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样本--兼论现代斯拉夫文学理论的价值_雅各布森论文

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样本--兼论现代斯拉夫文学理论的价值_雅各布森论文

文学理论跨文化的一个标本——略论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拉夫论文,文学理论论文,文论论文,标本论文,跨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539(2009)04-0001-10

一、引言

经济的“全球化”并不能也不应该导致文化的“一体化”。在文化这个界面上,尤其是在文学研究这个园地里,相对于“全球化”的“拟象”,真正要面对的,乃是“跨文化”的“实况”。

文学理论已然在“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也应当具有“跨文化”的视界。以“跨文化”的视界来检阅当代国外文论,就应当既要关注其差异性与多形态性,也要关注其互动性与共通性。

讲差异,就要直面多形态。所谓外国文论,想必不宜简约为“西方文论”;所谓“西方文论”,想必也不宜简约为“欧美文论”;所谓“欧美文论”,想必也并不是铁板一块。国外文论理应有“欧陆文论”、“英美文论”、“斯拉夫文论”、“东亚文论”等不同板块,或“西欧文论”、“东欧文论”、“北美文论”、“俄苏文论”等不同类型。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要求我们应努力面对理论的复数形态,应尽力倾听理论的多声部奏鸣,应竭力取得多方位参照。多方位地借鉴,多元素地吸纳,才有可能避免重蹈偏食与偏执的覆辙,才有可能在经受“言必称希腊”的练历之后,不再来一个“言必称罗马”。

讲互动,就要探索彼此的共通性。在“跨文化”视界中,要关注“同中有异”,更要关注“异中有同”。在时兴谈差异、流行找差异、“差异论”大行其道的当下,更有必要追问:在这个世界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文学的发育运行,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进而,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别、不同文化圈里发育运行的文学理论,除了差异,还有没有相通相近的情形?

新时期以降,国门大开,西风突进。我们得以告别主要从苏俄文论那里“拿来”的偏食状态,而相对集中地引进美英文论新潮新声,(尽管往往还是以美英学界的接受视野作为我们的引进坐标)不断吸收欧陆文论新派新说,眼界大开,成果丰硕。可是,对国外文论的其他板块、其他类型,则关注得不够,了解得不深。譬如,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介绍研究就很不系统,很不完整。

其实,现代斯拉夫文论,也是枝繁叶茂、蕴藏丰厚的。她既拥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符号论学派这样一些深刻影响现代文论百年进程的重大学派,又拥有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弗拉基米尔·普罗普、罗曼·雅各布森、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以及尤里·洛特曼这样一些饮誉世界的文论大家。现代斯拉夫文论这些学派的建树以及这些大家的著述是20世纪世界文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斯拉夫文论思想的原创性、学说的丰富性、理论的辐射力,大概并不逊色于现代欧陆文论与现代英美文论。对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全面梳理,对于我们反思现代文学理论的行程这样的学术史清理自有价值,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作为一门人文学科的文学理论与现代文明社会进程与当代文化运行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很有意义。

这种价值与意义既显现于百年文论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上,也体现在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上,更呈现为今日文学理论之“生存与发展”的命运形态上。

从20世纪文论思想史上的重大思潮、流脉、学派的发育谱系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影响广泛,既很有辐射力,又颇具超越性。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已为不同国度的学者所撰写的多种文学批评史、文学理论史所佐证①。行进在“结构—功能”航道上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对“形式—结构—符号—功能”执著倾心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在整体上有力地推动了20世纪文学研究的科学化进程,有力地促进了百年现代文论的学科化进程,这已自有公论而毋庸赘言。

从百年现代文论的变革动力、发展取向、基本范式的生成路径来看,从当代文论穿越民族穿越国界穿越文化圈而在“理论旅行”状态中生存与发展这一现实境遇来看,现代斯拉夫文论堪称文学理论在跨文化中生长的一个典型标本。对于这两点,则需要作一番较为细致的梳理与较为深入的考量。本文且尝试进入这个话题,以引发进一步的探讨。

二、现代文论范式:哲学、美学与符号学视角

现代文论生成的一条路径,在于一些哲学视角、美学视角、符号学视角的蜕化与裂变。它孕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战争结束后得以发展。一些哲学范式和美学范式实实在在地被改造了。一些更能专门运用于文学研究的理论视角由此而得以建构出来。罗曼·英加登、扬·穆卡若夫斯基、米哈伊尔·巴赫金这样一些对当代文论进程发生了重要影响的大理论家,其第一身份乃是哲学家、美学家、符号学家。他们都是从哲学视角、美学视角和符号学视角进入文学理论的。这里且以他们当中的一位——不少人对之也有些了解但其实也是“若明若暗”——罗曼·英加登为例。

