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鉴》杂志的更名和史学研究的新趋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年鉴论文,杂志论文,新趋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法国年鉴派是战后不仅在法国而且在西方史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新史学”中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在整个20世纪，以法国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在国际史坛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反映了历史学发展的趋势；同时它本身也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从它的喉舌《年鉴》杂志的名称的更换上反映出来。
1929年，《年鉴》杂志的创刊标志着年鉴派的成立。当时的杂志名称是《经济社会史年鉴》。年鉴派的创始人布洛克和费弗尔采取这个名称绝不是偶然的。他们正是为了树起与传统史学不同的新史学的旗帜。他们强调经济史和社会史的重要性，以有别于传统史学只重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和伟人传记的传统。同时，杂志的名称也反映出新史学的跨学科特色，而经济史和社会史正是新史学最早与之融合并已取得不少进展的两个学科。这种跨学科的特色还可以从新建的杂志编辑部人员的组成中反映出来。十位编委中，除布洛克和费弗尔外，有四位历史学家，一位经济学家，一位社会学家，一位地理学家和一位政治学家。
《经济社会史年鉴》的名称保留了很长时间。其间只在二战中法国沦陷期间，由于德国纳粹的管制和迫害，杂志不仅篇幅大减，而且不得不两度更名。自1939年至1941年， 杂志更名为《社会史年鉴》； 而自1941年至1944年，更不得不放弃“年鉴”的称呼，而改名为《社会史文集》。无疑，这两次更名主要是由于法国沦陷期间恶劣的客观环境所致。法国光复后，杂志便恢复了原名。
《年鉴》杂志的第一次重要更名是在1946年。新名称是《经济·社会·文明年鉴》。这里的变化有两点：一是除经济、社会外增加了“文明”。这反映了杂志本身和年鉴派在研究方向上的调整，说明杂志的取向更为广泛，即单单经济和社会对研究战后迅速变化着的世界已经显得不够了；必须加上文化和文明，才能反映作为整体的历史。事实上，对文化和文明的研究在以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第二是取消了“历史”一词，但这并不表示杂志对史学的轻视。恰恰相反，这里反映出当时的年鉴派对史学在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中的中心地位的强调，以及力图使史学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进行综合的雄心。随着年鉴派的不断革新和发展，《年鉴》杂志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年鉴》杂志的编委会阵容强大，几代年鉴派的核心人物都先后在其中工作过。除创始人布洛克、费弗尔外，第二代年鉴派布罗代尔、莫拉泽、弗里德曼都是编委。布罗代尔在费弗尔之后还接任主编。60年代中期以后，第三代年鉴派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费罗担任编委。更年轻的一代人布基耶尔（60年代中期）、雷凡尔（70年代中期）等也先后参加编委会工作。杂志编委会成员的变动，既是人员新老更替的结果，也给杂志带来一定的变化。因为，第三代年鉴派在学术主张和研究方向上与以布罗代尔为主要代表的第二代年鉴派不尽相同。如不少第三代年鉴派史学家（勒胡瓦·拉杜里、孚雷、肖努、伏维尔等）已不强调史学的中心地位。此外，对“总体史”、“长时段”等理论主张在年鉴派史学家中间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这种情况的发生与年鉴派史学的发展状况是分不开的，甚至与整个西方史学的发展也有关系。进入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后，年鉴派史学发生了变化。六七十年代可以说是年鉴派的鼎盛期。这表明年鉴派不仅已牢牢占据法国史坛的主导地位，而且它的影响越来越广泛。它的理论、方法和范型已被日益众多的史学家所接受。年鉴派也自然而然地成了各种史学新潮流的代表。这就使年鉴派的学派性大大削弱，而成为一种不断更新、拓宽的史学范型或史学研究新趋势。1978年，勒高夫提出“新史学”的称呼来代替年鉴派。实际上，人们常用“年鉴派—新史学”的提法。
年鉴派的空前发展自然表明它的成功。然而，事物总有它的两面。年鉴派的繁荣不仅引起学界的关注，也引来更多的挑战。更重要的是，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它的许多问题，有些原先是隐藏着的，逐步暴露了出来。因此，至少在80年代，年鉴派就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和责难。需要指出的是，对年鉴派的批评不是孤立的。这同70年代末以来，围绕西方整个新史学的讨论和争议有关。也就是说，西方新史学到这个时候可说已到了转折期，需要认真进行反思、总结和讨论。年鉴派作为最有影响的新史学代表，首当其冲自然是难免的。
