧、偏执、精神病性等相关显著，经济状况则与因子均分有显著相关。这种差异可能与中小学生教师和幼儿园教师不同的工作对象有关系。幼儿园教师在SCL-90上的得分主要受孩子特征的影响。离婚率高了，孩子的“问题”就增多了，幼儿园教师在心理上就有反应，而且是当年就有反应。教育经费投入多了，幼儿园教师压力就少了，可以利用的资源就多了，因此问题就会少。5年前婴儿的死亡率则直接关系到幼儿园教师的收益，孩子越多，工作机会就越多，对于民办幼儿园教师来说更是如此。而对中小学教师来说，升学率才是左右其现实收益的直接因素，因此高考升学率从众多因素中“脱颖而出”，变得显著了。所有这些指标似乎都指向了教师的压力——资源因素，这是将来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4.4 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两点。第一，在于在某些亚组分析时，原始研究数量偏少。比如，进行考察地域效应和园所性质效应时即是如此。因此，相关研究结论不宜做肯定的结论，更不宜做更大范围的概括推广，这也是数据分析时为何选择固定模型的原因。第二，本研究依赖的SCL-90作为心理健康的一种操作性定义，只反映心理健康状况连续体中“不健康”或“心理问题”等“消极品质”这一端，而没有涉及到“积极品质”这一端。

      因此，未来研究应特别关注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未来研究需采用代表性取样，以便进行各种亚组比较，特别是农村城镇比较、民办公办之间的比较。其次，要将“积极品质”纳入调查内容，以克服目前偏重消极品质，而忽视积极品质的问题。第三，需深入调查造成教师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或很好的原因。如前所述，很多分析都指向了压力——资源因素，值得关注。第四，进一步考察心理健康问题与“虐童”事件的关联。从本研究结果看，心理健康问题似乎与教师的“虐童”行为关联并不大，但这只是逻辑推理，不是对二者关系的直接检验。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我们得到了如下结论：

      （1）幼儿园教师的心理健康问题并不严重，明显优于中小学教师。

      （2）研究特征中年代效应不显著，而地域效应和园所性质效应可能部分显著。

      （3）社会环境因素中的离婚率、教育经费投入，以及出生死亡率与幼儿园教师的心理问题有显著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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