罗曼·英加登(1893-1970),波兰著名哲学家、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波兰科学院院士。他出生于波兰的故都和历史名城克拉科夫,曾先后在乌克兰的利沃夫、德国的哥廷根、奥地利的维也纳和瑞士的弗莱堡大学攻读哲学、数学和物理。1912-1917年间就读于德国哲学家、现象学哲学创始人胡塞尔门下。虽然师生之间关系亲密,但在学术问题上,英加登并不满于老师的先验唯心主义,从20年代末就走上了自己别具一格的哲学研究道路。回到波兰后,英加登在利沃夫大学任教期间,写下了《论文学作品》②和《对文学作品的认识》③;1939-1944年二战期间,他完成了关于一般本体论的重要著作《关于世界存在的论争》④;1940年,英加登动笔写《诗学》绪论,后来有了一本英加登自称为其“文学作品理论纲要”的《文学哲学简论》(卷一)⑤;1946-1957年间任职于雅盖沃大学。1956年,英加登出席了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三届国际美学会议,自此开始活跃于国际学术舞台——主要是以美学家的身份,随后出版了三卷本《美学研究》。英加登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修订了自己的著作并把它们译成德文,还发表了作为《论文学作品》之延伸的《艺术本体论研究:音乐、绘画;建筑、电影》⑥和《体验、艺术作品与价值》⑦,在后面的这本论文集中表现了30年来他对艺术价值问题不断增长的兴趣。

最早评论英加登的是德国文学史家君特·缪勒(1890-1957)。缪勒在1939年阐发了英加登的某些观点(重刊于Gunther Muller,Morphologische Portik《形态诗学》,1968);接着是美国学者韦勒克1949年在《文学理论》中对英加登加以评介。英加登的文学美学研究逐渐为人所知。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英加登的三卷本哲学著作《关于世界存在的争论》陆续发表,他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受到西方哲学界和前苏联、东欧哲学界的普遍关注。英加登的美学学说尤其受到学界推重。英加登本人主要也被看作是一位现象学美学家。俄语学界于1962年编译了英加登的《美学研究》。德语学界不仅出版了英加登晚年的重要美学著作《艺术本体论研究:音乐、绘画、建筑、电影》(1962)、《体验、艺术作品与价值》(1969);还出版了英加登早年的成名作,如《论文学作品》⑧与《论对艺术的文学作品的认识》⑨(1968);并在英加登身后编出论文集《文学学的对象与任务》(1976)(收入英加登的8篇论文);及至20世纪70~80年代,英语学界形成了译介英加登著作的高潮(1964年,已有英加登的《时间与有的方式》英译本);美国西北大学出版了英加登的《论文学作品》与《论对艺术的文学作品的认识》的英译本⑩;华盛顿D.C.出版了《英加登美学论文选》(收入8篇论文);在研究界,则有《罗曼·英加登:文学美学》(1976)、《罗曼·英加登的诗学》(1981)的专著问世;美国珀都大学教授罗伯特·R·马格廖拉在其颇受好评的力作《现象学与文学》(1977)(11)一书中为罗曼·英加登单辟一章;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在其《批评家》(12)(1981,后易名为《西方四大批评家》)中将英加登与克罗齐、瓦莱里、卢卡契并举并列。我国学界也是通过韦勒克这本小书的中译本而知道这位波兰大学者的。李幼蒸(1980)、朱立元(1988)、钱中文(1989)、吴元迈(1993)、章国锋(1993)、刘庆璋(1994)、张法(1995)、王岳川(1999)等学者大体上都是从英加登的现象学哲学思想、现象学美学学说而论及其现象学文学理论的。

李幼蒸在《罗曼·茵格尔顿的现象学美学》一文中指出,英加登被认为是一种实在论的现象学者。他毕生致力于研究哲学本体论和美学。像一切现象学者一样,英加登也认为“意向性”是哲学中的基本概念。意向性即人的意识对任何客体的“关与性”或“指向性”,也就是说人所认识到的客体都是被意识到的客体。现象学强调意向方式,一是认为意向性心理活动是人的最直接体验,具有最明显的“亲切性”;二是认为意向性是一种持久的存在,是其他一切心理结构的基础,因而也是一切其他问题的枢纽,必须首先加以解决。英加登虽然接受胡塞尔的“意向性”学说,并积极进行“意向性”行为的描述性研究,但是他很不同意胡塞尔通过“加括号”法变相地否认客体客观存在的立场,而认为存在着独立于认识主体的物质客体,从而倾向于接受常识世界的实在性。英加登主张研究物质的构成及物质的存在方式,并据此建立了他自己的由物质、形式、存在三个方面组成的综合本体论,认为本体论的研究应先于现象学研究,这是他和胡塞尔之间的主要不同。