围绕年鉴派的批评和争论到80年代末达到高潮。关于年鉴派，乃至整个西方新史学已发生“危机”的言论相当普遍。《年鉴》杂志编委会显然意识到这点，并决定组织专门讨论。1988年第2 期《年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史学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的编辑部文章，发起讨论。在这之后的一年半时间内，《年鉴》编辑部几乎每个月都组织一次专门的讨论会。讨论的结果是《年鉴》杂志发了一期专刊（1989 年第6期），发表了九篇理论文章，还特地发表题为《历史和社会科学：转折阶段——我们继续探索》的编辑部文章，作为总结（注：关于《年鉴》杂志组织的这次讨论的情况，请参见拙文《西方史学的发展趋势》，载《历史研究》1993年第3期。）。 正像这篇编辑部文章的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这次长达一年多的讨论并不能作出结论。事物仍在发展，《年鉴》杂志和年鉴派史学家也仍在探索。这就要重点谈到《年鉴》杂志的再一次更名。
二
这次更名发生在1994年。从1994年第1期起， 《年鉴》杂志又更名为《历史·社会科学年鉴》；与此同时，编委会也进行了调整，有五位编委加入了进来。这次更名值得注意，需要多说几句。这不仅是因为，它是发生在不久之前的事，国内还不很了解，而且因为这次更名多少与前两次有些不同。如果说《年鉴》杂志1929年的定名和1946年的更名主要是出于年鉴学派本身发展的需要，以反映学派倡导的学术走向的话，那么这次更名虽然也包含这层意思，但却同学派近年来遭到的批评和新史学近期发生的新变化有关。这次更名反映出年鉴派对西方史学新变化的回应和对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发展战略的调整。这就更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好在关于这次更名，除《年鉴》杂志的编辑部文章外，俄国历史学家尤里·别斯梅尔特内和《年鉴》杂志编委、原责任秘书贝尔纳·勒佩蒂以及编辑部新主任让－伊韦·格勒尼埃进行了通信（注：参见《奥德修斯.1994》，俄文版1994年，第314—321页。）。 这些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信息。
《年鉴》杂志的编辑部文章强调指出，杂志的更名并不表明与过去传统的决裂。文章指出，年鉴派从创立时起就把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合作看成是重要原则之一。另一原则是不断的探索和更新。正是遵循不断更新的原则，现在需要改变原来的观察历史的传统做法，即把历史分为三部分（经济、社会制度、文化）并通过这三部分来观察历史的做法。现在需要的是根本不同的分析范畴和全新的方法，而为了创建它们就必须十分积极地与其他社会科学对话。这就是杂志更名的原因。为此，新编委会还提出了两条他们认为是最重要的活动原则：寻找新的认识方法；特别关注当代及由当代产生的对学术研究的需求。
可惜编辑部文章篇幅不长，只有一页半纸，只能言简意赅地谈及编委会的意图，要想较详细地了解杂志的变化，还需要借助俄法历史学家之间的有关通信和其他有关的资料。
勒佩蒂在1994年10月的回信中承认，《年鉴》杂志的更名、编委会的调整与近年来法国国内外对年鉴派的批评有关。不过他认为这种批评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实际上，如前所述，对年鉴派的批评与70年代围绕新史学的争论密切相联。可见，对年鉴派的批评和责难在70年代就已开始了。这些批评和争议涉及年鉴派的一些基本概念，如长时段和短时段的关系，总体史和局部史的关系，定量和定性的关系，叙述和分析的关系，描述语言和分析语言的关系等等。这些基本概念问题的争议和自80年代初以来叙事史著作在法国日益畅销的事实结合在一起，使人们更感觉到年鉴派—新史学所暴露出来的一些缺点和弊端，如过分重视长时段的宏观研究，忽视政治事件和人物；过分强调计量和系统数据，忽视可读性乃至史学的特性，等等。
勒佩蒂在信中谈到年鉴派对这些批评的态度。他说，起初，他们准备接受下来，后来开始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加以考虑。这就涉及到他们对近年西方史学中发生的变化的看法。勒佩蒂认为，史学研究中回到传统的历史撰写方法的倾向增强了。与分析社会条件相脱离的思想史和政治史，向编年方式的叙述方法的回归，对伟人传记的兴趣的增长——所有这些是普遍缺乏信心的表现。因此，对年鉴派批评的增多，其意义与其说在于它们的内容，不如说在于它们的社会涵义：它们是为了争取恢复旧的研究方法。因而这些批评证明，学术界已失去了共同的方向。勒佩蒂还指出，不断扩大的大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之间的裂痕，说明研究工作者之间不能就课题或方法的敦轻敦重达成共识。
勒佩蒂强调，《年鉴》杂志1988年和1989年的两篇编辑部文章已看到这些情况，并提出必须重新为集体确定思考和工作的方向。文章还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文章特别强调了两条原则：第一，既然历史学属于社会科学，它就拥有以操作和实验为基础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所说的东西的可靠性要由实践来检验。第二，跨学科性是一种文化转换。双方借用的基础是已经形成的这些学科的语言，对它们的忽视是危险的。上述编辑部文章还提出两个应优先考虑的课题：一是自我认同和社会联系；二是学科所使用的时间模式。