英加登认为有两类意向性客体,一类是认知行为的意向性对象(包括实在对象和数学中的观念性对象),另一类是纯意向性对象(如艺术品)。第一类客体有一种离认识主体而独立的“自足性”;第二类客体,如艺术性对象中只有一部分属性通过作品呈现出来,其余属性则有待于观赏者的想象力来补充,因而就不是自足的。在他看来,美学的(纯意向性的)客体与实在的客体之间有着清楚的界限,不能像胡塞尔那样把它们一律“还原”为观念性的东西。英加登早期的哲学研究主要是围绕着第二类客体即纯意向性对象来进行的。(13)

英加登着力于以现象学哲学来审视美学客体,这使他成为现象学美学家。他虽然对美术、音乐等艺术作品都作过研究,但其兴趣主要在作为一门艺术的文学作品。他早期的美学研究对象主要是文学。其堪称姊妹篇的两部著作——《论文学作品》与《对文学作品的认识》,按照作者自己的说法,一部是关于文学的本体论研究,另一部是关于文学的认识论研究,实际上探讨的乃是文学美学。

作为一个现象学美学家,英加登在其完成于1927-1928年间的《论文学作品》这部著作中,主要从现象学的本体论美学观点出发,对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和结构本身进行研究,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理论。英加登认为:

文学作品“既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观念的客体,也不是实在的客体。”(14)

也就是说,文学作品既不是像三角形之类的观念的客体,又不是如同一座雕塑或一幅画那样的实在的客体。文学作品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构建的客体”(15),是“意向的客体”,是一种“纯意向性客体”。

“纯意向性客体的存在,决定于意识行动,不管是采取这种行动的方式,还是这种行动意识的内容中最微小的变化,都一定会引起决定于这种行动的整个纯意向性客体的变化。换句话说,最显而易见的,是纯意向性客体虽然是超验的,但它的存在和需求都决定于和它有关的那个意识行动采取和完成的方式。确切地说,它是在一些特种类型的意识行动中‘构建的’。这是一种决定于意识行动的存在,是完全在意识主体控制范围之内的东西。”(16)

文学作品作为“主体行动的产物”而表现主体的意向。它将随着主体的意识行动——也就是主体的意向——的改变而改变。

在《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一书中,英加登更明确地写道:

“文学作品是一种纯意向性客体,其存在的本源应归于作者创造性意向性投射活动,其存在的物理基础是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的文本或其他可复制的物理手段(如录音磁带)。其呈现则依赖于读者和观赏者的意向性投射,即意向性再构造。”(17)

可见,英加登在这里是将胡塞尔关于“意识的意向性结构”学说、“意向性投射”学说运用于文学作品本质的“解剖”。诚如他自己所坦言,“虽然我研究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但接触这个论题却是出于一种纯哲学性的思考”,文学作品是特别适合于对纯意向性客体的本质结构和存在方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对象,对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和存在方式之仔细的“解剖”,可以“使形式本体论和文学作品中的客体的存在方式的研究向前迈进一步”。(18)“我这本关于文学作品的书,第一次提出了文学作品和作品中再现客体存在的方式的问题,这是为了对现实世界中的现实存在的论述做好准备,为我后来撰写《关于世界存在的争论》所作的准备。”(19)

然而,这一从现象学哲学问题、现象学美学命题出发的研究,却使这位波兰哲学家、美学家在“文学理论的专门性”问题上取得了卓越的建树。英加登这部用德文写就于1927-1928年间的贯穿着“现象学美学”的《论文学作品》,与英国文论家、英美“新批评”的奠基人之一艾·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1924)、俄罗斯文论家、苏俄“形式论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鲍·托马舍夫斯基的《文学理论·诗学》(1925),堪称现代文论第一个黄金时段的标志性著作。

英加登立足于现象学的本体论,深入到对文学作品内部结构的“解剖”,创建了独具一格的文学作品理论,在文学理论上拓展出一个新领域,开辟出一条新路径。英加登作品理论中,涉及主客交互作用的“意向投射说”、涉及作品结构的“四层次说”、涉及作品建构的“具体化”、涉及文学作品本质上多义性的“纯意向性的对应”说、涉及文学作品层次构建的审美属性的“复调和声的价值质”说等,显示出哲学家、美学家对文学这门语言艺术的分析具体细微而又严谨、系统,新颖、独特且又别开生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文论上的经典学说。

诚然,对于英加登文学作品理论在现代文论进程中实际发生的具体影响,有待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诸如“英加登与施泰格尔”、“英加登与韦勒克”、“英加登与杜弗海纳”等,正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些有待深入开采的课题。但是,英加登在文学理论上尤其是在文学作品理论上的开拓性贡献,已获得国际文论界的一致公认。他的著作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在美学方面最卓越的运用。现象学理论经英加登之手成为一种对后世产生广泛影响的美学和文学批评的系统理论;英氏“文学作品层次说”与“文学作品结构维度说”已经被国际文论界普遍接受。韦勒克认为,英加登“对一种系统连贯的文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作品结构的分析,在文学理论的一些问题上前进了一大步”(20);施泰格尔索性把文学理论称为“文学现象学”(21)。伊瑟尔生前最后的一部书《怎么用理论》第一章就是谈论“英加登与现象学理论”(22)。

一如波兰的英加登是以提出“文学作品是一个纯意向性的客体”这一现象学、哲学、美学命题而进入“文学作品的基本结构与存在方式”之理论的构建,捷克的穆卡若夫斯基则是以提出“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这一符号学命题来进入文学艺术作品与历史发展的结构与功能的考察,前苏联的巴赫金则是在其“大对话”的哲学人类学探索中来展开其“复调小说理论”与“狂欢化”、“外位性”等学说的。

通过对现代斯拉夫文论之变革动力的这一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代文学理论的发育得力于哲学、美学、符号学思想的直接滋养,或者说,现代哲学、美学、符号学的话语建构在致力于征服文学理论;哲学、美学、符号学之内在的发展,形成了对文学研究中传统方法论的不满与挑战。

诚然,这只是问题“形而上”的层面。现代文学理论在同样的程度上也从文学本身的那些变化中汲取养分,从先锋派文学之新颖的艺术实践中汲取养分。一些重大的文论学派的形成,便植根于先锋派文学之新颖的艺术实践的土壤之中。易言之,现代文论生成的另一条路径,在于那些以其趣味相投的合力来“破旧立新”而志同道合的艺术家与思想家集群,在于那些清醒地意识到现有理论的危机、敏锐地提出新的理念的艺术家与思想家集群,在于那些对旧观念发起挑战、对旧范式加以突破的艺术家与思想家集群。而这就是文论史上重大学派的使命。现代斯拉夫文论的生成得力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塔尔图符号论学派这样一些重大学派之集群式的努力。20世纪20~30年代在俄罗斯和捷克斯洛伐克出现的、60~70年代在前苏联发育的“异样的”文学理论,多半反映了“文学场”的现实需求:表征着对于文学批评实践中一味地以传统的视角看待文学之偏执状态的日益增长的不满,呼应着对于文学创作实践中新鲜的、革命性的样式(在俄罗斯,它们起始于未来派文学等先锋派;在捷克斯洛伐克,它们则起始于超现实主义文学等先锋派)加以细察、穷究其美学实质而予以及时的理论支持的需求。一些文论学派正是在“文学场”的这一现实需求中应运而生。

三、现代斯拉夫文论:跨文化的“理论旅行”

现代斯拉夫文论更是今日文学理论在跨文化旅行中生存与发展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命运形态的一个精彩缩影。

超越活动区域上的封闭性与活动媒介上的单语性,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论学派这两个学术社团存在的重要条件。

在一段时间内,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活动是在高强度的流动性——与俄罗斯本土文化与侨民文化的思想之积极的交流氛围中——展开的。最有才干的“使者”,是柏林时期的什克洛夫斯基与捷克时期的雅各布森。形式论学派的根基,乃是那样一些学者打下的:他们(许多人有犹太血统)受过的不是一种文化而是好几种文化传统的熏陶。在帝俄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那种多民族文化的南腔北调杂语多声的状态中,这样的学者是颇为自在的。法国籍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德内、鲍里斯·艾亨包姆、奥西普·勃里克、罗曼·雅各布森就是这样一些通多种语言集多种文化于一身的学者。

不同文化与不同语言间的互相渗透与互相印染,更是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得以产生的土壤。20世纪20~30年代的捷克斯洛伐克十分关注德国与俄罗斯的科学与哲学,但都将其置于实用的界面。在享用德、俄这两个邻国的人文科学之成果的同时,捷克斯洛伐克也享受着对之加以创造性反思的自由。这份自由源自他们的“旁观者”立场——那种既不将自己同化于德国文化又不将自己同化于俄罗斯文化的独特立场。这一独一无二也是得天独厚的中间地位意味着,在这个中欧小国,不同文化之相互印染乃是某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这里的学者将自己定位于距德国文化距俄罗斯文化既不太近也不太远的空间。

这一定位,为现代斯拉夫文论新思想新学派的孕生与培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通过用另一种语言对母语文学加以分析,或是透过另一种文化之棱镜的折射来使母语文学的“自然性”得到“奇特化”,这种可能对于现代斯拉夫文论跨文化品格的培育是极为重要的。

在雅各布森看来,捷克结构主义的特色,一如其创造性,不仅仅是对纯粹的本国传统的把握,在同样的程度上也是对所有域外合适的思想加以接纳的结果。雅各布森在其于1934年发表的《论布拉格语言学学派的前提》一文中就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处于“好几种文化的交汇点”,捷克的艺术与社会思想在其历史上最富有成果时期的巨大魅力,乃源生于对各种不同的甚至彼此矛盾的流派之精湛的杂交融合。捷克学派乃是一种共生,捷克美学思想与俄罗斯美学思想的“共生”;而在俄罗斯美学思想中,西欧的与美国的学术建树也得到了采用。(23)