勒佩蒂强调，对年鉴派的批评以及史学研究中出现的新现象说明史学界对今后的发展缺乏共识，这同《年鉴》杂志编辑部文章说的“我们继续探索”是一致的。这表明，西方新史学正面临新的转折。这个转折还远未完成。年鉴派正在为重新确定发展方向积极提出建议和课题。不过，勒佩蒂认为，对年鉴派的批评只是为了恢复旧的研究方法。这点却是需要作些说明的。对年鉴派的批评，简单说来，来自两个方面。其中固然有来自传统叙事史学的批评和责难，但不乏来自新史学自身的批评和争议。如著名新史学家杜比、孚雷、伏维尔、诺位等均对总体史、历史事件、长时段等概念提出新的思考。因此，如果说对年鉴派的批评和史学的新变化都是为了恢复旧的研究方法就会让人以为是回到传统史学方面去。实际上，对事件史、传记和叙事史的回归既有革新的一面，又有继承的一面。新的事件史和传记与传统史学是有质的区别的。在这里，某个政治事件或者某个人物的命运可以折射出深刻的社会进程，而后者的形成又离不开长时段的社会结构。同时这些事件和人物又需折射出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社会发展趋向。这同传统史学的政治史是很不相同的。年鉴派第三代著名史家勒高夫甚至认为，正是新政治史有可能会成为整个新史学的“核心”（注：勒高夫：《政治史还是历史的脊梁骨吗？》，俄译文载《论文》1994年第4期，第190页。）。
需要指出的是，对年鉴派的批评既然与围绕新史学的争论有关，这就不只是牵涉到上述这些概念。或者换个说法，这里还包含着更为深刻的意义和性质。因为这场争论涉及到史学研究一系列有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根本问题。例如，关于在历史进程中一般的和特殊的，集体的和个别的相互关系问题就是其中之一，也即宏观进程和微观进程的相互关系问题。如果说，不久以前对群体性现象，特别是群众心态的研究还是新史学的“时髦”的话，那么现在越来越吃香的是对独一无二的现象，具体的事例，单个的、不可重复的事件的研究，尤其在政治领域。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研究兴趣或角度的改变，而是反映了当代的历史认识主体在认识过去时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克服的问题。这自然是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问题。譬如，有学者认为，这个个别和一般的问题反映了人文科学认识中的两种对立的方法：一方面，人文科学通过史料文本研究“理想的现实”，其目的，与自然科学一样，在于揭示一般的、相似的和不变的；另一方面，人文科学要求把每一文本看成是历史主体建立的不可重复的“著作”，通过它研究者可以进行平等的对话，从而进行对文化遗产的无尽的反复思考。这样，“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和艺术的渗透力”就成为人文科学认识的逻辑的两极（注：Л.М.巴特金：《爱好：文化文选》，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38—46页。）。然而，这两极的关系如何，这两种对立的方法可否协调等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这里且不去说它。我们在这里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这里涉及的是有关历史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在争论中涉及到的类似的历史认识论问题还有不少。如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历史学家的认识功能问题，文本问题，历史综合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集中反映了历史认识的一个基本特性，即认识主体与被认识的历史客体的分隔问题。这种分隔使历史学家（认识主体）在与史料的对话中必然会遇到许多困难，甚至是很难克服的困难。这些困难是由认识主体的认识潜能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是由历史客体的“不透明性”造成的。这就使得任何历史认识，或者人们对历史的知识总是带有相对性。然而，许多新史学家都不赞成在这些困难面前无所作为，而是努力寻求扩大史家认识潜能的方法，思考如何把史家从史料中获得的信息更好地与对它们的解释相结合。目前这个过程还在积极的进行中。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三
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六七十年代在西方的文化、理论界出现了不少新思潮。这些思潮（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史学研究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它使得史学界的理论方法论探索更加复杂化，同时也更加丰富多彩。与此相关的是，在史学研究中相应地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和方法。所有这些构成了西方史学研究中这场有关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大讨论和史学实践中的相应探索。这些都表明西方史学确实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阶段。