20世纪20~30年代的布拉格具有对东西方文化同时开放、兼容的氛围,苏俄、波兰、德国、罗马尼亚、匈牙利、法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等国学者的理论可以在此竞相争鸣。诚如对布拉格语言学派有专题性深入考察的我国学者钱军所言,“布拉格学派不是一个单一、封闭的团体。鲜明的多元性、国际性构成了它的重要特征,使它有别于同时代的其他所有学派。在布拉格学派内部,有一些重要的骨干,如马泰休斯、穆卡若夫斯基、雅各布森、特鲁别茨科伊,但不存在唯一的核心人物。各种思想的探讨和与各国学者的合作是布拉格学派活动的支点”。(24)

不论是俄罗斯形式论学派,还是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其“生存与发展”得力于伴随着民族界限、国家界限、文化界限的超越而才可能拥有的“智力杂交”——在大多数情形下是迫不得已的迁徙状态(“放逐、流亡、侨居”),都得力于理论思想的跨文化旅行。

大的学派可谓学者集群的理论思想跨文化旅行的“重镇”,其学术活动是自觉的举动,是学术机体内“大分子”的“集结”;学者个体跨国跨洋的迁徙,也是理论思想跨文化旅行的一种形态,其学术活动往往带有偶然性,是学术机体内“分子”的“漫游”。然而,大学者的迁徙与“漫游”,由于其学术能量非同一般,学术生命旺盛过人,往往对整个学科的成长都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

一些现代斯拉夫文论家的命运正可以为探讨人文学者的跨国跨洋的迁徙——“放逐、流亡、侨居”状态——对现代文学理论发育的独特意义提供例证。

雅各布森、特鲁别茨柯依、鲍加兑廖夫与什克洛夫斯基以及稍晚一些的韦勒克等学者曲折的生平迫使我们思索:人文学者的“放逐、流亡、侨居”状态对于现代文论具有怎样的价值?“放逐、流亡、侨居”——此乃错位与异位、异声与杂语之极端的表现;“放逐、流亡、侨居”的原因是剧烈的社会变动与历史变迁,而其后果则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心灵创伤,必须离开故土家园、久居之地所导致的心灵创伤,另一方面却是创作上富有成果的“悬置状态”,那种要求一个人去习得好几种语言、文化且运用、操作、驾驭它们的“悬置状态”。

罗曼·雅各布森的一生际遇可说是最具典型性。

我们要看到从莫斯科到布拉格的雅各布森。雅各布森在布拉格侨居,他与彼得·鲍加兑廖夫的合作、他与已然在维也纳安顿下来的流亡学者尼古拉·特鲁别茨柯依的合作,他与虽然人在列宁格勒那边但也参与这边布拉格同行的研究的尤里·蒂尼亚诺夫的合作,为布拉格学派获得真正的国际性学者集群的品位,发挥了不可低估的关键作用。

我们更要看到从欧洲到美国的雅各布森。在定居美国之前,雅各布森有着一段非同寻常的经历。他不远万里,中经布拉格、哥本哈根、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从莫斯科来到纽约,且频繁地出入巴黎、华沙。把雅各布森一生的行程倒过来,恰恰与结构主义运动走过的国际路线相重合。

1942-1949年,雅各布森先后在纽约的“自由高等研究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执教。雅各布森在美国众多学术机构的演讲对促进美国学术界对斯拉夫文化斯拉夫文论的了解具有积极的意义,也向人们展示了他个人研究兴趣的多样。

雅各布森在《1939-1945活动报告》中详细记录了他在二战爆发后的学术活动。一方面流亡生活以及在美国最初的几年对他的科学研究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另一方面,不断变换科研环境也促使雅各布森得以产生不同的研究兴趣,接触到不同的思想,而重新思考、修订自己的问题,同时也扩大了对方的研究视野。正是这种跨文化的国际体验使雅各布森在不利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一段的经历也是雅各布森善于博采众长、变不利为有利的治学风格的典型例证。(25)

6年的流亡反倒成就了学者雅各布森的国际声望。1939-1945年间,雅各布森先后当选为挪威科学院、哥本哈根语言学小组、美国语言学学会、美国东方学会、美国俄罗斯文化协会顾问委员会等学术团体的委员。1943年,他与其他学者共同创建了纽约语言学小组并担任副主席。1945年,该小组创办学术期刊《词》(Word),雅各布森是其编委会成员。《词》第一期简直就是结构主义纲要的压缩版,探讨的是结构分析在语言学与人类学中的应用问题,追求巩固“美国与欧洲不同学派的语言学之间的合作”。雅各布森不仅又找到了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且占据了极其有利的位置。(26)“家国不兴诗人兴”。迫不得已的跨国跨洋的迁徙状态,反倒向雅各布森提供了与他国学者广泛合作的机遇,提供了与他国同行一同建构、培育结构主义语言学、结构主义诗学、结构主义文论的机遇。

雅各布森一生真可谓不断开拓的一生。这开拓,具有多重内涵。这里,仅举一例。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与罗曼·雅各布森1942年在纽约邂逅,从此建立了终生友谊。他们拥有共同的方法、观念和动力。列维-斯特劳斯是《结构人类学》的作者,后来为雅各布森法文版的文集《声音与意义六讲》(1976年)作序。一直到去世前夕,雅各布森还要把他的一篇文章的单行本送给他的朋友,献给“我的兄弟克洛德”。他们甚至联手撰写结构主义文本细读的名作——被特里·伊格尔顿称为“高级结构主义实践的经典之作”(27)——《评夏尔·波德莱尔的十四行诗〈猫〉》。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仅在于这两位大学者的私人友情,更在于以他们的名字为标志的结构主义思想理念的“跨文化对接”:结构主义语言学向人类学敞开了心扉,人类学开始借鉴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

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从音位学中借用模型,代表着一场真正的哥白尼—伽利略式的革命。音位学在努力建构一般规则时引进了系统观念。整个结构主义方法都体现在这一方案之中。列维-斯特劳斯后来回忆道:

“那个时候,我只是一个朴素的结构主义者。我正在搞结构主义,但对其一无所知。雅各布森向我展示了包含着一种学说的著作,这种学说已经融入语言学中,而我却从来没有研究过它。对于我来说,这是一次启蒙”。(28)

列维-斯特劳斯参加了雅各布森在纽约的研讨班。雅各布森的启蒙,使列维-斯特劳斯的总体视野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认识到音位学原创模型的战略意义。雅各布森的“音位三角理论”直接启发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烹饪三角》一书的诞生。“三角模型”成为《亲属关系的初级结构》的基本图示。(29)“三角模型”与“二元对立”的结构模式,由结构主义语言学分析方法扩展为人类学基本分析方法。列维-斯特劳斯发现:“血族关系系统是一种语言”,如果在语言结构与血族关系系统之间存在着实质上的一致,那么就会在后一个世界领域中发现语言的影子,语言的结构是一种可与血族关系系统相媲美的结构。(30)于是,列维-斯特劳斯把语言学提升到了领航科学和原创模型的高度,把人类学建立在结构与文化上而不是自然上。于是,致力于超越众多可以识别的变量而寻求常数,追求避免诉诸言说主体的这种意识,使人类学行进在科学化的道路上。列维-斯特劳斯运用“隐喻与转喻”这种二元对立模式,来分析原始思维与神话,认为它们是理解神话与原始思维的一把钥匙。

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也影响了精神分析。雅克·拉康与雅各布森相识于1950年,从此结为挚友。拉康采用这一模式,将其转化为弗洛伊德的“浓缩”与“置换”观念,以解释无意识的运作机制。拉康发现,在梦幻结构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毗连性”与“相似性”的二元模式。弗洛伊德的“转移”与“凝聚”基于毗连性,而“认同”与“象征表示”则基于相似性。拉康认为,组合、移位、历时性可视为换喻,替代、压缩与共时性可视为隐喻。

结构主义音位学模型成为结构主义向诸多学科扩张的基本动力。一位法国学者总结道:对于所有与语言沾亲带故的学科来说,音位学成了一个模型;许多学科的形式化程度还很低。音位学借助于成双结对的对立关系(它们既简单,又诱人),向它们提供了一个形式化系统,因为这种对立关系是适于输出的,它是结构主义的核心因素。(31)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布拉格学派建立的音位学模型开始了真正的扩张。及至20世纪60年代,它在结构主义的重镇法国大显身手,为不少人文学科领航。在音位学模型的这种领航过程中,行走在欧美之间的雅各布森的确是一个功不可没的领航员。

“领航员”雅各布森以其语言学诗学理论在英国学者的文学研究中也刻下了轨迹。大卫·洛奇在其《现AI写作作模式》(1977)一书中就运用了雅各布森的“隐喻与转喻”理论来讨论现代文学。雅各布森认为,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象征主义的历史进程可以理解为从隐喻到转喻再回到隐喻的转换。大卫·洛奇在雅各布森这一理论基础上“接着说”,在这个循环过程中增加了新的阶段:现代主义和象征主义本质上是隐喻的,而反浪漫主义则是转喻的。(32)