简单说来，后现代主义思潮在60年代末形成于文学批评、艺术和哲学领域。它对史学产生影响是在70年代末以后。后现代主义本身和它对史学的影响都是十分复杂的问题，需要专门的研究，这里不去多说。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产生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后现代主义本身又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潮。因此，对它本身和它对历史学的影响的分析，都必须谨慎，不可简单地否定或肯定。后现代主义对现代西方社会秩序和文化以及19世纪以来历史学所创立的学科原则都提出了质疑。在这种批判否定的同时，它对社会和历史也作出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理解，把过去忽视的许多领域强调出来，从而极大地扩大了历史研究的领域。后现代主义理论也使历史认识过程更加复杂化，强调许多不为传统历史学注重的问题或方面，尽管它的结论未必都正确，但它提出的问题和论述本身还是很有启发的。后现代主义理论的片面性或偏差也遭到许多学者的批评。例如，后现代主义强调文本和对文本校勘的的重要性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他们对文本中的语言与非语言的现实之间的关系却有自己的理解。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他们认为文本语言是研究者与历史之间难以克服的障碍，文本语言甚至是自我封闭的，并不反映外部世界。这样，后现代主义者就不是去分析物质世界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而是思维与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了通过对语言的分析以获取文本中可能包含的意义，还必须解除在意识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任何结构性公式。因为没有这样的解构，就不可能由许多个别的人去获取文本中可能包含的各种各样的意义。这种“语言学的转变”，如果走向极端，就会得出否定现实存在的结论。如巴尔特和德里达就认为，“除了文本以外并不存在任何东西”（注：转引自格奥尔格·伊格尔期：《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4页。）。海登·怀特则把历史研究和诗歌创作等同起来。伊格尔斯指出，一种否定历史表述有任何真实性的理论与完全认识到历史认识复杂性的历史学之间是有区别的（注：转引自格奥尔格·伊格尔期：《二十世纪的历史科学——国际背景评述》，载《史学理论研究》1996年第2期，第141页。）。我国学者李幼蒸在分析后现代主义的历史理论时指出：“话语修辞学中的文学成分与按此修辞术所描绘的实际事件之原初存在是两回事。叙事话语既包含再现成分又包含表现成分，二者处于共存、交织和互动关系中。我们不能用其一的存在来否定其它的存在。”“由于永不具备充分的技术条件，我们永不可能重建历史上某一革命的‘完整’图画，因而对此革命过程所完成的不同描述，必须是根据不同视角对同一实际过程所提出的不同图画。不过，这一事实不能被用作否认该过程曾经客观、单一地出现过一事的逻辑根据。”（注：李幼蒸：《对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分析批评》，载《哲学研究》1999年第11期，第43页。）
与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以及新史学的争议有关，在史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一些新的流派和方法。下面简单地提及其中之一——微观史学。微观史学中最有影响的一支于70年代末形成于意大利，其著名代表有乔瓦尼·列维、卡尔洛·金兹伯格、卡尔洛·波尼、爱德华·格兰基等。后来，意大利的微观史学的影响逐渐扩大，并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互影响。法国年鉴派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提到的勒佩蒂和雷凡尔就专论过微观分析问题。与意大利微观史学派相似的有德国和奥地利的“经验和日常生活史”、英国的“个案史”（case history）等。需要指出，这些学派之间虽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不能据此得出存在一个统一的微观史学派的结论。
本文不可能对微观史学作多少详细的评述，这里只能简单地提到几点。一般说来，微观史学的出现与重新审视20世纪历史学偏重群体现象和系统数据的研究有关。为了克服这种偏向，许多微观史学家强调，不能把历史知识与对事件的观察和叙述相脱离。他们认为，叙述是最好的方法，借此可以告诉读者研究假设与史料的冲突。他们多注意历史中那些具体的较易于观察的方面，但并不是简单地以微观的共同体（村社、家庭、个人）来取代宏观的共同体（国家、经济、民族），而是要改变对这两者研究的原则，也就是要通过研究微观现象同时看到或折射出其他方面的现象。譬如，研究个人，既要研究某个个人的一切可能的具体方面，又要探讨该个人的变化与周围社会环境的关系。不过有少微观史学家（包括金兹伯格和拉卡普拉）也怀疑对微观过程的研究可以上升到对历史整体的说明。不管怎么说，微观史学是很值得注意的有益的探索。它的特点不在于分析微观的、范围不大的对象，而在于极大地扩大了供研究的人的行为“参数”的数量。微观史学研究对象的特征不仅是其不可重复性，而更是其丰富的内容。