其实,雅各布森“隐喻与转喻”理论的孕生也得力于其跨文化的旅行。这一理论的基础,立足于失语症的语言学研究。后者是雅各布森流亡瑞典期间完成的一项学术成果——《儿童语言,失语症,以及音位的普遍现象》(1941),是这位“流亡学者”借助斯德哥尔摩医学图书馆的丰富馆藏,加上乌普萨拉精神病诊所主任雅可鲍斯基的帮助才得以完成的一个研究。这项研究的主题是“失语症的音位丧失与儿童习得音位对立的次序两者之间的镜像关系”。(33)雅各布森对两种类型的失语症所做的区分,使得考察语言的习得机制及其特定法则成为可能。雅各布森对符号的组合性和符号的选择性做出了区分,研究了以一种符号取代另一种符号的可能性问题。

在《语言的两个方面与失语症的两种类型》(34)这篇著名论文中,雅各布森指出:对于第一种类型的失语症(缺乏选择)来说,语境是必不可少、至关重要的因素。……他的言词越是依赖语境,他就越能应付自己的言语使命。……因此,在其病情严重时,这种类型的失语症忽略的只是框架,或称交流的链接”。(35)在另一种类型的失语症中,患者缺乏的不是语境,而是毗连性方面出了问题,它派生了非语法现象,或词语堆集现象。

重要的是,雅各布森把这两种现象与两种重要的修辞格联系在一起了。其一是隐喻,其二是转喻。隐喻在第一种类型的失语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患者在寻求“相似性”方面存在障碍;转喻在第二种类型的失语症中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患者存在着寻求“毗邻性”方面的障碍。

更为重要的是,隐喻与转喻这两种普通的修辞方式被雅各布森提升为关涉语言运作机制的两种基本模式——二元对立的机制(它们表明语言是怎样通过“选择与组合”来运作的)提升为关涉文学表达机制的两种基本的思维模型。

至于“领航员”雅各布森在20世纪50~60年代为推动国际符号学研究而在法国、意大利、波兰、前苏联等国的语言学界、文学界、诗学界、美学界所刻下的轨迹,更是不胜细述。英国著名文论家特里·伊格尔顿也认为,“在形式主义、捷克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雅各布森的影响。”(36)

像雅各布森这样以学者个体的跨国跨洋的迁徙,而促成理论思想跨文化旅行的情形,是20世纪人文学术思想生产中越来越普遍的现象。这一富有生产性的规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发生作用。战后文学理论思想的中心,在50年代至70年代渐渐转移到法国。在法国,有犹太血统的罗马尼亚籍哲学家与文学社会学家卢西恩·戈德曼(1913-1970)、立陶宛籍的阿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2)以及在又一轮侨民浪潮中来到法国的保加尼亚人茨维坦·托多罗夫(1939-)、朱丽叶·克里斯蒂娃(1941-)等“移民学者”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丰富了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符号学文论、叙事学文论、结构主义文论、精神分析文论、女性主义文论与后结构主义文论。

正是后来成为法国学者的托多罗夫和克里斯蒂娃在60年代对“俄罗斯形式主义文论”与巴赫金文论的发现与传播推动了“俄罗斯文论”由东欧西行;也正是他们这样的“法兰西理论家”多年在北美高校的执教讲学,推动了“俄罗斯理论”漂洋过海,走向美洲,营造出当代世界“理论旅行”的一道道十分别致的风景。

然而,20世纪20~30年代的“放逐、流亡、侨居”,在其文化品位上还是有别于二战后与之类似的经验。新出道的巴黎知识分子(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作为群体,都是在法国的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的;而20~30年代的那一代人中最著名的活动家在离开故土而侨居异国之前已完成高等教育而在其故国就已经是成熟学者了。还有一点不同:如果说,谈论格雷马斯、托多罗夫、克里斯蒂娃这样的学者(在较小程度上,戈德曼也是),可以言之有据地说他们在文化上被同化了,而当年正年富力强的鲍加兑廖夫与特鲁别茨柯依,在一定程度上还有雅各布森,终究不曾完全接受其栖居地文化。宁可说他们是被放逐者,而不是在新地方安顿下来的新移民,他们一个个都是在真正的多元文化语境中受煎熬受磨炼,更重要的是在智力活动水平方面他们原则上竭力守持真正的双语生存。(37)

一些现代文论家的“放逐、流亡、侨居”,颇有戏剧性甚或悲剧性。雅各布森的传奇际遇不过是杰出的斯拉夫文论家之曲折命运的一个例证。

然而,这些大学者个体命运的戏剧甚或悲剧,却换来了现代斯拉夫文论的勃勃生机。

正是像雅各布森这样的一些大学者的跨文化“漫游”,像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与布拉格结构论学派这样一些大学派的跨文化“集结”,构成了现代斯拉夫文论的独特建树。

四、结语

现代斯拉夫文论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发育起来的,也是在跨文化的语境中展开其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旅行”的。现代斯拉夫文论,堪称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的一个信息相当丰富而颇具价值的“标本”,也是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中一个积淀颇丰而有待深度开采的“典型”。

注释:

①譬如,荷兰学者佛克玛与易布斯合著的《20世纪文学理论》(1977;中译本,1988)。英国学者安纳·杰弗森、戴维·罗比等4人合著的《现代文学理论:比较研究导论》(1982;中译本,1986);罗里·赖安与苏珊·范·齐尔主编的《当代西方文学理论导引》(1982;中译本,1986),英国学者拉曼·塞尔登的《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985,1997,2005;中译本,2006),法国学者让伊夫·塔迪埃的《20世纪的文学批评》(1987;中译本,1998),以及拉曼·塞尔登主编的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iterary Criticism的第8卷From Formalism to Poststructuralism(1995,2004,2005)。

②罗曼·英加登著:《论文学作品》,哈勒,1931,德文版;华沙,1960,波兰文版。

③罗曼·英加登著:《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利沃夫,1937,波兰文版;图宾根,1968,德文版。

④罗曼·英加登著:《关于世界存在的论争》,克拉科夫,1947-1948,波兰文版2卷本;图宾根,1964-1966,德文版3卷本。

⑤罗曼·英加登著:《文学哲学简论》,波兰文版,1947;俄文版,1962,1999。

⑥罗曼·英加登著:《艺术本体论研究:音乐、绘画、建筑、电影》,图宾根,1962,德文版。

⑦罗曼·英加登著:《体验、艺术作品与价值》,克拉科夫,1966,波兰文版;图宾根,1969,德文版。

⑧英加登早年的成名作,1931年用德文写的《论文学作品》一书1960由玛丽娅·杜罗维奇女士译成波兰文;波兰文版的《论文学作品》中译本,已由张振辉先生完成,待出。

⑨英加登1937年用波兰文写的《论对艺术的文学作品的认识》一书之1968年的德文版有较大篇幅的扩充。

⑩英加登《论对艺术的文学作品的认识》一书之英译(1973)的中译本,1988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陈燕谷等译。

(11)罗伯特·R·马格廖拉著:《现象学与文学》,周宁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

(12)韦勒克著:《西方四大批评家》,林骧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13)李幼蒸著:《结构与意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86~288页。

(14)罗曼·英加登著:《论文学作品·导言》第4页,张振辉译自波兰文,即出(感谢张先生提供未刊译稿)。

(15)罗曼·英加登著:《论文学作品》未刊译稿,第30页。

(16)罗曼·英加登著:《论文学作品》未刊译稿,第187页。

(17)罗曼·英加登著:《对文学作品的认识》,图宾根,1967年版,第14页;转引自郭宏安、章国锋、王逢振著《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科学出版社,1997,第159页。

(18)罗曼·英加登著:《论文学作品·导言》第10页、第11页。

(19)罗曼·英加登著:《论文学作品·导言》第22页。

(20)韦勒克著:《西方四大批评家》中译本,第97、102页,林骧华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

(21)朱立元、张德兴著《现代西方美学流派述评》,第64页。

(22)W.Iser:How To Do Theory,PP.14-28,Blackwell Publishing,2006。

(23)《罗曼·雅各布森选集》卷二,海牙,1971年版,第547页;转引自阿·格里亚卡洛夫《美学中的结构主义》,莫斯科,1989,第23页。

(24)钱军著:《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第87页。

(25)钱军著:《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第24页。

(26)弗朗索瓦·多斯著《从结构到解构》(上),第77页。

(27)特里·伊格尔顿著:《文学理论入门》(中译本易名为《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28)列维·斯特劳斯:《近在眼前与远在天边》第63页,转引自弗朗索瓦·多斯著《从结构到解构》(上)第29~30页。

(29)埃德蒙·利奇著:《列维-斯特劳斯》中译本,三联书店,1985,第33~34页。

(30)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转引自《从结构到解构》(上),第31页。

(31)弗朗索瓦·多斯著:《从结构到解构》(上),第79页。

(32)拉曼·塞尔登等著:《当代文学理论导读》中译本,第90~91页。

(33)钱军著:《结构功能语言学——布拉格学派》,第28页。

(34)这篇文章最初刊行于雅各布森与M.哈勒合著的《语言的基础》(1956),后收入《罗曼·雅各布森选集》第二卷第239~259页,海牙,1971,中文有好几个译本,但都是节译。

(35)罗曼·雅各布森:《普通语言学论文集》,第35~36页,转引自《从结构到解构》(上),第78页。

(36)特里·伊格尔顿著:《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5页。

(37)格·吉汉诺夫:《现代文学理论何以产生于中欧与东欧》,《新文学评论》第53期,莫斯科,2002,第75页。

标签:;  ;  ;  ;  ;  ;  ;  ;  ;  ;  ;  ;  ;  ;  ;  ;  

文学理论的跨文化样本--兼论现代斯拉夫文学理论的价值_雅各布森论文
下载Doc文档

猜你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