我们所以要在这里提及后现代主义、微观史学这些问题，主要是因为《年鉴》杂志的两位负责人在信中谈到了它们。现在就来让我们看看他们的看法。
格勒尼埃在信中谈到了近年来历史认识观念的变化问题。他认为，这样的变化很多，但缺乏根本性的创新。他提到两种应特别引起注意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涉及历史研究对象的定义问题。历史学过去使用的并被认为是不言自明的一些概念（如“发现”、“文化”、“价值”），现在遭到许多人的怀疑。这是因为，这些概念作为历史学家们建构的历史事实，受到历史过程的参加者们和历史学家们自己的不断的修改。这些新的看法要求注意研究历史环境的全部内容，特别注重已完成的实践和它的参加者们的“自由游戏”。
第二是时间问题。现在已不能简单地重复早已熟悉的时间公式，而应该把时间作为对象加以思考。这是由于旧的时间模式的局限性造成的，也是运用新研究方法的结果。当代的研究方法揭示了历史中的时间规范的多样性，它们的多变的性质，因而不能把它们纳入事先给定的结构中去。当代方法摒弃全球性的解释模式，主张更为精细的分析。这样的分析可以揭示复杂的，经常是不可预言的时间运动，而这些运动是由所发生的过程的历史性决定的。这种微观史学的社会方法，既与研究重新建构的时间的愿望相类似，又排除了任何一种决定论。这样一些主要的概念，像任何一种演进（不论是政治的，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演进）的不可逆性和独立性，已经经验地在历史思维领域产生，并开始更新这一领域。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格勒尼埃在谈到历史时间范畴时，虽然没有提到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代尔，但他所说的显然是对后者历史时间观念的革新。这是值得注意的。与此相关的是，格勒尼埃提到了微观史学。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简单说来，不能说年鉴派完全放弃了他们从来主张的“总体史”研究，但对微观史学的强调说明了他们的变化，至少是新一代年鉴派的变化。
下面谈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勒佩蒂明确表示，他对近年来对许多社会科学学科产生影响的所谓“语言学的转变”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实际上主要的转变不是语言学的，而是历史学的。他到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历史学的转变”。第一，在人类学领域，结构人类学模式正遭到重新审视。例如，美国著名人类学家萨林斯（M.Sahlins ）认为，人类学家称为结构的东西是具有历史性质的客体。一方面，文化各范畴的总和构成结构，而文化范畴使历史和历史事件成为可理解的；另一方面，历史对世界的结构化的表现不断进行修正。这种修正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结构在体现自身的过程中不断受到历史的影响并发生着变化，其表现是历史地再现自己。第二，在社会学领域也出现强调时间因素的新模式。例如，一个当代的模式把人的行为看成是一系列的连续性。在这连续性中，人们动员所有已获得的知识和功能来证明他们当时的行为的合法性。第三，在经济学领域，也出现了与占治地位的理论相对立的新见解。主流理论认为在理想的竞争市场的环境里，可以存在超时间的平衡，而这些新见解则用历史时间（技术创新时间，组织活动时间，规范形成时间）来与主流理论的纯逻辑时间相对立。这种历史时间是社会地形成的，并以不可逆性为其特征。
勒佩蒂强调，所有上述变化说明在社会科学中发生的“历史学的转变”。但他并不主张直接把社会科学中的模式搬到历史学中来。不过必须注意它们的成果。譬如，这些模式要求人们用新的眼光观察社会，并把社会作为社会实践的范畴来进分析。这种实用的方向自然地会导致在新的基础上重新审视编年模式和时间规范。
可以看出，勒佩蒂对后现代主义和“语言学的转变”显然是持批评态度的。他提到的“历史学的转变”值得注意。
勒佩蒂和格勒尼埃上述有关西方史学近年的争论和变化的看法，自然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对我们了解新一代（第四代）年鉴派的看法和对西方史学新发展的了解都是会有帮助的。
通信中还涉及到关于年鉴派对当代的重视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关系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编委会的增补问题。勒佩蒂认为，编委会增补的主要不是历史学家，这样做更有利于史学的革新。他强调，增补的标准主要是学术水平而不是年龄。在五个新编委中，一人在使人类学范畴历史化方面作出了贡献。第二人（格勒尼埃）对新的时间模式进行了积极的思考。第三和第四人，积极地捍卫了在社会学和人类学方面提出的新见解。最后一人在思想社会史方面有所创新，而他的德国史专业也弥补了《年鉴》杂志对德国史的了解长期不如英国史、美国史或意大利史的缺点。